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加值贸易：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附加值论文,中国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国际贸易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78年，中国的对外贸易额仅占全球的第29位，而到2009年，已跃升至全球第2位。同时，中国的出口规模已从世界第31位升至第1位。中国出口的快速扩张，既推动了产品和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也对国际分工现有体系造成了一些冲击，与贸易有关的摩擦和冲突逐渐增多。根据Bown（2011）的研究，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40%的贸易保护都以中国为目标，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日益倾向于把中国作为贸易保护的“靶子”。然而，在中国，“为出口而进口”十分普遍，对外贸易总体上呈现“大进大出”的特征，忽略这一点会高估中国真实的出口能力，并误判它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为此，本文尝试运用附加值贸易（trade in value added）框架，对中国的出口动态做出新的解读。2011年1月，时任WTO秘书长的Lamy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按照传统贸易统计，2009年中国在iPhone上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19亿美元，但若以附加值口径计算，中国在这一产品上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仅为7300万美元。Linden et al.（2007）讲了一个类似的例子，一款iPod在中国的出厂价是150美元，但它在中国组装的过程中，新增的与劳动力投入相关的附加值也就几个美元而已。这意味着，从附加值来看，美中之间的贸易统计完全是另一番情形。 iPhone和iPod的案例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中国，这显示了从附加值角度考察中国贸易的特别意义。然而，由于数据可得性的原因，这方面的研究才起步不久。从文献上看，Hummels et al.（2001）有关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的讨论，成为附加值贸易实证研究的思想源头。他们衡量垂直专业化的指标（即出口中进口中间品所占的比重），被后继者们用来计算出口的外来附加值，这就是所谓的HIY方法。不过，该方法假设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对于进口品的使用比例是一样的。因而，对中国来说，直接使用HIY方法可能会高估出口的本地附加值。考虑到这一点，Koopman et al.（2012）按贸易方式对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进行了分解，并提出了计算出口本地附加值的相应思路，这就是所谓的KWW方法。基于这一方法，他们结合1997年、2002年和2007年中国的投入产出表对行业层面的出口本地附加值进行了计算。与依赖投入产出表的KWW方法不同，Upward et al.（2013）直接通过海关数据的贸易方式信息，识别了加工贸易进口和一般贸易进口，然后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进出口的匹配数据，对2003—2006年间中国企业出口的本地附加值进行了计算。这一巧妙的方法，同样体现在Zhang et al.（2012）的研究中，不过，他们只对2008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层面的出口本地附加值进行了计算。张杰等（2013）也采用了与Upward et al.（2013）相似的技术路线和相同的数据。他们的贡献是，在计算时综合考虑了贸易代理商、中间投入品间接进口，以及进口资本品折旧等的影响。与这些研究相比，李昕、徐滇庆（2013）的工作又前进了一步，他们利用中国和世界的投入产出表，不仅计算了中国行业出口的本地附加值，还据此重新核算了中国的贸易规模和贸易余额。 与上述文献一脉相承，本文从附加值视角对中国的出口动态作了进一步的考察。