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非马克思主义者探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马克思主义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3)04-0038-07
从逻辑意义上看，非马克思主义者是与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对概念，其外延非常宽泛，既包括反马克思主义的人，也包括既不反对马克思主义，却也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甚至还包括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却干着反马克思主义事的人(但此类人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列)。从一般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所应当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事业，而与非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没有任何正相关的关系，但是，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马克思主义者固然是当然的主体，但是不管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传，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最终在中国的确立，非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过程中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播和争论中来，主观或客观地促使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真理往往越辩越明。事实上很多人正是在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论争中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从而和自己的过去决裂，义无反顾地站到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国化”思潮的逻辑反映。
一、非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起到了“历史的不自觉的作用”
作为近代“西学东渐”大潮中的思潮之一的马克思及其学说，早在1899年即传入中国①，其后，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代表人物梁启超、马君武、朱执信、孙中山等都开始关注并加入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工作中来。梁启超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简要介绍了马克思的思想：“麦咯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人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服”②。马君武在1903年发表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论及马克思的学说：“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③。马君武在文末还附注了马克思的一些著作，如《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等。朱执信是这一时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他在1906年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文中他首先介绍了马克思(马尔克)和恩格斯(嫣及尔)的生平。“马尔克者，名卡尔，氏马尔克，生于德利尔。父为辩护士，笃于教宗。马尔克少始学，慕卢梭之为人。长修历史及哲学，始冀为大学祭酒。……初马尔克在巴黎，与非力特力嫣及尔相友善。嫣及尔者，父业商，少从事焉。习知其利苦，乃发愤欲有以济之，以是深研有得。既交马尔克，学益进。马尔克既去法，嫣及尔亦从之北游，因相与播其学说于比律悉之日报间，言共产主义者群宗之。万国共产同盟会遂推使草檄，布诸世，是为《共产主义宣言》。马尔克之事功，此役为最。”④“一千八百八十三年，马尔克卒于伦敦。后数年，嫣及尔亦卒。”⑤他还说：“马尔克之他述作固甚夥，常与嫣及尔共著，学者宝贵之”⑥。这样就比较客观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和他们之间的战友关系，以及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这篇文章中，朱执信第一次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写作背景、中心思想和历史意义。他摘译并解释了《共产党宣言》的十大纲领，并指出马克思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有本质区别：“前乎马尔克，言社会主义而攻击资本者亦大有人。然能言其毒害之所由来，与谋所以去之之道者，盖未有闻也。故空言无所裨。……夫马尔克之为《共产主义宣言》也，异于是。……马尔克又以为当时学者畏葸退缩，且前且却，遂架空论而远实行，宜其目的之无从达也。苟悉力以从事焉，则共产之事易耳。”⑦在同年6月发表的《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中，朱执信指出，社会主义“顾自马尔克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世称科学的社会主义”⑧。朱执信还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资本论》作了介绍，指出：“马尔克之意，以为阶级争斗，自历史来，其胜若败必有所基。……故其宣言曰：‘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一非阶级争斗之陈迹乎。’”⑨在译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十项要求和措施后指出“马尔克素欲以阶级争斗为手段，而捄此蚩蚩将为饿殍之齐氓，观于此十者，其意亦可概见。……马尔克既草《共产主义宣言》，万国共产同盟会奉以为金科玉律，故颂美马尔克，诟病马尔克者，咸是焉归。”⑩对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朱执信认为：“马尔克之谓资本基于掠夺，以论今之资本，真无毫发之不当也。……马尔克以为：资本家者，掠夺者也。其行，盗贼也。其所得者，一出于浚削劳动者以自肥尔”，“马尔克此论，为社会学者所共尊，至今不衰”。(11)孙中山对社会主义十分向往，对其的论述也较多。他说：“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12)他认为马克思的学说对社会主义运动有很大影响：“厥后有德国麦克司者出，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例之学说，遂成为有系统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13)此外，国民党人像胡汉民、戴季陶、徐苏中、沈仲九、陈炯明、林云陔等，无政府主义者像刘师复、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以及政客江亢虎等都曾经对马克思及其学说作过不同程度的介绍。
