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北京地区政治学理论研究状况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地区论文,政治学论文,理论研究论文,状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9年深秋，北京社会科学联合会组织编写年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领到撰写政治学理论部分的任务。本文主要依据了北京地区的学者当年发表的论著或论文，以及少数外省市学者在北京各出版机构或刊物上发表的专著或论文。总的来看，一年当中北京地区专家、学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政治学研究及其有关重要问题的探讨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繁荣了学术研究，推进了学科发展，并为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概况
1999年，北京地区出版政治学方面专著、教材、译著、工具书数十部，发表论文数百篇，在政治学的各个领域都有所前进、有所突破，提出不少富于创意的新观点、新看法，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热烈讨论。其主要特点是：
第一、涉及的面宽。从专著、论文等成果的内容来看，直接涉及政治学原理、部门政治学、现当代西方政治思潮、中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五个方面。在政治学原理方面，有关专著、教材和论文对政治学的基本概念、主要原理、研究方法、逻辑体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部门政治学方面，涉及政治心理学、政策科学、政治沟通论、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研究。现当代西方政治思潮方面，包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女权主义、绿色政治学、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活跃在西方社会和政坛上的思想流派的评析。在中西方政治思想史方面，研究相对集中到历史上的思想大家及其政治学说。在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方面，侧重对实际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性思考，其中包括对中国第一、二代领导人有关宪政、民主、法治和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研究、当代中国学者对我国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经验教训的总结。
第二、研究更加深入。这种总体研究水平的深入表现为：一是，在近些年研究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提高。例如，陈振明、陈炳辉主编的《政治学——概念、理论和方法》借鉴了王浦劬和杨光斌分别主编的同类教材，拓展了思路，调整了体系，在传统的课题之外，增添了公共政策、公共管理和政治学方法，同时在内容上及时吸收了国际上的最新成果。又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近几年国内政治学界讨论较多的课题，由张静主编的《国家与社会》论文集，汇集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几个学科的专家撰写的论文，把这些研究集中地推进了一步。二是，开拓新的研究课题。例如，鉴于经济全球化和霸权主义对传统国家主权的挑战，不少学者加强了有关国家问题的研究，其中刘长文认为国家具有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职能；罗天虹、崔之元把国家理论、国际政治理论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考察国家主权问题；楚树龙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出发，分析了中国的综合国力。
第三，大胆借鉴。首先，一批影响较大的国外政治学著作和论文被翻译成中文，包括R·达尔研究民主演进的著作《论民主》、 多斯桑托斯探索垄断资本主义世界性扩张对外围国家影响的著作《帝国主义与依附》、米利特的女性主义代表作《性的政治》、波普的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哈耶克的政治哲学代表作《自由宪章》等等。其次，评介和研究国外论著、当代思潮和政治分析模式的成果相当丰富。例如，戴敏敏在文章中较系统地评述了当代政治发展理论的演进；谭晓梅结合世界范围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分析了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的最新发展；金贻顺介绍了保守主义思想家们的精英理论对经典民主理论的挑战。此外还有田薇对后现代主义、张法对后殖民主义、张敏对“第三条道路”的介绍。
第四，相关学科的交叉与渗透。目前的研究已经突破传统的政治学领域，与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国际政治学结合起来，形成一些边缘性课题。丁煌从法学和政治学两大学科的交汇点，探讨决策程序中的听证制度对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重要作用。蒋云根从心理学与政治学结合的角度，探索政治现象的深层次背景及其影响。这些不仅扩大了政治学的研究空间，而且多学科从学理上、方法上、体系上相互借鉴，有利于政治学研究向更高层次发展。
