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重农政策的历史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作用论文,政策论文,重农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实行重农政策的社会基础
我国很早就进入了定居农耕社会，它为以后历代王朝推行重农政策奠定了基础。早期农业社会的主要特征是：
1、尊祀谷神
我国新石器时代的绝大部分遗址属于农耕文化范畴。它在聚落分布、生产活动、农作物种类、农具和家畜品种方面都表示出一系列特点，构成了自成体系的农耕文化，并直接影响到后来历史的发展。
黄河流域与长江中下游是史前农业非常发达的两个地区，大量存在的农耕遗存可以说明这一点。从考古资料证实，至少距今七、八千年以前，中国广大地区定居的聚落已进入繁荣阶段。由此可以推测，有关农业的起源应当追溯得更早。因为人类的定居生活是随着农业的发展而日趋稳固，进而形成大规模聚落的，而大规模聚落的形成则奠定了农业文化发展的基础。
据文献记载，农业在夏代已占重要地位。作为首领的禹能“尽力乎沟洫”。保存至今的《夏小正》就是当时有关农业的记载。
到了商代，农业已是主要的生产部门。石制农具在商代遗址中大量出现。甲骨文中有田、疆、畎等字。说明当时人们以从事农业耕作为主。
周的始祖名弃，在尧舜时，他“播种百谷，教民稼穑”。稷是一种谷名，后来成为他的名号。《尚书·益稷》篇中称道了他的功劳，《诗经》中也有“载生截育，时维后稷”，“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的诗句。用这样崇高的赞美来歌颂后稷，不仅因为稷是他们的祖先，主要由于稷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发展农耕，有功于人民。
其后，周人利用后稷种植谷物的技术，在宜于农耕的渭水流域发展农业而繁荣富强起来。在消灭商朝成为全国共主后，更认为“文武之功始于后稷，故推以配天”。不仅天子，各国诸侯也要“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他们把代表土地的社神和谷神并称为社稷。有人认为稷可能是周人的图腾。尊祀谷神是农业民族珍视粮食的重农表现。
2、历法与农业
农业生产和天象季节有密切关系。由于农耕的需要，我国古代历法丰富而较先进。随着农业生产实践的前进，人们逐渐认识自然，积累了大量的天象气候知识，而这些知识又因不断地为农业生产服务而提高和深化。尧舜时期已有关于羲和观察日月星辰以定四时成岁之说，足见我国很早就有熟悉天文，制定历法的专职人员。到了夏代就有传统的干支纪年。夏后期的帝王多用天干为名，如孔甲。以天干作序数也很普遍。当时已能依据北斗星旋转时斗柄所指的方位而定时间。夏历将斗柄指正东不偏北时称作建寅之月，定为岁首。所谓“夏时得天”就是指夏历比较正确地反映了天象。孔子主张行夏之时说明夏历是符合当时农业生产需要。《夏小正》记录当时的星象，包括昏中星（黄昏南方天空中所见的恒星）、旦中星（黎明南方天空中所见的恒星），晨见夕伏的恒星，河汉的位置以及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夏代农业生产水平和有关历法的科学知识。《竹书纪年》载夏桀十年，“夜中星陨如雨”。说明公元前十六世纪初，我国就有流星雨的记载。
商代农业生产已达到较高水平。农具有耒耜，有人说，商代已用牛耕。耕作方法已有培土、壅苗、用水灌溉的简单技术。由于农业已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生产部门，商王及各级贵族都很重视。有关祈求“受年”“观黍”“求晴”等活动都由商王主持。他们向上帝、河神、祖先祈求好年成或降雨。督促“小藉臣”、“多尹”去具体指导田间生产事宜。有时商王还亲自察看地里庄稼和参加收割活动。当时主要农作物有粟、麦、稷、水稻等，手工业已有缫丝、酿酒等。基本上初步具备了近代农业、手工业的主要品种和行业。
基于农业的需要，商代重视观测天象的传统及天文知识的积累。卜辞中不少天象的记录，有发现新星及日月食的材料。历法也较完善，已知将一年分为十二个月，大月三十，小月二十九。每逢闰年，则置闰于岁末，称为“归余于终”。又知道推测冬至点。
周在公刘时将活动转移于邠，经营定居的农业生活。太王迁岐，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有轮流休耕的三圃法及施肥、中耕除草、防治病虫害等经验。有专职观测天象的人员。《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是世界公认的有关日食的较早记录。当时已能用土圭观测日影，测定冬至和夏至的时日。夏至日影最短，冬至最长。