应该说，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对马克思及其学说在中国的传播是有贡献的，他们的努力毕竟让中国人知道了西方还有一个马克思的学说。但是，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这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有较大的偶然性、主观性和随意性，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混杂在一起，没有划清与它们的界限；由于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传播尚停留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内，因而谈不上有什么社会影响；更由于他们对于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介绍不是出于信仰，也没有把这种“主义”同改造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所以，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但是直到十月革命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14)
马克思主义真正为中国人所了解是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毛泽东曾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15)近代以来，中国各社会阶级、阶层的所有探索和抗争都是围绕探寻国家的出路而展开的，因此，所谓文化之争、思潮之争实际上是与当时的政治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实质上都是中国出路之争。从当时情况看，不论是复古、西化还是中西调和，都牵涉到中国往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只是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也好，自由主义、三民主义也罢，这些林林总总的思潮、主义都没能帮助中国人找到自己的道路。俄国依靠马克思主义赢得革命胜利的活生生的例子给痛苦、彷徨但又不失探索之志的中国先进分子树立了一个样板。他们开始研究俄国革命和俄国社会，并渐次介绍马克思主义了。在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后，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他们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中，帮助更多的知识分子分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改良社会主义等的界限，并吸引他们汇聚到马克思主义旗帜下。
二、非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化”论题的展开对中国共产党人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有启迪意义
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和实现的主体，党的早期成员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和刘仁静等都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社会实际问题，但是，认识到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不等于就能实现结合。没有经验积累，不进行调查研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事实也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经过了一个长期的酝酿过程，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多年探索和思考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非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化”问题的讨论，给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定的启发，为马克思主义者接过“中国化”大旗进而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设了思想文化环境。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在1938年之所以能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一方面固然是对全党17年斗争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其个人经历认识有关，但另一方面也与社会上的中国化思潮有关。
继鲁振祥先生写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读史中若干问题考察》一文，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酝酿、提出和使用过程作实证性说明后，著名党史学家张静如先生发表了《关于中国化》一文，就中国化概念的提出和使用过程也作了实证性的说明，他认为：“近代以来，西方的学说、思想逐渐传入中国，人们在学习、效法的过程中，慢慢就发现，西方国家的很多说法、做法在中国不那么管用。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是不是由于国家的情况不同，再好的说法和做法也不能照搬。大致可以这样说，到‘五四’前后，在中国思想界中人们已形成共识，即无论引进外国的何种学说，都要力求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随后，‘中国化’的概念也就被提出来。”(16)张先生的判断应该说是极恰当的，当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搬用西方理论、主义和学说以期改变国运的尝试屡遭失败后，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国度，把西方的科学、技术、教育和文化等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的认识渐趋清晰。在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破败景象后，曾经讴歌维多利亚的西方文明的梁启超开始重新审视中西文化的价值。他在《欧游心影录》一文中对中西文化的态度有个大转弯，提出我们国家有一个绝大的责任，即“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17)。这种“中西互补论”包含了对西方文明的批判性审视，代表着中国近代思想界的思想转向。1921年7月17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刊登郑太朴的文章《论中国式的安那其主义答光亮》。文章说：“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意思就是说，按照中国的社会情形，人民性情而酌定的无政府；不是贸贸然把西洋那个无政府学者底办法胡乱装上；因为地理历史既各不同，断不能囫囵吞枣的”。“总括一句，我所认定的‘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是‘本无政府原理，参酌中国底社会情形人民性格而成的’。”这里的“中国式”与“中国化”虽非同一概念，但意思很相近。也就是说，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引进无政府主义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意识到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的重要性。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会编的《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中说：“要使教会学校更有效率，更加基督化，更加中国化”。这里没有解释“中国化”是什么意思，但却是比较早地明确地使用了“中国化”这个概念。