比较而言，我们在以下方面有所贡献：其一，基于对代表性文献的拓展和应用，给出了一个理解中国（附加值）贸易发展的简单框架；其二，借助OECD/WTO新近发布的全球附加值贸易数据，考察了中国出口本地附加值在1995—2009年的变化，并采用分解方法，厘清了产业内（间）因素对这一过程的影响；其三，考察了中国和代表性国家出口本地附加值的差异，并采用分解方法，分析了产业内（间）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其四，就本地附加值的组成（直接附加值、间接附加值和再进口附加值）及其国际差异展开了相应的分析。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试图从产业层面发现中国出口本地附加值变化的动因，并找到缩小中国与其他国家在这一指标上的差距的线索。 文章余下来的内容包括：第二节基于对代表性文献的拓展和应用，给出一个理解中国附加值贸易发展的简单框架；第三节介绍本文所使用的数据；第四节从产业内效应和产业间效应的角度，挖掘中国出口本地附加值变化的动因；第五节考察中国和代表性国家在出口本地附加值上的差异和原因；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含义。 二、一个理解中国附加值贸易发展的简单框架 在进行实证研究之前，我们先结合相关文献引出一个理解中国附加值贸易发展的框架。在国际经济学领域，与附加值贸易有关联的文献主要有两支。一是有关贸易要素含量（factor content of trade）的文献。如Trefler & Zhu（2010）所作的研究，他们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表跟踪了跨国之间的中间品流动，并据此计算了中间品和最终品所包含的要素含量，但他们并没有计算出口的附加值。二是有关贸易本地含量（domestic content of trade）的文献。如Hummels et al.（2001），他们计算了OECD国家出口的本地含量。不过，他们的研究有一个严格的假设，即认为出口产品只作为最终品使用。而实际情况可能是，A国出口产品至B国，后者经过加工，再将制成品返销到A国或出口到其他国家。在Johnson & Noguera（2012）的研究中，他们放松了Hummels et al.（2001）的这一假设，并提出了一个计算贸易附加值的基础框架：先运用跨国投入产出表计算跨国之间的产出转移（output transfer）；再结合跨国之间的产出转移和投入产出系数，计算出口的本地附加值。作为对这一框架（简称为JN框架）的直接应用，接下来，我们置入一些特殊的“场景”，以捕捉中国（附加值）贸易发展的关键事实。 在JN框架中，他们先假设一项产出（y）有两个用途，一是作为最终需求（c），二是作为其他产品的中间投入（m）。相应地，存在如下的关系：
其中，i和j代表产出的生产地和目的地；s和t代表行业；m表示s行业的部分产出是t行业的中间投入。假设来自s行业的中间品占t行业产出
的比重为α（s，t），则有：
如果有N个国家和N个行业（这是一个关键假设，即每个国家一个行业！），则有：
由此，我们可以把式（2）写成如下的矩阵形式：
式（1）—（3）构成JN框架的内核。作为对这一框架的应用，接下来，我们对应中国（附加值）贸易的发展，考虑三个特别的“场景”。然后，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拓展。 （一）场景Ⅰ 先考虑一种最简单的情形。假设中国（国家1）和美国（国家2）构成一个“两国世界”，双方之间只有最终品贸易。对应这一场景，基于式（3），我们可以得到：
由式（4）可以计算中国的产出：
其中，
是中国为满足自身最终需求所须提供的产出，而
则是中国为满足美国的最终需求而须转移到对方的产出。在转移给美国的产出里，中国方面创造的附加值为：
中国向美国名义上的出口额
等于
，由此可以得到，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中，本地附加值所占的比重为：
这意味着，在只有最终品贸易的情况下，按附加值统计的出口和传统口径是一样的，出口创造的附加值完全是国内附加值。 （二）场景Ⅱ① 再考虑第二种情形。假设仍然是中国和美国构成的“两国世界”，但与场景Ⅰ不同，现在美国向中国出口的产品，既可以作为中间品，也可以作为最终品，而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最终品则使用了来自美国的中间品。对应这一场景，基于式（3）可以得到：
由式（8）计算得到中国的产出，与式（5）一样。只不过，此时在中国转移给美国的产出里，中国方面创造的附加值有所不同，它等于：
而中国向美国名义上的出口额
仍然等于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这一场景之下，中国对美国出口的本地附加值比重：
由于中国对美出口用到了来自后者的中间品，按附加值口径，中国对美出口比按传统口径要少。同时，在该场景之下，每单位出口所创造的附加值不再都是国内附加值。 （三）场景Ⅲ 接下来，我们考虑一个更接近现实的场景。假设中国（国家1）、美国（国家2）和泰国（国家3）构成一个“三国世界”：美、泰均向中国出口，这些产品既可作为最终品，也可作为中间品；中国对来自美、泰的中间品作进一步的加工，然后将制成品出口到美国；美、泰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贸易。对应这一场景，基于式（3），可以得到：
