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镜”还是“文雅小说”？从文体史看魏国“金镜”对赵氏孤儿的接受_维兰德论文

“君主镜鉴”还是“修养小说”？——从体裁史角度看维兰德小说《金镜》对《赵氏孤儿》的接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兰德论文,体裁论文,小说论文,君主论文,角度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6)01-0140-10

       学者夏瑞春(Adrian Hsia)曾指出：“即便我们能够在接受史研究当中找到一些例子来证明某些母题是具有跨文化性的，想找到能在一个以上基本的文化圈当中得到流行的主题和母题，还是件难事。而《赵氏孤儿》便属于此类罕见的例子”(75)。1735年，由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编写的《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开始出版，该书的第三册登载了由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Joseph Henri Maria de Prémare)翻译的元杂剧《赵氏孤儿》法文译本。该译本虽不完整，却使得《赵氏孤儿》成为“第一个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就18世纪来说，它是唯一在欧洲流传的中国戏剧”(范存忠124)。随着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在欧洲产生广泛影响，《赵氏孤儿》也进入欧洲知识文化界的视野，意大利歌剧作家麦太斯太西渥(Pietro Metastasio)、法国哲学家伏尔泰(Voltaire)、英国演员及谐剧作家墨菲(Arthur Murphy)等人都对其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改编(Berger 198-201，204-16)。在18世纪德语文学作品当中，接受并化用“赵孤”题材的一个例子则是作家克里斯托弗·马丁·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的小说《金镜》。

       小说《金镜》全名《金镜或谢西安的国王们——一部译自谢西安文的真实历史》(Der goldne Spiegel oder die K

nige von Sheschian.Eine wahre Geschichte aus dem Scheschianischen übersetzt)，初版于1772年；第二版出版于1794年，并增添了新的结尾。《金镜》具有繁复的三重叙事结构，这表现为小说具有“编者叙事”(Herausgeberfiktion)、“宫廷谈话”和“谢西安历史故事”的三重叙事层面(邓深111-13)，而维兰德对于“赵孤”题材的接受与化用主要体现在“谢西安历史故事”这一叙事层面当中。

       维兰德与《赵氏孤儿》

       小说《金镜》第三重叙事层面“谢西安历史故事”所讲述的“谢西安国”作为印度曾经的邻国，在繁荣时期——据小说虚构的“中文译者”在其注释中所说——其版图曾远远大于印度(goldne Spiegel 25)。而在小说塑造的多个曾经统治谢西安的君主形象当中，通过其治理使谢西安历经最繁荣昌盛时期的君主叫做梯方(Tifan)。梯方可谓维兰德刻意塑造的理想君主形象，正如小说中所述，他的统治称得上“智慧且出色的国家管理之典范”(251)。以“梯方登基成为谢西安国王”这一情节为分水岭，《金镜》中关于梯方的故事可以划分为前后两部分，即梯方登基前的成长故事与梯方登基后对于谢西安国的治理。而维兰德小说中对于“赵孤”题材的化用，正是集中地体现在梯方的成长故事当中。表明维兰德对于《赵氏孤儿》可能有所接触的一个直接证据，是《金镜》当中多次提及了登载马若瑟译本的《中华帝国全志》(120，124，204)。除此以外，《金镜》中的一些人物姓名，同样可为考证维兰德对于《赵氏孤儿》的接受轨迹提供线索。首先，梯方青少年时代导师的名字“成吉思”(Dschengis)与伏尔泰改编自《赵氏孤儿》、首演于1755年的戏剧《中国孤儿》(L'Orphelin de la Chine)当中人物“成吉思”(Gengis)的名字拼写方式非常相近(Voltaire 110)。而在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当中，“成吉思”实际是“成吉思汗”(Gengis Kan)的简称形式。很明显，维兰德这里的Dschengis和伏尔泰那里的Gengis Kan这两个姓名的源头都应是历史人物成吉思汗。但此外还应当注意到：维兰德在文化史上，是一位“毫无疑问地受到伏尔泰深刻影响”的德国作家(Korff 484-85)。在《金镜》当中，除了“成吉思”之外，其他三个人物姓名“奥古尔”(Ogul)、“阿佐耳”(Azor)和“卡多尔”(Kador)都被证明与伏尔泰其他文学作品当中的人物姓名存在渊源(goldne Spiegel 764，769，778)。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金镜》中的人物姓名“成吉思”很有可能与上述其他三个小说人物姓名一样，是维兰德借用自伏尔泰的文学作品，而不一定是他对于历史人物成吉思汗的直接指涉。这就可以推断，维兰德对于伏尔泰的戏剧《中国孤儿》应当是有所认识的，而伏尔泰又在其《中国孤儿》剧本之前的“作者献词”当中多次明确提到了“中国悲剧”《赵氏孤儿》，并强调马若瑟的译本在“使人了解中国精神”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伏尔泰110-11)。由此便可以得出结论：维兰德不仅对于《中国孤儿》、而且至少是通过伏尔泰的介绍对于其蓝本《赵氏孤儿》，也是有所了解的。