1924年舒新城在《中华教育界》第8期上发表《论道尔顿制精神答余家菊》一文，提出：“此时我们所当急于预备者，不在专读外国书籍，多取外国材料，而在用科学的方法，切实研究中国的情形，以求出适当之教育方法”，“使中国的教育中国化”。1927年庄泽宣在其著作《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中说：“现在中国的教育不是中国国有的，是从西洋日本贩来的，所以不免有不合于中国的国情与需要的地方。如何能使新教育中国化，这是一件很大的问题，很复杂的问题”。“我以为要把新教育中国化，至少要合于下列四个条件：一，合于中国的国民经济力；二，合于中国的社会状况；三，能发扬中国民族的特点；四，能改良中国人的恶根性。”1931年2月，孙本文在中国社会学社第一次年会上发表的题为《中国社会学之过去、现在及将来》的演讲中说：“采用欧美社会学上之方法，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密有效的学理，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并根据全国社会实际状况，综合而成有系统有组织的中国化的社会学”，是“今后之急务”。1933年3月陈序经在《独立评论》第43号发表《教育的中国化和现代化》说：“新教育的中国化，的确是数年来一般教育家的时兴的口号，而且是国内一种很普遍的思想。”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教育中国化”成为当时的一个热门话题。与此同时，“科学中国化”的思潮也在弥漫。1926年1月《自然界》创刊号上登的发刊词《发刊旨趣》就曾提出要实现“科学的中国化”、“科学的本土化”。文章认为，虽然近代以来，我们学习西方的科学“风行一时”，但“总觉得这种科学，仍然是西洋的，不是我们中国的”。因为，“第一，科学上的理论和事实，须用本国的文字语言为适切的说明；第二，科学上的理论和事实须用我国民所习见的现象和固有的经验来说明他；第三，还须回转来用科学的理论和事实，来说明我国民所习见的现象和固有的经验。这种工作，我们替他立一个名称，谓之‘科学的中国化’”。(18)其后，张其昀、张江树、翁文灏等积极倡导“民族之科学化”和“科学之国语化”，推动了科学中国化运动。1937年，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信奉者的张申府也提出“科学中国化”的主张。他指出：“在推广科学上，更应特别注意科学法(算数的经验主义)，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脾气。还应使科学成为中国的。不但要中国科学化，同时也要科学中国化。使中国对科学有其极特殊的贡献，使科学在中国有其特殊的特色。”(19)1935年1月10日王新生等十教授联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文中明确指出，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而且应该的，但吸收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20)。同年6月熊梦飞在《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闲天”》一文中把“中西文化动向一致之条件下，保留中国民族特征，加以中国民族创化，成为一种新文化”(21)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四大原则”之一。
需要突出强调的是，到抗战时期，中国化思潮已经成为一个极其广泛而复杂的社会现象。不仅共产党在讲，国民党在讲，还有其他人士也在讲，且大体上呈现出三个不同的路向：其一是三民主义儒学化，其二是新儒学，其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民主义儒学化，也即“西方思想的中国化”，是以蒋介石、戴季陶、陶希圣、叶青等国民党领导人及其御用文人所鼓吹的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官方理论体系。新儒学是抗战时期以贺麟、冯友兰等为代表的新儒家为拯救儒家道统，主张从西学中汲取一些养料，通过“儒化”、“华化”、“中国化”西洋文化，形成的新心学、新理学、新唯识论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的总结，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发挥革命指导作用，就必须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中国化”。应该说，外来思想文化在移植到本国时发生“民族化”、“本土化”是各民族文化交流中的普遍规律。“中国化”思潮的出现也正是这一规律的表现。三民主义儒学化、新儒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试图实现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但在实践中却有不同的归宿。三民主义儒学化追求的“民族性”实质是宣扬和恢复封建独裁文化，抵消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维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由于它违背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势，必然要被抛弃。新儒学力图开辟一条既不同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儒学化，又有异于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救国的新路径，但由于其固守“中学”，在理论上模糊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在实践中导致诸多封建观念的沉渣泛起，因此在当时也不得人心。只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其一方面坚持了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另一方面又与中国实际“正确的相结合”，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支持。
随着新启蒙运动的开展，“中国化”思潮在马克思主义者中引起了热烈回应。瞿秋白或许是较早提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早在1933年4月发表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就用到了“中国化”的概念。他说：“自从西洋发明了法西斯主义，他们那里也开始中国化了。”在新启蒙运动中，陈伯达、艾思奇、陈唯实、何干之等通过反思中国知识界的现状，纷纷在科学、文化领域提出了旨在强调中国特色、弘扬民族传统、培养“民族自觉和自信”(22)的“中国化”的主张，1936年陈唯实在《通俗辩证法讲话》一书中提出要进行辩证法的“中国化”。他说；“对于唯物辩证法，最要紧的，是熟能生巧，能把它具体化、实用化，多用例子或问题来证明它。同时语言要中国化、通俗化，使听者明白才有意义。”(23)到1938年，“中国化”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学习、研究和吸收“世界新的文化”的基本立场。这一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张如心、艾思奇、潘梓年、嵇文甫、李初梨、柳湜、陈伯达和胡绳等发表了大量文章，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文艺理论、史学理论和教育理论等中国化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已经呼之欲出。
综上，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说了，即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化”的探讨和论证除了基于中国革命现实发展的需要、党自身不断成熟及其理论自觉外，还受到了非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化”呼声的影响。