第五，把促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作为研究的中心和最终目的。首先，研究注重马克思主义、现当代政治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围绕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进行理性思考。例如，李景治等人合著的《邓小平政治体制理论研究》，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其目的在于研究如何正确地坚持和运用这一理论，指导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其次，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例如，吴大英、杨海蛟等人撰写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对我国民主政治问题进行了超前性、针对性研究。又如，李景治、邓小清、冯之浚、张成福等人专门探讨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制度创新问题。再如，景跃进、蒋立山等人把视角转向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
二、主要著述及新观点
1999年的主要著述及新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政治学原理。
陈振明、陈炳辉主编的《政治学——概念、理论和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兼顾了古代政治研究传统、当代政治科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几方面的关系，在基本课题上既容纳了国家、政府、政党、意识形态等传统政治学体系的内容，又充分吸收了公民、利益集团、公共政策、公共管理、政治参与、政治沟通、政治发展、政治文化等新型政治学体系的研究途径。由北京大学黄宗良和林勋健主编的《政治学原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是1996年版的补充修改本，体例由国家、阶级、政党、人民、政策、民族与国际政治几个课题构成，叙述上包含马克思主义在基本概念上的观点，以及中外政治思想史、中外政治制度史等学科的知识。
一批深入探讨基本政治学概念的论文，包含了诸多创新之见，可以看作完善未来政治学体系的先期准备。李延明的《什么是国家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研究》，第2 期）不同意传统研究中将国家的本质视为阶级压迫、阶级统治的工具的作法，认为国家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同时又是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国家内在矛盾的这两个方面联系在一起，才构成国家的本质，缺一不可。刘长文在解释国家的职能时，也不同意将国家的职能单纯理解为阶级镇压，认为国家具有经济、政治与文化三大职能。（见其《国家职能新说》，《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3 期）在探讨国家的职能方面，杨祖功、田春生、莫伟的《国家与市场》（社会科学出版社）、王浦劬的《政府培植市场职能引论》（参见《经济体制转型与政府职能》文集；新华出版社）都适应形势需要，专门总结国家负有的指导与调节经济的职能。
孙建中的《论国家主权与民族自决权的一致性与矛盾性》（《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 罗天虹的《关于国家主权的思考》（载李景治主编：《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国际政治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崔之元的《民族自决权、人权与主权》（《读书》，8 月刊）剖析了政治理论上的两个重要概念。国家能力、实力或力量是国内社会科学界近几年讨论较多的课题。楚树龙在《中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力量和国家战略》（《战略与管理》，第4期）一文中， 着重分析了当前中国的经济、技术与军事实力。周浩然把民族的精神力量和智力因素视为一种文化国力，认为它们属于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之一，大致包括人的现代化素质、科技教育、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民族精神、政府形象、创新能力等几个因素。（见其《论文化国力》；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化研究》，第3期）王绍光、胡鞍钢提出， 国家能力指国家实现自己意志的能力，有四个指标，包括动员社会经济资源的汲取能力；指导社会经济发展的调控能力；运用政治符号在属民中制造共识的合法化能力；运用暴力或暴力威胁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强制能力。（见其《中国政府汲取能力的下降及其后果》；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黎静着眼于尼日利亚（1966—1979年）、墨西哥（1940—1976年）、韩国（1961—1977年）几个个案，对它们的国家能力进行了分析和比较，方法论上贯穿了实证精神。（见其《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能力比较》；《政治学研究》，第3 期）宋惠昌的《现代社会权力新探》（载《政治与法律》，第1期）在理解权力的内涵上， 提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观点。作者反对西方古典的立法、行政、司法的分权理论，认为应该从社会的范围（国家包括在社会之中）来研究权力结构，即政治权力在本质上是社会权力；现代社会的权力结构应包括政党和企业，国家机构、国家机器才是国家权力的实体，包括立法、审判、检察、行政机构。
