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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B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7－0003－06
一
本文的题目是马克思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的最后一句话。马克思在这封信中批判俄国民粹派理论家、主观社会学者米海洛夫斯基对他在《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的歪曲时说：“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接着马克思举例说明他的观点。他指出：古代罗马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自由农民的土地也曾经被剥夺，与自己的生产资料相分离，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罗马失去土地的农民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也不是西欧那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奴隶占有制。据此，马克思得出结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2]我国学术理论界对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存在着不同理解，甚至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有些学者根据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提出以下几点相互联系的理解：（1）马克思根本否认“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存在；（2）马克思认为“一般历史哲学理论”是抽象的教条，它恰似一把可以打开一切铁锁的“万能钥匙”；（3）马克思认为“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具有直接的现实性，否定它的“超历史的”性质。[3]我认为，这些理解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是对马克思论述的极大误解。马克思的本意与上述几点理解正好相反：（1）马克思否定的是米海洛夫斯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而不是否定一般历史哲学理论本身；（2）马克思否定的是把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当成一把万能钥匙到处生搬硬套而不去研究具体的历史事实，而不是否定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3）马克思是从正面肯定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而不是否定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具有“超历史的”性质。
二
要准确理解马克思论述的本来意义，必须了解马克思作出这些论述的历史背景和直接针对性。具体地说，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是在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以后，针对俄国民粹派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理论提出来的。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时候，俄国的知识界就开始涌动着崇拜农村公社的神奇力量的思潮，民粹派就是这种思潮的直接继承者和宣传者。他们认为，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比西欧更快、更容易。其理由主要有：（1）俄国既没有城市无产阶级，也没有城市资产阶级，俄国的农民只需要同政治权力即专制国家作斗争，这个斗争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2）俄国完好地保存了村社制度和劳动组合的形式，这不仅是俄国不同于西欧的地方，而且是优越于西欧的集中表现，村社原则“应当成为我们大家梦寐以求的未来社会的基石”。[4]（3）俄国农民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体现者、天生的共产主义者”，[5]同“西欧无产者比起来，要无可比拟地接近社会主义”。[6]恩格斯在1875年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中，对俄国民粹派的这些观点一一作了驳斥。马克思同样不赞同俄国民粹派的这些观点，但由于他与俄国民粹派理论家的特殊关系，对待他们的错误观点采取了与恩格斯不同的做法。恩格斯对俄国民粹派的批评直接、明显、尖锐、激烈，而马克思对俄国民粹派的批评则比较隐晦、曲折、婉转、含蓄。马克思为什么对俄国民粹派采取如此奇特的态度呢？这是因为，俄国革命的民粹派对马克思的学说和活动特别感兴趣，马克思与他们中的一些人交往密切，关系亲密，一些民粹派理论家为马克思提供了很多十分有价值的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状况的资料，对马克思研究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有很大的帮助和启发，一些俄国民粹派理论家的著作（如弗列罗夫斯基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受到马克思的高度赞扬，所以马克思对俄国民粹派的革命实践活动给予很大的同情和支持，并将其看做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对他们的错误思想的批评采取了比较友好和策略的方式，不公开谴责他们的空想主义，但也没有明确表示过赞同他们的观点。俄国革命者曾多次要求马克思公开发表论述俄国社会问题的文章，马克思都婉言谢绝了。对一些不得不发表的观点，为避免发生正面冲突，都是通过“通信”的形式，特别是对俄国公社及其发展道路这类敏感问题，则更为慎重。
例如，马克思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概括地叙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俄国公社发展前途的看法：“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他表示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马克思是否表示了同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呢？我国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明确表示了他赞成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其实不然。我们仔细推敲一下这封信，就可以看出马克思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不仅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甚至可以说婉转地表示了某种程度的不同看法。他叙述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以后说：“我的可敬的批评家（指米海洛夫斯基——引者注）既然可以根据我同那位‘文学家’（指民粹主义者赫尔岑——引者注）和泛斯拉夫主义者的论战推断我反对那位‘文学家’的这些观点，那么，他至少也有同样多的理由根据我对这位‘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评家’的尊重断定我同意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接着马克思又讲了下面一段话：“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么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7]从这里不仅看不出马克思明确表示赞成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而且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明确表示了他不赞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来所开始走的道路，俄国也将像西欧一样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
再如，马克思1881年回复俄国民粹派女作家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四易其稿，这是马克思对于革命者信件中绝无仅有的。有三个草稿比较长，仔细阅读马克思这封信的草稿可以体味出马克思构思这封信是如何殚精竭虑、煞费苦心，而最后寄去的复信正文又十分简短，不过千字左右。只有先看一看查苏利奇在同年2月16日给马克思的信，才能明白马克思对俄国民粹派采取如此奇特的态度的奥秘。现将查苏利奇给马克思的信的有关部分摘录于下：
