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形势深刻变化对国际军事安全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势论文,深刻论文,军事论文,国际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军事安全形势在经历了起伏不定、风雨飘摇的动荡之后，开始出现相对平稳发展的势头，军事安全的战略地位有所恢复和提高。在这一敏感性和对抗性较强的领域中，缓和与合作的势头也在发展，建立合作安全机制的努力取得成效；大国之间的军事对话与协调势头不断增强；国际军控与裁军进一步全球化、全面化；主要国家军事改革相继启动，新军事变革方兴未艾。与此同时，军事安全领域中的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并有新的变化，继续构成世界和平与发展主旋律中的不和谐音调。从总体上看，军事安全领域呈现的新特点同近两年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深刻变化相互一致并互相影响，世界经济、政治、军事安全三者之间的依存性、制约性增强。继经济的区域化和全球一体化趋势之后，在政治和军事安全领域谋求区域合作和全球合作的各方努力也正在启动，这种对21世纪的国际关系带来深刻影响。
一、当前的国际局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但局部战争和冲突不断，民族矛盾、宗教纠纷、领土争端仍然是导致冲突的直接原因，也将是今后相当长时期“世界仍不安宁”的基本诱因，而由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插手和干预，使一些矛盾和冲突更为复杂，解决的难度加大。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趋势在全球和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了新的发展，国际关系中的经济科技因素进一步凸显。这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要潮流和本质特征。它给世界军事形势带来了根本性的影响。一是它把发展问题推到了世界政治的核心地位，不发展就没有国家利益可言，发展是硬道理，而要发展就要有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立足发展，绸缪和平”成为绝大多数国家内政对外交提出的根本要求。这就大大降低了军事冲突和国际关系紧张的程度；二是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度、高效率和无国界特点，客观上要求把地球上的各个部分联系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组织和进行生产，这就提出了国际关系区域化、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内在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强化对抗、扩大分歧、制造分裂、推行遏制、重开冷战的政策显然与现代生产力和日益全球化的生产关系的本质要求背道而驰，因而不得人心，也是不能持久的；三是全球性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更为激烈的竞争，引发了新的冲突，由发展引起的矛盾是导致“天下并不太平”的深层矛盾之一，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时代主流的不可逆转、多极化的加速发展、经济科技在国际关系中的主导地位是国际局势总体继续趋向缓和的三大决定性因素。
与此同时，局部战争或冲突始终未能停止，其爆发的频率和次数居高不下。
冷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全球热点主要集中在西起巴尔干、中连中东和高加索、东到中亚和阿富汗的一条拱形“地震带”上，并多数由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引发。而近两年的局部战争或冲突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一是热点集中地带向南位移，中东和非洲成为爆发冲突最多、频率最高的地区，在1997年全球38起冲突中，非洲占了近一半。二是原来的热点地区虽然普遍降温，但基础并不牢固，在一些国家出现了反复，如阿富汗、柬埔寨、波黑和南联盟的科索沃地区等；三是世界潜在热点有所增加，并存在着十分复杂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除巴尔干、中东等地区外，在亚太，形成了一个由大陆线和海洋线构成的"V"字型潜在热点线；在中亚和里海地区，西方大国和有关国家争夺主导权和石油资源的斗争日趋激烈，使这一地区成为新的潜在热点。从当前局部冲突的新特点来看，民族、宗教矛盾仍然是引发局部动荡的直接原因，争夺领土和战略资源的冲突有上升的趋势，而其背后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美国等西方大国插手的阴影，使得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同西方大国的争夺相互交织，局势更加复杂，冲突更难以解决。
二、西方大国之间具有排他性、对抗性特点的军事同盟有所强化，但不针对第三国的军事合作与协调的势头也在加强，并正在成为各主要国家军事关系发展的主流，这既是近年来大国战略关系不断调整、深化的结果，也是当今世界全球化趋势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反映。
