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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不可一世的金融帝国——花旗集团时下正在经受着其历史上最痛苦的折磨：股价下跌、信贷欺诈、丑闻浮出水面、内部冲突丛生，这些象征着衰落的字眼和花旗集团连在了一起。
探险者在南美触礁
作为5年前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第二个感染者，印度尼西亚的金融体系几乎在这场金融风暴的袭击中变为焦土：美元与印尼盾之比创下了1:3125的历史最低点，美国穆尼公司将印尼的外汇等级从Bal降至Ba2，把银行外币存款等级从Baa3降至Caal。然而，就在危机无情地撕扯着这个热带国家时，敢于冒险的花旗银行董事长维尔却驾驶着他的“航空母舰”冲进了金融旋涡中。1998年，花旗在雅加达暴乱期间开设了自动取款营业所，在那个被大多数人视为荒漠的环境中，花旗零售业务部门大胆找到了新的业务。花旗银行在亚太的零售业务，1999年税后利润增长了15.6%，达到4.43亿美元；2000年，利润增长了58.5%，达7.02亿美元。亚洲的金融危机锤炼了维尔的胆量，也使维尔的进攻心态变得更加张狂。
“他的血液流淌的就是扩张。”华尔街分析家们没有任何遮掩地评价维尔。2000年9月，花旗动用125亿美元收购了墨西哥第二大银行国民银行，这笔交易使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加州银行监管机构感到异常震惊，但生米已做成了熟饭，一切只能看维尔的运气了。目前的南美市场堪称花旗的后院，而巴西、阿根廷、墨西哥，这几个国家串起来就是花旗集团的第二大堡垒。然而，2001年12月24日，阿根廷作出了暂停支付总值1320亿美元外债的决定，进而点燃新一轮拉美金融风暴的导火索，是维尔万万没有想到的，并且阿根廷的经济崩溃已经让花旗的贷款损失超过了10亿美元，为剥离在巴西的投资，维尔目前已是忙得焦头烂额。今天的他还有当年明知山有虎而偏向虎山行的勇气吗？他能否摆脱本次南美的生死一劫？一切都在考验着维尔。
华尔街历来喜欢趁火打劫。美国培基证券王牌师梅约用了十几张纸很细致地罗列出诸多理由，告诉投资者，花旗股到了该出手的时候了。不知道维尔听到后是何种感觉。
惩罚还只是开始
2002年9月19日，美国联邦交易委员会(FTC)开出了该机构有史以来最大的罚单：2亿1千5百万美元，对象是花旗银行。FTC认为，花旗属下的Associates Fist Capital Corp.在为信用不良的客户提供贷款时，诱使客户另买一种保险，以防客户无力偿还贷款。这种信用保险的费用被偷偷加入偿还贷款的每月分期付款中，保险越高，借贷客户会因此增加数千甚至上万美元的债务。FTC自2001年起对Associates Fist Capital Corp.的这项贷款业务展开调查，最终裁定花旗付罚金2.15亿美元以赔偿购买这种保险的一百万客户。
祸不单行，在FTC开出罚单的4天之后，花旗集团属下的投资银行所罗门美邦被美国全国券商联合会(NASD)处罚500万美元，罪名是以虚假的分析报告故意误导投资者。NASD指控所罗门美邦证券分析师杰克·葛瓦曼在报告中向投资者强力推荐Winstar Communications的股票，但在被NASD截获的私人电子邮件中，葛瓦曼认为该公司没有希望。除了罚款，NASD已经控告葛瓦曼。据说，这只是所罗门美邦与葛瓦曼牵扯的众多案件里有结论的一个，作为所罗门美邦王牌分析师的葛瓦曼已经成为至少46宗金融诉讼案的被告。
然而，这些只是冰山的一角。真正具有震撼性的是所罗门美邦涉嫌为安然掩盖巨额亏损提供金融工具，为赢得世通的证券承销业务秘密为世通高层配股并滥用客户信息进行舞弊，同时纽约州和联邦调查人员已成群结队进驻花旗，他们怀疑花旗在最近AT&T并购中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
显然，调查和惩罚的风暴才刚刚开始。