最近以来我们常常听到一种意见，说农村公社是一种陈腐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总而言之，所有一切最不容争辩的东西，都已断定这种陈腐的形式必然灭亡。宣扬这一论点的人，都自称是您的真正的门徒，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经常挂在嘴上的最有力的论据是：“马克思是这样说的”。
有人反驳他们说：“你们是用什么方法从他的《资本论》中推论出这一点的呢？他在《资本论》中并没有分析土地问题，也没有谈及俄国啊”。
您的门徒们回答说：“要是谈到俄国的话，他是会说这个话的。”……也许，他们有些过分大胆了。
公民，因此，您会理解，您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会使我们感到多大的兴趣，要是您肯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遭到的各种命运发表自己的观点，要是您肯对那种认为由于历史的必然性，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阶段这种理论阐述自己的看法，那么您会给我们多大的帮助啊。
公民，我以您的同志的名义，恳求您给予我们这种帮助。[8]
查苏利奇在讲这一大段话之前，还曾讲到：俄国公社的发展前途问题，“在我看来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对我们社会主义政党来说尤其如此。甚至我国革命的社会党人个人的命运也取决于对这一问题的观点究竟如何。”[9]
查苏利奇的信可以说是步步为营，咄咄逼人，使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进退维谷，左右为难。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才四易其稿，并且在正文中对她的问题作了十分微妙的回答，委婉地表达了与她不同的见解：我“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我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个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10]马克思在这里说得十分清楚，他在《资本论》中既没有表示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没有提出俄国农村公社没有生命力的论据。他认为俄国农村公社有两种发展前途：或者在条件具备时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共产主义的起点，或者继续坚持1861年以来农奴制改革的方向，像西欧一样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正如他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所说：“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11]马克思在讲到俄国公社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时，总是附加必要的条件，并且明确指出：俄国公社正遭到来自各方面力量的破坏，面临着崩溃的危险。马克思反对民粹派把资本主义庸俗地解释为绝对的祸害，他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给人类带来灾难的同时也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因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个体生产者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的所有制。”[12]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扬弃，完全不是像民粹派幻想的那样，它可以在农业公社的基础上直接生长出来。
马克思回答查苏利奇提出的问题时使用了极其独特的思考方式、构思方式和论证方式，这是马克思与其他人通信中从来没有使用过的方式。这就是他在说明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不解体、“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时，都明确指出这是从“理论上”或“纯理论观点”讲的；而当他讲到俄国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有可能解体变为土地私有制，从而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时，则是从实际上讲的，是从俄国当时的现实情况讲的。例如，马克思在复信《初稿》中说：“如果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即从俄国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引者注）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要问他们：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难道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历一段很长的机器生产发展的孕育期吗？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的发展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在自己这里建立起来呢？”[13]“为了从纯理论观点，即假定以永远正常的生活方式为前提，来判断农村公社可能有的命运，我现在必须指出‘农业公社’不同于较古的类型的公社的某些特征。”接着，马克思从三个方面说明了俄国农村公社具有私有制和公有制并存的二重性特征及两种可能的发展前途。[14]马克思在论述俄国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有可能解体变为土地私有制从而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时，则撇开“带有理论性的问题”不谈，直接谈俄国实际存在的现实情况。马克思在复信《二稿》中说：“把一切多少带有理论性的问题撇开不谈，那也用不着向您说明，目前威胁着俄国公社生存的危险来自一切反对它的那些强有力的利害关系者。某种在国家帮助下靠牺牲农民哺育起来的资本主义是同公社对立的；它所关心的是公社的毁灭。并且为了地主的利益，创造出一个由比较富裕的农民组成的农村中等阶级，而把贫苦农民即农民大众变为普通的雇佣工人，也就是说，要保证自己获得廉价的劳动。公社受国家勒索的压制、商人的掠夺、地主的剥削和高利贷者从内部的破坏，那它怎么能够抵抗得住呢！”“威胁着俄国公社生命的不是历史的必然性，不是理论，而是国家的压迫，以及渗入公社内部的、也是由国家靠牺牲农民培养起来的资本家的剥削。”[15]明确了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的这种独特的思考方式、构思方式和论证方式，就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出，马克思关于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不解体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证，是从“纯理论观点”作出的，是“假定以永远正常的生活方式为前提”的。而他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有可能变为土地私有制从而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论证，则不是逻辑上的“历史必然性”、“不是理论”，而是“把一切多少带有理论性的问题撇开不谈”，亦即从俄国现时的实际情况讲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研究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学者，绝大多数人没有注意到马克思给查苏利奇复信的独特的思考方式、构思方式和论证方式，没有注意到马克思论述俄国农村公社两种发展前途的不同论证方式的差别，即对第一种前途的论证是从“纯理论观点”作出的，而对第二种前途的论证则是从俄国现时的实际情况作出的；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关于第一种前途的实现的可能性仅仅是从“理论上”设想的，而对第二种前途的实现的可能性则是从俄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的。正是由于这种情况，致使不少人不能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真实思想，甚至对马克思的思想产生了种种误解。很多研究者都认为，马克思强调的重点是第一种前途实现的可能性，其实不然，马克思强调的重点在于警告俄国民粹派理论家要警惕和防止第二种前途的实现。
三
