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纽带的建构 ——评《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
徐欣蕊
(江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摘 要] 美国历史学教授丹尼尔·T.罗杰斯在其著作《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中所建构的大西洋纽带具有四个方面的特点，他从社会政治与跨国史研究两个角度，在时间与空间两个层面，对传统研究提出双重挑战。在时间上，由于社会政治的研究视角，罗杰斯教授将传统意义上的美国进步时代延伸至19世纪40年代。在空间上，又因为跨国史的研究方式，罗杰斯教授认为，美国进步时期所涌现的社会改革来源于大西洋彼岸的欧洲，进而对美国史学界“例外论”的传统发起挑战。
[关键词] 美国进步时代；社会政治；跨国史；丹尼尔·T.罗杰斯
作为主动从英国独立出来的殖民地，美国自诞生之日起便以“共和”(Republic)使自己与大西洋另一端的欧洲区别开来，以建构自己的国家身份与民族形象。“山巅之城”(City Upon a Hill)与“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即为其中的典型。这种“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不仅在美国历史进程中享有特殊地位，还在美国史学界的讨论中占据一定分量。20世纪末期以前，美国历史学者专注于书写民族的差异性与国家的独特性，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弗雷德里克·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的“边疆学说”(Frontier Thesis)。关于进步主义时代，多数学者认为美国在这一时期的探索和改革只是美国社会对工业化、城市化的反应，并未注意到其他国家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和美国与他们的联系。1998年，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丹尼尔·T.罗杰斯(Daniel T. Rodgers)以其著作《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以下简称《大西洋的跨越》)(Atlantic Crossings: Social Politics in a Progressive Age)[1]以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的研究方式揭示了大西洋两岸国家之间的互动，叙述了社会政治在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间的跨大西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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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斯教授笔下的“大西洋”并非地理上的概念，而是专指在北大西洋经济体(the North Atlantic Economy)范围内的国家，包括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英国、法国、德国、丹麦等欧洲国家和美国。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下，这些国家不但在经济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具有共同的焦虑。相似的境遇使他们互相借鉴，进而形成一条以交流社会政治问题为主的“大西洋纽带”。如果说北大西洋经济体的形成是大西洋纽带产生的基础性条件之一，那么，另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是大西洋两岸思想意识的交织。一方面，相似的文化与观念及共同的历史为大西洋两岸的交流奠定基础；另一方面，欧洲进步运动的成果让美国人暂时收起他们的“例外主义”，开始观察并学习欧洲在社会政治上的可取之处。
《大西洋的跨越》的第一部分，即第一至第二章，正是对大西洋纽带的形成与存在进行解释与说明。第二部分包括随后的六章，向读者展示了大西洋纽带的运行。诚如作者指出，在1870年代至1920年代，美国主要处于学习者的位置，美国的进步人士将大洋彼岸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带回国内，意图借鉴，以处理本国相似的问题。第三部分则是最后三章，讲述了大西洋纽带的终结。新政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大西洋纽带中的角色发生转换，从学习者转变为被学习者，“例外主义”重新占据上风，美国不再向欧洲学习，大西洋纽带解体。
纵观全书，罗杰斯教授建构的大西洋纽带有如下四个特征：
第四，大西洋纽带具有世界主义、选择性和渗透性的特点。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是相对于“例外主义”而言的特点。在美国“例外主义”之下，美国人以轻蔑的姿态对待欧洲或世界其他地区，更不用说向他们学习。而大西洋纽带则强调美国在国际对话中的参与，加入欧洲对工业化问题的讨论。渗透性与选择性这一对矛盾的特征，是指不同方案在进入美国社会时，美国社会所做出的不同反应。在大西洋纽带的不同阶段，渗透性与选择性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纽带的选择性较强，比如，街道规划与城市分区轻而易举地就被美国社会接受，而廉价住房却无法实践。究其原因，罗杰斯教授指出，财产权依然是其中的关键所在。除此之外，美国法律的保守性也限制着新方案的施行。不过，1929年的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最大限度地冲破了法律的壁垒，大量有着大西洋纽带印记的方案得以实施，纽带的渗透性更为明显。