美日重新定义《安保条约》、出台新的《防卫合作指针》，以及北约实现东扩，反映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在东西两个方向上对中、俄实施战略挤压的图谋，这种针对第三国、带有典型的冷战思维特征的军事同盟给总体缓和的国际局势增加了新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与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格格不入。但同时，新的合作安全观渐入人心，军事领域不具对抗性、不针对第三国、寻求共同安全的合作与协调也在发展，突出表现在全球、地区和国家关系这三个层次上。
就全球来看，国际军控与裁军虽然一波三折，但其总的趋势是，领域不断扩大，参加国越来越多。《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自1996年联大通过后，迄今已有130多个国家签了字，《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已于1997年4月29日正式生效，签约国达到165个，限制、禁止使用杀伤人员地雷的问题取得进展，89国代表经过谈判通过了一项国际协议草案。国际裁军和军控在1996年取得进展的基础上，1997年又有一些新的深化和调整。美俄双方根据《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正分别以每年削减2000枚的速度进展，并定期通报各自核武器撤离发射井及炸毁发射井的情况；欧洲也就常规裁军条约的修改取得一致；许多国家军队规模进一步缩减。
就地区来看，一些地区性的安全机制已初步建立。扩大后的东盟地区论坛开始讨论实质性安全问题，在亚太安全上的作用加强；北约与俄罗斯特殊伙伴关系的建立、《俄罗斯联邦与北约相互关系、合作和安全基本文件》的签署，是在“东扩”已成事实的前提下，双方寻求合作的一种努力；即使在冲突频仍的非洲地区，地区性组织和区域内有影响力的国家积极调解冲突和争端，探索适合本地区特点的新安全机制，依靠集体力量解决非洲安全问题的力度也在加大。
就国家关系来看，各主要国家的军事合作和协调正在展开，军事交流不断深化，战略安全合作上的共识明显增多，正在探索建立防止大国矛盾激化、不以武力解决分歧的机制，一系列防止边境和海上冲突的信任措施陆续出台，不针对第三方的军事文件相继签署，合作安全模式成为冷战后重塑国际和地区安全的主要标志。1997年4月底，中、俄、哈、吉、塔五国签署的关于在边境地区互相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就为亚太国家建立和发展睦邻关系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军事安全领域合作与协调的加强，从本质上说是区域集团化、全球一体化和国际社会相互依存加深在军事领域的必然反映。冷战结束后迅猛扩展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浪潮，对国际政治最直接的冲击，就是使世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纵横交错的网络系统，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程度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这种十分紧密的国际政治体系不可能不对世界军事产生影响，各国军事交流合作的增多正是这一潮流推动的结果。当然，这种变化更直接来自于大国关系调整的深化。如果说在前几年，大国关系的调整更多地集中在经贸和政治领域的话，1997年军事安全关系的调整终于跟了上来，军事关系相对滞后的状况有所改善，目前正在形成相对稳定的美俄、美欧、美日、中俄、中美五大战略伙伴关系，不以武力解决分歧，以对话促了解，以妥协求大同，以合作谋安全的新安全观被愈来愈多的国家接受。
三、伴随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结构性的重大调整和各国政治改革的深入，主要国家军事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一场新军事变革正在兴起。只有抓住这场新军事变革的机遇，迎接挑战，才能在21世纪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经过冷战后最初几年的适应性改革和调整，近两年，一些大国相继出台了军事改革方案，这些方案具有内容充实、目标具体、步骤稳妥，既注重应付现实挑战，又兼顾长远、潜在威胁的特点，并且提高了军事手段在国家对外战略中的地位。虽然各国军事改革的起点不同，内容各异，但建设一支高质量、高素质、拥有高技术装备、适应21世纪需要的现代化军队的总目标是一致的。
在更新军队技术装备、组织结构和作战方式的同时，各主要国家还加紧更新军事观念、调整军事战略。美国首先提出“新军事革命”概念，即：将新的武器装备、新的军事理论和新的组织结构相结合，对作战方法和样式进行一场革命性的变革。与此相适应，1997年4月，克林顿向国会提交的年度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及5月份国防部公布的新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又提出了“塑造—反应—准备”三位一体的新的军事战略，确立了面向2015年美军建设的方针和发展规划，要求美军继续奉行精兵政策，加快以信息战和精确打击能力为重点的质量建设，以渐变方式进行新军事革命，把美军建设成为具有“决定性战略优势”的多能型军队。美军的新战略有三个值得注意的动向：一是平时与战时结合，突出军事行动在“塑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中的作用，提高美军在预防性外交中的地位；二是当前与长远结合，在现实与未来之间寻求加强美军建设的平衡点，以便既照顾眼前优先发展美国经济科技实力的需要，又不降低其应付当前危机和未来可能出现的更大威胁的能力；三是提高美军战略准备的强度，把准备同时打赢两场“地区性局部冲突”的提法改为两场大规模“战区性战争”。