《春秋》对日月食记录较详。其中记有最早一次日全食是在公元前720年，比西方记录早一百三十五年。又记有公元前613年“有星孛（贝）入于北斗”。天文学家公认这是“哈雷慧星”在世界上最早的记录，比欧洲记载早六百七十多年。《左传》记载了两次日南至（冬至），其间相隔一百三十三年，闰月四十八次，失闰一次、这就是有名的十九年七闰的方法，不仅比商代精确，而且早于欧洲应用此法一百余年。
据《甘石星经》记载，战国时，人们观测了水、火、金、木、土五星的运行出没的规律，并发现木星的三号卫星，早于伽利略的发现近两千年。当时用的历法一年为三百六十五又1/4日，即四分历。已知一年的二十四节气并根据节气安排农业生产。西汉已能观测日中黑子。东汉张衡创制浑天仪及地动仪。东晋虞喜发现岁差。唐代僧一行著《大衍历》，系统周密，结构合理，比较符合天文实际。元代郭守敬主张通过测验来编制欣历，在全国设立二十七个测验所，进行实测。现河南登封观星台就是迄今还保留于世的元代遗址之一。通过实测后，又继之以精密计算和综合研究，于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完成了历法的改造，名为《授时历》。该历以365.2425日为一年，和地球绕太阳周期实际相比只差二十六秒，其精密程度超过以往各朝历法。其历法共施行三百六十四年，是我国古代推算最精确使用最久的历法。明代徐光启主编的《崇祯历书》也是我国天文历算学中一份完整可贵的遗产。清代王锡阐在历法上结合中外经验进行独立的创造性的研究，因而取得重大成就，促进中国历算学的发展。他创造了金星凌日的计算方法达到十分精确的程度，在当时世界上居于独家的地位。
精确的历法的形成和发展，反映了我们的祖先在重农实践中的创造。
每个民族都有其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有其精神生产发展的历史。而精神的生产和演变是与其物质生产的演变紧密相关的。不同的经济生活（包括生产及生活方式）形成各民族之间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精神风貌。古代中国天文历法相对发达于西方国家是由于中国很早就是一个农业国家。就其所处的地理条件来看，东南面海，西北倚山，近代以前，忧患多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这些民族武力虽多超过汉族，但其游牧文化则最终融于汉族农业文化之中。因此，数千年前，中国已有定居型农村这样的社群组织并一直持续到近代。定居是农业的需要，即农业社会的特点。聚居在一起的农民，彼此的环境和景况大致相同，大家的行动都有成规可循，只要熟悉这一套便可生存下去。农业生产的重要条件是气候、土壤、种子、肥料等。农业生产周期长，循环往复而受控于自然。农民的生活内容也很少变化。农业社群形态环境下容易培养出人的稳定意识，缺少思变的动力，人的创造力难于激发出来，总认为一切行业中只有农业才是永恒可靠的。
但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是务实的，并不离开人事而侈谈天和神，因农业需要土地和水利而宗祀社神和赞美水，因种粮食而祀稷神。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农耕必须在自然中加进人力，必须有人的不懈努力的精神和行动才能获得预期的效益，社会才能发展。中国人对稷的尊崇便是尊重人文精神，而此不朽的人文精神又必然落实到自然界，从而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由此可见，中国人所崇拜的是自然与人文精神的合一。而且崇拜自然与人文都是在具有高度道德精神指导下的合一。如育蚕崇拜嫘祖，制药崇拜神农。
3、农业技术的发展
古代农业社会中，我国的农业生产技术在十五世纪以前一直居于领先地位，要了解我国传统农业技术发展的轨迹，除了出土遗物及现仍使用的农具及有关技术外，可供参考的尚有几部关于农业的著作。《夏小正》按夏历十二个月顺序，分别记述每月的星象、气象、物象以及所应从事的农事和政事。《月令》则记述了十二个月的时令及相关事物，较《夏小正》更丰富而系统，可供研究战国秦汉有关农业生产时参考。东汉崔实的《四民月令》也是记述农业生产的书。但是足以反映农业生产发展情况的是北魏末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和明末徐光启的《农政全书》。