历史学中的社会政治视角是20世纪60至7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在史学研究上的反应。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吸引了社会各界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史学界开始出现“新社会史”与“新文化史”的研究路径，社会政治介于其中。社会政治从字面上理解便是与社会相关的政治事务，也就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政治议题，它所涉及范围的广度是以往历史学家难以想象的，它所包含的内容也非常繁杂众多。罗杰斯教授认为：“社会政治解释的喧哗与骚动不是由过于宏大的理论追逐着很少的证据，而是太多的证据追逐着过于狭隘而无法容纳他们的理论”[1](P23)，“社会政治的领域太庞大了，根本无法用一种解释或者一组角色来覆盖一切”[1](P25)。
第二，各类组织与各种运动是大西洋纽带中的连接点，他们不但加强了大西洋两岸的沟通与交流，而且使新方案、新思想从社会中层向社会下层传播，是美国社会改革的主要动力。不同组织举办的海外留学项目、国际会议、参观考察等活动让大量的美国留学生、学者、媒体人来到欧洲，欧洲的社会改革运动也吸引了一批美国的知识分子前往欧洲。这些知识分子将学习到新思想、新方案、新政策带回国内，在国内成立相关的组织，发起类似的运动，使这些新事物也为下层民众所熟知，一些下层民众进而加入其中。最终，这些由知识分子发起的各类社会改革组织与运动成为这一时期推送美国社会转型的主要力量。
从大西洋纽带的特征中，可以看出罗杰斯教授对美国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的深刻思考。大西洋纽带不仅是对跨大西洋社会政治观察的集合，还是对传统意义上的美国进步运动及进步主义时代的挑战。一般而言，进步主义时代的范围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前20年。一些学者认为，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美国国内的视线集中在战争事务上，进步主义者曾经关注的焦点退居其后，象征着进步主义时代的结束。罗杰斯教授将这一节点延伸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即20世纪40年代。这一结论的得出与他采用社会政治的视角直接相关，以下对此做些分析。
对家庭功能的检视，是对家庭教育问题的深度检视。家庭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家庭教育问题往往是系统性的问题，对家庭教育问题的深度检视，需要基于家庭系统理论的思想基础之上。家庭中的关系结构、家庭对问题反应的灵活性、家庭成员交往质量和家庭亲密度等因素，综合地反应家庭的功能状况。
第三，在大西洋纽带间传递的方案逐渐从以视觉议题为主转变为以社会议题为主。其中，公共权力与私人财产之间的矛盾贯穿始终。对事物的认知总是经历由表及里的过程，前期到达欧洲的美国人惊叹于欧洲城市的美观、整洁与秩序，他们意图使美国的城市呈现出相同的面貌，城市规划便是他们关注的重点内容。在将城市规划从图纸变成现实的过程中，他们意识到这并不仅仅是简单地改变城市面貌，还涉及各种城市问题，于是，应对这些问题的方案取代单纯的城市规划，成为美国进步人士向欧洲学习的主要内容。大部分的社会改革方案都绕不开公共权力与私人财产之间的冲突，例如，自来水与公交的改革运动涉及城市政府与私人运营商之间的战争，城市面貌的改造牵扯与原址建筑所有者协商赔偿问题，农村合作社与社会救济触及私人财产的界限等。因为这种冲突与美国的个人主义与保护私有财产的原则有直接关系，所以美国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始终无法回避这些问题。
最后，统计车组信息。车组信息包括车号、状态、担任车次、当前总走行里程、距离测量基准时间的天数及测量基准时间对应的车组总走行里程等，如图4所示。
第一，大西洋纽带的立足点是美国。作者以美国人是否愿意向欧洲学习，是否将其视为自己的参照物为标准，来判定大西洋纽带的建构与解体。他认为，19世纪末期，在德国留学的美国留学生建立起德国大学与美国大学之间的联系，这是大西洋纽带的发轫。留德的学生将德国大学对英国“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批判带回美国，不但意味着美国参与这场欧洲经济的辩论，并使之成为跨大西洋世界的辩论，而且代表美国进入国家交流的新网络。至于大西洋纽带的关闭，罗杰斯教授将其划定在20世纪40年代。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福特主义”(Fordism)是大西洋纽带的转折点，双方学习与被学习的角色开始逐渐发生转化。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展现的实力，使这种转化完成，美国“例外主义”也顺势回归。至此，美国人再次认为海外几乎不存在值得美国学习的经验，也不必将大西洋的彼岸视为自己的参照物，跨大西洋的纽带就此终结。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oil mass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take the soil mass of Zhefang
社会政治除了内容庞杂以外，其过程也是复杂多样、难以名状的。从《大西洋的跨越》的内容来看，罗杰斯教授将社会政治的过程分为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个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自下而上的阶段。这一阶段也是普遍认为的进步主义时代，美国社会中各类组织、各种运动层出不穷。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自上而下的阶段，罗杰斯教授认为，虽然从数量和热点的角度看，社会政治的议题似乎在减少，但从政府出台的政策与新法律法规的诞生这一层面看，社会政治的议题正处于关键的实践阶段。故而，社会政治的研究视角决定了作者将终点延伸至20世纪40年代。
罗杰斯教授反对使用“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一词描述这一时期及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历史现象。在发表于1982年的《寻求进步主义》(In Search of Progressivism )[2](P113-132)一文中，他就已经质疑“进步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存在。这一观点在《大西洋的跨越》里也有所体现，他没有使用“进步主义运动”和“进步主义时代”来描述研究对象，而是采用“进步政治”(progressive politics)[1](P52)和“一个进步时代”(a progressive age)的表达方式。可以说，打破意识形态的壁垒也便于将20世纪20-40年代纳入“一个进步时代”社会政治书写的范畴。