民主历来是政治学中的重要课题。译著《论民主》（R·达尔著， 李柏光、林猛译；商务印书馆）在内容安排上，带有作者一贯的理清价值观与经验两者关系的特点。全书议论的背景，是民主的历史演进以及20世纪下半叶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进展。书中指出，从理想的层次上看，民主包括两个问题：什么是民主？为什么要实现民主？从实际层次看，也包括两个问题：实行民主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哪些条件有利于民主？麻宝斌提出，民主包括不同意义上的内在冲突，如群体本位与个体本位两种价值观的冲突，以及建构理性主义与演进理性主义两种运作方式的冲突。（见其《论民主的内在冲突——一种对民主的理解》；《政治学研究》，第3 期）李良栋讨论了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区别和联系，据此提出民主是有共性的，即民主必然包括多数人原则、政治性原则、程序化原则。（见其《略论社会主义民主同资本主义民主的关系》；《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第2期）在法治这个课题上， 华裔学者周天玮在《法治理想国——苏格拉底与孟子的虚拟对话》（商务印书馆）的“自序”中，概述了法治的基本原则，包括法律至上与法律正当的观念、法治理念体现的自尊自主、社会合作、司法正义、节制权力的价值等。
第二，部门政治学。
蒋云根在《我国政治心理学在当前应该着重研究的若干主题》（《政治学研究》，第1期）中， 认为政治心理学应该研究人们的心理因素同他们的政治行为、同政治制度之间的作用关系，还应该探求政治过程对于形成人们心理过程的反作用；在中国，这类研究的主题有政府形象心理背景、政府与公众间心理关系特征及发展规律、政治家个性心理特征等。
赵斌的《依旧怀念一九六八》（《读书》，9 月刊）在历史回顾中多少揭示了大众传媒的虚假一面，验证了舆论学的基本假设，说明媒体从业人员在长期的竞争实践中，形成了自身的一套职业习惯、操作规则和价值系统，这些都决定了他们从事新闻报道时的定势和取向。
丁煌的《听证制度：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重要保证》（《政治学研究》，第1期）着重探讨了决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文中指出， 听证是从司法活动移植到决策过程中的制度，指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听取有关团体、专家学者的意见，是政府决策的重要法制保障。属于政策科学系列的，还有孙奎贞的《谈谈决策的演变》（《光明日报》，4月9日）、《论政策的双重品格》（《北京行政学院学报》，第1期）。
探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成果较多。张静在由她主编的论文集《国家与社会》“编者的话”里提出，国家与社会原来是政治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之一，这种分析模式的核心假定是权利、边界和交换问题；从方法论看，这一视角更具有空间式的、力量对应的、横向关系结构的特点，改变了我们讨论秩序的常用逻辑和提问方法。时和兴的《社会理论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属于这一课题上的译作。李景鹏的《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与社会》（《学习与探索》，第3期）， 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深入探讨了有关理论。景跃进的《国家与社会边界的重塑》（《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将这种理论视角转向中国农村，认为80 年代开始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实践是国家与社会边界重塑的一个典型。在传统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下，表现在生产大队的国家与社会的边界是模糊的；到90年代末，村民委员会与基层人民政府（乡镇）是指导—协助关系，但在实践中，以往那种边界不清的紧张还存在。在这个课题上，还有储建国侧重对市民社会概念的由来、市民社会对经济起飞和政治发展的意义方面的探讨。（见其《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第3期）
政治文化方面的文章有一个共同点，也是潜在的问题，就是沿袭了国内学术界80年代以来概念泛化的作法。张康之将政治文化定义为政治心理的积淀，是从政治思想体系到政治意识形态，再到政治心理的演化过程的终极结果和精神升华。（见其《政治文化：功能与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1期）吴艳君认为， 政治文化包含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两个层面的观念形态。（见其《政治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2 期）徐勇考察了近现代中国的军阀这种特殊的政治现象。（见其《近现代军阀现象的政治文化分析——兼考军阀概念输入中国之成因》；《北京大学学报》，第5期）
政治发展方面的讨论相对丰富一些。戴敏敏的两篇文章《两种取向，一个结局——略论当代政治发展研究之困境》、《依附理论与文明冲突》（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第5期、第3期）较全面地概述了当代政治发展理论演进的脉络。译著《帝国主义与依附》（多斯桑托斯著，杨衍永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是依附理论的代表作。其理论贡献主要在于对依附概念的阐释；对历史上几种依附形式的概括，特别是二战之后出现的工业—技术依附；探讨在依附条件下存在的发展模式，包括政治发展道路。谭晓梅的文章以70年代以来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为依托，综述了西方民主理论的新发展，分析了其中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见其《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与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的最新发展》；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第1 期）吴群芳的《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稳定内涵的政治分析》（《教学与研究》，第2 期）侧重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思考。丰子义的《发展的推进与逆转》（《教学与研究》，第1期）则侧重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社会问题以及有关政策。
