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思想与中共党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史论文,中共论文,思想论文,代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个代表”思想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揭示了党的根本性质和根本任务，反映了我党认识的最新水平，为党史研究提供了科学的衡量标准。
“三个代表”思想中，“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讲的，就二者的关系来说，生产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放在首位，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在成立后第一个重要而光荣的历史使命；“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角度来讲的，就是说共产党不仅要重视生产力的发展，还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从党和群众的角度来讲的，是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在党的性质中的具体体现，是党的宗旨和党的先锋队性质的必然要求，是前两个代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要处理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以及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就必须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重视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实现、维护好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个代表”思想是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得出的科学结论，为研究中共党史提供了一个根本的标准。掌握了这个标准，我们回顾历史，研究历史，对过去的问题就看得更加明晰了。比如说，我们明确了要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这一思想，对民主革命时期的研究，就不仅要注意分析当时社会阶级斗争的状态、旧的生产关系及革命形势的涨落，而且还必须认真考察当时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因为近现代中国革命发生的根源首先只能从生产力状况及其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去寻找；因为整个革命的目的，只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至于到了新民主主义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更应加强对生产力的研究。我们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这个标准对建国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可以作出科学的判断，即凡是当时对生产力起促进作用的，就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或基本错误的。有些是正确或错误交织在一起，则要作具体的分析。其实，这个理论观点毛泽东同志早在1945年就讲了：“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可惜这个理论未能贯彻如一，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后，我们由于不能正确对待国际国内发生的一些事件，而忘记以至背离了这个理论。我们明确了要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这一思想，对我党各个时期的思想文化建设就可以作出正确的估价。我们知道，先进文化应该是健康的、科学的、向上的、代表未来发展方向和推动社会前进的文化。那么，凡是与此相符合的，我们就应该肯定或基本肯定，否则就应该否定或基本否定。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找到的马克思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所创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党所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些无疑都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但是，50年代中期以后，不适当地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过火的政治批判，鄙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倾向，尤其是“文革”时期搞所谓“破四旧”、“大批判开路”，以及包括文化领域在内的“全面专政”，使全国的社会文化遭受空前的浩劫和摧残。这些做法不但严重背离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而且挫伤了党的整个事业。明确了要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这一思想，那么，我们就知道，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衡量我们党的工作得失的标准。这个思想其实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明确指出，一切以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我们工作的标准。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实行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什么是对的，判断的标准就是它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改善，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相反，若从人民根本利益这个标准出发，我们就会发现从1958年到1978年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人民生活没有得到改善，人民根本利益遭到了损害。社会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当然停滞并不是停止，社会的发展永远不能停止，除非人类毁灭。停滞是指事物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若干因素的阻碍，不能顺利前进。所以，在停滞状态下，社会可以有一定发展，但从整体上说没有多大发展，人民的根本利益遭到严重的损害。
“三个代表”思想为党史研究提供了根本标准。能不能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能不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能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衡量我们党各项工作、各个时期的工作最基本的尺度。“三个代表”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只有做到了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才能做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只有立足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做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三个代表”思想以历史主义观点，从大跨度的时间和空间考察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进程，为党史研究开辟了广阔的视野。
所谓历史主义的观点就是我们在评判历史、分析和解决任何历史问题时，都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从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去考察它们。“三个代表”思想坚持了历史主义观点。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就提到“两个八十年”和“两个一百年”，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去考察。通过这样大跨度的时间和空间的考察，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方位，在中国社会中找到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位置。