混业的体制痉挛
出身并不显赫、当过邮差的维尔在过去的30年间总是准时地给华尔街送去令人兴奋的消息。投资者摩肩接踵地追逐他，在他治理下的花旗集团上个世纪90年代为投资者带来持续10年的高达40.8%的投资回报率。花旗的业绩让许多美国企业巨人汗颜，其中包括杰克·韦尔奇的通用电气。那时华尔街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拥有花旗的股票，就犹如在股市上买到了保险。
然而今天的投资者却开始抛弃“邮差”维尔：花旗的股价从2002年1月48.50美元的高处跌到9月的不到30美元，半年多时间740亿美元的市值被蒸发。特别是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两天之内下跌25%，而这一切仅仅因为在那个星期有国会众议员召集听证会，披露所罗门美邦涉嫌为安然公司隐藏债务。
引起恐慌的所罗门美邦曾经是投行界的明星。早在1997年被花旗集团并购前，所罗门美邦已经是债权承销这一行里的王牌。成为花旗主力后，所罗门美邦在全球无定息股票承销领域的市场份额从1997年的5.4%上升到2002年8月的14.8%。在市场紧缩时期它既是花旗成本控制的典范、又让投行业务利润在第二季度增长4个百分点。更加骄人的是，在一个大大缩水的投行业务市场中，所罗门的市场份额却在增加。2002年上半年，所罗门从资金借贷、证券承销业务上获得佣金达13亿美元，比仅次于它的对手多60%。实际上，就在丑闻曝光前几个礼拜，所罗门还完成了几个漂亮动作，包括为IBM并购一个商业咨询公司提供金融工具。
然而这些业绩无法弥补所罗门美邦与花旗集团其他业务群落的结构性缺陷。所罗门美邦金融衍生工具操练的越娴熟、金融手段越是完备，花旗集团被整体拖入不当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尽管这些问题在金融业算是体制弊病，但投资者却把它当作一个信号，一种花旗集团过度专注于机会主义式的金融业务并购，以至创造一个本身无法管理的巨型怪物。人们开始发现这种全能银行的模式具有根本性缺陷。
其中最要命的是这些金融衍生工具主体之间利益冲突的大公司发行股票时，会根据投行分析部门对其股票的预期，选择投行承销其股票。如果某投行分析部门坚持自己的立场，对股票作出负面评价，就将整个投行排除在其承销业务之外。利益冲突的结果往往是证券分析师放弃立场，刻意夸大本银行实际和潜在客户的股票价值，以利于投资银行争取客户。1999年底，当AT&T准备发行其数额最大的移动通讯106亿美元的股票时，人们怀疑葛瓦曼为了使所罗门美邦赢得承销权，将对AT&T股票的评价从其一贯的负面变成正面。2000年，所罗门美邦成为AT&T新股承销商之一，几个月后，葛瓦曼再一次将AT&T的评价变为负面。
在全能银行里，各种金融工具指导下的资金有各自不同的风险，不同的偿付计划，不同的入账方式，不同的税率。如果刻意组织调度这些金融工具，就有可能虚构，堆积账面交易，帮助客户掩盖真实经营状况，就像所罗门美邦涉嫌为安然所做的一样，花旗集团和摩根大通与安然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交易，以掩盖向安然提供80亿美元贷款的事实，并用金融工具将这笔贷款扮成能源交易的利润，这样一来安然就从财政恶化变成赢利。
痛苦而无奈的分拆
1998年2月，担任旅行社集团董事长桑弗特·维尔找到时任花旗银行董事长的里德，以“把全世界的钱都流进我们的口袋”、“把所有金融服务融为一体”为诱惑，“收买”了里德，并从此开始了编织自己成就世界上最大金融帝国的美梦之旅。
可是，现在这个美梦遭遇到了致命的问题，臃肿的花旗如同一艘转身乏力的巨大航母，困扰着维尔。华尔街分析家认为，投资者现在担心这家全球最大的金融集团规模过于庞大，管理层无法监控整个集团的业务，容易受到危机的冲击；甚至有人一厢情愿地认为，将各种金融业务囊括在一个机构的混业趋势是否走到了尽头？花旗集团建立的金融服务超市、或曰全能银行的梦想是否已经失败？但在结果未来临之前，分析家们还是给花旗抛去了一根救命的稻草：如果花旗集团分拆成不同的部分，股价可能远高于现在的水平。