       在实证考据的基础上，我们得以有条件进入文学文本，具体分析维兰德小说对于《赵氏孤儿》的接受特点。以往的接受史研究往往着力于在内容层面比对《金镜》与《赵氏孤儿》的相关情节：比如查纳(Horst von Tscharner)便指出，维兰德在小说当中借用了《赵氏孤儿》的“牺牲母题”(Opfermotiv；61)。本文则试图从维兰德小说的文学形式入手，分析“赵孤”题材在《金镜》当中与不同文学体裁传统的具体结合方式，为研究维兰德对《赵氏孤儿》的接受提供新视角。

       君主镜鉴体裁传统与“赵孤”题材

       在体裁方面，传统的文学史研究通常将维兰德的《金镜》界定为“国家小说”(Staatsroman；Bauer 176；Schings 166-69)。在《德语文学史实用辞典》(Reallexiko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geschichte)当中，“国家小说”被相对笼统地界定为以小说的虚构形式展现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政治和社会理论的文学作品，此类作品往往将政治和社会理论的空想虚构为既成事实(Bauer 170)，而新近的文学体裁研究则愈发强调文学体裁概念本身的开放性及其内在张力。比如古特耶尔(Ortrud Gutjahr)便在其体裁史专著《修养小说入门》(Einführung in den Bildungsroman)一书中指出：“……在文学研究的设问之下，文学体裁定义是社会历史过程中的有机单元，这些单元对于改变和新维度的增添必须是开放的”(8)。考虑到“国家小说”实际是一个在19世纪中叶才被建构出来的体裁概念，(Bauer 172)我们在今天不妨同样将这一概念视为一个具有开放性的“有机单元”，关注像《金镜》这样传统上被界定为“国家小说”的文学作品在体裁形式方面的内在张力，具体来说就是关注这些“国家小说”在历时与共时两个维度与其他文学体裁的交叉、互动与融合。从这个问题意识出发，本文以下选取小说《金镜》当中与“赵孤”题材存在关联的“梯方成长故事”作为考查对象。在谢西安历史故事中，梯方本为铁木耳(Temor)之幼子，铁木耳则是谢西安君主阿佐耳唯一的兄弟。阿佐耳之子、暴君依斯方达(Isfandiar)继位之后，便欲将他的亲生兄弟们连同铁木耳的后嗣统统铲除。时年七岁的梯方被大臣成吉思暗中救出宫廷，成吉思则为此牺牲了自己与梯方同岁的儿子。成吉思随后选择了一处世外桃源之境将梯方悉心抚养成人。在依斯方达死于一场宫廷叛乱而谢西安陷入动荡之后，成吉思告知梯方他作为王室成员的真实身份。梯方返回谢西安，登基成为国王。在“梯方成长故事”的体裁形式方面，首先值得发掘的是“君主镜鉴”(Fürstenspiegel)的体裁特征。