第三，现当代西方政治思潮。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有陆俊的《理想的界限——“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作者概述了现代乌托邦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将乌托邦的具体表现形态划分为本体论、终结论与替代论三种类型。阮新邦的专著《批判诠释与知识重建——哈伯玛斯视野下的社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着重介绍了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论。张汝伦的《哈贝马斯和帝国主义》（《读书》，第9 期）则讽刺了这位自命为关注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思想深处的政治偏见。
民主社会主义研究方面。罗云力的《民主社会主义改良观演变的四个阶段》（《科学社会主义》，第2期）、 陈乐民的《面对理论的困境——本世纪社会民主主义的三个时期》（《国际经济评论》，第1—2期）从历史上考察了这种思潮的变化过程，而且都注意到它在当代条件下从价值观、社会福利政策、政治联盟、外交政策几方面所作的调整。张光明等人的两篇文章，侧重考察了西欧左翼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参见《西欧左翼知识分子近年来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第1期。《90 年代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变革及左翼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教学与研究》，第5期）。 向文华的专著《斯堪的纳维亚民主社会主义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则从一个地区（丹麦、挪威、瑞典）的视角，深入剖析了这种政治思潮，特别是概括了三国社会民主党或工党的政策模式，包含了开拓性的研究结论。张敏的《第三条道路—90年代西方的一个新政治现象》（《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第1期）、 王立新的《第三条道路——民主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国际展望》，第5期）分析了克林顿、布莱尔、 施罗德等人的第三条道路主张，它的产生背景与实质。陆亨俊在《第三条道路初析》（《太平洋学报》，第1期）中提出， 这条路线的特点是结合了效率与平等。王则编译的《新的中派和第三条道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1期）则突出了英国工党亲商业与亲企业的特点。 在陈林编写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神奇回归”》（《国外理论动态》，第2期）里， 提出各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改革与调整都是各自为政的，各国的公共舆论也难见到跨国交流，所谓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是虚构的。
当代自由主义方面。李立锋等人的《西方新自由主义政治思潮析评》（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第2 期）阐明了现代自由主义的兴起、基本观点、与保守主义的分歧，在当前的学术气氛下是一篇难得的清醒之作。万其刚的《格林的自由权利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2期）综述了现代自由主义的奠基人格林有关积极自由、 国家干预以及批评英国传统个人主义的基本观点。程立显在文章《德沃金的“权利—公正”论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2期）中， 综述了这位当代美国自由主义法学家的学说，特别是他对罗尔斯正义原则的重新思考。宋月红在《试析罗尔斯和诺齐克关于差别原则的不同认识》（《政治学研究》，第3期）里， 比较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各自一位代表人物的一个重要政治思想。
保守主义研究方面，出现了几部重要的译著。熊比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 商务印书馆）在我国曾有译本（1964年）。几次修改印行，扩大了这部著作的影响。 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两卷本，陆衡、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是个全译本，不能不称作翻译界与学术界的盛事。哈耶克的《自由宪章》（杨玉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译后语言平实、晓畅，于广大读者而言也是幸事。还有对精英理论以及几位思想家的研究，比如，金贻顺的《当代精英民主理论对经典民主理论的挑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第5期）、格雷的《伯林》（马俊峰等译， 昆仑出版社）、钱永祥的《“我总是活在表层上”》（《读书》，第4期）、 冯克利的《贡斯当：自由的还是保守的》（《读书》，第5期）。