三、非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争论、辩驳甚至诋毁逾益坚定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信念，客观上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后，在引起马克思主义者高度关注的同时，也在非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们中间有些人表示理解和支持，有些人表示质疑，也有些人表示反对。这些支持、质疑或反对的声音，主要是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问题展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在不断突破党自身认识的局限性的基础上，在团结、争取同情者和支持者的实践中，在克服、战胜质疑和诋毁声中艰难前行的。
如前所述，“中国化”论题最早是由非马克思主义者挑起的，他们或主张教育中国化、或主张科学中国化，但不管他们主张什么中国化，都已经表明他们对于外来文化和中国文化开始有了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即外来文化也并非就是金科玉律，它要想在中国发挥些作用，就必须中国化，否则很难有效用。由于这些非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态度的不同，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知也不一样，有些人抱同情甚至是支持的态度，如张申府等；有些人则抱敌视的态度，如叶青、戴季陶等。
1939年2月，哲学家张申府发表《论中国化》一文，他开篇即大段引用了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并指出这一段话的“意思完全是对的。不但是对的，而且值得欢喜赞叹”，象征着“中国最近思想见解上的一大进步”。(24)他从五个方面阐述了之所以赞同毛泽东观点的原因：(1)我们总相信，改革中国是为了中国，因此，许多外来的东西，用在中国就应该中国化，而且如其发生效力，也必然地会中国化；(2)这一段话的意思与新启蒙运动的一个要求完全相同，即“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3)我们主张中国科学化，科学中国化；(4)新启蒙运动主张新知识新思想的普及，科学的通俗化，学问的大众化，而要通俗化、大众化，当然必须先中国化、本国化、本土化，这也是新启蒙运动纲领之一“自觉与自信”的一个表示；(5)我们都主张学问的人化，而在中国说人化，当然要先中国化。他认为：“中国近年有些人有一种只读外来东西不读本国东西或不重视本国东西的风气”，这种状况应当加以纠正，“中国社会是中国社会。意思就是中国社会并不是西洋社会。解说社会的理论，用在中国上便也应该中国化”。(25)基于这样的深刻认识，张申府致力于把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罗素的解析法与中国传统的哲学三者相融合，构建“合孔子、罗素、列宁而一之的新体系”(26)。此外，其他非马克思主义者虽没有像张申府这样盛赞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但他们各自的探索，如熊十力把中国的儒、释、道与西洋哲学直觉论融合成新唯识论，冯友兰把宋明理学与西洋的实在论融合成新理学，他们在探索中西哲学的融合中创立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新哲学，无疑与学术中国化的发展趋向是并行不悖的。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相当的包容性。
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也引起了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恐慌，如叶青、戴季陶、陶希圣之流，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质疑、歪曲、诋毁甚至否定，妄图与马克思主义者争夺中国化的话语权。为此，蒋介石在1943年炮制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大肆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成为国民党的精神毒药。在此之前，叶青、毛起俊、桂馨、伯劳、荫庭等已经发表文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机、内涵和实质进行质疑、歪曲，以期达到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1939年毛起俊发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一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质疑和否定。他认为，由于中国的社会环境不同于俄国，所以“列宁主义只能行之于俄国，而不能行之于中国”。接着，他分别从辩证唯物论、阶级斗争史观、剩余价值论和政治见解等四个方面论证“马克思主义本身上的缺陷”，并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各地或经过时代变迁，即不免改变其内容”的首要原因。他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表示怀疑，他认为“中国人所信奉之马克思主义并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列宁主义”，因此，中国不需要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如果真正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末，一、应以唯生的理论代替唯物的理论；二、应以民族斗争的理论替代阶级斗争的理论；三、应以民族主义的理论替代国际主义的理论；四、应以建立民族国家的理论替代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但这已经不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而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但其实，亦必如此而后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能名副其实，不然者，只是以马克思主义化中国，而不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7)桂馨、伯劳也认为作为外来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我们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所以就有我们中国一贯的历史正统思想。唯有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所学术创造的学术、文化，才为中国所需要，才能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才能反映出中国历史的背景，才是中国历史的发展法则。不容外来的不适合国情和加重社会纷乱的所谓学术、思想、文化来渗透，来割断我们历史的发展和毁灭我们一贯的道统。”他们鼓吹“三民主义能博采其他主义的优良，而无其缺点，而其对共产主义，亦能博采其优良”；“三民主义，已集中外古今学术、思想、文化之大成，取舍得宜，成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最高理想，是中国革命实践的产物，惟一的准绳”。(28)荫庭则撰文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是中共的一种策略，是“中共党徒们，被人家围剿出走，只有喘息的功夫，没有还手的力量的时候，他们为的收拾残余，扩充力量，散布到各阶层，深入到各团体，便不得不因时，因地，因人，因势，而制宜。希望能以其表面上的温情主义，来遂行其以欺骗达成任务的企图。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由”(29)。
