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兴贵[1]2003年在《青少年学生人格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文中指出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是衡量人们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的综合性心理指标，是人本主义理念在当代心理学中的延伸，也是积极心理学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领域。本研究从本土心理学的角度，结合理论研究、相关研究和实验研究的方法，对青少年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结构、发展特点，与大五人格纬度的关系及其机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并初步构建了青少年学生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的模型，全文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篇 绪论 介绍了本文的理论背景和研究构想。概述了SWB研究的历史、领域，人格与SWB的关系，以及青少年SWB的发展和测量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思路。 第二篇 青少年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的编制 在Huebner(1994)编制的青少年生活满意度量表的基础上编制了我国青少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对1045名我国沿海和内地青少年学生进行了测查，探索性(EFA)和验证性因素分析(CFA)的结果表明，青少年学生生活满意度是一个二阶的六因素模型。与Huebner(1994)的量表相比，在家庭、友谊、学校和环境四个纬度上是一致的，但我国青少年学生的生活满意度还包括自由和学业两个独特的因子。检验结果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第叁篇 青少年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 以自编量表进行了青少年学生SWB的发展研究，探讨了人口学变量、大五人格纬度与SWB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整体生活满意度、学业满意度、环境和家庭满意度上存在显着的年级差异。除学校满意度外，基本上是大学生高于中学生，初中生高于高中生。而在友谊、自由和负性情感上年级和家庭所在地的交互作用明显。在正性情感上，年级、家庭所在地和家庭经济状况的交互作用明显。在大五人格与SWB的关系上，外倾性、神经质与SWB叁个纬度在各年级均存在显着的相关，严谨性、宜人性和开放性与SWB的关系在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 博士学位论文 青少年学生主观幸福感与人格的关系一特点。研究发现，人格充当了人口学变量影响幸福感的中介变量，人格与人口学变量的结合能增强对SWB的预测力。 第四篇人格、社会比较与幸福感的实验研究：一种认知机制的探索。在能力比较、关系比较及生活适应背景中探讨了人格、社会比较与SWB的关系。研究表明，人格、社会比较与SWB的关系因比较的领域和时间纬度而异。在能力比较领域，社会比较充当了外倾性和神经质人格影响幸福感的中介。在关系比较领域，无论是与好友还是对头的比较，人格和比较方向的主效应明显，但人格与比较方向的交互作用不明显，显示社会比较并没有充当人格影响幸福感的中介变量。在生活适应背景中，无论比较参照点处在个体现在的生活阶段还是未来的生活阶段，神经质人格、社会比较对幸福感影响的主效应及交互作用明显，显示社会比较充当了神经质人格影响幸福感的中介。对神经质被试来说，当比较参照点处在个体现在的生活阶段时，向下比较提升了其幸福感，人格间的差异不明显；向上比较降低了幸福感，人格间的差异明显。当比较参照点处在个体未来的生活阶段时，向下比较降低了幸福感，人格间的差异明显；向上比较提升了幸福感，人格间的差异明显。对内外倾被试来说，无论比较参照点处在个体现在的生活阶段还是未来的生活阶段，人格、社会比较对幸福感影响的主效应明显，但交互作用不明显。显示，社会比较并未充当外倾性人格影响幸福感的中介。内外倾者对社会比较信息的反映不同，外倾者对社会比较信息的反映类似于低神经质者，内倾者无论向上还是向下比较都会降低幸福感。 第五篇综合讨论和研究展望在前述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就青少年SWB及其影响因子间的关系进行了综合讨论，尤其就人格对swn的作用及其机制进行了探讨，据此提出了一个整合的青少年SWB及其影响因子的模型。最后对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反思和展望。
吕秋霞[2]2009年在《高中生主观幸福感与人格特质、情绪智力、认知智力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心理学中关于幸福感心理学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国外学者便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至今已是硕果累累。国内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近10年来对青少年的研究逐渐热起来,但是单独深入地研究高中学生群体的研究还较少。为了丰富国内主观幸福感研究,本研究采用访谈、开放式问卷编制了高中生主观幸福感问卷,包括生活满意度问卷和情感问卷,并对河南两所高中的474名高中生进行测试。