绿色政治方面，刘京希的《再论生态政治》（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第2期）批评了近几年国内流行的生态政治学的框架， 其特点是以自然生态环境为中心，以政治为维持和改善自然生态环境的手段和工具。作者的观点是将政治生态化，使政治行为者按照大生态的眼光来对待政治以及政治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
在女性主义研究领域，有几本重要的译著问世。米利特的《性的政治》（钟良朋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是当代女性主义的经典。作者不是将政治局限在议会、政党等事务的狭隘领域，而是把它定义为人类某一集团用来支配另一集团的那些具有权力结构的关系和组合，并认为现代社会中两性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支配与从属的关系。吉利根的《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肖巍译，中央编译出版社），写作时受到70现代早期妇女运动以及反越战运动的影响，在理论阐述上胜过米利特。作者呼吁一种联系的而非分离的生活态度，认为这是人类的发展和进步所需要的。
在后现代主义政治学研究方面，田薇的《后现代主义研究综述》（《教学与研究》，第4期）、 叶娟丽的《浅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第7期），介绍了这种汇集文化、 哲学、艺术流派等多种学科的文化思潮。利奥塔等人的《后现代主义》（赵一凡等译，社会科学出版社）、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何一译，人民大学出版社）、福柯的《疯癫与文明》（刘北成等译，三联书店）等，是几位法国思想家的代表作。“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包括了几本重要的作品，其中的政治理论十分丰富，均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包括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王逢振译）、谢少波的《抵抗的文化政治学》（陈永国译）、德里克的《后革命氛围》（王宁译）、伊格尔顿的《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等。萨义德的《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是后殖民主义的经典著作。张法的文章《论后殖民主义》（《教学与研究》，第1期）总结了这种理论流派的源流、基本观点和有关争论。
第四，中西方政治思想史。
彭明等主编的《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陈哲夫等主编的《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流派》（三册，当代中国出版社）都是参与者们多年积累的成果。前一本著作反对以五四运动划分中国近代思想史与现代思想史，力求写一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从开始到终结，民主革命由旧式转向新式、从发生到胜利的历史。宋志明的《荀子的政治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3 期）着眼于儒家政治哲学的一位代表人。从朱志敏的《五四运动前后Democracy译语演变之考察》（《党史研究与教学》，第2期）一文，可以约略看出民众认识的深化。姚礼明在文章《从“政治”与“Politics”的差异看中国特色》（《中国国情国力》，第8期）中提出，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政治从一开始就包含使多归于一的含义，而在古希腊，社会和政治的特点是多元化；“一”与“多”在两种文化传统中的不同地位，蕴含了以后不同的国家发展模式。
陈中梅的专著《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吴忠超的文章《柏拉图世界》（《读书》，第5 期）主题虽然都不是政治思想，但是对了解这位思想大师的学术背景不无裨益。杨龙的《从城邦主义到国家主义——近代早期西方国家观的转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第3期）归纳了古代希腊、罗马的城邦主义国家观、 中世纪早期的神学国家观、近代初期的国家主义。张桂琳的文章《理性与功利：休谟政治哲学述评》（《政治学研究》，第1期）、 专著《孟德斯鸠评传》（与张铭合著，法律出版社）分别研究了两位重要的政治哲学家。钱弘道的专著《为卢梭申辩——卢梭政治法律思想评判》（北京大学出版社）反对对卢梭的诸多曲解，昂扬着为这位思想家政治法律学说恢复原貌的雄心。《政治学研究》第3 期上的《黑格尔的国家观》（郁建兴）、《文化与国家——黑格尔国家哲学新论》（陈炳辉）都包含了较为深入的理解。
第五，政治体制与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理论。
这部分内容，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现代政治理论同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特点。可以约略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是中国第一、二代领导人的理论。中国人民大学李景治等合作撰写的《邓小平政治体制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扼要的概括了这一理论的主要特点，即针对领导制度、组织形式、运行机制与工作方式方面的缺陷，积极稳妥地推进这项改革；重视法制与各项具体制度的建设，同意借鉴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某些具体制度；把握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国情，强调这项改革应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杨松的文章《毛泽东邓小平民主思想比较分析》（《北京大学学报》，第3期）作了有益的尝试， 认为在民主的地位上，毛泽东把民主作为达到集中的手段，邓小平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在民主的形式上，毛泽东的模式是动员广泛参与的大众民主，邓小平的模式是公民通过各种有效形式参与管理的小民主。