《齐民要术》是一部总结农业生产的著作。内容包括农业生产的各方面。所谓“起自耕农，终于醯醢，资生之道，靡不毕书”。从开垦土地起，一切农艺蔬菜、果树、林木、畜牧各种副业，农家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各种技术知识，以至万不得已，在荒年如何利用野生植物来作为食物都收集了许多材料，罗列了许多方法，总结了不少经验。结果形成了一部空前完善而宏伟的农书。书中材料是他“采捃经传（查考文献记录）爰及歌谣（参照无文字记录的群众经验）， 询之老成（请教于有经验的专家），验之行事”（用自己的经验来证实），所以此书是农民群众智慧的结晶，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这本在农业科学上造诣之高，发明发现之多，材料极丰富的书之所以出现并非偶然。而是由于长期从事农耕的中华民族，从其朴实的宇宙观出发，对一切事物都要探本求源，找出它们内在联系的结果。植物也是自然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农作物对时空都有本性的要求，“物各有时、“地各有利”。耕者必须“不违农时”、“相地之宜”才能有好收成。人们进行农耕时必须注意时空条件，而时空两个条件又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齐民要术》认为，要减轻耕作中的劳动强度，增加劳动效率，必须“顺天时，量地利”，在合理化的条件下尽人力。按照农作物的要求，为它的生长提供优化的条件，使之在最适合的时空条件下生长、发展，如此，则“用力少而成功多”。
中国哲学在天、地、人合称的三才中把人作为主体的因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人们必须顺应自然法则进行工作，才能达到成功。强调人的作用而又重视客观条件，这不仅符合农业科学的原则，更是建立在传统哲学理论基础上的。所以《齐民要术》在我国古代农业史上有继往开来不可磨灭的作用。
《农政全书》集以往农学之大成。作者精通天文历法及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是向西方追求真理的先行者之一。他和保守势力作斗争。大力提倡高产作物的种植。如甘藷之类以作备荒之用。为了备荒，他调查许多可供食用的野生植物。因此，《农政全书》又被称为生物学巨著，该书强调农业是财富之所自出的原理，要富国必须懂得这一原理，但其重农思想和传统重农观点有别，作者所理解的农业范围较广泛，应包括树艺、蚕桑、牧畜及家庭手工业等。
在具体农业生产地区分布问题上，该书也有独到的主张，认为当时江南地区赋税特重是因为其他地区有旷土而不耕，政府只集中榨取江南地区。解决之道应在全国各地发展农业生产。如在北方开辟种水稻之田，就可解决北方及京师粮食问题。又如西北地区产棉而不能织布，只能将棉运往江南换布，使北方布贵棉贱，人民遭受损失。他主张在西北地区广泛传播纺织技术，就产地纺织的棉布价格将“反贵为贱”。这个使手工业建设接近原料产地的主张是正确的。
《齐民要术》与《农政全书》之所以可贵，就在它们是农民积累的丰富农业生产实践的总结，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民族对人类的伟大贡献。
二、重农政策与社会安定
当我们的祖先走出森林进入黄河流域后，便开始了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农业生活。不少氏族、部落在这里进行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多种经营并定居下来。当时，作为群众首领者也必然将重视农业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并作出一定的贡献。相传少嗥氏部落领袖，重为芶芒（木农具），该为薅收（金属农具），修及熙为玄冥（治平水土）。他们都是因重农有功于农业而被称于后世。
夏、商、周三代都十分重视农事。特别是以致力农耕富强而取得天下的周王朝更为突出。《尚书·无逸》篇中，周公把勤于稼穑的人称作君子，不知稼穑艰难而又轻视老成的人称为小人。他甚至把能否知道重视农耕作为国君享年长短，政权能否巩固的重要条件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那些力图改革的政治家们无一例外地都把重农提到第一位。管仲认为，“所谓兴利者，重农事也”，“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1〕李悝把农事重点放在调剂丰歉的平籴政策上。商鞅实行耕战政策，重农是为了加强军事实力。他肯定农业生产是财富的源泉，“农则易勤，勤则易富”，“壹务（专壹于农）则国富”。“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同”。他特别强调耕战并重的政策“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故治国者欲民之农也，不农则与诸侯争权而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他还认为农民质朴单纯，可用于战争。“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信可使守战也”。〔2〕《吕氏春秋》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它认为“古先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因为1、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2、“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3、“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徒，重徒则死其处而无二虑。”