       有学者已经指出，君主镜鉴是启蒙时期国家小说的一个构成元素(Schings 152)。实际上，君主镜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已存在于古代东方；在西方，君主镜鉴的体裁史则上至古希腊罗马时期、下至19世纪。顾名思义，君主镜鉴是一种“教育(未来)君主的指南”，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对君主或储君的政治教育(Mühleisen and Stammen 2)。作为文学体裁，君主镜鉴则具有“虚构叙事文本”的性质(Titzmann 121)。事实上，处于其体裁史开端的作品、古希腊作家色诺芬(Xenophon)的《居鲁士的教育》(

)便已是一部“纪传体虚构文学撰述”(沈默1)。从教育、培养君主的目的出发，几乎所有的君主镜鉴都着重描写榜样式君主人物的生平，并强调道德对于君主行为的约束力；除此之外，君主镜鉴的内容往往还包括描绘一个理想国家的图景(Mühleisen and Stammen 5)。在18世纪下半叶的德语地区，君主专制政体依然稳固，大多数市民阶层作家选择尝试在社会政治体制内部贯彻启蒙思想(Jacobs 24)。在此语境之下，君主镜鉴以其对统治者进行政治教育的明确旨趣，尤其适合市民阶层作家用来达成其自上而下进行思想启蒙的诉求。据统计，在18世纪的德语地区至少产生了55部在体裁上可以被归入君主镜鉴的文学作品(Gelzer 47)。维兰德作为大量进行政治性创作的作家，对于君主专制制度的反思与探讨可以说贯穿其一生(Schaefer 26)。而维兰德重要的政治作品、小说《金镜》便大量涉及君主教育的主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君主镜鉴的体裁传统。

       小说《金镜》中君主镜鉴的体裁传统可以说集中体现于梯方的成长故事。首先，梯方的成长故事帮助凸显了整部小说的君主教育意图。遵从君主镜鉴的体裁传统，维兰德在其刊发于1772年的《〈金镜〉作者自登之广告》(“Selbstanzeige des，Goldnen Spiegel' durch den Autor”)当中，明确地将君主列为“储君导师”和“普通读者”之外小说所预设的第三类读者群体(goldne，Spiegel 734-35)。而处于小说最核心叙事层面的谢西安历史故事，包括其中的梯方成长故事，实际承担着“在公共领域宣扬储君导师维兰德之意图与观念”的任务——维兰德本人曾于1772年起在魏玛担任了约三年宫廷教师(Scattola 10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维兰德写于1772年5月的一封书信显示，梯方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在当时欧洲享有“开明君主”美誉的奥地利君主约瑟夫二世为原型(Wielands Briefwechsel 4：510，6.2：1006-07)。可以说，这种以“开明君主”为原型的现实指向性，愈发衬托出梯方成长故事本身的君主教育意图。而从文本内部来看，梯方成长故事的君主教育意图在小说《金镜》的另外两个叙事层面即“宫廷谈话”和“编者叙事”层面上，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在宫廷谈话层面，梯方成长故事的君主教育意图被文学化地演示为：这一故事的讲述除了要起到催眠的作用，还意在潜移默化地向印度君主盖巴尔(Schach-Gebal)灌输治国和做人的道理；而故事讲授者、宫廷哲学家达尼士满(Danischmend)也确实通过讲述梯方成长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盖巴尔“听故事”的热情，甚至促使其做出有益的反思，即在他自己的青少年时代缺少了像成吉思这样一位智慧的导师(227)。在编者叙事层面，梯方成长故事的君主教育意图则以如下方式得到了强调：在小说的虚构“翻译史”当中，中文译者对于谢西安历史故事的翻译本身带有鲜明的君主教育色彩，正如小说“德文出版者”在其“导言”当中对于中文译者翻译此书意图的转述：“他[中文译者]对此并不讳言，即他最重要之目的便在于将此书献给太祖皇帝皇室中的皇子们，(如他所述)这本貌似用来打发时间的书，也许可以向皇子们潜移默化地灌输某些概念与原则，而绝大部分中国省份的福祉可能就取决于这些概念与原则是否得到应用了(24)。

