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源史学思想的转变与成就_陈垣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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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825.87 文献标识码:A

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处境异常险恶。陈垣身在敌后,亲历强敌压顶,他的史学思想 因时而变,产生了意义重大的飞跃。

卢沟桥事变之后,北平的知识分子原以为当局对北平不会轻易放弃,可是“白天大家 还在谈论宋哲元打到哪里了,一到晚上,宋哲元一溜,日本鬼子就进了城。”(注:柴 德赓:《陈垣先生的学识》,《励耘书屋问学记》,第40—43、48、49、2页,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版。)陈垣当时身为辅仁大学校长,仍然在艰难中主持校务。 眼见时局骤变,欲师生联袂南去,可是想到自己一介书生,离开自己熟悉的书库,做不 成学问,碌碌无为,于心不甘;同时又相信中国是一个大国,历史悠久,人民英勇,决 不会久陷敌手;加之学校一时之间确无可以替代之人,为了辅仁师生的工作与学习,终 于未能离开北平。

1950年初,他在总结自己的史学思想时说:“九一八以前,为同学讲嘉定钱氏之学。 九一八以后,世变日亟,乃改顾氏《日知录》,注意事功,以为经世之学在是矣。北京 沦陷后,北方士气萎靡,乃讲全谢山之学以振之,谢山排斥降人,激发故国思想。所有 《辑覆》《佛考》《道考》《诤记》《表微》等,皆此时作品,以为报国之道止此矣。 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 当政耳。”(注:刘乃和等:《陈垣年谱配图长编》,第546、460、462、461、491页, 辽海出版社2000版。)陈垣先生新的史学思想即发韧于抗战时期。其特点是把历史知识 与现实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以古讽今,古为今用,用史学作为特殊的战斗武器,抨击、 揭露汉奸的卖国行为,宣传、褒扬爱国之心,不屈之志,为国家、民族鼓与呼。这些思 想特点在抗战时期的著述中可以一一得到印证。

《辑覆》即《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一书。《旧五代史》是薛居正所撰,成书后80年, 欧阳修又写成《五代史记》,即后世所称《新五代史》。欧阳修是文章大家,文笔简要 。所以《新五代史》面世后,读《旧五代史》的人日渐减少,以至于此书日渐散佚,自 明中叶以后到清乾隆约200年间,很少有人提及见过此书。乾隆朝修《四库全书》时, 从《永乐大典》中辑录《旧五代史》材料得原书十之八九,又用《册府元龟》等书补阙 ,成为廿四史中今本《旧五代史》。严格意义来说,该本应名《旧五代史辑本》。清代 的“文字狱”非常厉害,乾隆朝的四库馆臣在辑录该书时怕犯时忌,例将书中胡虏、夷 狄、犬戎等易犯嫌忌的字句尽数删改,甚至不惜整段换易文字,以求平安。因此《辑本 》既非全文,又经篡夺删改,自然与原本相差甚多。

为还《旧五代史》的本来面目,陈垣先生搜集《册府元龟》等书,与《辑本》对校, 校出当时因犯忌而篡改者几百条之多,选出其中194条,写成《旧五代史辑本发覆》。 全书共分为三卷,卷一包括:忌虏第一;卷二包括:忌戎第二、忌胡第三、忌夷狄第四 、忌犬戎第五;卷三包括:忌蕃忌酋第六、忌伪忌贼第七、忌犯阙第八、忌汉第九、杂 忌第十。陈垣用极大的功夫写这本书,的确与时局变化有关。北平沦陷后,7月30日就 成立了傀儡组织“北平维持会”。敌伪分子一直动陈垣的心事,想拉他出去做事,装潢 “中日亲善”的门面。一会儿要他参加“东洋史地学会”(名义上是学术团体,实际上 是汉奸组织),遭陈垣拒绝;一会儿又要他担任敌伪最高文化团体——大东亚文化同盟 会会长,也遭到陈垣坚拒。陈垣身为辅仁大学校长,却为自己立下“杜门谢客,不见生 人”的规矩。但是日伪接管了一切行政机构,出版审查制度专横森严,实事求是地撰文 写书,谈何容易!故《发覆》最后有《论》说“呜呼,四库馆之开,清之据中国百三十 年矣,士大夫之心理仍若此,此其故亦耐人寻思哉!”这是说怀念故国之心历久不息, 耐人思忖;同时也表达了“君子观人心之未亡,而知国事尚有可为”(注:陈垣:《励 耘书屋丛刻》(中),第1494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版。)的想法。日寇虽占领中 国,但中国人心未亡,地火奔突,国事恢复是肯定的。抗战八年,陈垣抱定这个念头, 坚持在敌后。这本书也是他抗战时期的第一部著作,“成于1937年,为表示此书是抗战 前所写,因此倒填年月,作1937年7月成书,盖亦为避‘时忌’之策”(注:刘乃和:《 陈垣先生在抗战时期》,《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3期。)。