由式（11）计算得到中国的产出，也与式（5）一样。此时在中国转移给美国的产出里，中国方面创造的附加值等于：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仍然等于
。由之，在中国对美国出口中，本地附加值比重等于：
由于中国对美出口中同时使用了来自美、泰的中间品，按附加值口径，中国对美出口比按传统口径进一步减少。同时，在该场景之下，每单位出口创造的国内附加值进一步压缩了。 比较这三种情景可以看到，随着贸易不再局限于最终品，以及随着进口中间品的增多，出口本地附加值比重不断降低。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符合这些场景的转换，加入WTO之后，借助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分工网络，加工贸易得到快速扩张，出口产品使用了来自多个国家的中间品，出口本地附加值走低是自然的。需指出的是，在这些场景中，每个国家只有一个行业，一国出口本地附加值的变化完全是因为行业内出口本地附加值的变化造成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里的分析不能反映出口行业构成对出口本地附加值的影响。以式（7）、（10）和（13）为例：若它们对应同一行业，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该行业出口本地附加值走低；若它们对应不同时段的不同行业，如早期出口行业以式（7）所概括的为主，而近期出口行业以式（10）和（13）所概括的为主，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出口向本地附加值低的行业转移。很显然，这两方面的因素，都会引起整个出口本地附加值的下降。 （四）进一步的拓展 在以上三种场景中，每个国家只有一个行业，出口创造的附加值也归于这一个行业，我们把它称之为直接附加值。如果不只一个行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也就不再局限于一个行业。为此，这里进一步假设中国有电器和金融这两个行业，而其它条件与场景Ⅲ相同。再假设金融并不直接出口产品，其产出
只作为自身和电器的中间品，从而存在下面的关系：
结合式（5），可知通过电器出口，中国间接地向美国转移了金融产品
，即：
在所转移的金融产品中，包含的本地附加值为：
从而在中国向美国出口的电器产品中，所包含的金融业本地附加值的比重等于：
我们把IDVA称为间接附加值。把式（13）和（18）结合起来可知，电器出口一方面在电器行业本身创造了（直接）附加值，还在金融这个上游行业创造了（间接）附加值。 在附加值贸易领域，普渡大学的全球贸易分析项目（GTAP）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数据。Johnson & Noguera（2012）利用该数据从跨国角度对附加值贸易进行了具有开创意义的实证分析，但就本文的关注点而言，这一研究还有两点不足：一是，他们从跨国视角考察了附加值贸易，但并没有针对中国的深度分析；二是，他们只有2004年这一年的数据，不能反映出口本地附加值的动态变化。为此，我们将利用OECD/WTO在2013年1月发布的全球附加值贸易数据库（TiVA）展开实证研究，以弥补上述不足。该数据库是基于OECD的跨国投入产出表和双边贸易信息开发出来的，涵盖了34个OECD国家、22个非OECD国家和地区，包括了农业、采矿业、9个制造业部门和7个服务业部门，涉及1995年、2000年、2005年、2008年和2009年这五年。 与只依赖中国自身的投入产出表相比，OECD/WTO依托跨国投入产出表开发的TiVA数据库，既可以区分出口的本地附加值和外来附加值，还可以跟踪外来附加值的具体来源地。另外，这一数据覆盖了世界上的代表性国家和地区，便于进行国际比较。再有，利用企业数据得到的是加总的出口本地附加值，并不能反映本地附加值的具体组成，如有多少附加值是出口行业自身创造的，又有多少附加值是出口行业的上游行业创造的。而依据跨国投入产出表提供的信息，尽管只能得到行业层面出口的本地附加值，但却能对本地附加值的组成做出进一步的分解。需要指出的是，OECD/WTO在开发数据时有一个所谓的“比例假设”（proportionality assumption）：就进口品的使用比例而言，出口产品和在国内市场销售的产品是一样的。该假设存有一定的争议，尤其是在比较依赖加工贸易的国家，出口中包含的进口产品的比例往往会更高一些。尽管如此，这一数据的时间跨度和国别覆盖面，仍然是其它数据所不能比拟的，这是我们使用该数据对中国展开实证分析的原因所在。 四、中国出口的本地附加值及其变化 在这一节，我们考察1995年以来中国出口本地附加值比重的变化，并从产业内效应和产业间效应的角度挖掘背后的机制。 （一）出口本地附加值的总体变化 根据TiVA数据库提供的信息（见表1），1995年中国的出口额为1415亿美元，其中本地附加值1247亿美元，占整个出口的88.13%。