       此外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在“宫廷谈话”的叙事层面，达尼士满在讲述梯方成长故事的时候，将中国历史上的理想君主舜(Chun)与梯方做了类比，认为青少年时期淳朴的成长环境在二人成功的君主教育当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204)。小说中这一不同叙事层面间的相互指涉，使得梯方成长故事直接与中国古代历史发生了话语关联。这便进一步暗示出：在小说“编者叙事”层面所间接建构的君主教育情境(即中国皇子们通过阅读《金镜》中译本而得到教育)当中，梯方成长故事作为谢西安历史故事的一部分，对于中国皇子们来说应当是尤其有教育意义的。

       在《金镜》当中，梯方的成长故事除了帮助凸显整部小说的君主教育意图，其本身的情节设置也显示出君主镜鉴的体裁特征。在这方面，姚曼(Herbert Jaumann)已有所表述，他认为梯方青少年时期在由成吉思所特意选择的与世隔绝、带有乌托邦特征的环境中成长，这一情节设置便已遵循了君主镜鉴的体裁传统：“几乎所有君主镜鉴当中都含有叙事者对于乌托邦式地区与共同体的专门论述”。姚曼还指出，青年梯方离开成长的淳朴环境而到大千世界中游历，这一情节设置同样体现出君主镜鉴的体裁传统，即君主镜鉴通常含有“未来的统治者在‘世界’当中游历的元素或母题”(866-67)。梯方得以成为谢西安国王，可以说基于双重的合法性基础，即梯方卓越的个人品德与其作为王室成员的身份。在梯方具备的道德品性当中，极为重要的一条是良好的自控与以身作则的能力，正如小说中所述：“他总是严于律己、宽厚待人，且通过以身作则而非下命令去管理他的属下”(235)。可以说，小说当中对于君主梯方良好自控能力的突出也符合君主镜鉴的体裁传统，因为君主镜鉴的一个题中之意便是“将良好统治的问题与良好自控的前提相联系”(Matala de Mazza 201)。研究者玛泽(Ethel Matala de Mazza)指出：“……君主镜鉴寄希望于一种明显训练有素的节制态度所带来的令人折服的效应……君主应当通过刻意显露出来的自我克制、自愿以道德戒律对自我的约束以及对于道德所划定界限的承认，为自己树立无限的权威”(201)。玛泽所概括的为君主镜鉴所强调的君主品德与其权威间的联系，恰恰符合维兰德小说对于梯方的描述。作为理想君主，梯方的品德“为其周围众人所瞩目，以至于每一个人都以能与梯方发生某种联系为荣”(236)。很大程度上也正是梯方的卓越品德，使他被推举为谢西安的新国王，而他的王室血统在这方面则似乎仅发挥了次要的作用：小说当中，在梯方已“被民意所向地视为最有资格治理一个民族的那个人”之后，成吉思才向谢西安民众公布了梯方原本的王室成员身份(238)。但另一方面，梯方的王室血统同样是他得以登基的必要合法性基础。小说当中，正是个人品德与王室继承权在梯方身上的有机统一，才让梯方的登基最终在“神圣维度”上得以合法化。在谢西安，人们在得知梯方的王室成员身份之后“确信，一位谢西安的守护神做出了如下安排，在这个民族想要将最优秀者选为首领的时候，不知不觉中也必然会选定那位在血统上拥有王位继承权的人”(239)。可以说，正是通过公开其王室血统，梯方的权威才最终被赋予了某种神圣维度，而神圣性(heilig)直到17世纪具代表性的君主专制制度理论家、法国神学家博絮埃(Jacques Bénigne Bossuet)那里，仍然被强调为君主权威的主要属性之一(Koschorke 234-35)。在这个意义上，获得神圣维度意味着梯方君主权威的最终确立。而作为关注君主教育的文学体裁，君主镜鉴同样强调君主权威的神圣性，这主要体现为君主镜鉴会为理想君主应有的品德与能力赋予某种神圣维度。姚曼指出，君主镜鉴“以文学形式演示出某些品性其最佳的激发(Ausbildung)方式应具有的前提条件，而依据神定秩序……主人公生来就具备这些品性”(863)。由此可以认为，在情节层面，不仅小说当中对于梯方品德的强调符合君主镜鉴的体裁传统；小说让梯方的登基在“神圣维度”上得以合法化，从中亦可以看出君主镜鉴的体裁特征。