弄清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仅限于西欧的论述提出的历史背景及其直接针对性，就容易明确他的这一论述的适用范围了。具体地说，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不适用于俄国的农村公社。下面我们具体分析马克思的有关论述。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中说：“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16]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初稿》中，又转述了《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中的另一段论述：“这一消灭过程，即变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为社会集中的生产资料，从而变多数人的小财产为少数人的大财产，这种对劳动人民的痛苦的、可怕的剥夺，——就是资本的来源和起源……以个人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17]
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概括了他在《资本论》第1卷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的基本含义：“我在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中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因此，这一章叙述了使生产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从而把他们变成雇佣工人（现代意义上的无产者）而把生产资料占有者变成资本家的历史运动。……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18]
从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可以归结为以下几层含义：（1）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相分离，农民被剥夺；（2）变个人分散的生产资料为社会集中的生产资料，变多数人的小财产为少数人的大财产；（3）其结果是，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代替。
为什么这一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仅限于西欧各国，而不适用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俄国农村公社呢？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二者的历史前提不同。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运动，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而俄国农村公社是土地公有制，土地从来没有成为农民的私有财产，所以不能把马克思关于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的概括，运用到根本没有土地私有制的俄国农村公社上去。
其次，二者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马克思认为，西欧当时处在封建制度解体、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环境中，而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俄国农村公社不仅是与资本主义同时代的东西，而且处在资本主义经历着危机、即将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的历史环境中。正因为如此，它才有可能不必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不幸的灾难，而享受资本主义创造的积极成果，用来对自身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既然资本主义在产生它的西欧就要灭亡了，俄国农村公社何必还要去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呢？
再次，由于二者的历史前提和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所以人们是承认还是否认俄国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变为小私有制这种转变的历史必然性，提出赞成或者反对这种转变的理由，都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西欧资本主义制度起源的历史分析毫无关系。马克思指出：“从这一分析中，至多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目前俄国农民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把他们变成小私有者，不过是对他们进行迅速剥夺的序幕。”“如果资本主义生产定将在俄国获得胜利，那么，绝大多数农民即俄国人民定将变成雇佣工人，因而也会遭到剥夺，剥夺的办法是他们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先被消灭。”[19]马克思认为，从“问题的实质”来看，“俄国公社所属的古代类型，包含着一种内在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会导致公社的灭亡。土地虽然是公有的，但是每个农民则和西方的小农一样，都靠自己的力量来耕种自己的土地。公社所有制和土地的小块耕种相结合，这在较久远的时代是有益的，但在今天就变成危险的了。一方面，动产这种在农业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的因素，促使公社社员的财产状况日益分化，特别是在国家的财政压力之下，还引起了公社内部各种利益之间的斗争；另一方面，作为合作劳动和协作劳动基础的土地公社占有制，它在经济上的优势日益丧失。”[20]这就是说，俄国农村公社面临着解体的危险。如果俄国农村公社解体，把俄国农村公社的农民变成小私有者，其进一步发展必然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从而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说明，马克思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和俄国社会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并没有否认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必然产生资本主义，或者说，并没有否认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是资本主义产生的一般规律，也没有否认俄国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解体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说他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仅限于西欧各国，只是说不能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具体道路，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剥夺农民、变个体小生产为资本主义大生产，当作资本主义起源的唯一道路，而不是说只有西欧资本主义起源才走这条道路，其他国家资本主义起源都不会走这条道路，更不是说只有西欧各国才具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西欧以外的其他国家都不会产生资本主义。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巴师夏和凯里”一章中，论述了资本主义起源的四种形式。他指出：“在现实的历史上，雇佣劳动是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或者像在东方和斯拉夫各民族中那样是从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的，而在其最恰当的、划时代的、囊括了劳动的全部社会存在的形式中，雇佣劳动是从行会制度、等级制度、劳动和实物收入、作为农村副业的工业、仍为封建的小农业等等的衰亡中产生的。”[21]这是资本主义产生的三种形式，其中第三种形式最典型，而这种典型形式实际上讲的就是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形式。可见，马克思是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形式当作资本主义起源的最基本的形式的。接着马克思谈到资本主义起源的第四种形式，即“从北美野蛮人的猎具直接过渡到英格兰银行的资本”。[22]这里讲的是美国由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和移民，把西欧的资本主义带入美国，从而使美国由原始社会超越奴隶制和封建制两个社会形态，直接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
