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骗购外汇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汇论文,论骗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骗购外汇罪是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1997年刑法典补充修改所增设的一个新罪名。对套汇行为的惩治，在我国刑事立法进程中经历一个由犯罪化——非犯罪化——再犯罪化的过程。这反映了我国刑事立法指导思想的失误：过度超前立法。对这一新增罪名，我们试从界定其概念着手，分析其构成特征，探讨该罪的认定和处罚问题。
一、骗购外汇罪的概念和构成特征
根据《决定》第1条的规定，所谓骗购外汇罪， 是指违反国家外汇管理法规，使用伪造、变造的海关签发的报关单、进口证明、外汇管理部门核准件等凭证和单据，或者重复使用海关签发的报关单、进口证明、外汇管理部门核准件等凭证和单据，或者以其他方式骗购外汇，数额较大的行为。
（一）骗购外汇罪的客体特征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外汇管理制度。外汇管制，是指一个国家为了防止外汇资金自由输出输入，平衡国际收支，增强本币信誉，稳定汇率，而对外汇买卖、国际结算以及外汇汇率实行的政策措施。在我国，一般不称外汇管制而称外汇管理。（注：参见刘舒年主编：《国际金融》（修订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5页。 ）我国自1994年起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同时实行放松经常项目和严格资本项目“一松一紧”的外汇管理制度。外汇储备是国家经济实力的象征之一，也是国家对外贸易发展的后劲所在。实施外汇管理，有利于国家外汇资金的集中使用，保护我国贸易的发展；有利于防止资本逃避，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有利于增强人民币信誉，加强我国的经济地位；有利于稳定国内物价，促进经济平衡、协调发展。骗购外汇行为，极易酿成本外币兑换的盲目与失控，造成外汇流失，影响国际收支，扭曲货币信息，进而动摇国家金融、经济的稳定。
本罪的对象是外汇。外汇是指以外国货币表示的用于国际收付、国际结算的支付手段。它具有动态和静态双重含义。通常情况下所指的外汇，是从静态角度来考虑的。（注：参见曹建明主编：《国际经济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109页。）对静态意义之外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定义为“货币行政当局（中央银行、货币机构、外汇平准基金组织及财政部）以银行存款、国库券、长短期政府债券等形式所保有的在国际收支逆差时可以使用的债权。”1997年修正的《外汇管理条例》第3条列举了外汇的表现形式：（1）外国货币，包括纸币、铸币；（2）外币支付凭证，包括票据、银行存款凭证、邮政储蓄凭证等；（3）外币有价证券，包括政府债券、公司债券、股票等；（4 ）特别提款权、欧洲货币单位；（5）其他外汇资产。我们认为， 骗购外汇罪的对象从理论上而言当包括静态意义外汇之全部外延，但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多表现为外国货币、特别提款权、欧洲货币单位等易于转手倒卖的外汇。
（二）骗购外汇罪的客观特征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外汇管理规定，骗购外汇、数额较大的行为。
何谓违反国家外汇管理规定？目前我国实行的是结售汇管理制度，关于该制度的行政法律法规主要包括《外汇管理条例》、《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出口收汇核销管理办法》等。根据外汇管理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售汇一般包括贸易及非贸易经营性支付的售汇、非贸易非经营性质的售汇、个人的非贸易非经营性支付的售汇、驻华机构及来华人员的售汇以及资本项目下的售汇。售汇行为的对向性行为即购汇行为。对正当购汇行为，外汇管理行政法律法规做出了明确规定：其一，购汇场所的限定。外商投资企业可以在外汇指定银行办理结汇和售汇，也可以在外汇调剂中心买卖外汇，而境内机构、居民个人、驻华机构及来华人员只能在外汇指定银行办理结汇和售汇。其二，购汇单证的限定。外汇管理部门依购汇主体的不同、资本项目与经常项目的不同、进出口项下贸易结算方式的不同，规定了必须具有的商业单据和有效凭证。例如，适用跟单信用证＼保函方式结算的贸易进口，如需在开证时购汇，持进口合同、进口付汇核销单、开证申请书；如需在付汇时购汇，还应提供信用证结算的有效商业单据。又如，专利权、著作权、商标、计算机软件等无形资产的进口，持进口合同或协议；出口项下对外退赔外汇，持结汇单、索赔协议、理赔证明及退汇证明。其三，购汇手续的限定。例如，财政预算内的境内机构非贸易非经营性用汇实行人民币预算限额控制购汇。各用汇单位凭“非贸易外汇支出申请书”和人民币支票，在核准限额下到外汇指定银行购汇；外汇指定银行根据申请书，经核对开户证件和填写金额无误后售汇，同时销减用汇单位账户内购汇人民币限额；用汇单位不得超过限额购汇，外汇指定银行不得超过限额售汇。违反国家外汇管理规定是构成骗购外汇罪的前提条件。
