俄罗斯式的重构——尼#183;米哈尔科夫的电影《12》，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科夫论文,哈尔论文,重构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俄罗斯人非常善于重构西方经典的文艺主题。将西方经典的寓言、童话、民间故事的框架拿来，经过巧妙改编，变成具有浓郁的俄罗斯风格，充满纯粹的俄罗斯人性，讨论严肃的俄罗斯问题的新篇章，已经成为俄罗斯文学艺术的一大特色。继克雷洛夫寓言、普希金的童话诗之后，俄罗斯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的电影《12》又将这种俄罗斯式的重构发挥到了新的高度。
形式的重构
1957年4月13日美国上映了米高梅电影公司出品的电影《十二怒汉》（Twelve Angry Men）。这部由瑞吉纳德·罗斯（Reginald Rose）编剧，西德尼·吕美特（Sidney Lumet）导演，亨利·方达（Henry Fonda）主演的黑白电影由于反常的单一场景和出色的人物对白以及缜密的推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影片获得了当年的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以及1958年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画面、最佳剧本和1958年金球奖最佳导演、最佳画面、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的提名。
整部电影的所有场景都集中在一间屋子里。面对一名被指控弑父的少年，12位陪审员将做出决定他一生的选择。12名陪审员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当中有广告商，有工程师，有警察，有银行家，有推销员……
美国的陪审制度要求所有陪审员必须取得一致意见才能作出判决，所以当第一次11∶1认定少年弑父罪名成立的时候，所有人都以为屈服的会是那个唯一的1。但其中一名工程师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和勇气开始提出疑问，放大疑点，逐渐说服每一个陪审员。最终，所有的陪审员统统被工程师说服了，12票通过男孩无罪，大家在一一握手之后，各奔四方。
一部电影在长达95分钟的时间里只有一个场景：一间狭小的讨论室；没有好莱坞惯用的曲折情节和凶杀场面；仅靠12位陪审员的争论和推理便如此引人入胜，这使得美国电影《十二怒汉》成为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而整整50年之后，尼·米哈尔科夫却偏偏要挑战这部经典。在近两年的精心准备之后，他终于在2007年将俄罗斯大片《12》奉献给观众。
影片秉承了原版构架，并将故事背景转移到了当代俄罗斯，完整讲述了12名陪审团成员对一起车臣少年涉嫌谋杀其俄罗斯族养父案件的审理过程与结果。12名来自不同职业和不同社会地位的陪审团成员聚集在一起商议一个车臣少年对其继父的一级谋杀指控。被害者是前苏联特种部队的一名军官，他曾参与了对车臣的控制。在11位陪审员都认定少年谋杀罪名成立时，最后一位发言的陪审员却力排众议，要求其他人至少再讨论一下这个案子。这位陪审员带头投了反对票，在他的反复劝说之下，每一名陪审员都开始审视案情的疑点和反思内心深处的隐痛。最终男孩被判无罪，12个人也得到了心灵的释放。
在影片的情节和叙事结构上，俄罗斯版的《12》和美国版的《十二怒汉》颇为一致：一个空房间、12个陪审员；讨论一个男孩弑父的案情；从11∶1的最初判决男孩有罪，到最终全票通过无罪判决；中途经过了案情的推理和人性的较量……以影片的叙事结构来说，枯燥的场景以及大段的对白，对于读图时代和快餐时代的观众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但影片独特的叙事环境又有助于将影片主题予以彻底全面的阐述。美国版的《十二怒汉》之所以成功，奥妙就在于此。而米哈尔科夫的重拍作品，则在原版基础上更形成了一种力量的爆发与回馈。在同样的空房间中，导演通过车臣少年谋杀俄罗斯养父的典型案件展现了当今俄罗斯的各类典型社会问题以及人们应该拥有的希望。因此，即便是在形式上，米哈尔科夫也要注入俄罗斯式的元素。