歪曲和诋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烈的当数由原中共叛徒而一变为国民党御用文人的叶青。他先后发表了《论学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等文章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其他反对者不同的是，叶青仗着曾经披过“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以一副深谙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姿态讲话。他说，他也是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所谓中国化底中国，乃是形式，因此它所化的对象必须具有内容。化是一种内容由某一形式变成另一形式的意思。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云云，是很对的。”那么，“什么叫做中国化呢?中国化是说欧洲乃至世界各国底学术思想到中国来要变其形态而成为中国底学术思想。这在哲学、社会科学和艺术等方面，特别要如此”。“化是带有改作和创造之性质的。理解、精通、继承、宣传、应用、发挥……都不是化，当然也都不是中国化了。”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化是一般的或外国的学术思想变为特殊的中国的学术思想的意思。它必须变其形式，有如一个新东西，中国的东西，与原来的不同。这才叫做中国化”，否则“唯物辩证法仍旧是唯物辩证法，丝毫没有中国化”。据此，他“理直气壮”地说：“我们便承认中国化。我们所责难的，只是中国化论者不懂中国化而已。”并进一步得出“毛泽东底中国化始终只有两个意思：具体地说，即依照中国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生动地、通俗地，用中国写作方法去宣传马克思主义。这样，马克思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中国化。所以毛泽东虽然倡导中国化，却不懂中国化应作何解”。(30)“他们解决的只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问题’、‘写作问题’和‘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和大众化’”(31)。叶青在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话锋一转指出：“孙先生虽没有讲中国化三个字，却在实际上是中国化底开始者、实行者和成功者。他完成了欧美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社会思想之中国化。进一步说，三民主义适合中国，便于全中国需要的一切社会科学说来，有原则作用和方法作用。”(32)
很显然，叶青之流的本意在于从根本上取消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否定自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创造性成果。因此，这种言论一出现，立即遭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驳斥。艾思奇、陈伯达、范文澜和吕振羽等发表大量文章回应和批驳反马克思主义者的种种刁难，揭露了他们的真面目，澄清了认识，教育了大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在同非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机、内涵、实质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质疑与辩驳的论争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逐渐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得以向纵深推进。
注释：
①目前学界对于马克思及其学说在中国最早出现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1898年夏上海出版的《泰西民法志》最早介绍了马克思；一是认为1899年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最早介绍了马克思及其学说。本文采信第二种说法。
②姜义华编：《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51页。
③姜义华编：《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第70页。
④《朱执信集》上卷，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0—11页。
⑤《朱执信集》上卷，第17页。
⑥姜义华编：《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第357页。
⑦《朱执信集》上卷，第11—12页。
⑧《朱执信集》上卷，第55页。
⑨《朱执信集》上卷，第11页。
⑩《朱执信集》上卷，第14—16页。
(11)《朱执信集》上卷，第16—17页。
(12)《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28页。
(13)《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06页。
(14)《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0页。
(15)《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
(16)张静如：《关于中国化》，《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5期。
(17)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时事新报》，1920年3月25日。
(18)《发刊旨趣》，《自然界》(创刊号)，1926年1月。
(19)张申府：《什么是新启蒙运动》，上海：生活书店，1939年，第89页。
(20)王新生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1935年1月10日。
(21)熊梦飞：《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闲天》，《文化建设月刊》第1卷第9期，1935年6月10日。
(22)张申府：《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认识月刊》(创刊号)，1937年6月。
(23)陈唯实：《通俗辩证法讲话》，上海：上海新东方出版社，1936年，第7页。
(24)张申府：《论中国化》，《战时文化》第2卷第2期，1939年2月20日。
(25)张申府：《论中国化》，《战时文化》第2卷第2期，1939年2月20日。
(26)《张申府文集》第3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34页。
(27)毛起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时代精神》，1939年第1期。
(28)桂馨、伯劳：《所谓“学术中国化”的剖析》，《大路月刊》，1941年第5期。
(29)荫庭：《由“马克思中国化”说到“马克思化中国”》，《北华月刊》，1941年第2期。
(30)叶青：《论学术中国化》，《时代精神》创刊号，1939年7月6日。
(31)叶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原载《中央周刊》(第3卷第3、4期合刊)，1941年5月29日。转引自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3集第1册)，沈阳：沈阳出版社，1982年，第218页。
(32)叶青：《论学术中国化》，《时代精神》创刊号，1939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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