何谓骗购外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40条第4项规定， 骗购外汇是指以虚假或无效的凭证、合同、单据等欺骗外汇指定银行购买外汇的行为。所谓外汇指定银行，是指经国家外汇管理机关批准经营结汇和售汇业务的银行，包括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投资银行、中信实业银行、交通银行、光大银行、福建兴业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招商银行、华夏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决定》第1 条明确规定了骗购外汇的几种行为方式：（1）使用伪造、变造的海关签发的报关单、进口证明、 外汇管理部门核准件等凭证和单据，骗购外汇的。海关签发的报关单包括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和登记手册。所谓进、出口货物报关单，是指进出口单位向海关申报货物进、出口的单证。报关单是海关查验和审批货物进、出口的主要单证。它由海关依固定格式印制、进出口单位须根据海关的规定填制。登记手册包括进料加工手册和加工装配、中小型补偿贸易进出口货物登记手册。所谓进口证明包括进口许可证、进口批件等。外汇管理部门核准件，则指经外汇管理局或其分局、支局核发的售汇通知单、外汇担保登记证等。（ 2）重复使用海关签发的报关单、进口证明、外汇管理部门核准件等凭证和单据，骗购外汇的。根据相关外汇管理法规规定，外汇指定银行在为客户办理售付汇之后，应在报关单、商业单据等有效凭证上加盖“已供汇”印章。对持盖有“已供汇”印章的报关单、商业单据等凭证购付汇的客户，外汇银行不得为其办理售付汇业务。然而，实践中有些外汇指定银行不严格执行操作规程，故意或疏于加盖“已供汇”印章，从而给不法分子留下了重复使用商业单证或凭证骗购外汇的可乘之机。（ 3）以其他方式骗购外汇的。立法为免挂一漏万，故以“其他方式”囊括法条未能明列的骗购外汇方式。这是一种堵截性构成要件的立法方式，具有堵塞拦截犯罪人逃漏法网的功能。（注：参见储槐植著：《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58—359页。）具体而言，其他骗购外汇方式包括以虚假或者无效的外贸合同向外汇指定银行骗购外汇的和虚构特定事项向外汇指定银行骗购外汇的等。
何谓数额较大？《决定》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尚待有关司法解释的出台。审议《决定》草案时，黄玉章等部门委员提出草案对此类犯罪活动的数额采取“较大”、“巨大”、“特别巨大”而未明确具体数额的做法过于笼统，司法实践中不好把握，建议做出具体规定，遗憾的是，立法没有加以采纳。（注：审议草案时，建议规定具体数额的委员还认为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做出司法解释可能难以产生理想效果。对此，我们认为，应当承认司法解释若不紧随刑事立法会导致一段时期内司法操作的不便和执法的不统一。因此建议由“两高”尽快联合做出司法解释，这样亦能达到理想效果。）在专门司法解释出台以前，我们认为，可以参照1998年8月28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对骗购外汇罪的基本构成数额，可以认为是非法骗购外汇20万美元或违法所得5万元人民币以上。
（三）骗购外汇罪的主体特征
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自然人和单位均可构成。司法实践中，单位主体多为拥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外贸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但不排除无进出口经营权的公司、企业假称其具有进出口经营权或寻求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单位共谋实施骗购外汇行为的情形。
（四）骗购外汇罪的主观特征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以虚假、无效的凭证、合同、单据骗购外汇会发生破坏外汇管理制度的结果且追求其发生的心理态度。过失不构成本罪。实践中多出自牟利动机。骗购外汇罪是法定犯、行政犯。对骗购外汇罪违法性认识中的“明知”，当理解为明知骗购外汇行为的违法性、骗购外汇行为结果的社会危害性以及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决定》第1条第3款明确规定：“明知用于骗购外汇而提供人民币资金的，以共犯论处。”仅就认识因素而言，两处“明知”不存在区别。深究意志因素，则前者为“希望并追求”、后者为“放任”。这同时说明骗购外汇罪的帮助犯罪过形式中可能存在间接故意。