在各国争霸互相兼并的历史阶段，统治者都是以重农为强国之本。
当时促使农业生产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即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大部分农奴得到小块土地而成为自耕农。秦之所以富强于六国而统一天下的原因就是重农政策与土地私有权的确立，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经过长期战乱之后，留给西汉统治者的是残破的社会经济。“齐民无盖藏”、“将相或乘牛车”。贾谊重视国家财富的积蓄，特别是谷物的储存。他把这个问题提到关系国家安危的高度来考虑，主张抑奢“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之无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之无饥，不可得也”；〔3〕还主张“殴民而归之农， 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4〕晁错的《贵粟疏》特别重视粮食，他认为“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值不得重视。粮食则不然，“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得有其民哉”。〔5〕为了巩固统治权，政治家们都异口同声地强调重农。《汉书·郊祀志》“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而社者土也，宗庙王者所居，稷者百谷之王。所以奉宗庙，供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故以代表土地的社神和代表谷物的稷神并称为社稷作为国家的象征，足见对农业的重视。汉文帝下诏说：“农者，天下之本，其开藉田，朕亲帅耕，以给宗庙粢盛”。〔6〕其后，皇帝亲耕藉田的仪式，就成为历代国家重农的大典。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劝课农桑，减轻租税，西汉的社会经济由恢复到发展繁荣。所谓“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7〕汉武帝战胜匈奴，经营西域取得巨大成就都是靠汉初重农政策奠定的物质基础。后因功费太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武帝末年悔用兵耗财太多，下诏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封承相为富民侯，用代田法的创始人赵过为搜粟都尉，在内地和边郡实行代田耕作法。这是一种每年将土地轮换休耕和较精细的田间管理，每亩产量可增加一斛到三斛。其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力少而得谷多。宣帝时，耿寿昌建议设常平，“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价而籴，以利农，以谷贵时减其价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设立常平仓的目的在于运用市场供求规律的作用以稳定谷物价格。同时也为了保证北方边郡谷物的供应，以避免由内地运粮接济的烦苦。成帝时，汜胜之总结出园艺式的区田法，将耕地划为若干小区，集中使用水肥，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耕作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东汉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将常平仓制度在全国各郡县普遍推行。其后，成为各封建王朝的常设经济措施。
隋代继续实行北朝的均田制，使无地农民多少得到小块耕地，地主兼并受到一些限制，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扩大耕地面积。随之而来的是农业人口增加，垦田扩大，仓库储存的丰盈很突出。开皇十二年，有司上言“府藏皆满，无所容”。政府在巩县、洛阳、汲县及京兆、华阴等地均设仓库，积蓄丰富，“天下得供应五六十年”。但经过炀帝的挥霍无度，滥用民力，丁男不足，役及妇人，农业萎缩而隋亦亡。