由于一切历史事物和现象，包括人物、事物、制度、思想等等，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所以我们在研究历史，包括中共党史时，就应该将其放到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去认识，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贯原则。马克思说过：“所谓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2]前一历史阶段孕育着后一历史阶段的因素，在后一历史阶段又留存着前一历史阶段的残片，所以不了解前一历史阶段，对后一历史阶段就无法说明。反过来说，了解了后一阶段的历史更有助于了解前一阶段的历史，了解了历史过程的各个阶段，也就懂得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邓小平坚持用历史主义的观点来评判历史的是非曲直。他在论述和分析党史的事件和人物时，总是客观地将其放到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去认识，从不以当代标准去苛求历史人物。如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有人在欣喜之余抱怨毛泽东时代的对外政策。邓小平就此指出，建国后很长时间的封闭状态，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封锁禁运，使我们无法同外界交流。今天的国际条件，是毛泽东时代所不具备的。
显然，我们坚持了历史主义观点，就可以做到视野开阔，分析客观。这是党史研究时应该引起足够重视的一个问题。比如，我们分析土地革命战争的必要性、正义性和进步性时，就应说明1927年以后国民党统治的阶级性质及其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在分析解放战争时为什么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时，我们就应说明国民党的独裁、内战、卖国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在分析和评价党史人物和政治派别时，也应坚持历史主义的观点，历史的千秋功罪要实事求是、具体分析。譬如，在现代中国社会中，存在着先后由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集团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由中间派和中间人士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这样三种主要的政治力量。它们从维护各自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提出过不同的建国方案，对于中国所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也提出过不同的主张，如果不把它们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作具体的分析，而是孤立地叙述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主张，那就很难对这种纲领和建国方案作出令人信服的论证。又如对第三党的分析，不能要求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达到既反对国民党又能正确看待共产党的水平。第三党在蒋介石叛变革命时，挺身而出，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就很不容易了。当然他们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错误，但我们应该从历史条件出发，给予恰当的评价。总之，我们在研究党史，分析和论述党史中的人物、事件、活动的时候，应该认真地考察其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一个正确的历史结论。
“三个代表”思想深刻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对我们提出了新的更高的具有时代意义的理论创新要求，为党史研究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在建党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江泽民深刻指出，理论创新、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固有品格，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充分说明：“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要不断发展，应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3]他于2000年在宁夏、甘肃考察工作时指出：“思想开放、理论创新，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江泽民的这一重要思想，是对党的思想路线的丰富和发展，是党的第三代集体向全党和党史研究发出的新的动员令。
毫无疑问，几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较突出的就是缺乏创新、重复研究现象多。这个问题已引起许多学者的注意。华东师大周一平教授对1991年纪念中共建党70年前后出版的关于中共党史书籍及发表的部分文章进行了统计。1991年出版的关于中共党史的通史书达84种，关于中国共产党建设史的书有12种，有关中共党史的辞书、工具书有29种，1991年发表的有关中共建党时期的论文达30篇之多。[4]以上同一类型的书和文章内容基本上是相同的。党史研究的重复劳动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因而我们必须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增强创新意识，提出新观点，开辟新领域，发掘新史料。
提出新观点。就是要求我们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对学术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使人读后感到很新鲜、有见地、有创意。例如，戴向青自1979年以来连续发表了《略论富田事变的性质及其历史教训》[5]、《富田事变考》[6]等文章，对富田事变与AB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新观点，认为富田事变的发生有其原因，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对事件已经作出妥善处理，但后来进入苏区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不了解AB团早已解散，错误地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进行的反革命行动，逮捕并杀害红20军大部分排以上的干部，这是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战，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当然，提出新观点，并不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历史上没有的事情说成有，把正确的东西说成错误，看上去是“新”的，其实是假的。这不但不能将研究引向深入，反而会使其误入歧视。真正的新观点，象上面所提到的，应该是以事实为基础的。
开辟新领域。党史研究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开拓了不少新领域，如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史、组织史的研究，国共关系史等等，但是，仍有不少空白点、薄弱点、疑难点需要进行探索。如，我们过去比较注重研究党领导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历史，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历史，对其他方面研究得不够；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研究得比较深入，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则研究得相对差一些；对中央历史研究得多一些，对地方党史则研究得少一些。尤其是新时期的党史，研究得更不够，连体系、框架都没有形成，应该将党史研究的重点向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新时期转移，对这些时期加以重点研究。特别是“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扩大了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增加了许多新课程。张静如教授等发表了《五四精英与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7]的论文，从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与五四精英的文化价值意识，五四精英与五四时期的文化斗争等方面考察，从而说明五四精英中的最先进的一小部分是怎样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接受马克思主义，把握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