探索性因素分析(EFA)结果表明,青少年生活满意度包括友谊、家庭、师生、学业、学校教育环境和家庭经济满意度六个维度,其中友谊满意度和家庭满意度与Huebner(1994)中的相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检验结果表明,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研究结果表明高中生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并且在具体生活满意度中,友谊满意度最高,学业满意度最低。情绪智力自提出以来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关于能力情绪智力和特质情绪智力之间的差异也越来越引起学者的关注。本研究从主观幸福感的内部影响因素角度出发,探讨了主观幸福感与人格特质、情绪智力、认知智力的关系,以及能力情绪智力和特质情绪智力之间的差异和关系,同时两者与人格特质、认知智力之间的关系。参与者来自河南两所高级中学的495名学生,调查数据使用SPSS13.0 for Windows、LISREL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特质情绪智力量表比能力情绪智力量表具有更好的信度和效度。能力情绪智力是不同于认知智力、人格特质的心理范畴,它所测量的既不是个体一贯的行为表现即特质,也不是个体所具有的一般能力即智力,而是一种新的事物。而特质情绪智力与人格有重迭,与智力也有重迭。神经质与生活满意度呈正相关,与消极情感呈负相关,外倾性分别与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呈显着正相关,与消极情感存在负相关。能力情绪智力中个别维度与主观幸福感中的认知成分即生活满意度存在相关,与积极情感和消极情绪之间不存在相关。而特质情绪智力中几乎所有的维度均与主观幸福感感中的认知成分存在相关,与积极情感存在正相关,与消极情感存在负相关。能力情绪智力对主观幸福感没有预测作用:特质情绪智力和认知智力对主观幸福感有显着预测作用,特质情绪智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大,预测力最强;人格特质在引入特质情绪智力后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由显着变为不显着。特质情绪智力通过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作用于生活满意度,使生活满意度显着提高。
陈思超[3]2016年在《寄宿制中学生心理健康、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文中提出自积极心理学诞生以来,心理学的研究视角逐渐从消极转向积极。关于幸福感的研究在这种趋势的影响下日趋增多,但是国内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样本主要集中于成人、大学生,对于中学生,尤其是偏远地区民族居住区寄宿制学生的研究较少。本研究采用《心理健康诊断测验(MHT)》、《青少年社会支持量表》、《青少年主观幸福感量表》叁个量表,以青海省海北州西海镇两所寄宿制中学315名中学生为被试。研究中使用了差异分析、回归分析、结构方程等统计方法,分析学生整体、性别、年级、家庭结构等变量对心理健康、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叁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对调研数据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青海省藏民族居住区寄宿制学校中学生心理、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状况处于中等或中等偏上水平,与国内其他地区水平相当,但“学习焦虑”非常严重,明显高于其他地区。除了性别和寄宿制影响了“支持利用度”之外,其他因素对社会支持都未产生影响。非寄宿生心理健康状况显着优于寄宿生。非寄宿生“生活满意度”和“消极情绪”上优于寄宿生,但在“积极情绪”上两者并没有差异。初中生的心理健康、主观幸福感优于高中生。心理健康水平、社会支持、是否寄宿、年级都可以显着预测主观幸福感的水平。其中,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年级、心理健康水平可显着预测“生活满意度”;主观支持、年级可预测积极情绪;客观支持、是否寄宿、心理健康水平可显着预测消极情绪。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大,心理健康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小,心理健康在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之间产生了不完全中介效应。
李莉[4]2008年在《研究生人格、主观幸福感与职业价值观的关系研究》文中指出本研究在查阅以往的研究文献资料、问卷调查、个别访谈的基础上,探究研究生人格、主观幸福感与职业价值观之间的关系。采用大五人格量表、总体幸福感问卷和职业价值观问卷,对福州地区四所高校的硕士研究生进行测量,获得包括性别、年级、专业背景在内的十叁个人口学变量。通过统计分析,获得数据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硕士研究生的大五人格、主观幸福感和职业价值观的关系进行探讨。本次研究得出以下几项结论:1、大五人格的神经质因子在性别与学校上存在明显的交互效应;严谨性因子在性别上存在显着差异。2、职业价值观的声望地位因素在母亲文化程度上有显着差异。3、大五人格的宜人性、神经质、外向性和严谨性四个因子对主观幸福感有影响作用。4、大五人格的外向性因子和开放性因子对职业价值观有一定的影响作用。5、职业价值观的自我发展因素与精力、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力、忧郁或愉快的心境因子之间存在显着的负相关,与之间存在显着负相关。6、人格特质影响职业价值观,主观幸福感是大五人格与职业价值观的中介影响因素。