二、骗购外汇罪的认定
正确认定骗购外汇罪，应当注意区分其与一般套汇行为和逃汇罪、非法经营罪的界限，注意正确处理骗购外汇罪的牵连犯问题和共犯问题。
（一）骗购外汇罪与套汇业务及一般骗购外汇行为的区分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套汇（Arbitrage ）是指利用不同市场的汇率差异，在汇率低的市场大量买进，同时在汇率高的市场卖出，利用贱买贵卖，套取投机利润的活动。就方式而言，分为两角套汇、三角套汇和时间套汇。（注：参见刘舒年主编：《国际金融》（修订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以后。）从外汇经营方式看， 符合规则的套汇是正当国际金融业务。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33条的规定，人民币汇率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这一制度要求，经营外汇业务必须经过外汇管理部门批准。根据《银行外汇业务管理规定》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规定》，只有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并核发外汇业务经营许可证才能经营外汇业务，进行合法套汇行为。
从外汇管理的角度而言，中外机构、个人需要外汇应由外汇专业银行售付；反之，通过间接关系越过外汇专业银行，以人民币或货物非法换取外汇或外汇权益，攫取应由国家收入的外汇即套汇。刘树林先生在编著的《经济法学辞典》中将套汇概括为违反外汇管理法规、逃避银行监管，非法换取应归国家收入的外汇的行为，如浮报进口货物价格套取外汇、国外非法收揽外汇而国内以人民币或财物抵偿等。（注：参见刘树林编著：《经济法学辞典》，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861页。 ）对非法套汇行为，我国《外汇管理条例》第40条列举了数种行为方式：（1）违反国家规定， 以人民币支付或者以实物偿付应当以外汇支付的进口货款或者其他类似支出；（2）以人民币为他人支付在境内的费用， 由对方付给外汇的；（3）未经外汇管理机关批准， 境外投资者以人民币或者境内所购物资在境内进行投资的；（4 ）以虚假或者无效的凭证、合同、单据等向外汇指定银行骗购外汇的；（5 ）其他非法套汇行为。骗购外汇行为为该条第4项所明列，是非法套汇的一种行为方式， 应予受到行政法规的制裁。情节严重的骗购外汇行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如何把握骗购外汇罪与一般骗购外汇行为的界限？我们认为，关键在于“数额较大”这一必要构成要件的准确认定。虽有骗购外汇行为，但数额未达法定要求，不构成犯罪。
（二）骗购外汇罪与逃汇罪的界限
如何区分骗购外汇罪与逃汇罪。两者均属于行政犯、数额犯，存在诸多相似构成特征：主观上均出于直接故意，客观方面均以“数额较大”为构成要件，均以外汇为犯罪对象，侵犯的客体都是国家外汇管理制度。然而，二罪的区别亦较为明显：其一，客观方面表现不同。骗购外汇罪表现为违反国家外汇管理规定，骗购外汇、数额较大的行为；逃汇罪则表现为擅自将外汇存放境外，或者不存入国家指定银行，或者将境内的外汇非法转移到境外，数额较大的行为。其二，犯罪主体不同。骗购外汇罪为非纯正单位犯罪，既可由自然人构成，也可由单位构成；逃汇罪则属于纯正单位犯罪，只能由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构成。
（三）关于骗购外汇罪的牵连犯问题
认定骗购外汇罪的罪数时，尤应注意牵连犯问题。以走私、逃汇、洗钱、骗税为目的的骗购外汇行为，情况较为复杂。《决定》无溯及力时，它是特定犯罪与骗购外汇行为（违法行为）的牵连，仅构成一罪。适用《决定》情形下，它可能构成两罪，触犯两个罪名，成立牵连犯。对牵连犯，应按“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处理。比如说，行为人以逃汇为目的骗购外汇的，因骗购外汇罪较逃汇罪法定刑为重，故按骗购外汇罪定罪量刑。行为人伪造、变造单据、凭证、合同等用以骗购外汇的，亦属牵连犯。《决定》第1条第2款明确规定以骗购外汇罪从重处罚。值得思考的是，行为人本以走私为目的的骗购外汇，此后又另起逃汇犯意将骗得外汇存放境外不予调回或非法汇出境外的行为当作如何处理？我们认为，此种情况下骗购外汇罪与走私罪构成牵连犯，但与后续之逃汇罪不成立牵连犯，二者存在犯意转移的关系。先前的骗购外汇行为与后行的逃汇行为相互独立，不发生牵连关系。因而，骗购外汇后又另起犯意逃汇的，构成骗购外汇罪与逃汇罪两个独立罪名，应予数罪并罚。