2000年中国的出口额为2685亿美元，其中本地附加值2180亿美元，占整个出口的81.19%。2005年中国的出口额为8044亿美元，其中本地附加值5117亿美元，占整个出口的63.61%。2008年中国的出口额为1.53万亿美元，其中本地附加值1.02万亿美元，占整个出口的66.73%。2009年中国的出口额为1.28万亿美元，其中本地附加值8650亿美元，占整个出口的67.37%。总体上看，在1995—2005年间，出口本地附加值比重呈下降的趋势，在2005年之后，本地附加值比重有所回升。 （二）出口的行业构成和本地附加值的行业差异 从出口行业构成来看，在1995—2009年期间，出口占比位居前三位的始终是电器、纺织和化工。1995年，它们的占比之和为52%，而到2009年，它们的占比之和已达60%。从2000年开始，电器取代纺织位居出口排行榜的首位，截至2009年，其出口占比已超过1/3。如果分1995—2005年和2005—2009年两个时段来看：在前一时段，农业、采矿业和服务业的出口占比分别下降了2.03%、1.26%和4.7%，而制造业的出口占比则上升了7.99%；在后一时段，农业、采矿业和制造业的出口占比分别下降了0.22%、0.13%和0.67%，而服务业的出口占比则上升了1.02%。 从本地附加值比重来看，农业、采矿业和服务业高于制造业。如果把1995—2009年分成两个时段（同上）：在前一时段，农业、采矿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本地附加值比重均有下降，幅度分别是1.32%、19.59%、26.02%和6.66%；在后一时段，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本地附加值比重分别上升了1.87%、3.67%和2.76%，只有采矿业下降了0.24%。 从上述数据来看，出口向本地附加值低的制造业倾斜，以及多数行业本地附加值下降，可能是2005年前中国出口本地附加值走低的原因。反之，出口中本地附加值高的服务业占比提高，以及多数行业本地附加值增加，可能是2005年后中国出口本地附加值回升的原因。
（三）出口本地附加值变化的动力：产业内效应和产业间效应 理论部分和刚才的描述性分析说明，出口本地附加值的变化有两个动因。首先，行业内本地附加值发生变化，即使出口行业构成不变，也会引起整个出口本地附加值的变化，此即产业内效应。其次，本地附加值因行业而异，出口行业构成的变化也会导致整个出口本地附加值的变化，此即产业间效应。依据这一思路，我们把出口本地附加值的变化作如下的分解：
其中，j表示18个行业；t表示年份；ybase表示基年；VA表示出口的本地附加值比重；exsh表示行业在整个出口中的比重。式（19）和（20）分别捕捉的是产业内效应和产业间效应，把它们加起来即是总效应。相关结果见表2。 若以1995年为基年，我们发现，2000年和2005年的本地附加值均有所下降。分解结果表明，产业内效应和产业间效应均为负，这说明，产业内本地附加值下降和出口向本地附加值低的行业倾斜都是导致这一时期整个出口本地附加值下降的原因。从数值上看，产业内效应的贡献超过75%，这说明，产业内本地附加值下降是导致整个出口本地附加值下降的主因。若以2005年为基年，我们发现，2008年和2009年的出口本地附加值有所上升。分解结果表明，产业内效应和产业间效应均为正，这意味着，行业内本地附加值上升和出口向本地附加值高的行业转移，是整个出口本地附加值上升的原因，但占据主导的仍然是产业内效应。 1995—2005年期间出口本地附加值比重降低，与中国当时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发生变化有关。1992年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提速，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符合比较优势，外向型制造业成为发展的重中之重。而在此之后，内外环境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从内部来看，1994年启动的分税制改革，促进了地区之间的“增长竞赛”，通过招商引资和加工贸易提升制造业出口成为各地的主要“套路”。从外部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东亚地区的分工网络重构，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加工贸易的重要平台，邻近国家和地区则成为中间品的来源地。更具全局性的外部环境变化是2001年中国“入世”，前所未有的外部市场让中国出口得以快速扩张，其中又以加工贸易出口的增长最为亮眼。在1994年，一般贸易占整个出口的51%，而到2005年这一比重降至41%。与此相反，加工贸易所占比重则从47%提高到55%。③掌握这些背景性因素，就可以理解这一时期制造业出口比重提高、制造业内部出口本地附加值下降，以及整个中国出口本地附加值走低的原因了。