陈栋[5]2018年在《宿迁市留守儿童体育锻炼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党中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来,人民幸福这一话题逐渐得到关注。而幸福则是人们一种内心主观感受与体验,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则是人的主观幸福感。在心理学的幸福感研究领域中,主观幸福感被作为衡量心理健康的重要指示因素。青少年作为实施全民健身的重点人群,而留守儿童作为青少年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关系到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局。人们在体育锻炼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研究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在已有的相关文献资料中,研究留守儿童体育锻炼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甚少,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留守儿童体育锻炼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针对留守儿童参加体育锻炼能否提高主观幸福感是非常有意义的。本研究选取宿迁市农村地区的六所初级中学初一到初叁年级的187名留守儿童为调查对象,运用问卷调查法、文献资料法、访谈法、数理统计法、逻辑分析法,实地走访宿迁市部分农村地区发放留守儿童体育锻炼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的调查问卷。通过SPSS20.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单因素方差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相关性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数据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留守儿童体育锻炼强度多以小强度不太紧张的运动为主,体育锻炼持续时间为11-20分钟的最多,体育锻炼频率为每周1至2次所占比例最多,锻炼量多以小锻炼量为主。2.宿迁市留守儿童生活满意度、正性情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负性情感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主观幸福感水平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不同性别的留守儿童在主观幸福感上不具有显着的差异性。宿迁市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生活满意度、正性情感在年级上不具有差异性,负性情感具有显着性差异。3.宿迁市留守儿童体育锻炼参加中等强度较激烈的持久运动时体验到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最高,锻炼持续时间在21至30分钟,每周锻炼频率在3至5次,参与中等锻炼量主观幸福感水平最高。4.体育锻炼强度、锻炼持续时间、锻炼频率和锻炼量与生活满意度、正性情感之间存在着显着的正相关,与负性情感之间存在显着的负相关。主观幸福感与体育锻炼量的相关性较为突出。5.通过线性回归分析得出,体育锻炼与主观幸福感叁个维度之间的关系呈一定的相关关系,锻炼强度、体育锻炼频率和体育锻炼持续时间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系数较高,体育锻炼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线性关系。
王兆轩[6]2007年在《高中生与高职生幸福感水平之比较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研究试图通过对高中生与高职生幸福感状况的调查,了解高中生与高职生的幸福感水平以及不同背景变量和自尊等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状况。在此基础上,结合个案访谈,对青少年的幸福感提升作出思考和建议。研究主要分为叁大部分:首先,采用青少年主观幸福感量表和自尊量表进行调查、分析,结果表明:(1)高中生与高职生的总体幸福感水平均处于中等以上,约10%的学生幸福感低于中等水平。在学校、家庭和环境叁个具体生活领域满意度上,高职生显着低于高中生。(2)家庭经济状况对高中生的总体幸福感影响不显着,对高职生的家庭满意度影响显着。(3)高中生与高职生在生活满意度上存在性别差异。总体上女生的满意度和幸福感体验高于男生。(4)高中生与高职生在生活满意度和情感体验上存在年级差异。高中和高职叁年级的学生生活满意度较低。高中一年级的学生体验了更多的负性情感;高职一年级和四年级学生在正性情感上显着低于其他年级。(5)学习成绩对幸福感影响显着。学习成绩较差的高中生和高职生在生活满意度上均显着低于成绩较好和中等的学生。在负性情感频率上,成绩较好的高中生显着少于成绩中等和成绩较差的学生。(6)高中生除家庭满意度,高职生除学校与环境满意度外,其自尊与幸福感各维度均存在显着相关关系。其次,通过个案访谈、现场观察、他人评价等质的研究,了解高中生幸福感更为详细的信息,得出如下结论:(1)主观幸福感是有效的幸福感操作性定义。(2)应该从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整合的角度理解幸福感的本质。(3)应该从个体内部因素与外部环境因素的整合的角度探索幸福感的影响因素。(4)学校教育应该关注学生幸福感的提升。最后,对青少年学生幸福感提升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幸福感提升、幸福观培养和幸福教育的关系作出思考,认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应该成为学生幸福感提升的主渠道。