       可见，小说《金镜》中的梯方成长故事对于君主镜鉴体裁传统的继承主要体现为：一方面，梯方成长故事帮助凸显了整部小说的君主教育意图；另一方面，其本身的情节设置也显示出君主镜鉴的体裁特征。结合小说对于《赵氏孤儿》的接受，我们在这里便可以说：梯方成长故事的情节设置既体现了维兰德对于“赵孤”题材的化用，又体现出君主镜鉴的体裁特征。与《赵氏孤儿》中对“救孤者”程婴的牺牲精神和高尚品德的突出相对应，梯方成长故事中同样强调了“救孤者”成吉思的高尚品德：“成吉思确有勇气，为道德做出如此巨大之牺牲”(205)。而纵览梯方的成长故事我们不难看出，成吉思作为梯方青少年时期的导师，其品德在梯方个人品性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如上文所述，小说对于梯方卓越品性的强调又处于君主镜鉴的体裁传统之中，由此可以认为，“救孤者的高尚品德”这一维兰德化用自《赵氏孤儿》的主题，对于将君主镜鉴体裁传统有机地融入小说《金镜》文本起到了间接促进作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赵孤”题材与君主镜鉴的体裁传统在维兰德小说当中得到了有机的结合。

       修养小说体裁传统与“赵孤”题材

       从体裁史来看，除了继承君主镜鉴的体裁传统，小说《金镜》中的梯方成长故事还处于另外一种叙事文学类型“修养小说(Bildungsroman)”的体裁传统之中。君主镜鉴文学传统在西方可追溯至古希腊、罗马时期，可谓源远流长，而修养小说的体裁史则更多地以西方启蒙现代性的形成、发展为背景，这首先便体现在“修养(Bildung)”这一概念上面。在德语文化语境下，“修养”理念的产生与启蒙运动密切相关，“显然包含了启蒙对人的乐观认识”(谷裕18)。而与“国家小说”的概念在19世纪被建构相类似，“修养小说”也是在19世纪初出现的体裁概念(23)。当今的修养小说体裁研究通常认为，修养小说“一般以一个市民个体的生平为线索，按时间顺序、分阶段描述主人公从童年、少年、青年到成年的成长过程”(20)。“每部修养小说的基本结构中，都有横纵两个维度相互交织”；纵向维度指“个体成长的线索”，横向维度指“伴随时间和空间移动所经历的广度”(43)。在修养小说体裁史上，歌德的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被公认为现代修养小说的集大成之作，而另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便是维兰德初版于1766和1767年的小说《阿伽通的故事》(Geschichte des Agathon，以下简称《阿伽通》)。《阿伽通》被认为是“第一部启蒙意义上的修养小说”、以及《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的先驱(谷裕108)。塞勒波曼(Rolf Selbmann)指出，在《阿伽通》当中，“修养故事(Bildungsgeschichte)首次成为一部小说的主线”(50)。同为维兰德创作的小说，《阿伽通》与《金镜》的出版时间接近，两者之间亦被认为存在重要关联(goldne Spiegel 725)。比如有研究者便认为，《阿伽通》第一版当中的一段文字实际暗示了小说《金镜》的创作开端(Haischer 321)。