2005年之后出口本地附加值比重缓慢回升，估计与中间品进口出现变化有关。借助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的信息，我们发现，2001年以来，中间品进口占中国GDP的比重曾从15%直线上升至2005年的24%，而此后，开始一路下降至2009年的17%。这暗示就中间品进口而言，2005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年份。Cui & Syed（2007）对此的解释是，由于中间品生产能力的改善，中国减少了对进口中间品的依赖。罗长远、张军（2012）也指出，由于中间品生产水平的强化，中国减少了从东盟的中间品进口，并反过来成为后者进口中间品的来源地。尽管这些研究倾向于说明，中国出口本地附加值的回升是有基础的，但是若没有更长时间跨度的数据，还难以对未来的走势做出准确的预期。尤其是，在2005—2009年间，中间品进口占GDP的比重降幅最大的2008年和2009年，中国遭遇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由于外部市场需求的萎缩，中国出口尤其是加工贸易严重受阻，基于“为出口而进口”的逻辑，中间品进口自然也受到负面影响。另外，2007年后，加工贸易政策频繁调整，总体上呈收紧的趋势。鉴于不能厘清政府干预和金融危机的影响，断定中国出口本地附加值比重由此步入上升通道还为时尚早。 （四）本地附加值的组成及其变化 出口的本地附加值有三部分：直接附加值、间接附加值和再进口附加值，分别表示在生产出口产品的过程中，行业自身创造的附加值、行业上游行业创造的附加值，以及该行业使用的进口品中所包含的本地附加值。借助TiVA数据，我们发现，1995—2009年，在中国出口的本地附加值中，占主体地位的是间接附加值，其比重超过了60%，而直接附加值所占比重不到40%。这意味着，在中国出口创造的本地附加值中，超过半数的份额归于国内的上游行业，出口行业总体上还处在“微笑曲线”的底部，自身创造附加值的能力有限。 对于这三个组成部分的变化，我们也采用式（19）和（20）进行了分解，结果见表2下半部分。2000年相对于1995年，本地附加值比重下降了6.94%，其中直接附加值比重和间接附加值比重分别下降了4.67%和2.38%，而再进口附加值比重则上升了0.1%。我们已经知道，2000年相对于1995年，出口本地附加值比重下降的主因是行业内出口本地附加值下降了5.41%（即产业内效应），而这里的分解显示，行业内本地附加值下降主要是出口行业自身创造的附加值（即直接附加值）和出口行业的上游行业创造的附加值（即间接附加值）分别下降了3.55%和1.94%造成的。讨论2005年相对于1995年的变化，结果是相似的。 表2的最后两列以2005年为基年对本地附加值组成的变化进行了分析。2008年相对于2005年，本地附加值比重提高了3.12%，其中直接附加值、间接附加值和再进口附加值的比重分别提高了0.68%、2.17%和0.27%。我们已经知道，与2005年相比，2008年出口本地附加值比重提高的主因是行业内出口本地附加值增加了2.89%（即产业内效应），而这里的分解显示，行业内本地附加值增加又主要是出口行业的上游行业创造的附加值（即间接附加值）增加了2.12%造成的。讨论2009年相对于2005年的变化，结果也大致相似。 五、中国和代表性国家出口本地附加值的差异及原因 在这一节，我们关注中国和代表性国家在出口本地附加值上的差异，并从出口行业构成和行业内出口附加值两个层面寻找出现差异的原因。 （一）中国和代表性国家出口的本地附加值 基于TiVA数据库，表3报告了中国和一些代表性国家在1995—2009年间出口的本地附加值比重。从中可以发现：（1）俄罗斯、巴西和澳大利亚等资源出口大国，其出口的本地附加值比重均在85%以上；（2）美国、日本和英国三个代表性的发达国家和出口大国，它们出口的本地附加值比重也都接近或超过80%；（3）德国与其他发达国家明显不同，其出口的本地附加值比重在2005年之后均不及75%，仅处在世界中游水平，与中国的差距并不大；（4）在“金砖国家”中，中国出口的本地附加值比重最低，与印度的差距最小；（5）韩国作为东亚外向型经济的一员，其出口本地附加值比重低于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墨西哥与中国在出口本地附加值比重方面最为接近；（6）在东盟国家中，除了资源品出口较多的印尼之外，其他国家出口的本地附加值比重均比中国低。 从表3可以看出，出口本地附加值与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存在单调的关系（Johnson & Noguera，2012）。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一国出口将偏向于制造业，但是制造业的本地附加值比重低于农业和资源行业，从而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对出口本地附加值造成向下的压力。另一方面，在制造业中，发达国家出口主要集中在本地附加值比重高的产品上，而发展中国家则集中在本地附加值比重低的产品上。 （二）中国和代表性国家出口本地附加值的差异及其原因 与前面对中国出口本地附加值变化的分解相似，我们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出口本地附加值上的差异进行考察。以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差异为例，具体的分解方法如下：