（四）关于骗购外汇罪的共犯问题
认定本罪的共犯，应注意如下两个方面：其一，《决定》第1条第3款规定，明知用于骗购外汇而提供人民币资金的以共犯论处。对此“明知”，应当结合案件具体情节予以考虑，不能因为行为人不供述就不予认定。我们认为，此处“明知”不限于确知，而应包括知悉可能的情形在内。（注：“两高”与公安部在对《解释》进一步进行解释时指出，《解释》第 4条“明知”包括报关行为先于签订外贸代理协议的和委托方提供的购汇凭证明显与真实凭证、商业单据不符的等情形。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办理骗汇、逃汇犯罪案件联席会议纪要》（1999年3月16日）。 这一解释对理解《决定》中的“明知”具有参考价值。）自然人或单位知悉犯罪嫌疑人可能借助其人民币资金骗购外汇仍然提供人民币的，应以骗购外汇罪的帮助犯论处。其二，对于海关、外汇管理部门以及金融机构、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与骗购外汇的行为人同谋，为其提供购买外汇的有关凭证或者其他便利的，或者明知伪造、变造的凭证和单据而售汇、付汇的，《决定》第5条明确规定以共犯论，并从重处罚。 这是基于特殊身份情节的考虑。“其他便利”不包括提供人民币资金，对于提供人民币资金便利的共同犯罪行为，《决定》第1条第3款已有明确规定。
三、骗购外汇罪的处罚
《决定》对骗购外汇罪共规定了三档法定刑，形成了最低刑为拘役最高刑为无期徒刑、自由刑与财产刑兼备的合理刑罚配置模式。其中，对基本犯和加重犯并处罚金，对特别加重犯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我们认为骗购外汇罪的处罚，存在两个问题值得探讨：
（一）财产刑适用与单位犯罪的刑罚适用
在罚金刑的规定上， 采取的是比例罚金制，即处以骗购外汇数额5%以上30%以下罚金。骗购外汇数额认定上，出现不同币种外汇时，应以案发时国家外汇管理机关制定的统一折算率折合后予以确定。我国目前实行的是钉住美元汇率制度，折合币种以美元为宜。对单位犯骗购外汇罪的，立法采取的是“双罚制”原则，即既处罚单位，又处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双罚制原则的具体规定上采取的是区别原则，即对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另行规定较轻于自然人的法定刑：（注：参见高铭暄、刘远：《论新刑法规定的单位犯罪》，载《法治研究》（1997年），第398页。 ）直接援引自然人犯罪的自由刑但不再对直接责任人员适用财产刑。
（二）禁止重复评价与行政罚、刑罚的并科问题
关于禁止重复评价，不同的部门法理论有不同的界定。在刑法理论中，有学者表述为任何人不因同一犯罪行为再度受罚。（注：张明楷教授认为任何人不因同一犯罪再度受罚原则是指任何人不因同一犯罪受双重刑罚处罚，即对被告人的某一犯罪事实科处刑罚以后，不能重新以该犯罪事实为根据再度科处刑罚。参见张明楷著：《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页。）行政法理论中， 多表述为“一事不再罚”原则。（注：参见胡锦光、杨建顺、李元起著：《行政法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1页。 ）外汇犯罪属行政犯，无疑会牵涉到重复评价与行政罚、刑罚的并科问题。中国人民银行等发布的《关于打击套购外汇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1998）第5 条规定，对违法套汇行为除由行政主管部门和外经贸主管部门依法对当事人进行行政处罚外，外汇局还应根据外汇管理规定对其进行经济处罚，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如何理解骗购外汇罪的行政罚与刑罚的并科问题。有学者认为，禁止重复评价限于同一性质处罚。（注：张明楷教授认为，行为人可因同一犯罪受到两种不同性质的处罚。对行政犯而言，通常既受行政罚又受刑罚。不能因为当事人受到两种不同性质的双重处罚而认为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参见张明楷著：《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17页。）该观点值得商榷，我们认为行政罚与刑罚能否并科应视二者衔接关系而定。在具有衔接关系的情况下应受刑罚，不得以行政罚代替或二者并科。在不具有衔接关系的情况下，行政罚与刑罚可以并科。因此，骗购外汇罪在受到行政罚之后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行政罚应依法予以折抵，折抵剩余能够独立存在。至于行政主管部门和外经贸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与外汇局的经济处罚的并科，可认为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