由此可见，我们既不能把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也不应该否认西欧以外有些国家的资本主义起源走着与西欧各国相同或相似的道路。认为一切民族不论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其资本主义起源都要走西欧各国走过的道路是不对的；同样，认为一切民族不论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不会或不能走西欧各国资本主义起源走过的道路也是不对的。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看，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纳入了资本主义体系或经历过发展程度不同的资本主义阶段，其中不少国家资本主义的起源所走的是与西欧大致相同或相似的道路。
四
为了正确理解马克思所说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这句话的含义，我们需要完整地引用马克思那段论述的原文，然后根据原文进行分析。马克思说：“在《资本论》里的好几个地方，我都提到古代罗马平民所遭到的命运。这些人本来都是自己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自由农民。在罗马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被剥夺了。使他们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离的运动，不仅蕴含着大地产形成的过程，而且还蕴含着大货币资本形成的过程。于是，有那么一天就一方面出现了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切都被剥夺的自由人，另一方面为了利用这种劳动，又出现了占有所创造出的全部财富的人。结果怎样呢？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了无所事事的游民……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占有制的。因此，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23]马克思在这里深刻地揭示了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历史过程和一般历史哲学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一般历史哲学理论是从对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历史过程的分别研究和相互比较中抽象出来的逻辑结论，是这些国家和民族历史发展中带普遍性和规律性的东西，马克思所说的“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就是指这种逻辑结论与带普遍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即“一般历史哲学理论”。一般历史哲学理论，既然是抽象的逻辑结论，是带普遍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它就是“超历史的”，因为它舍弃了不同国家和民族具体历史过程的差别，舍弃了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许多细节，它不会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历史过程直接相吻合。因为它是“超历史的”，所以就不能把它当作“万能钥匙”到处生搬硬套，而不去研究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历史过程。
理论界有些人认为，马克思关于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这句话，讲的是反话，是否定有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存在，是对主张有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观点的嘲讽。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其错误的根源在于不理解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本性，更广义地说，是由于不理解一般和特殊的关系。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由于它是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历史过程中抽象出来的逻辑结论，由于它舍弃了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历史过程的差别和细节，所以它就是“超历史的”。正因为它是“超历史的”，它就具有一定的“超时空”的性质。正因为它具有“超时空”的性质，它才对处于不同时空中的具体历史过程的研究具有一般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意义。这正是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试想，如果从德国产生出来的理论只在德国有指导意义，在19世纪总结出来的理论只对19世纪有指导意义，丝毫不具有“超时空”、“超历史”的意义，这样的理论还有什么“长处”呢？如果按照这种逻辑进行推论，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多年以前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现在是不是已经完全失去它对现实的指导意义了呢？现在我们是不是就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了呢？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是不是就找到了充分的理论根据了呢？马克思、恩格斯都多次讲过作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反映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具有超现实、超时空、超历史的性质，不具有任何直接的现实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曾经以资本主义经济为例，说明一般规律只是一种趋势，并不与任何个别场合完全符合。他指出：“总的说来，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始终只是以一种极其错综复杂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但永远不能确定的平均情况来发生作用。”[24]恩格斯在1895年3月12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讲得更加明确。他说：“一个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就像两条渐近线一样，一齐向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会相交。两者的这种差别正好是这样一种差别，由于这种差别，概念并不无条件地直接就是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由于概念有概念的基本特性，就是说，它不是直接的、明显的符合于它只有从那里才能抽象出来的现实”。[25]接着恩格斯又以一般经济规律的实质为例加以具体说明。他指出：“它们全都没有任何其他的现实性，而只是一种近似值，一种趋势，一种平均数，但不是直接的现实。其所以如此，部分地是由于它们所起的作用被其他规律同时起的作用打乱了，而部分地是由于它们作为概念的特性。”[26]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极其透彻而深刻地说明了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具有超历史、超时空、超现实的特性，正因为它具有这种特性，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当作僵死不变的教条，不能把它当作灵丹妙药到处生搬硬套，而只能把它当作研究的指南和方法。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批判米海洛夫斯基时所反对的只是把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当作万能钥匙到处生搬硬套，而不是否认存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恰恰相反，马克思是从正面肯定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对研究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历史过程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和历史学不同。