影片开端是典型的米哈尔科夫式的诗化的象征性镜头：想要回家的孩子在山路上狂奔，戴着头巾的高加索母亲美丽安详的脸庞，政治家在山坡上演讲……突然这第一组蒙太奇叠化为中枪死亡的母亲和战场上野兽般的冲锋士兵。两组蒙太奇通过高光黑白镜头，凄凉而刺目地展示了俄罗斯人的历史境遇，瞬间提升了俄版《12》高于美版的历史感和忧患意识。
西德尼·吕美特的美国版将整部电影都放在一间闷热的狭室里完成，舞台剧出身的吕美特利用局促的空间造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压迫感。米哈尔科夫却把陪审员的讨论现场放在了一个中学的旧体育馆内。一个单一的空间立刻充满了各种“俄罗斯特色”：学校的体育馆对当代俄罗斯人来说是一个复杂的隐喻。那场最能触动当代俄罗斯人神经的别斯兰人质事件，正是发生在一个学校的体育馆里。334条人命在车臣恐怖分子的手中消失，这让全体俄罗斯国民都刻骨铭心。电影中同样在一个学校体育馆里，12个俄罗斯人将决定一个车臣男孩的生死。除此之外，年久的体育馆本身也成为了一个出色的文本背景。体育馆里的零星道具与陈旧的设备告诉我们俄罗斯人民也面临着巨大的代际鸿沟——储物柜里一只特大号的胸罩让陪审员对当代学生的身体素质变化叹为观止；一支废弃的毒品注射器暗示了青少年的颓废；苏联时期遗留的旧管道成了某些悬而未决的老问题的象征；而钢琴、篮球、双杠等更多美好的东西则勾起了12个来自俄罗斯社会各阶层的人复杂的青春记忆，而这个比老版电影开阔得多的空间也给了他们更大更灵活的思考余地……这是一个人性复苏的引子，给男孩弑父案的逆转打了一个伏笔。
美国的事件发生在盛夏，俄罗斯的事件发生在冬天，而冬天几乎是俄罗斯民族的代表性季节；美国陪审员直接投票，而俄罗斯的陪审员把纸团放在喝伏特加的玻璃杯里；美国的陪审员一个接一个地陈述案情，针锋相对；而俄罗斯的陪审员们讲的是自己的身世背景和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美国的电影结局以“无罪”二字作为封闭的结局，而俄罗斯的电影则给了男孩儿自由选择的开放结局。
尽管形式上是重构的，米哈尔科夫的《12》却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植入了俄罗斯的元素。在接下来主题的扩展与深入上，他不但借美国故事的酒杯浇了俄罗斯人的块垒，更是将俄罗斯问题与俄罗斯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
主题的俄罗斯化
车臣问题是俄罗斯国家民族问题中一个难以治愈的伤口，也是国际社会看待俄罗斯处理民族问题的风向标。车臣少年杀死俄罗斯族继父的案件从性质上改变了重拍电影的主题，一个案情简单的刑事案件变成了对民族问题的审视和对民族冲突下未成年人出路的思索。但一生以人道主义和反思俄罗斯历史和灵魂的米哈尔科夫能够在晚年翻拍一部美国老片，绝不会只反映一个问题。当第一个站出来实现1∶11的否决权时，电影就提出了人权的问题：“我之所以反对，是因为你们大家都赞成，那样的一个人，我们就举一次手，就完了。”为的是对于所赋予权力的尊重。在12个陪审员从冷漠、麻木和玩世不恭中苏醒的过程中，每一个人都回忆起了一个被浮躁生活遗忘的故事。车臣问题、民族歧视、城市流动人口问题、知识分子收入低微、酗酒、赌博、妒忌、巨大的贫富差距、代沟、战争和苏联大清洗的遗留问题直至生命与自由的抉择……这些饱含沧桑和寓意的俄罗斯民族伤痕累累的当代史，就这样在米哈尔科夫的精心安排下层层浮现。
在这七段经历中，从前的、现实的、让人痛恨的、让人感动的，甚至让人恐惧的种种都包含了一个国家在民众心中的记忆和真情。导演的心境亦平和亦主动，用人性的善良一面重整了那曾经被异化的心态。影片中，儿时的车臣少年举着雪亮的军用匕首为车臣武装兴高采烈地跳舞，欢快的舞姿和无邪的笑容在战争环境中让人心碎。而在狱中，少年为了驱寒同样在跳这种意气勃发的民族舞蹈，米哈尔科夫想用这充满生机的舞姿驱走人性和社会中的寒意。
白色，是具有俄罗斯民族特色的颜色。与革命的红色不同，这白色不但象征着纯洁的心灵，更有一种理智的从容。但在少年人的白色的世界中，却始终有着不安定的因素。政治家的讲演、战争的场面、死亡和仇恨一次次地冲击着车臣少年的心灵。这种不安定令整体的白色慢慢地被黑色颠覆。亲生父母的死亡，车臣军人的死亡，那个白色的世界没有了跳起民族舞时的鲜花绿草，只有黑暗与白雪的对比。超现实的黑白高光镜头不断地闪回，让观众一遍遍地体会那童年失去色彩的车臣少年迷茫而黑暗的内心世界。好在人道主义的米哈尔科夫还会给我们希望：政治演讲和战争口号都飘然而过，只有母亲的脸庞始终亲切，这不只是给男孩的动力，也是给当代俄罗斯人的信心。
