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着口罩掏垃圾箱——纪念熊伟教授逝世五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垃圾箱论文,口罩论文,戴着论文,五周年论文,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00）03—0374—04
“戴着口罩掏垃圾箱”，这是1952年上半年，我在南京大学参加思想改造运动中，听熊伟教授在自我批判中讲过的一句名言。
当然，“名言”一说是我的评价。因为我觉得以此来形容当时从事西方哲学研究与教学的教师的工作，既生动又深刻。虽然我们（我和同学们）当时还没有学过多少哲学，却已经非常明确地接受了如下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一科学的哲学，现代西方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都是资产阶级腐朽没落思想的表现。这些腐朽没落的思想犹如一堆发臭了的垃圾，仍然要去研究它，岂不是戴了口罩掏垃圾箱吗！后来，当我从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警醒过来时，我才体会到了这一“名言”的真正的深刻的含义。即以此来描述那些学有专长的教授们在当年的命运，不是更深刻吗？掏垃圾箱的环卫工人，工作时戴着口罩是自然的。无论是他们本人还是从事别的职业的人，都不会认为这是对环卫工人的惩罚。但是，对于那些学有专长的教授们来说，戴着口罩去掏垃圾箱时，却实实在在是一种惩罚，而且是荣誉性的惩罚。即形式上不是惩罚，而是发挥其专长；不过这种“发挥”同时是（甚至主要是）自我批评。因为他们不仅是这些资产阶级腐朽没落思想的“受害者”，同时亦是这些思想的“散布者”。所以，他们的批判性研究，如不触动自己，一定就会被认为仍然在坚持反动阵地。那末后果便不难设想了。这样一来发挥其专长，不实际上是一种惩罚吗？而我们这些只知道一点马列，别的一无所知的青年，一般来说是没有这种荣誉的。
熊伟教授是1951年我进南京大学哲学系时的系主任。他亲耳聆听过海德格尔的讲课，是三四十年代国内仅有的极少几个专攻存在主义的专家之一。他对存在主义有独到的理解。例如，在刚看他的存在主义译作时，我总觉得他把海德格尔的Dasein一词译为“亲在”，读起来有点别扭。后来他的学生将其改译为“此生”时，念起来是顺畅一些了，但存在主义的味淡了。所以又不能不承认，“亲在”一译的确有其独到的体会。在思想改造运动以前，我没有听到过熊先生谈起过存在主义，更没有听到过他对存在主义的情感性评语（如一位我尊敬的前辈在自我批判中曾提到，他可以和夫人离婚，也不能和黑格尔哲学分离）。我想，即使如此，要说出重新去研究存在主义便是去掏发臭了的垃圾箱，无论如何不会是由衷的、愉快的。但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前，他似乎真的不再研究存在主义了。偶尔因为教学或政治运动的需要，要他批判存在主义时，他上纲上线比青年人都狠，什么“死亡哲学”、“帝国主义的哲学”等等，别的内容似乎就没有了。这样的文章和这样的报告，我既看过、也听过。但我既没有看懂，也没有听懂。因此我也曾产生过怀疑，是不是熊先生自己也有些不甚了了。但是，连续不断的所谓学术批判，使我很快明白了，既然他是专攻存在主义的，领导上要他批判存在主义时，如果上纲上线不比别人狠一点，一定会被人指责为：还没有从存在主义的反动立场上转变过来。熊先生十分清楚地知道，与其授人以柄，不如自己批判得狠一点。所谓上纲上线高一点，批判得狠一点，说穿了恰恰便是空一点。因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便不可能胡乱上纲上线了。但是，我们有的领导和专家，便喜欢这种胡乱上纲，其无知程度，可见一斑。正是这种胡乱上纲，扭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象，极大地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声誉。那些自以为这样就是在保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其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罪人。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要对十年动乱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冷遇负责。