       除此之外，小说《阿伽通》与《金镜》之间的紧密联系还在于：《金镜》当中的梯方成长故事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由《阿伽通》开启的现代修养小说的体裁传统，主要体现为：在梯方成长故事的情节层面，人物梯方的成长发展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修养”理念。比如在18世纪由赫尔德所强调的“修养”的“个体性”(Individualit

t)，便体现于梯方的成长发展过程当中。塞勒波曼指出，赫尔德对于修养的界定“以一个‘自由’个体为前提，这一个体的行为表现出，其似乎处于等级制度下的行为和教育规范之外”(2)。也就是说，现代意义上的“修养主体”应当具有个体性，而个体性在启蒙语境下主要表现为对于封建等级制度的超越。在梯方成长故事中，梯方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现代修养主体应具有的个体性，体现为梯方的成长发展实际以他的个体经验累积为基础；而青少年梯方所获得的成长经验之所以是“个体性”的，其根源在于梯方将自己认同为普通的社会成员，而非在社会等级秩序当中具有特殊地位的王室成员。梯方这一实际错误的自我身份认同，源于救孤者成吉思向梯方隐瞒了他王室成员的真实身份，并刻意使梯方成长于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淳朴环境当中：“他[梯方]在自然本身的怀抱中长大，远离大千世界污秽的影响，在一片荒野当中，被一小群纯洁正直、勤劳温和的人们所围绕，一心以为他只是这些人当中卑微的一员，就这样度过了人生的前三十年，其心灵当中却被不知不觉地培育出了国王应有的每一种品德”(205)。

       在梯方成长于其中的这一世外桃源式的共同体中，人为排除了“并非源于自然的一切不平等”(206)。也就是说，由成吉思创建的这一不存在等级制度的共同体，“屏蔽”了梯方自我身份认同中的等级意识，正是这一实际错误的自我身份认同，保证了梯方作为启蒙、世俗意义上修养主体的个体性。作为现代修养主体的梯方并不在某种等级秩序或神圣秩序之内活动，借用马提尼(Fritz Martini)对于小说《阿伽通》的概括来说，梯方是“从一个客观的超自然坐标系中被抽离出来……立足于自身之上”(659-60)。这里也可以看出修养小说作为随启蒙运动形成的现代文学体裁，与君主镜鉴之间的本质区别。与现代修养主体在成长之初“一张白纸”式的空白状态不同，君主镜鉴的主人公则是“通过其行为，通常是在作战中或作为立法者，使生来具备的能力与权利得以实现并尽善尽美”；这种“生来具备”的特质，其合法性源于某种“神定秩序”的规定(Jaumann 863)。可以说，君主镜鉴的主人公并没有“立足于自身之上”，其“成长发展”具有某种神圣维度，而这种神圣维度与现代修养主体的个体性在本质上相悖。假设梯方从少年时期便将自己认同为一名王室成员，那么在君主镜鉴体裁传统的意义上，他所获得的“成长经验”便将不再是个体性的。总结起来可以说：在梯方成长故事当中，正是青少年梯方错误的自我身份认同保证了其作为修养主体的个体性；通过情节设置，梯方成长发展的神圣维度在很大程度上得以被消解，其成长故事由此在体裁特征上向修养小说的方向移动(Jordheim 182)。在这里，随梯方成长发展的神圣维度一同被消解的，还有君主镜鉴的体裁传统，由此也可以看出梯方成长故事中君主镜鉴与修养小说两种体裁传统之间实际存在此消彼长的张力关系。而君主镜鉴体裁传统的被消解，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18世纪下半叶德国文学的个体化与市民化倾向。