历史学是实证学科，它注重对过去历史事件的解释和描述，一般历史哲学理论是哲学，它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普遍性，它是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历史发展过程中抽象出来的一般的逻辑结论。历史学和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关系，是个别和一般、具体和抽象、历史和逻辑、现实和理想的关系。马克思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否认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存在，必然会导致否认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作为人类思想最高成果的历史唯物主义。否认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存在，就意味着否认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从历史到逻辑的科学思维方法，个别和一般、具体和抽象、历史和逻辑、现实和理想的统一性将统统化为乌有。否认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存在，实质上是一种只承认实证科学而“拒斥形而上学”的实证主义的表现。近些年来，由于受西方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在我国学术理论界否认历史发展中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的倾向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也遭到不少人的质疑。这种把哲学实证主义化的致思取向是十分有害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了一段与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的那段话极为相似的话。他们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决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27]这段话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的那段话的确切含意。马克思、恩格斯这里说的“哲学”，不是指一切哲学，而是特指抽象的思辨哲学。具体地说，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批判的是黑格尔式的抽象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和费尔巴哈的脱离人的社会性和实践活动的抽象人性论的人本主义哲学，强调研究现实的生活过程，研究人们的实际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否定“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并没有否定这些概括“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即对整理历史资料、研究历史发展具有指导意义。这些“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就是“一般历史哲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反对的只是使这些“概括”离开“现实的历史”，把它们当作“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而不是否认这些“概括”本身，亦即不是否认“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存在，不是否认“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
五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认为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具有“超历史的”性质，而且认为任何带有普遍性、一般性的理论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超历史的”性质。
例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经讲过“生产一般”这个概念。一方面，他认为：“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历史阶段上的生产”；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象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28]“如果没有生产一般，也就没有一般的生产。”生产可以分为“生产一般、特殊生产部门、生产的总体”几个层次。[29]马克思接着指出“生产一般”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规定或四个环节，并说明了它们之间的一般关系。同时马克思又反对把“生产一般”理论到处生搬硬套，而不去研究生产的具体社会形式和具体社会形式下的生产。他指出：“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30]马克思的“生产一般”理论，可以说就是关于生产的一般经济学——哲学理论。它是从生产的具体社会形式中抽象出来的，具有“超越”生产的具体的社会形式的特点。只有把它与生产的具体的社会形式相结合，才能对生产的具体的社会形式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再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中说：“劳动过程首先要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31]它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社会形式为转移，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因此，我们不必来叙述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这就够了。”[32]马克思风趣地说，根据小麦的味道，我们尝不出它是谁种的，同样根据劳动过程，我们看不出它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它是在奴隶监工的残酷鞭子下进行的，还是在资本家的严酷的目光下进行的，抑或是在野蛮人用石头击杀野兽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些都不属于考察劳动过程时考察的范围。劳动过程既然是从人类劳动的各种具体的社会形式中抽象出来的，为劳动的各种具体社会形式所共有，它就具有“超历史的”性质。关于劳动过程即“劳动一般”的理论，可以说就是关于劳动过程的一般经济学——哲学理论。但是，劳动过程又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下进行的，在现实的历史中，不存在脱离具体的社会形式的劳动过程。任何劳动都是一般的劳动过程和具体的社会形式的统一，资本主义的劳动则是一般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因此，用一般劳动过程的这个抽象理论，是不能说明任何一种具有特定的社会形式的劳动的。只有把它与劳动的具体的社会形式相结合，才能对特定的社会形式的劳动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既然承认有“生产一般”和“劳动一般”，可以把关于“生产一般”的理论称之为生产的一般经济学——哲学理论，把关于“劳动一般”的理论称之为劳动过程的一般经济学——哲学理论，那么，对整个人类社会历史来说，为什么就不应该有“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呢？显然，承认“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存在和这种理论的“超历史的”性质，是与历史观的本性相符合、相一致的，也是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性相符合、相一致的。
本文的结论和本文的题目一样，即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它的最大长处也在于它是“超历史的”，它只能随着时代的变化、实践的拓展、科学的进步不断充实自己的内容，不断开辟自己理论的新境界，它的基本原理却永远不会过时，它对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历史过程的研究具有恒久的指导意义。这就是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把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有机统一起来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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