其中，j、t、VA和exsh的含义均与前面相同；ch代表中国，us表示美国。式子右边第一项和第二项分别表示产业内效应和产业间效应。我们选择美国、德国、日本和印度来进行对比分析，从经济总量、出口规模、产业结构、地理分布和发展阶段上看，它们都是世界上具有代表性的国家。这些国家出口的本地附加值比重均比中国要高，通过考察，我们试图找到提升出口本地附加值的有益线索。 1.中国和美国的差异 美国出口的竞争力强而且本地附加值高居世界前列。对中美出口本地附加值的差异的分解见表4。很容易看到，1995年以来，中国出口本地附加值始终低于美国，差异的幅度在2005年达到峰值，之后有所收缩。分解表明，产业内效应和产业间效应均是中国出口本地附加值低于美国的原因，但产业内效应占主导（在2009年，其值等于-15.53%），尽管产业间效应的贡献在2000年之后有所增加。利用TiVA数据，我们发现美国几乎所有行业的出口本地附加值都高于中国，这给产业内效应的作用提供了证据。出口的行业构成也是中美出口本地附加值出现差异的原因，从1995年到2009年，在中国的出口中，本地附加值低的制造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而本地附加值高的服务业比重却越来越低。在美国，情形刚好相反，截至2009年，其出口中制造业比重只稍高于60%，而服务业则接近35%。在制造业内部，美国出口的行业分布比较均匀，而中国出口的行业过于集中，在2009年，电器设备一个行业就占了30%以上的份额，而它恰恰又是全部行业中本地附加值最低的行业。 就附加值的组成而言，可以看到，直接附加值低于美国（在2009年，由此引起的效应是-29.1%），是整个中国出口本地附加值低于美国的主因。对三个组成部分所作的分解显示，同一行业直接附加值低于美国（在2009年，由此产生的效应是-20.79%），是中国出口本地附加值比重低于美国的最重要的因素。依据TiVA数据库，从1995年到2009年，在中国出口的本地附加值中，直接附加值只有不到40%，而在同一时期，在美国出口的本地附加值中，直接附加值占到近60%。这意味着，在中国，行业出口所创造的本地附加值中，近60%归于该行业的上游行业，而在美国，行业出口所创造的本地附加值中，60%归于该行业本身。
2.中国和德国之间的差异 德国作为出口大国，它的制造业具有超强的竞争力，但是其出口的本地附加值比重却只位居中等水平。从表5可以看到，中德在出口本地附加值上的差异，远小于中美之间的差异。在1995年和2000年，中国出口附加值高于德国，但在那之后，中国则低于德国。在2005年及以后，产业内效应和产业间效应皆是中国出口本地附加值低于德国的原因，但前者占据主导。对于产业内效应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TiVA数据中找到一些证据，在2005年及以后，德国过半数行业的本地附加值均比中国要高，但幅度不及美国。对于产业间效应，出口行业构成是关键。1995年以来，在德国出口中，制造业比重略降（2009年仍有近80%），而服务业比重略增（2009年刚过20%）。在制造业中，与中国相比，德国出口的行业分布更均匀，化工、机械和运输设备的占比都超过15%，而电器和金属制品的占比则稳定在10%左右。
从附加值的组成来看，2005年以来，直接附加值低于德国（在2009年，由此引起的效应是-12.79%），是导致中国整个出口本地附加值低于德国的主要原因。而进一步的分解显示，同一行业直接附加值低于德国（在2009年，由此引起的效应是-9.55%），是导致中国出口本地附加值低于德国的最重要的原因。对于出口本地附加值的组成，前面提到，在中国，直接附加值和间接附加值是“四六开”，而在德国，这两个部分则是“对半分”，这意味着，在德国出口的本地附加值中，行业自身创造的附加值也高于中国相应的行业。 3.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差异 对中日之间的差异的分析，见表6。可以看出，1995—2009年间日本出口的本地附加值一直高于中国，差异的峰值在2005年达到，之后有所下降。分解显示，产业内效应一直扮演着主要角色（在2009年，其值等于-18.81%），而产业间效应则起着缩减中日差距的作用（在2009年，其值等于0.97%）。从产业层面看，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日本出口的本地附加值都高出中国不少，这是产业内效应在两国差异中扮演主导作用的证据。从出口行业构成来看，日本与中国极为相似，因而它并非两国出口本地附加值不同的原因。在日本的出口中，制造业占比轻微下降（略低于85%），服务业占比稍有上升（刚过15%）。