《佛考》,即《明季滇黔佛教考》。在这本书中,“陈先生著作的文风开始有很大变 化。”(注:柴德赓:《陈垣先生的学识》,《励耘书屋问学记》,第40—43、48、49 、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版。)前此,陈垣写《汤若望与木陈忞》时, 发现许多和尚的语录。这些和尚多为明末清初有爱国思想之人,大多到过西南,语录很 多都是记录明末清初西南抗清斗争的事,或是记政治,或是记与政治有关的人。当时中 国抗战的情形是蒋介石步步退让,从东南退到西南。陈垣觉得有必要,也有勇气来研究 这个问题。《佛考》分为六卷,卷一:明以前滇黔佛教第一、明季滇南高僧辈出第二、 明季黔南传灯鼎盛第三、滇黔僧多蜀籍第四;卷二:法门之纷争第五、静室之繁殖及僧 徒生活第六、藏经之遍布及僧徒撰述第七;卷三:僧徒之外学第八、读书僧寺之风习第 九、士大夫之惮悦及出家第十;卷四:僧徒拓殖本领第十一、僧徒开山神话第十二、深 山之禅迹与僧栖第十三;卷五:遗民之逃禅第十四、遗民之禅侣第十五;卷六:释氏之 有教无类第十六、乱世与宗教信仰第十七、永历时寺院之保护与修建之十八。内容主要 叙述明末清初云贵两省佛教的发展,及明末知识分子怀念故国,抗敌不仕的精神,全书 以第十、第十五两节份量最重。

陈垣在学术界朋友甚多,他的著作在日本的学术界也很有声望。日本研究元史的学者 ,对陈垣钦佩得很,他们承认《元西域人华化考》《元也里可温考》两本书日本人是搞 不出来的。但是抗战一爆发,陈垣立即与他们断绝往来,态度坚决。日本的报纸曾提出 这样的问题:“听说北京秩序已经恢复,我们在那里与支那人关系很密切,合作得很好 ,但是,为什么像陈垣这种人不和我们合作呢?”(注:柴德赓:《陈垣先生的学识》, 《励耘书屋问学记》,第40—43、48、49、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版。) 陈垣一直认为宗教与政治不能无关。《佛考》“之着眼处不在佛教本身,而在佛教与 士大夫遗民之关系,及佛教与地方开辟、文化发展之关系。若专就佛教言佛教,则不好 佛者无读此书之必要。惟不专言佛教,故凡读史者皆不可不一读此文也。”(注:陈智 超:《陈垣来往书信集》,第6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版。)作为一本史学名著,19 57年重印时,陈垣先生为它写了《重印后记》,再次阐明此书“所言虽系明季滇黔佛教 之盛,遗民逃禅之众,及僧徒拓殖本领,其实所欲表彰者乃明末遗民之爱国精神、民族 气节,不徒佛教史迹而已”。作为陈垣的知音,陈寅恪在该书初版序中就精辟地指出: “虽曰宗教史,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

《诤记》即《清初僧诤记》。1941年1月发表于《辅仁学志》第九卷第二期,这也是一 部宗教史著作,实际上是写清初东南一带人民抗清斗争的历史。全书分为三卷,卷一“ 济洞之诤”包括:五灯严统诤、晦山天王碑诤、五灯全书诤;卷二“天童派之诤”包括 :天童塔铭诤、密云弥布扁诤、灵岩树泉集诤、牧云五论诤;卷三“新旧势力之诤”包 括:云门雪峤塔诤、平阳御书楼诤、善权常住诤。全书着力叙述东南法门中故国派与新 潮派之间的矛盾,虽为“门户之争”,实际上是民族斗争在宗教内部宗派斗争上的反映 ,是不同的政治趋向之争。书中借抨击明亡后变节仕敌之僧人,影射沦陷区媚事“新朝 ”的汉奸,和《明季滇黔佛教考》一书中表彰明末遗民民族气节之意旨恰形成鲜明对照 。