       小说《金镜》当中的人物梯方在其成长发展过程中除了具备修养主体的个体性，其成长发展还体现了启蒙以来现代“修养”理念的另外一重内涵，即外在条件的“参与塑造”(Anbildung；Selbmann 2)。经历了启蒙时期人文转换之后的修养概念(比如在赫尔德和歌德那里)，强调对个体的塑造“由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而成……一是个体自身的天性，二是外在条件的配合”；因此，人格塑造一方面要“让天性得以充分展露”，另一方面则要“注重外在的培养和教育……让环境的影响‘参与’到人格塑造”之中。具体考察这内外两方面因素在文学作品所塑造的人物身上的体现，可以认为，如果说“主人公内在天性的展露”尚在君主镜鉴当中被赋予某种神定秩序下的神圣维度、具有世俗化进程之前的“前现代”渊源，那么“外在环境对主人公的参与塑造”则是为修养小说等现代文学体裁所强调的新主题，其背景是强调环境对人之培养重要性的思想有其(植物学等)自然科学基础，从而具有本质上的现代属性(谷裕6)。马提尼便强调了修养小说《阿伽通》在这个方面的特色：“维兰德写出了一部与旧小说相对立的新型小说，这部小说……展现了人在不同社会环境影响下的各种侧面”(671)。回到梯方成长故事的情节，不难看出，小说刻意渲染了淳朴成长环境对于青少年梯方的成长发展、尤其是道德品性塑造的基础性意义，这便明显应合了现代修养理念对于“外在条件参与塑造”的强调。另一方面，小说《金镜》本身也在话语层面对梯方的成长发展进行了反思总结，并强调了外在环境影响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比如在小说“宫廷谈话”的叙事层面，哲学家达尼士满在向君主盖巴尔讲述梯方成长故事之前便特意强调：“如果梯方是……在他堂兄依斯方达的宫廷中、或是那个时候的其他某个亚洲宫廷中长大成人的，那么他很可能是完全另外一副样子”(205)。作为谢西安历史故事的主要讲述者，达尼士满在这里突出了外在环境影响对于梯方成长发展的基础性意义，这便使得修养理念的这一重要维度在小说的“宫廷谈话”叙事层面也被提炼成为探讨的主题。而这一明确的反思进程又在梯方成长故事本身当中得到了话语性的延续，表现为梯方导师成吉思在一次与梯方的交谈中重复了与达尼士满类似的观点：“人……生来是不完善的，但却具备了向值得赞赏的完善状态发展的天性……一切都取决于他初到这个世界时所置身于其中的环境以及他的如蜡般可塑的头脑在他最初的青少年时期受到的影响”(223)。可见，小说《金镜》不仅在梯方成长故事的情节层面应合了“外在条件参与塑造”的修养理念，更在不同的叙事层面开启了对于该理念的话语性反思与总结。可以说，这也客观凸显出该理念作为现代修养概念之内涵的重要性。

       总结起来可以认为，小说《金镜》中的梯方成长故事对修养小说体裁传统的遵循主要在于：一方面，梯方的成长发展体现出了现代修养主体的个体性；另一方面，其成长发展还应合了“外在条件参与塑造”的修养理念。如上文所述，正是梯方错误的自我身份认同保证了其作为修养主体的个体性。结合小说对于《赵氏孤儿》的接受，我们可以看出，维兰德小说这一“救孤者向孤儿隐瞒其真实身份”的情节设计，明显受到了《赵氏孤儿》相关情节(程婴向程勃隐瞒其真实身份)的启发，是对于“赵孤”题材的化用。由此可以认为，“孤儿错误的自我身份认同”作为维兰德化用自《赵氏孤儿》的情节元素，在情节层面保证了小说人物梯方作为修养主体的个体性，从而对于将修养小说体裁传统有机地融入小说《金镜》文本起到了间接促进作用。结合上文中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赵孤”题材在《金镜》的梯方成长故事当中与君主镜鉴和修养小说两种体裁传统都得到了有机的结合，从体裁史角度来看，这正是维兰德小说对于《赵氏孤儿》之接受的特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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