在制造业中，日本与中国一样，出口的行业也比较集中，2009年位居前列的分别是电器、运输设备和化工，这三者占了近60%的出口份额。 还可以看出，直接附加值的差异和间接附加值的差异都是中国出口本地附加值低于日本的原因，但又以直接附加值的差异的贡献为大（在2009年，由此引起的效应是-11.45%）。进一步的分解还显示，除2000年之外，两国同一出口行业所创造的直接附加值的差异和间接附加值的差异十分接近（在2009年，它们分别等于-10.22%和-9.19%）。这一点与之前同美国和德国的对比有所不同，原因是，在日本出口的本地附加值中，只有40%是直接附加值，而60%是间接附加值，这一点与中国非常相似。 以上针对中日差异的分析，总结起来有三点：（1）日本几乎所有行业的出口本地附加值都比中国更高，这是中国整个出口本地附加值低于日本的最为关键的原因；（2）从出口行业构成来看，日本与中国相似，二者都偏重于制造业出口，而在制造业中，日本和中国一样，都集中在有限几个行业，因而，出口行业构成并不是中日出口本地附加值不同的因素；（3）就出口本地附加值的组成来看，在同一行业里，日本的直接附加值和间接附加值均高于中国。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注意到，尽管中国、德国和日本的出口结构相似，但是三国出口的本地附加值比重却并不一样，日本在这一指标上远高于中国和德国。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三国在制造业领域的优势各有不同，所处的垂直分工机会也不同。日本和德国专长于高端制造，而中国的比较优势则在中低端制造。与高端制造相比，中低端制造更容易参与垂直分工。因而，与日本相比，中国可以更好地利用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形成的垂直分工网络。德国与日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德国周边有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群落，它们凭借良好的制造业基础，与德国的高端制造形成良好的“契合”关系，而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发展程度差距较大，这些国家的制造业还难以与日本的高端制造形成“匹配”关系。德国还有一个优势是日本所不具备的，那就是它与周边国家的统一市场和共同货币，为其利用垂直分工网络提供了便利。 4.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差异 印度作为发展速度略逊于中国的发展中大国，其出口的本地附加值比重却一直高于中国。对于中印之间差异的分析见表7。可以看出，在1995—2009年间，中国出口本地附加值比重一直低于印度，差异的幅度在2005年达到峰值，其后有所收缩。分解显示，除个别年份外，产业内效应和产业间效应都是中印出口本地附加值比重不同的原因。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1995年之外，在其它年份里，都是产业间效应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中国与其它国家进行比较时所没有出现过的。这一结果暗示，出口行业构成在中印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事实正是如此，自1995年以来，在印度的出口中，制造业比重日益下降，而服务业比重却日渐上升，这一趋势与中国刚好相反。在2009年，制造业在印度的出口中只占不到六成的份额，服务业则占了近四成的份额。在2009年，中国出口占比最大的是电器业，其比重超过30%，而印度出口最多的是商业服务，其比重超过20%。 从附加值的组成来看，1995年以来，直接附加值的差异导致中国出口本地附加值低于印度，而间接附加值则是压缩中印差异的力量。进一步的分解显示，同一行业直接附加值的差异和出口行业构成的差异，扮演了大致相似的角色（在2009年，二者引起的效应分别是-10.70%和-9.07%）。值得注意的是，1995年以来，在印度出口的本地附加值中，直接附加值的占比一路上升（从45%升至56%），而间接附加值的占比则一路下降（从55%降至44%），这与中国也是不同的。④ 以上针对中印差异所作的分析，总结起来有两点：（1）出口行业构成差异是中国出口本地附加值低于印度的最为关键的因素，在中国的出口中，本地附加值低的制造业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而在印度的出口中，近四成的份额来自本地附加值高的服务业；（2）从本地附加值的组成来看，直接附加值偏低是导致中国出口本地附加值低于印度的主因，而这源于两国同一行业直接附加值的差异和出口行业构成的差异。