书中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对生活在日寇统治下的人民很有教育意义。一是弄清了黄宗 羲为什么不愿意做和尚的原因。在清初,有很多人为了不愿做清朝的顺民,宁可为做和 尚而剃头。但黄宗羲坚持不出家,不做和尚,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当时庙中都保存有一 块牌子,上面写着“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和尚每天都必须对此朝拜。而当今皇上就 是清朝统治者,这岂不是天天要向清朝统治者叩头吗?这就是黄宗羲不愿做和尚的原因 。过去一直不清楚,到抗战时候那就看得很清楚了。

二是解决了什么是“投降”的问题。清初,清廷统治者规定人人剃头,做它的顺民。 这样剃了头是否就算是投降了敌人呢?不能算!因为这是被迫的,虽然也是耻辱,但还可 以原谅。如果出去做官,那就是主动向清廷投降,是汉奸。这问题是为在抗战时期沦陷 区要划清界限而提出来的。在沦陷区中受耻辱的事很多,如打手印、领良民证等,但这 些都是被迫的,不能算是投降。凡是在敌伪大学教书、在敌伪机关工作的,那就是汉奸 。《清初僧诤记》不仅解决了历史上的问题,也解决了现实中的问题(注:柴德赓:《 陈垣先生的学识》,《励耘书屋问学记》,第40—43、48、49、2页,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1982版。)。

陈垣看到1941年6月以汉奸头子汪精卫为首,带领南北伪政权高级汉奸组成的朝拜团, “结队渡海”赴侵略国日本朝拜天皇,乞求日本订立了《共同声明》,乞求天皇“援助 、贷款”的消息。敌伪的报纸对诸汉奸此行大肆鼓噪宣传、吹嘘“成功!”汪精卫等人 自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对外卖国,对沦陷区内的百姓更加巧取豪夺,有恃无恐。陈 垣气愤已极,有感于古今汉奸的嘴脸何其相似乃尔!遂写成《诤记》一书,教育人民以 史为鉴,爱国抗日。

《道考》即《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一书,共四卷。卷一“全真篇上”包括:全真教 之起源第一、教徒之制行第二、杀盗之消除第三、士流之结纳第四、藏经之刊行第五、 教史之编纂第六;卷二“全真教篇下”包括:人民之信服第七、妇女之归依第八、官府 之猜疑第九、焚经之厄运第十、末流之贵盛第十一、元遗山之批评第十二;卷三“大道 篇”包括:大道教之起源及戒目第一、五祖郦希成八祖岳德文之道行第二、九祖张清志 之高风第三、九祖十一祖迭出之稽疑第四、大道教宫观一斑第五;卷四“太一篇”包括 :太一教之起源第一、二祖萧道熙三祖萧志冲之道行第二、四祖萧辅道之重望第三、五 祖李居寿之宠遇第四、六七祖传授之推测第五、太一教人物一斑第六。1941年底作为《 辅仁大学丛书》第八种,首次出版。

陈垣早在30年前就开始积蓄道教方面的材料。他除了备有《道藏》外,还收集到道家 碑拓千余通,写过《道家金石略》,此书自汉迄明,按朝代编纂,有百卷之多,是重要 的道教史料。抗战开始,身处铁蹄之下的陈垣想到:我们生活在异族统治下,思想很苦 闷,简直活不下去。那么宋亡于金后,淮水以北的人民是如何生活的?他们的思想又是 如何?(注:柴德赓:《陈垣先生的学识》,《励耘书屋问学记》,第40—43、48、49、 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版。)这段历史过去少有人注意,及“河北各地相 继沦陷,作者亦备受迫害。有感于宋金及宋元时事,觉此所谓道家者皆类抗节不仕之遗 民,岂可以其为道教而忽之也。因发愤为著此书,阐明其隐。”(注:刘乃和等:《陈 垣年谱配图长编》,第546、460、462、461、491页,辽海出版社2000版。)根据收集的 材料,陈垣发现南宋北方有四种道教:一是江西龙虎山的正一教,这是张天师传下来的 老牌道教。另外在三个地区产生了三种新道教:全真教、大道教、太一教。这都是在北 宋末、南宋初先后形成的。三教教主原来是北宋的一班读书人,为反抗金人统治,宁可 自谋生活,也不愿做金人的官。他们以出外讲学的方式反抗金朝,流布学问思想之际, 还医病济世,很受北方群众欢迎,亡国的时间一长,息息相通者“团结训练”,有了气 象,便逐渐形成了三种新道教。