龚田波[7]2007年在《城市边缘群体青少年自尊、应对方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衣食无忧不再是人们的主要目标,而是更加关注自己的生活质量,重视自己的心理健康。由此,主观幸福感成为人们经常谈论的主体,心理学家们研究的重点。当前,正在形成的一个新型青少年群体——城市边缘群体青少年,由于其日趋扩大的人数和未来城市化进程中的不容忽视作用,其心理健康已经成为了一个公认的社会焦点。他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内心评价和感受应当引起我们的适当关注。在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如何培养他们的积极心态,提升他们的幸福感水平,帮助他们全面发展,无疑对社会、对城市边缘群体青少年本身来说,都是有意义的事为此,对城市边缘群体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进行调查研究。研究采用青少年主观幸福感量表、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Rosenberg自尊量表等研究工具,选取了417名广州市打工子弟学校的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初中生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了调查,同时选取400名广州市普通中学的初中生作为对照研究。通过调查研究,得出如下主要结论:1.城市边缘群体青少年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显着低于城市一般群体青少年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同时也显示了性别、年级的显着性差异;2.城市边缘群体青少年学生自尊水平与城市一般青少年学生差异不显着;3.自尊对总体主观幸福感及生活满意度有显着的回归效应;4应对方式对主观幸福感及各维度有回归效应;5.自尊、应对方式之间相关显着,共同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显着影响作用
廖娓[8]2010年在《高职学生人格、人际关系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追求幸福是人类一个永恒的主题。而人的幸福往往取决于自身人格品质和外部的人际关系。高职学生是一个具有某些特异性的学生群体,由于成长经历以及教育环境的差异,也许在幸福追求上有所不同。因此,本研究试图了解高职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发展状况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主观幸福感与人格、人际关系的关系,以便准确把握高职学生心理发展的现状,进而为高职学生改善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量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运用艾森克个性问卷(EPQ)、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和主观幸福感量表,在长沙市四所高职院校,以班级为单位,随机抽取12个班大一至大叁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计发放问卷800份,其中有效问卷598份。结果发现,主观幸福感、人格特质和人际关系分别在人口学变量上存在显着差异；人格特质和人际关系的维度会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为此,学校应针对性帮助引导高职学生加深自我认识,完善性格特点,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这包括：提供人际交往、环境适应、自我期待调整等心理健康知识教育,有组织地开展集体娱乐活动,以提升学生提高幸福感。校方可有针对性地在新生初入校时开展学习规划、人际与异性交往等心理健康教育,对高年级学生开展更多的课余活动,在有条件的前提下,尽可能改善学校教学与宿舍硬件设施。
曹娟[9]2011年在《听障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现状及其关系研究》文中提出为了考察不同性别、年级、家庭结构及不同地区的听障学生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支持的发展状况及特点,进而探讨社会支持与听障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互关系,本研究在系统地分析和梳理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文献法、问卷调查法等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并基于研究结论对听障学生健康教育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这对于促进听障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减轻社会、家庭负担,提高全民族素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在被试的选择上选取了徐州、淮北、新沂、邳州特教学校的366名听障学生,以《青少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情感平衡量表》和《领悟社会支持量表》为研究工具,通过随机取样,分别测查听障学生的生活满意程度、正性及负性情感以及其主观体验到的社会支持状况。通过对结果的数据分析发现:1、听障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和领悟社会支持在性别上表现出显着差异。女生的总体主观幸福感的水平高于男生。