六、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OECD/WTO的TiVA数据库对1995年以来中国出口本地附加值比重的走势，以及它与代表性国家的差异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总结起来，我们发现了中国出口的三个特征：第一，从时间维度看，本地附加值比重呈先下行再回升的走势；第二，从国际比较看，本地附加值比重处于中下游水平；第三，在本地附加值的组成中，直接附加值所占的比重偏低。 有关第一个特征，我们的研究显示，2005年前后，中国出口本地附加值比重走出了下行的趋势，开始缓慢回升。运用行业数据进行分解，结果表明，在本地附加值比重下行（回升）的背后，产业内效应即行业内本地附加值走低（提高）是主要原因，而产业间效应即出口行业构成的变化则是第二位的因素。2005年以前出口本地附加值之所以下降，起因是这一阶段绝大多数行业出口本地附加值比重都有所下降，与此同时，本地附加值低的制造业在出口中的占比越来越高，在制造业内部，本地附加值最低的电器业在出口中的占比越来越高。2005年以后，出口本地附加值有所回升，这与中国配套能力改善、对进口中间品的依赖下降有关，但由于难以去除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断言本地附加值已进入上升通道还为时尚早。 有关第二个特征，我们的研究表明，行业内本地附加值低（即产业内效应）和出口倾向于本地附加值低的行业（即产业间效应），是中国出口本地附加值比重偏低的原因。在中国出口本地附加值比重低于美、德的背后，产业内效应和产业间效应都是原因。但在中国出口本地附加值比重低于日本的背后，产业内效应是唯一的原因，中国和日本的出口结构甚为相似，制造业在两国的出口中都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在中国出口本地附加值比重低于印度的背后，主因则是产业间效应，与中国不同，在印度的出口中，本地附加值高的服务业占了四成。 有关第三个特征，我们的研究显示，就本地附加值中直接附加值所占比重来看，中国低于美国、德国和日本。究其原因，我们认为，这与中国的出口行业处在“微笑曲线”底部，而这三个国家处在“微笑曲线”两端有关。与这三个国家相比，中国的出口行业自身创造附加值的能力有限，从而不得不倚重进口和国内上游行业提供的附加值。 出口本地附加值比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通过出口获得的福利增进机会。因而，提升出口本地附加值是有意义的。⑤在这方面，我们的研究引出了三点政策含义。首先，要优化出口的行业构成。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应提高本地附加值高的服务业所占的比重，在制造业内部，应提高本地附加值高的制造部门所占的比重。因而，中国要大力发展服务业，还要拓宽制造业的优势领域，避免出口的过度集中。其次，须提高行业出口的本地附加值比重。中国的出口行业要增强自我配套能力，降低对加工贸易的依赖。随着资本的积累和技术实力的提升，中国中间品生产能力正逐步增强，行业内部出口本地附加值走高是可以期待的。最后，应改善直接附加值占本地附加值的比重。中国的出口行业要强化在标准设定、技术创新、品牌开发和市场营销方面的国际地位，并努力从“微笑曲线”底部走向两端，从而提高自身创造附加值的能力。 文章先后在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学术会议上报告过，华民、尹翔硕、陆铭、陈钊、田素华、程大中、沈国兵、章元、李婷、钟宁桦等给予了建设性的评论，两位匿名审稿人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作者一并致谢。当然，文责自负。 ①场景Ⅱ、Ⅲ与JN框架提到的情形相似，不同的是，在场景Ⅱ中，我们假设
等于0，这简化了本地附加值比重的计算公式。另外，在场景Ⅲ中，我们假设美国和泰国向中国出口的产品同时可以作为最终品。 ②由于样本时间较短和行业细分不够，出口行业构成的变化对整个出口本地附加值的影响可能未被完全捕捉。讨论中国和代表性国家出口本地附加值的差异时，可能也有类似的问题。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提醒。 ③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 ④如果看制造业，就直接附加值所占比例来看，1995—2009年间美国最高，德国次之，日本位居第三，印度和中国位列最后。如果看服务业，这四个国家的直接附加值比例都高于中国，印度出口的直接附加值比重之所以靠前，完全是因为其服务业的直接附加值比重较高的缘故。 ⑤李昕、徐滇庆（2013）认为，附加值贸易仍然难以完全刻画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分工网络，有必要结合微观数据，对企业进出口的产权归属做出划分，以便更准确地把握一国的贸易规模和贸易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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