《道考》与《佛考》《诤记》是陈垣先生在国难期间撰写的“宗教三书”,历久弥新 ,誉满史坛。撰写《道考》时,陈垣已经61岁,三月份开题后随即生病,至六月底书稿 过半,虽目力不济,感叹“不耐久视,最苦人也”。然而并不松懈,仍不避酷暑,计日 程功。“盖作者目击事变之方殷,不觉有感于中,乃发愤而抒发前人幽隐之衷曲,表暴 当时不白之心情”的缘故。陈垣深知“历史家之责任,贵在叙述正确之事实,而尤贵传 达真切之心情;内在心理之真盖尤重于外表事实之真。真实为过去陈迹,心理则现前活 在,永远流动于吾民族血脉之中,此历史之可贵也。”(注:刘乃和等:《陈垣年谱配 图长编》,第546、460、462、461、491页,辽海出版社2000版。)

陈垣先生是著名的宗教史专家,“他对于中国宗教史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注:柴 德赓:《陈垣先生的学识》,《励耘书屋问学记》,第40—43、48、49、2页,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版。)《道考》书出,当时学人即有定评:认为“三道教有史 ,自先生始。”并称是书有不可及者三:“一曰真积力久,二曰心解神契,三曰诠叙有 方。”真积力久是指长期积累,考订史料之功力;心解神契,指知人论世,善解古人之 意;诠叙有方是说全书结构匀称,材料驾驭得当。又“尤服先生议论之正也。真积力久 是学,心解神契是识,诠叙有方是才,议论正则德也。”(注:刘乃和等:《陈垣年谱 配图长编》,第546、460、462、461、491页,辽海出版社2000版。)陈垣先生的学、识 、才、德在治宗教史时确实得到了充分地反映。

陈垣在抗战时期还写了《释氏疑年录》(释录)和《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概论)两部书 。《释录》是过去所写,抗战期间,重新阅藏,对原稿有许多补充,全书最后定稿为十 二卷:卷一康僧会等二百二十四人;卷二菩提达摩等一百三十四人;卷三国清智等二百四十一人;卷四慈恩玄奘等二百三十六人;卷五清凉澄观等二百六十一人;卷六法 眼文益等一百八十五人;卷七明教契嵩等一百九十三人;卷八觉范德洪等二百三十五人 ;卷九万松行秀等二百四十五人;卷十楚石梵琦等二百三十八人;卷十一云棲祩宏等三百人;卷十二天然函罡等三百零八人。共记载了从晋代至清初有年可考的名僧二 千八百人。卞孝萱撰文称该书是“工具书之典范,做学问的指南”,是自有《疑年录》 以来学术价值最高者。本书有体例完整、选材审慎、考证细密、校勘谨严的四大特色, 犹如信息库,为研究二千八百位僧人行止与佛教史提供了重要线索,对学者有莫大的帮 助(注:卞孝萱:《工具书之典范,做学问的指南——读陈垣先生<疑氏疑年录>》,《 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第165、184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版 。)。

《概论》是陈垣1943年为辅仁大学研究生新开的一门课程,本书即为此课写的讲稿。 全书共分为六卷,把六朝以来研究历史常常参考的佛教史籍三十五种,略按成书年代分 类介绍。不仅著录书名、作者、卷数、版本,而且揭示主旨、内容、特色、得失及在史 学上的利用。对于《四库提要》著录之错误,其他典籍记载之疏漏,一一加以考辨补正 ,并对一些与历史有关的问题加以分析论述,史料丰富,叙述详尽,考证精辟,填补了 我国佛典目录学的空白。陈垣自己说本书“稿成于抗日战争时期……故其中论断,多有 为而发”。因此《释录》与《概论》也是陈垣抗战系列著作中的成果,所不同的是两书 中较其他几部议论处较少。