在社会支持、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方面,听障学生也显示出了显着的性别差异,总体上是女生要高于男生。2、听障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和领悟社会支持表现出年级差异。除自由满意度之外,听障小学生的友谊、家庭、学校、环境、学业满意度以及整体生活满意度显着高于听障初中生和高中生;初中听障学生的学业满意度显着高于高中听障学生。在朋友支持方面,听障学生也显示出了显着的年级差异,小学听障学生的朋友支持得分显着高于高中生。3、听障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和领悟社会支持表现出家庭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单亲家庭听障学生生活满意度得分显着低于非单亲家庭听障学生;单亲家庭听障学生社会支持得分也显着低于非单亲家庭听障学生;父母为正常人的听障学生自由满意度显着高于父母是聋人的听障学生;非独生子女的学业满意度显着高于独生子女。家庭经济状况对听障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支持不存在显着性影响。4、听障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和领悟社会支持均表现出地区差异。总的来说,城市听障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及社会支持状况均高于县区的听障学生。5、听障学生主观幸福感和各来源社会支持存在显着正相关。听障学生的各来源社会支持的分数越高,其主观幸福感的分数也就越高。不同来源的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各维度产生的预测力不尽相同,家庭支持的预测力最佳,其次为朋友支持。
王玉凤[10]2007年在《学业不良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研究》文中提出学业不良学生的心理健康已成为一个公认的社会焦点,而主观幸福感是反映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为了提高学业不良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更好地为维护其心理健康提供科学有效的理论依据,并制定系统、科学、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策略,我们对学业不良学生的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本研究采用学生总体生活满意度量表、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学习成绩抱负水平问卷和艾森克人格少年式问卷对上海和福建省两地的中学生进行了调查(其中学业不良学生50人)。研究结果表明:1.学业不良学生主观幸福感水平较高,与非学业不良学生主观幸福感没有显着差异,学业不良学生主观幸福感在人口统计变量的差异显着。2.学业不良学生的人格特质与主观幸福感及其细分成分存在较大的相关,低精神质、高外向性、低神经质的个体其主观幸福感程度较高。3.社会支持有利于身心健康,可以提高主观幸福感。在性别,生源地维度上,学业不良学生社会支持存在显着的差异:女生好于男生;来自农村的学业不良学生好于城市的学业不良生。4.父母教养方式主要是影响了学业不良学生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民主型教养方式的学生生活满意度最高。5.学业不良学生与非学业不良抱负水平与实际分数之间的差距差异极其显着,学业不良学生的差距显着高于大于非学业不良学生;学业不良学生更看重朋友关系等社会价值取向。6.对学业不良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发现,人格特质、社会支持和父母教养方式对主观幸福感有影响,主观支持和教养方式主要影响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支持利用率和神经质对平衡式情感影响最大。
参考文献：
[1]. 青少年学生人格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D]. 张兴贵. 华南师范大学. 2003
[2]. 高中生主观幸福感与人格特质、情绪智力、认知智力的关系研究[D]. 吕秋霞. 上海师范大学. 2009
[3]. 寄宿制中学生心理健康、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D]. 陈思超. 青海师范大学. 2016
[4]. 研究生人格、主观幸福感与职业价值观的关系研究[D]. 李莉. 福建师范大学. 2008
[5]. 宿迁市留守儿童体育锻炼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D]. 陈栋. 上海师范大学. 2018
[6]. 高中生与高职生幸福感水平之比较及影响因素研究[D]. 王兆轩. 扬州大学. 2007
[7]. 城市边缘群体青少年自尊、应对方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D]. 龚田波. 广州大学. 2007
[8]. 高职学生人格、人际关系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D]. 廖娓. 湖南师范大学. 2010
[9]. 听障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现状及其关系研究[D]. 曹娟. 徐州师范大学. 2011
[10]. 学业不良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研究[D]. 王玉凤. 华东师范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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