刘建平、姚力文的文章《政治改革的思想遗产——纪念刘少奇诞辰100周年》（《新华文摘》，第2期）指出，刘少奇鉴于苏联和东欧模式的缺陷，建国后就提出民主化与工业化的口号，批评了社会主义体制中的封建等级制遗存，主张建立群众监督制度，废除身份制与干部特权；62年又呼吁通过党的代表大会与人民代表大会，提高民主，防止个人说了算。鲁烟、范正宇在《建国后制宪与修宪的曲折历程》（《炎黄春秋》，第12期）中揭示了，就在第一部宪法公布不久，中国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不少违宪事件，对宪法和法律的践踏在文革中达到极致。
其次，是中国学者对体制变革的思考。由吴大英、杨海蛟等人撰写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不强求构架上的完备，全书按社会主义民主的一般理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般理论、党的领导与国家权力结构、中国一些具体的政治制度、政府职能、人事制度与反腐兴廉几个层次展开。李景鹏的《论我国机构改革的动力》（《行政人事管理》，第7期）、 韩继忠的《政府机构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探讨了同一个课题。肖建国等人研究的程序公正，属于法制与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环节。（参见《程序公正研究》；《新华文摘》，第10期）周翼虎、杨晓民撰写的《中国单位制度》（中国经济出版社）针对了计划经济时代、公有体制内部、享有公职及公职待遇的一个集团，指出正是这批人控制并分配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卫生等全部资源；在方法论上，本书确立了制度社会学的导向。
制度创新是一些学者同时注意到的一个课题。邓小清在《关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思考》（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第3 期）一文中，介绍了这个概念从经济学移入政治学领域的过程。李景治在《制度创新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重点目标》（《教学与研究》， 第6期）中，谈到具体制度与运行机制创新的必要性，认为我国近期的任务是完善监督机制，包括健全立法机关的监督功能、改革法律监督体系、完善舆论监督机制。冯之浚在《国家创新系统的文化背景》（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第6期）中提出，国家创新系统的建立， 应该包括文化层面上创新意识的增强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指出文化创新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张成福的文章《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府再造：基本战略的选择》（《教学与研究》，第7 期）批评了新时期我国政府几次改革的误区或缺陷，明确提出未来政府变革的几项目标，包括民主行政、服务导向、亲市场、国家与社会共治、适度的地方分权、法治等等。
基层民主建设方面。袁达毅的《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刍议》（《北京行政学院学报》，第2期）综述了基本观点。 景跃进在《海选是怎样产生的》（《开放时代》，第3期）一文中提出， 上层的参与既完善了海选这一新生事物，又推动了新制度的普及，形成一个基层创新、政府予以制度化、基层推广的双向耦合过程。蒋立山的《中国法治道路讨论》（《新华文摘》，第1期）认为， 在中国推进法治的最大本土资源，就是本土政治资源，就是现实可资利用的政治组织、政权效能及其社会基础和社会影响；具体讲，这种资源有党政权力组织、政府掌握和分配的经济资源与知识资源等等。张宁的《大众传媒与当前农民的政治参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化研究》，第3 期）着眼于另一个思路，分析了传媒对大众动员可能有的意义，以及如何防止它的负面影响。
再次，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理论。北京行政学院推出了吴刚的《行政组织管理》（清华大学出版社）、李程伟的《行政管理学教程》（华文出版社）、董晓宇的《行政组织学》（中共党史出版社）等一批专著和论文。吴刚还深入北京、上海等城市的街道，考察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其他几位学者探讨了政府能力与行政伦理问题。张国庆的《试论我国政府行政改革的基本价值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4期）实际上主要谈的是制度创新与政府能力提高。 王伟的《行政伦理界说》、李世英的《行政道德建设对策研究》（均见《北京行政学院学报》，第4期）、江荣海、 佟福玲的《中国古代行政伦理思想与现代行政伦理学》（《北京大学学报》，第3期），属于政治伦理课题。
三、存在的问题与发展趋势
1999年的政治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也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之处。
第一，发展不够均衡，有些领域成果较少，有些问题深入探讨不够。例如，评介与研究现当代政治思潮的译著、专著、论文较多，对中外政治思想史关注不够。又如，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及“第三条道路”的研究比较充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及其思潮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第二，如何借鉴现当代西方政治理论，发展与完善中国政治学，有待进一步努力。对现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研究在本年度的成果中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但多是就西方论西方，没有把这种研究同中国政治学科建设进一步结合起来。已有的尝试也多是一些名词、概念的引用。今后，如何做到在借鉴西方政治理论的基础上，推进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使之在世界政治学界占有一席之地，可谓任重而道远。