十年动乱结束后，我们打破了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的状况，实行了改革开放。因此西方的哲学思想也随之而进入了中国。原来不为人们所熟悉的存在主义，一时间成了国内的一种时髦的流派。这事引起了共青团上海市委的警觉，把它称之为“第二次冲击波”。并为此向中央写了报告，也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因此，各地各级领导都对存在主义的“入侵”重视了起来。北大作为高等学府，更应提高警惕，防范存在主义对青年学子的毒害。但是大家弄不清楚存在主义是怎么回事。所以学校领导要求我为他们介绍一次存在主义思想。对此，我犯了难。因为我对存在主义没有研究，批判肯定不够格，介绍也不称职。所以，我不得不临渴挖井，赶紧看书。并就一些弄不清楚的问题去向熊先生请教。再次体会到了熊先生对此有独特的研究，并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平时和熊先生聊天，常常发现他妙语惊人。这是和一些青年朋友谈起熊先生时，大家共有的印象。不过有些妙语，听完一笑，没有往深处想。所以时间一长，也就忘了。但是，这次我去请教，又听他说了一段出乎常人意料的妙语。我说，海德格尔的书这么难念，听课时怎么能听得懂呢？看书看不懂还可回过头来重看，听课则一听即过去了，没有时间来反复，岂非更难懂了。他立即给了一个令我大吃一惊的回答：“就是去听那个听不懂的。不仅我们这些外国人是如此，德国人也是如此。”大家都听说过，海德格尔的课堂，像上世纪黑格尔的课堂似的，常常是爆满。这么多人都是去听“那个听不懂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不久，我便明白了，这才是真正的哲学课。很多人听哲学课，就像听物理课或历史课一样，以为是去听知识的。即以前不知道，听了老师的课便知道了。以前不懂得，现在懂了。这就是所谓长了知识。而哲学课的主要任务恰恰不在传授知识，而在启发智慧。通俗点说，即启发你去想问题。例如，以前你认为理所当然的道理，老师在课堂说，这不对。并说出一套“歪理”来，弄得你莫名其妙，迫使你不得不反复思量，这是为什么呢？由此，你可能就会发现很多新的道理。如果一个哲学老师在台上讲课，说得一清二楚，同学们觉得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没有再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了，听完课一身轻松，那就失败了。如此传习，一定是一代不如一代，犹如俗语所说，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有时我想，不仅哲学教育要注意这个特点，甚至整个大学教育，也应有这样的特点。打个不确切的比方，小学、中学的基本任务是传授知识，凭着这些知识，原来无知的小青年，就有了独立思考的初步能力。大学教育的重点就在于发展这种能力。所以，我们在评论一个青年学生学术上有没有发展前途时，总是把他有没有发现问题的能力放在第一位。因为，只有发现新问题，才能提出新思想，才能有创造性。这就是所谓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发现问题的能力，虽在离不开知识的积累，但是它却不能当作知识来传授。40年代初，我在初中时，便听讲过牛顿看到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受到启发发现了万有引力。这大概是个故事，但它是一个富有哲理性的故事。苹果从树上掉下，在牛顿以前，肯定有无数的人看到过了，为什么没有人发现万有引力呢？这可能是因为知识发展的水平和实践发展的水平，还不足以使人们提出万有引力的假设。但是我以为，更重要的是在思维方式上，人们被理所当然束缚住了。重的东西往下掉，一贯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还有什么可讨论的呢？反之，如果要是有人假设它往上飞，岂不要让人讥笑为大脑不正常吗？怎么才能突破理所当然呢，不就是要有一种全新的自然观，全新的思维方式吗？这就是个哲学问题。在我看来，如果用漫画的方式来概括科学发展史的话，就是一部不断突破理所当然的历史。
当然，我没有就这些体会再次向熊先生请教，这是件憾事。现在才觉悟到已经晚了。不过，更为遗憾的是熊先生的才智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我在南京大学上学时，他不仅是哲学系的主任，同时还是全校政治课的负责人。校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孙叔平同志任组长，熊先生任副组长。这可能也是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尽可能给自己高高上纲上线的原因。
在南京大学这一年，我不记得熊先生给我们开过什么课。我只记得宗白华先生为我们讲过《共产党宣言》。讲了什么，现在一个字也想不起来了。一年后，我们由南京到了北京。似乎更没有人注意要发挥熊先生的特长了。我觉得与旧中国哲学界的派性有关。如果说熊先生没有得到重视，因为还不算旧中国的名教授，而且系里有一些人还是他的老师，那末，宗白华教授应是名教授了，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似乎就证明的确存在这种情况。关于宗老的情况，别处再说。现在仍回到熊先生的话题上来。教学基本上没有熊先生的份，他的工作似乎主要是搞翻译。