发掘新史料。经过研究，纠正以往研究中的差误，或填补空白，具有极大的创新意义。著名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对新史料非常重视。他在谈到学术新潮流时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采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入流。”这就是说，是不是发掘新史料，运用新史料进行研究，是是否入流的表现。过去，在发掘史料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使一些长期未能搞清楚或有争议的历史条件、历史问题得以澄清，以往研究中的一些片面性结论得以修正。如有的研究者在做《李大钊文集》注释工作时，核对史料纠正了以往不符合实际的结论，等等。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党史研究领域里，还有许多史料有待于我们去发掘。如中央党史研究室最近翻译出版的俄罗斯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档案材料就公布了大量的档案。只有发掘新史料，用新的正确的认识代替旧的不正确的认识，以新的可靠的史料填补空白或纠正旧的不准确的史料，中共党史学科才能发展，才能前进。
“三个代表”思想强调了党史与现实紧密结合的重要性，要求我们通过研究党史，深化认识，资政育人，为党史研究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党史与现实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党史是我党过去了的现实，现实是我党历史的继续和发展。因此，一方面，要解决现实问题就必须认真研究党史。如果我们对党史缺乏深刻的、透彻的了解，对现实问题也就很难有正确的理解。另一方面，我们研究党史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为现实服务。正如江泽民在上海党史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党史研究的科学性和现实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党史工作要实事求是，注意社会效益，以便发挥党史的教育功能和历史借鉴作用。党史研究应该走出书斋，和社会实践，和党的当前工作进一步紧密结合起来，使人们在党史工作中感到时代的脉搏，时代的气息。”[8]
当前，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共党史研究应该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明的方向，紧跟时代的步伐，满足时代的需要，着重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首先，深化对各个领域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的认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过去一些同志对深化历史规律的理解有简单化的倾向。一提深化规律，就认为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这个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早已发现和论述，在这方面没有什么事可做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只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的图景进行了描绘。而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领域进行革命和建设有各自的特点。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恩格斯为解决他们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代的答案。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因此，我们应该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应该站在时代前列，立足于新的实践，把握时代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认识和深化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及至各个时期、各个问题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如“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3]等等。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现实需要出发，认识和深化这些规律，才能更好地指导我们的行动。
其次，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作为我党科学决策的借鉴。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中国共产党成立80年来，既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面的经验。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经历了成功、失败、再成功、再失败，最后才走向胜利。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52年，同样经历了成功、挫折、再成功、再挫折，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取得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曲折发展的历史，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尤其是建国以来，我们在探索新的道路中犯了一些错误，吃了一些败仗。挫折和失败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更聪明起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是由于党中央认真总结建国以来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制定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的结果。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我们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认真总结并借鉴党的历史经验，可以使人们减少盲目性，增强自觉性，少走弯路，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8]
再次，进行历史教育，提高全国人民的觉悟，为我国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历史是一个巨大的宝库，里面藏着许多启迪后人的珍宝。一方面，在党的历史上，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我们应该通过研究加以继承和发扬。比如，当年毛泽东同志用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教育全党，同黄炎培就防止历史周期率进行探讨，在进城之前又重提“进京赶考”，及时敲响警惕“糖衣炮弹”进攻的警钟。几十年过去了，这些历史的警钟仍响彻耳际，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应通过研究总结，警醒我们的党员干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掉党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在党的历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历经艰难曲折才取得今天的成就，我们的事业来之不易。比如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就是我们党通过艰辛探索，逐步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论和成功道路的历史。我们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目的，就是要在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阐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阐明我们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论和成功道路是正确的、长期的、动摇不得的，从而坚定全党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这就要求我们通过研究“用历史的确凿事实，教育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年，明辨是非，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