第三，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以及政治体制、行政体制改革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还应加大力度。理论研究服务于现实需要，是学术繁荣、也是政治学发展的根本出路。政治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要促进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这方面的成果尽管不算少，有些研究也具有一定的水平，但是离实际需要还有很大的差距，总体上创意、创新不够，更缺乏高水准的论著和重大的理论突破。
第四，有些研究不够严谨、扎实。首先，概念或理论的引进不够准确。例如，政治文化概念在内涵上的泛化。有的文章将政治文化归结为思想、心理、甚至包括制度几个层次，这一点明显与国外政治学界的理解形成反差。实际上这类误用在国内已经延续十几年了。近几年国内政治理论界还有一个触目的现象，就是混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实际上，有些文章讲的古典自由主义，在当代就是保守主义，因为自由主义向左转了，保守主义也就拾起了前者扔下的东西。从目前情况看，这种概念应用上的不慎重已经在相关学科中引起了混乱，比如有的文章在讲到近几年社会民主主义的特点时，就归结为从原来的立场不断向右转，即向自由主义转了。这里的自由主义，实际上应该是当代保守主义。撒切尔主义在欧洲政坛上是公认的保守主义思潮，有人却一再称之为自由主义。有的学者将欧洲政坛上的思潮概括为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两大派，也失之简单化。其次，有些基本知识上的失误。 比如， 有人认为19世纪后半期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密尔是反对国家干预的。实际在名篇《论自由》里，密尔已经提出国家必要时可以过问家庭当中的生育和儿童教育问题，这里已经蕴含了国家干预原则。又如在解释国际政治时，有人认为这个概念等同于国际关系、国际事务和世界政治。实际上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在研究范围上有较大差异。世界政治在一些学者看来，旨在求得一种各国关系上的平等与合作，使用这个概念，正是为了反对目前通行的、霸权主导的国际政治理论和国际秩序。再如，有人对权力的解释，多少混淆了政治权力与政治资源（经济实力、党派积极分子、选票）的区别。
2000年以及今后若干年，政治学研究中以下几个趋势将比较明显。
第一，评介和研究现当代西方政治理论仍将占有重要位置。这是由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一方面，在政治学基础理论、前沿理论、方法论等诸方面，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较大，要弥补这个不足，第一步就是要了解西方国家政治学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从我国传统教育体制和人们的知识结构来看，现当代西方政治理论一直较为薄弱。随着国际交往的日趋频繁和经济、政治改革的深化，人们对有关知识的渴望可能持续一段时间。这一点从市场对有关译著需求仍然较大就可以看出来，而市场需求无疑反过来刺激这一领域的研究。
第二，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将进一步升温。这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其一，从理论层面上讲，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政治学理论，将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其二，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呼唤理论的指导。精简机构大刀阔斧地推进、政企分开势在必行、法制建设逐步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全面展开，既需要理论的指导，又需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以利于推广经验，纠正偏差。其三，现实生活存在的问题如何解决引人关注。例如，如何从制度上、体制上解决腐败问题，怎样加强监督制约机制，如何进一步加强各级人大的作用，如何从严治党、从严治国，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必然拉动学者的研究。
第三，理论联系实际，强化个案研究。比如，大学、研究机构与政府有关部门、企业或农村联手，对主要难点、热点问题进行个案研究，以便从中探索规律性经验，寻找共性出路。值得一提的是，有关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和基层政权建设将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并极有可能产生具有重要影响的成果。
第四，理论创新将有一定进展，理论本土化的尝试会增多。例如，政治学原理的研究，将在总结中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吸收中国古代思想遗产，同时借鉴古代至当代西方理论，力求创立独具特色的、更为严密、完备的体系。还有不少学者已不满足于评介西方理论，而是力求联系中国实际有所创新。创新意识将在今后的研究中越来越强烈。
19991226—2000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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