唐代开元时，天下最为富庶。杜甫的描绘是：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
仓廪俱丰实，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九州道路无豺虎，
远行不劳吉日出。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8〕
这是一幅封建社会太平盛世的画面。“公私仓廪俱丰实”说明粮食的积聚，物质财富的充实。而富裕的根本原因则在于重农政策的贯彻，没有“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的小农经济作基础，何来“天下朋友皆胶漆”的社会安定局面。以之和“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与《三吏》、《三别》以及后来白居易《卖炭翁》，戴叔伦的《女耕田行》等篇章相对照，便可了解唐代兴衰契机之所在了。
忽必烈进入中原后，也知道重视农业，提出“以农桑为急务”，“戒蒙古军不得以民田为牧地”。多次颁布要诸王贵族不得因田猎践踏田亩和不许废耕田为牧地的禁令。考核地方官吏的主要条件是“户口增，田野辟”。司农司编《农桑辑要》以励农耕。由于元初蒙古统治者能逐步改变游牧之俗而重农，使这个政权得以支撑八十多年。
朱元璋平定江南后，实行赈灾贫，免租税，劝农桑的政策。1358年，以康茂才为营田使，修筑堤防，专掌水利。他认为，“军务实殷，用度为急，理财之道，莫先于农事”，〔9〕从而接受朱升“高筑墙， 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令军民屯田，将士们都要“且耕且战”，“及时开垦，收地利国”。设民兵万户府，实行寓兵于农的政策。奠定了统一全国的物质基础。
明中叶以后，土地兼并，政治腐化，屯田废弛，军粮匮乏，军队的战斗力也随之削弱。在和农民起义军接战中，官兵们莫不“枵腹鹄面……披单被为衣，肌粟啼号”。〔10〕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官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缺粮。李自成大败明将孙传庭于郏县之役也是由于官兵缺粮。“郏县皆穷民，集驴羊二百以饷军，须臾分脔尽，士不得饱”。战争开始时，官军得胜，后因“大雨，粮车不进，采青柿以为食，是以甚败”。当李自成从钧州走商洛，饥民从者数万，湖广随州等地“頺垣败壁，四垒燐火烛天，土饭尘羹，百室寒烟扑地”，一片荒残景象。〔11〕
清统治者入关后面临的是民穷财尽，社会残破的局面。这使他们深刻认识到“兵饥则叛，民穷则盗”，“农事伤则饥之源”。因而提出“王政之本，在乎农桑”。为了巩固新政权的统治，不得不采取安抚措施，与民休息的政策。如取消明三饷及加派等，改革税制。康熙实行“更名地”，即将明代藩王地主庄田“免予折价”，将土地所有权给与耕地者，使他们成为自耕农。又实行地丁合一制度，“家有地亩，始编其丁，使丁系于地，地出丁银”，“有地有丁，无地无丁，地多者丁多，地少者丁少”，〔12〕免除和减轻无地少地者的负担，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保证了政府的税收。这是中国赋役制度上的一次重大改革。清代蠲免钱粮之举也相对地多，特别以康熙朝为最。又兴修水利，治理黄淮，取得较好的成绩，鼓励开垦，动员农民回到土地上。竭力推行屯田，较显著的成绩是边境的军民屯田，特别是西北方面收效较大。为清政府的巩固及前期征服边境各族进而加强民族融合，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奠定深厚的物质基础。
上述诸封建王朝前期之所以强大的关键原因，就在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执行了重农政策。封建统治者从其自身利益出发认识到“粮食定，天下定”，物资丰盈是社会安定的必要条件。今天，这些历史对我们仍不无启迪作用。
注释：
〔1〕《管子·牧民》。
〔2〕上引文均见《商君书》。
〔3〕《汉书》，《贾谊传》卷四十八。
〔4〕〔5〕《汉书》，《食货志》卷二十四上。
〔6〕应劭《风俗通义·祀典》。
〔7〕《史记·平准书》。
〔8〕《忆昔》，《杜少陵集详注》卷十三。
〔9〕《明史纪事本末·平定东南》。
〔10〕《明清史料乙编》第十本。
〔11〕《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三卷45页。
〔12〕《济宁直隶州志》卷五《舆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