《表微》即《通鉴胡注表微》。《资治通鉴》胡注是南宋遗民、爱国史学家胡三省所 写。胡三省,字身之。生于1230年,卒于1302年。他生活在民族斗争异常激烈的时代, 27岁时与文天祥、谢枋得、陆秀夫同榜考中进士。后来做过县尉、县令,当过幕府,主 管过机宜文字。他亲眼所见宋朝在异族压迫下,政治依然那样腐败,50岁时,又亲历宋 朝覆灭。元朝的残酷统治,使他的精神不断受到剧烈打击,悲痛之余,开始重注《通鉴 》的工作。在《通鉴注》中,他要述诉自己对亡国的惨痛心情,斥责宋朝的腐朽、卖国 贼的无耻,元朝的暴虐,但是在异族统治下他无法直抒胸臆,只能把种种心情隐藏在字里行间。《通鉴注》几乎耗尽了他后半生的所有精力,直到他73岁逝世。

作为一位爱国史学家,胡三省长期未被人认识,他卓越的史识、史才、史德更是淹没 无闻。《宋史》《元史》里没有他的传记,焦竑《国史经籍志》中也没有著 录《通鉴注》。到清朝,有人认为他擅长地理,有人认为他擅长考据,才偶然提到他。 至于他为什么注《通鉴》,《通鉴注》反映了什么思想,则从没有人注意,更没有人研 究过。

《表微》写于1942年,北京时正处于敌伪日益残酷的统治之下,陈垣先生日处危城, 眼见人民毫无自由,汉奸依阿苟容,助纣为虐,同人同学屡遭迫害,“自己更是时时受 到威胁,精神异常痛苦。阅读胡注,体会了他当日的心情,慨叹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 泪,甚至痛哭。因此决心对胡三省的生平、处境,以及他为什么注《通鉴》和用什么方 法来表达他自己的意志等,作了全面研究,用三年时间写成《通鉴胡注表微》二十篇” (注:刘乃和等:《陈垣年谱配图长编》,第546、460、462、461、491页,辽海出版社 2000版。)。本书二十篇的篇目为:本朝篇第一;书法篇第二;校勘篇第三;解释篇第 四;避讳篇第五;考证篇第六;辨误篇第七;评论篇第八;感慨篇第九;戏戒篇第十; 治术篇第十一;臣节篇第十二;伦纪篇第十三;出处篇第十四;边事篇第十五;夷夏篇 第十六;民心篇第十七;释老篇第十八;生死篇第十九;货利篇第二十。其中前十篇发 表于当年12月《辅仁学志》第13卷第1、2合期,目录后有识语说:“此论文本为纪念被 捕及被俘诸友而作,岂意稿未刊成,诸公已出狱。”后十篇发表于1946年12月《辅仁学 志》第14卷第1、2合期。

《表微》是陈垣的最后一部专著,也是他史学研究晚年所达到的最高境界,它全面反 映了陈垣的史学思想、治史成就和学风特征,是陈垣史学研究发展到一个重要阶段的标 志。陈垣治史并不满足于具体研究的成果,而有着总结史学方法的自觉意识。他此前的 著作如《史讳举例》《校勘学释例》已经显示出他治史的特点,也表现出他注重从民族 史学遗产中总结史学方法的思维途径。“而《通鉴胡注表微》则全面反映出援庵先生治 史的特征,表现出他审视民族史学遗产,总结史学方法的独特视角。”“来自中国民族 史学的传统,又回到对民族史学遗产的研究,这是援庵先生史学方法论的重要特征。援 庵先生没有讲史学方法的书籍,但《通鉴胡注表微》可以说是援庵先生具有民族特点的 史学方法的著作。”(注:卞孝萱:《工具书之典范,做学问的指南——读陈垣先生<疑 氏疑年录>》,《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第165、184页,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1990版。)

读《表微》书中大量的按语,足可体味陈垣的思想流溢着强烈的历史感与时代感,治 史不能再受到旧时代的思想限制,也不需要因袭古人隐晦曲折的表达方式,治史者当以 天下为己任,寄希望于人民觉悟,民族崛起,历史进步。陈垣在这部书中以自己的一腔 热血与一片赤诚之心来感悟胡三省的良苦用心,对胡注隐含的民族节操、爱国热情阐幽 发微、淋漓畅达,字里行间倾注了自己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对抗战将士的敬慕和对汉奸 卖国贼的切齿。在阐扬胡三省生平抱负与学术精神的同时,也表现了陈垣自己的政治观 、民族观、宗教观、生死观、货利观,为后来学者树立了史学研究的崇高风范。因此白 寿彝先生说:“我愿意特别推荐《通鉴胡注表微》这部书,这是援庵先生所有著作中最 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有不少值得我们好好挖掘的东西,这是更可珍贵的遗产。”

收稿日期:2002-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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