2002年3月，花旗集团开始了它的第一个分拆行动：分拆旅行者(Travelers)产险部门。此举对于维尔而言无异于剜肉补疮般疼痛，因为旅行者是维尔发家的山头，保险是维尔起家的命脉。也就是这一步，让华尔街的分析师更加证实了自己的判断——花旗的分拆开始了。
当初，维尔在里德面前大谈特谈的是旅行者与花旗合作后所能达到的“协同”发展，也就是说合并后的花旗可以充分利用旅行者的客户，同样旅行者也可以充分利用花旗的客户。这一模式的设想给当时的华尔街带来了节日般的狂欢。而现在，花旗在分拆旅行者产险部门后又解散了新兴市场部。虽然有人说这是因为阿根廷宣布债务违约而导致的后果，而事实上远非这么简单。新兴市场部其实是维尔“交叉经营战略”的最前沿阵地。大家都知道，合并之前，花旗银行是一个最国际化的公司，维尔成立的新兴市场部，实际上是在协同旅行者与花旗银行的关系，而推动旅行者向国际化进军。现在，这一部门的解散再次说明，维尔的“协同”发展战略在实践中遇到了麻烦。
舆论传言花旗可能还有更大的分拆动作，即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开。而且就在纽约州司法部长斯皮策带人进驻花旗后，花旗已宣布将主动修改金融业务模式。投资银行将被禁止影响证券分析师的报告，分析师的收入将和投行业务挂钩，同时，当分析师发布报告时，必须公开保证报告严格反映个人观点，未受任何赔付的影响。也许，“邮差”能为华尔街送去最后一个让大家满意的东西，就是一个更像往日“花旗银行”的“花旗集团”。
谁是花旗的新舵主？
在维尔的眼中，里德已是“廉颇老矣”，因此，在新世纪的开局之年，维尔就先后调动各方势力迫使和他一起做花旗并列董事长的里德“光荣退休”，不过，里德的条件是3年之后维尔也得退休。维尔当时自然是满口答应了里德的要求。也就从那一天起，华尔街的分析家们就开始为维尔物色接班人，为花旗物色新领袖。在过去的两年里，已有3人先后闯入了花旗第二梯队的视野：花旗银行董事长维克多，旅行者保险董事长费希曼，所罗门美邦投资银行董事长卡本特。
维克多是印度人，从花旗新德里分行一个小办事员一直做到花旗银行的董事长位置，足以说明此人之能耐。不过，维克多能成为当时的候选人之一让人有点不可思议，因为他是里德的人，但是后来有人说维克多之所以能成为候选人是因为当维尔排挤里德时，曾收买了维克多，维克多站在维尔的一面。而花旗保险的董事长费希曼更是维尔的心腹，与维尔南征北战多年，被维尔从旅行者带到了花旗。可是，费希曼却在去年9月下旬向维尔递交了一份辞呈，跳到另一家保险公司当CEO去了。虽然有人说费希曼放过了一个成为金融大帝的机会，但有人说费希曼是非常明智的，因为，费希曼与维尔在一起那么多年，他太了解维尔了。而维克多今年正式被架空，成为花旗集团一个有名无实的副董事长，似乎更能说明费希曼辞职的理由。
就在花旗接班人让外界满头雾水时，维尔出人意料地在9月9日发动了第三次高层变动，抽调花旗集团法律顾问普瑞斯出任事故频发的所罗门美邦董事长，原董事长卡本特担任花旗国际投资部负责人。这一方面意味着卡本特已经失去了花旗最高位置的缘分，另一方面又使花旗新的掌门候选人似乎有了一丝明朗。
普瑞斯从1987年起就追随在维尔的身边。曾帮助维尔与联邦储备及议会周旋，为1998年旅行者与花旗的合并立过大功。在9日任命普瑞斯的新闻发布会上，维尔对媒体说：“普瑞斯一直是出色的，他可以解决棘手的问题，我们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能领导公司走出困境。”但在许多分析家看来，普瑞斯可能只是维尔的又一个棋子。《华尔街日报》此后的报道更加加重了这一分析的可能性，有人撰文说花旗的混乱实际上有维尔策划的成分，原因就是维尔不想离开他的“帝座”。
的确，维尔从没有说过要退休的话，也没有在任何场合提到过他要选接班人，但离维尔对里德的承诺也没有几天了，倘若维尔赖着不退，已经退休的里德会饶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