除此之外，罗杰斯教授为美国进步时代的诞生提供了另一种说明。他认为，美国进步时代的诞生不仅是美国社会对工业化的反应，还是美国受欧洲影响的结果。这种观点的产生无疑归功于跨国史的研究视角。跨国史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仍是一种较新的研究方法，其研究对象为“跨越不同的民族共同体或社会，以及在不同民族共同体之间、之上和之外的流动和联系”[3](P17-18)。当罗杰斯教授采用跨国史的视角考察美国进步时代时，影响美国进步时代的外部因素成为其关注的焦点，推动美国进步时代的跨大西洋力量由此浮出水面。《大西洋的跨越》属于跨国史的早期作品，从中不难看出，罗杰斯教授所表现出的跨国史写作是将某一个民族国家置于某一个地区语境中考察，关注外部的非政府因素对本国的影响。这与对跨国史的另一种理解，即“考察历史上的跨国现象和跨国联系，关注跨国空间发生的人类经验”[4](P4-23)有明显不同，不过，具体到大西洋这一跨国空间，也有学者将其视为“大西洋史”(Atlantic History)而非跨国史[5]( P111)。关于跨国史，学界还有很多争议，但其史学分支的地位已成为共识，篇幅所限，兹不赘言。
总而言之，在《大西洋的跨越》一书中，罗杰斯教授将美国的进步时代置于大西洋纽带之下进行考察，发现了欧洲对美国进步政治影响的事实。如果再进一步追问，这些外部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历史？美国进步政治的全部内容都来源于欧洲吗？罗杰斯教授未在本书中回答这些问题。不过，物无完美，对此倒不必苛求。当罗杰斯教授写作本书时，“社会政治”作为历史学写作范式之一尚属新物，跨国史更是初露锋芒，作者以跨国史的新视角和社会政治的新议题，思考美国进步时代的“老问题”，旧瓶装新酒，酒香而醇，在历史学界已属佼佼者。
[参 考 文 献]
[1]Daniel T. Rodgers. Atlantic Crossings: Social Politics in a Progressive Ag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 Daniel T. Rodgers. In Search of Progressivism[J].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1982(4).
[3] Akira Iriye, Pierre-Yves Saunier, eds. The Palgrave Dictionary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 From the mid-19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M]. London: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2009.
[4] 王立新.跨国史的兴起与20世纪世界史的重新书写[J].世界历史,2016(2).
[5] Bernard Bailyn. Atlantic History: Concept and Contour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tlantic Bond Review Atlantic Crossings :Social Politics in a Progressive Age
XU Xin-rui
(School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ourism,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Abstract :Daniel T.Rogers, a professor of American history, has constructed the Atlantic bond in his book Atlantic Crossings: Social Politics in a Progressive Age, which has four characteristics. And on this basis, he poses double challenges to traditional research in terms of time and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ocial politics and transnational history. As for time, Professor Rogers extends the traditional American progressive Era to the 1840s, due to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politics. On the other side of space, Professor Rogers believes that the social reforms that emerged in a progressive age came from Europe, because of the transnational history. This in turn challenged the tradition of “exceptionalism” in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Key words :American progressive era; social politics; transnational history; Daniel T. Rogers
[中图分类号] K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0292( 2019) 03-0141-03
[收稿日期] 2019-02-23
[基金项目] 江西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JXYJG-2016-040)
[作者简介] 徐欣蕊，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国史。
[责任编辑 薄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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