我觉得最为不妥的是把他变成了专职翻译。60年代，历史系请了位德国专家来讲德国史，需要找几位德语翻译，结果把熊先生也调去了。新中国的一位哲学教授，成了比他年轻的德国历史学教授的翻译，这对他本人、对国家都是不合适的。不过他本人却似乎因祸得福，避开了对他轻视的眼光，在受人尊敬的环境中工作了几年。80年代，他被选为全国德国史学会会长，显然也与此有关。不过，他关于翻译工作的题外之话，却启发过我的哲学思考。
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时，要搞同声传译。所以从全国抽调了一批专家去翻译大会文件。熊先生和德国专家洛赫亦去了。熊先生回来后，给我谈了一件趣事。他们为了保证译稿的高质量，把同一语种的人员按两个人一个小组，分成若干组。各小组都要独立完成整个文件的翻译。然后把自己的译稿交到本语种的大组长那里，由他综合各译稿的优长，修改出定稿。熊先生和洛赫两人是一组，洛赫不会中文，故先由熊先生把中文稿的内容讲给他听，由洛赫斟酌落笔为德文。当熊先生将此稿交组长后，组长认为此稿不规范，表达常不符合语法，所以他没有与熊先生商量便将此稿改了。当熊先生告诉他，此稿是洛赫的稿子时，弄得这位老朋友哭笑不得，他只能半开玩笑地说，你这家伙，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这件趣事，告诉我们，同是德语，中国人（即使德语专家）的表达，与德国人的表达仍然有鲜明的不同，仍然是中国人的德语。我觉得，这个例子在哲学上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
以往我们总是把语言表达和语言内容的关系了解为直接的。这就大大简化了思维是存在的反映这一复杂问题。而这里的事实却表明，不仅不同的语言对同一内容的表达是不同的，而且同一语言对同一内容的表达也可能是不同的。所以，在认识理论的研究中，思维形式是如何表达思维内容的，应占有重要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把思维与对象的二级关系（不过，我仍然对所谓“哲学中的语言转向”一说，有极大的保留），了解成思维、语言和对象的三极关系，显然会大大有利于认识理论的深化。同时，上述事实还说明，不同的文化传统，对人的认识活动，起着一种什么样的重要影响。对生活于其中的个人来说，这不仅是主观的条件，而是客观性的不可或缺的要素。这不是认识活动的辩证本性的又一深刻表现吗？……总之，由此事可引起的联想很多。
由此，我想起了哲学著作的翻译问题，不同语言的翻译实在是件难事。文学著作翻译得好，人们常说是再创作。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哲学著作的翻译也是如此。逐字逐句的翻译一定传达不了原作的精神。既貌似而难神似。反之，神似了，可能貌便不似了。总之，对于真正的研究者，任何好的翻译也替代不了对原作的研究。同时，又要体谅别的译者的苦衷，不可苛求。你看了别人的译稿不满意，你自己来译也不可能尽善尽美。
熊先生在翻译上是有贡献的，不仅因为他译了一些西方重要的哲学著作，而且还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重要著作。
当然，作为一个哲学家，熊先生对自己翻译上的贡献一定是不会满足的，而是要在哲学上作出贡献来。十年动乱后，他抛弃了“戴着口罩掏垃圾箱”的精神枷锁，重新开始了对存在的教学与研究，而且培养了一批有才华的学生。
在教学中，我觉得他颇有点存在主义的味道。有一次，他跟我说，他上午九点多钟到学生宿舍去找研究生，一敲门，那位同学在里面说：“谁？我还没有起床。”他一听，什么也没有说便回来了。我说，您为什么不批评他，九点多了还不起床？他却说，生活小节，不必苛求。
在改革开放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他不仅培养了一批很有才气的学生，还积极参与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活动，为推进我国西方哲学的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现在他离开我们已经五周年了，但愿他是带着“听那个听不懂”的愉快心情离开的。我想大概是这样的。因为30年代，在他取得博士学位后，曾取得了柏林大学的终身教席，但因发表文章断言“光明从东方来”而不能见容于纳粹党人，（注：这是在南京大学时， 熊先生讲的。 2000年3月8日，我向靳希平教授提及此事时，靳说希特勒也说此语，怎么会不见容。我只得存疑了，已无法考证。）在当时的驻德大使桂永清（他们似乎是同乡）的帮助下，才回到了祖国。但随后的几十年间，他似乎并没有能全力投入存在主义的研究。但改革开放以来，使他得展平生所志，能不快哉！
熊先生并不是只关心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他真正关心的是：在学习西方哲学中来发展中国哲学，可惜老天留给他的时间太少了，使他没有把这一方面的才智全贡献出来。这便是他留给后人的一项历史任务！
收稿日期：1999—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