当前，这场正在兴起的新军事变革，既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高科技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相继引起革命性变革的必然产物，也是冷战后世界主要国家以经济为基础、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较量的有机组成部分。面对21世纪的国际竞争，能否把握住当前这场新军事变革的机遇，是事关民族复兴、国家强盛的一项根本大计。
四、在国际关系中的经济科技因素上升的同时，军事因素依然比较突出，军事作用有所回升。怎样在优先发展经济的同时兼顾军事安全利益，使国家的军事实力达到足以应付眼前和长远威胁的要求，是很多国家目前正在摸索和探讨的重要课题。
90年代以来，如何处理好优先发展经济和提高军事实力的关系是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一个紧迫而又棘手的难题。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因素在各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明显上升，军事作用相对下降，这是适应冷战后国际战略形势发展变化的一个客观趋势，也是各国进行战略调整的一项必然选择。各国纷纷利用历史转型的有利时机，优先发展本国的经济和科技，以便在21世纪的综合国力较量中立于不败之地。但是近几年一些现实的和潜在的不稳定因素的发展表明，在国际形势总体趋缓的同时，“天下并不太平”，军事作用不仅没有消失，在国家总体实力中，仍然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特别是作为威慑手段的军事力量在国家对外战略中的作用有所上升，究其原因，主要有四点：
第一，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军事实力是构成综合国力的必要条件。综合国力中的经济、科技、军事三大要素，不仅仅是简单相加的“和”的关系，也是相乘的“积”的关系。从“和”的角度看，21世纪综合国力的较量，不仅仅是经济科技实力的较量，也是军事实力的较量；从“积”的角度看，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科技实力，综合国力的较量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仅最终会拖垮军事，也可能导致整个国家的四分五裂（如前苏联）。而如果没有一定的军事实力，一国在这场跨世纪的较量中充其量只能是一个大国，而不可能成为一个强国，在世界多极格局中的作用将十分有限，这就是已经成为经济大国的德国、日本加紧实现向政治大国转变的主要动因。
第二，军事作为国家总体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经济实力的联系更加紧密了，二者相互依存的加深客观上提高而不是降低了军事的地位。冷战时期，包括美、苏在内的许多国家，迫于大战随时可能爆发的压力而一味扩军备战，导致一国的军事实力与其经济水平严重脱节。冷战结束后，各国逐步认识到，在优先发展经济的同时，利用和平有利的时机走与本国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精兵之路，是一个既不影响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又能保持并增强军事实力的上策，所以经济的决定作用以及军事对经济的反作用更加鲜明地得以体现。
第三，军事作为解决国家之间不可调和矛盾的最后手段仍然有效。冷战结束后，缓和、合作、对话成为主流，通过经济、政治、外交而不是武力的手段化解矛盾的趋势在不断发展，但是军事手段在维护国家最高利益时仍然行之有效，与冷战时期所不同的是：大国之间的全面对抗基本消失；落后国家内部和它们之间冲突的频率趋高；军事冲突更多地由民族、部族矛盾、资源、领土争夺引起；绝大多数军事冲突的烈度、强度较低，时间较短；某些西方大国利用其绝对优势对中小国家动辄以武力相威胁或实施所谓“有限的军事打击”，刺激了这些国家扩充军备的欲望，助长了军事地位在新形势下的提高。
第四，军事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威慑手段在国家对外战略中的作用明显增强。冷战的结束并未消除战争的根源，国家利益的矛盾在新形势下变得更加复杂，由复杂的利益矛盾所导致的冲突更具突发性、不确定性的特点，也更难以把握。因此，各国在近几年的外交实践中切身体会到，拥有一支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可以在经贸交往、政治周旋、外交谈判中占据有利地位，以最小的代价争取最好的结果，反之只能更多地看别人的脸色行事。正鉴于此，在优先发展经济、裁减军备的同时，又保持一定的军事实力并使之不断增强是很多国家目前正在探索的一个问题，而且几乎不约而同地朝这个方向努力。
总之，冷战结束后，世界军事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势并行发展，主流之下总潜伏着“暗礁”和“险滩”。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出冷战的残余根深蒂固，在短期内难以消除，另一方面也说明当今世界仍处在新旧交替的转型时期，大国战略关系的稳定只具有相对性，基础尚不牢固，“一超”的局面将维持相当一段时间，一些发展中国家社会整合的振荡和内乱还将继续，不能排除某一阶段局部战争或冲突加剧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