包括车臣少年在内，影片中的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过程中挖掘着几乎被忘却的善良和激情。对于案情的推理并不是无懈可击，与其说是案情本身证明男孩无罪，不如说是道德和怜悯给予了男孩甚至每一个陪审员重生的机会。案件所涉及到的问题与法律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人与人之间的救赎，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共融以及生命与自由的终极选择才是人们寻找的意义。这种救赎和共融是俄罗斯永远的使命，也是俄罗斯的艺术家对所有问题的终极答案。
俄罗斯人坚信自己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一个具有天才艺术气质以及人文气息的民族。在这个民族的身上蕴含着许多优秀的品质，但却在一次次的政治灾难中被消磨、被遮蔽。作为一部典型的导演型影片，致力于寻找俄罗斯民族光辉和反思历史的米哈尔科夫就是希望当代的俄罗斯人能够将已经麻木的生活和情感陌生化，将民族集体的优秀品质寻找回来。过程是显而易见的艰难，但只要有一个人觉醒，就会带动整个集体。当11∶1的有罪判决最终变成当全体通过无罪的时候，一个完整的伟大的民族便回归了。影片的结尾，观众便终于将体育馆里那帧小小的圣母像和映在少年脑海中的高加索母亲形象合二为一了。母亲的善良与博大的胸怀将永远是俄罗斯人精神的救主。
存在的选择
“В общем так：хочешъ лететь，лети，будешъ свободно；хочешъ остаться，оставайся．Только решай сам，никто за тебя это не сделает．”（想飞你就飞吧，你将得到自由；想要留下就留下。只是得自己做决定，没有人能替你做什么。）
影片结尾，第一个投反对票的工程师回到体育馆，打开了窗户，对着圣母像旁边的小鸟说了上面这句话。此举终于正式宣布了米哈尔科夫贯穿全片的存在主义思想和叙述策略。
和萨特的存在主义戏剧一样，影片《12》也是一部典型的“境遇剧”。萨特曾说：“处境是一种召唤，它包围我们；它向我们提出一些解决方式，由我们去决定。为了使这个决定深刻地符合人性，为了使它能牵动人的总体，每一次都应该把极限处境搬上舞台，就是说处境提供抉择，而死亡是其中的一种。于是自由在最高程度上发现它自身，既然它同意为了确立自己而毁灭自己。因为只有达成全体观众的一致时才有戏剧，所以必须找到一些人所共有的普遍处境。你把一些人置于这类既普遍又有极端性的处境中，只给他们留下两条出路，让他们在选择出路的同时作自我选择。”[2](708)
萨特把自己的戏剧称为“境遇剧”，就是他认为戏剧能够表现的最动人的东西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性格，是选择和自由地做出决定的瞬间，这个决定使决定者承担道德责任，影响他的终身。因为存在先于本质，所以让人物在特定的环境中选择自己的行动，造就自己的本质。境遇剧总是把剧中人物置于危机四伏、生死攸关的“极限境遇”之中，并运用一切艺术手段着力渲染人物对于生存环境的恐惧感，剧中人物面对着这种境遇必须进行着自由的生存选择，在主人公进行选择后承担自己相应的责任。
从场景上看，《12》中的体育馆与萨特的《禁闭》中的密室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封闭的空间和几个代表各个阶层和各种立场的人物，组成了一个异化而荒诞的世界，象征着每一个人存在的极限境遇。
而12个陪审员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判定男孩无罪，要么有罪。或者说还有一个隐藏着的更为艰难的选择：让男孩在监狱里安全地活着，或者在社会上自由地死去。
每一个人在这个禁闭的空间里面对灵魂的拷问和对自身责任的反思。他们都最终意识到：不管是选择有罪还是无罪，他们都必须承担相应的灵魂上的责任。最终，陪审员们战胜了各自性格中的弱点，在艰难的境遇中做出了选择：判定男孩无罪。这不仅仅是给男孩的判决，更是给自我内心的一个人生答案。他们的内心获得了解放。那么男孩的命运呢？他将如何抉择？是勇敢地拥抱那个丰富却充满危险的社会，还是将自己封闭起来；或者说是选择自由还是生命？米哈尔科夫告诉他和我们：
你只能自己做决定，但我选择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