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欧洲“民主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困境论文,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9-2013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使欧洲成为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恢复最慢的地区。2012年后，西方媒体开始认为危机的本质不是经济危机，而是政治危机，“民主赤字”、“合法性危机”、“民主危机”之说频见报端。①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说：“2008年之后，我明白了，(欧盟的)扩大、一体化和民主化都不是自动前行的，而是可逆的。在欧盟历史上，我们头一次真正经历了民主的瓦解。过去我没想过这也是可能的。我们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②2013年英国政治研究协会(PSA)年会以“派对结束了？”为主题，认为“迄今支撑政治生活和政治分析的一些认识、假设、模式或已难以为继”。③不少中国学者也认为欧洲乃至西方的民主已深陷困境。④
然而，问题有其复杂的一面。第一，如按传统的“民主”定义(在一种享有普遍投票权的体制下进行定期、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国家政权机关对议会负责，表达自由和结社自由等基本公民权利⑤)，欧洲的民主体制未有明显变化。危机几年来，欧洲“一贯对民主标准与公民自由的高度尊重并未减弱……(民主)未出现明显的进步或退步”⑥。然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欧洲民众对民主运作的满意度大幅下降，⑦学者对欧洲民主也多持悲观论调。第二，没有任何一个关于欧洲“民主困境”的观点取得垄断性的解释权力。激进左翼人士将民主危机视为资本主义盛行的直接结果，不惜为救民主而呼吁解散欧盟，⑧而哈贝马斯、贝克等倡导全球主义的学者则建议消除民族国家边界，建立“世界性公民的全球主义联合体”、“通过更多欧洲来实现更多的民主”。⑨在此两个极端之间，各种说法不计其数。各家观点各有逻辑，单看有理，放在一起则常相互矛盾。第三，西方民主在二战后表现多有起落。20世纪60年代一度出现“民主危机”，冷战结束后不久，对民主的质疑再起——民众厌政、政党式微、投票率下降、极端势力坐大等现象备受诟病，“民主赤字”、“后民主”、“民主死亡”、“民主空洞化”、“反民主”等说法层出不穷。⑩与此同时，欧洲也在摸索解决办法，“民主创新”已成为民主研究的新热点。(11)这说明，欧洲民主本已处于重要转型期，欧债危机某种程度上只是使固有矛盾激化、凸显，同时，危机也有可能促进欧洲推进民主创新。
因此，欧洲的“民主困境”是一个远比民主学说更为复杂的问题。本文认为，要理解欧洲民主的深层困境，须有超越“民主”的视角。
危机期间，欧洲民主的一大特点是“换得了政府，换不了政策”，盖因全球经济运行自有其逻辑，欧洲的危机决策则服从此逻辑。本文尝试从社会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入手考察欧洲民主面临的困境。
英国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1886-1964)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对社会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作了经典论述。他认为，在19世纪之前，人类经济一直都是“嵌入”社会之中的。工业革命以来出现的“自我调节的市场”这一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要想创造一个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就必须把人类与自然环境转变成纯粹的商品关系，而这必然会造成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毁灭。因此为了挽救人类社会，人们就必然抵制这不受限制的市场。这个过程就好比拉伸一条巨大的橡皮筋。一旦绷断，就意味着社会解体或者经济回复到更“嵌入”状态。(12)在社会与经济的分析框架中，“民主”实际上成为社会的代名词。2009-2013年的欧债危机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种经济与社会的矛盾状态——危机中市场和资本的力量压倒了社会和民主的力量，“欧洲社会模式”受到冲击。
所谓“欧洲社会模式”，指的是欧洲在二战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与社会相互妥协的发展模式，其核心特征是兼顾效率与公平。这种模式本已处在压力之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兴起，国家为市场护航，社会则被挤压。(13)对这种重市场效率轻社会公平的新自由主义，欧陆“半推半就”——“英美准备好了意识形态和工具，欧洲满怀期待又颇为尴尬地跟随”。(14)新葛兰西学派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欧洲一体化是精英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策略，其主要目的是以跨国模式绕开国内民主制度，在全欧层面削减福利和推行自由化改革。(15)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情况下，欧洲的社会民主力量被迫向中间靠拢，走“第三条道路”。也就是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的社会进一步听命于经济，社会与经济之间关系日益紧张，而欧债危机则使这种紧张关系进一步凸显。最明显的表现有二：一是民众抗议和政策分歧导致“弱政府”和“短命政府”，提前大选、组阁难产、政府危机成为常态。2009年1月，冰岛政府成为首个因金融危机而下台的政府。进入2011年，爱尔兰、葡萄牙、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斯洛文尼亚等相继因债务危机而更换政府。2012年年中，希腊提前大选，在一个多月内连续举行两次大选才勉强组阁成功。2013年，意大利大选后艰难组阁，总理、总统人选数度难产，政府成立后频频“面临崩溃”。二是反体制社会抗议运动频发，其代表是2011年5月西班牙“愤怒运动”和2011年10月受美国“占领华尔街”启发而出现的各种“占领运动”。这些新型抗议活动以年轻人为参与主体，但诉求不明确，没有阶级支撑，使用了新型组织沟通方式，并带有“反体制”性质。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因在新型社会抗议运动中积累了政治资本而被选上台，成为“新一代”政治家，如2013年意大利大选中，2009年才成立的极左党派“五星运动”的领导人、喜剧演员格里洛意外崛起，成为可以左右组阁的政治力量；西班牙“愤怒运动”的一些参与者也步入了政坛。(16)
欧洲“民主困境”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正是经济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研究表明，危机期间民众对民主运作满意度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民众不满国际组织和市场干涉民主程序、不满国民经济恶化。(17)在欧洲应对危机过程中，社会并未借助这种紧张关系取得上风，相反，经济对社会进一步侵蚀。这在被称为“欧猪五国”(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并称PIIGS)的重债国中表现得格外明显。重债国之所以出现主权债务危机，直接诱因是政府负债过多，大家担心政府还不起钱。对此大抵有两种应对办法：一是给重债国提供足够的钱或担保，消除市场恐惧，这样政府就能继续借债度过难关；二是让重债国彻底改掉“乱花钱毛病”，通过削减福利和政府开支迅速把债务降到健康水平。总体而言，欧盟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双管齐下，但偏向后一种办法。“三驾马车”(欧委会、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给重债国提供贷款援助的时候，无不以“紧缩”和“改革”为附加条件。而这意味着削减养老金和失业救助，对本已面临经济困境的普通民众来说不啻于雪上加霜，因此民众才频繁举行游行示威，甚至求助于民粹主义政治势力。但是，民众的反对无法改变政府的政策。重债国政府需要“三驾马车”的救助，不得不听从后者的主张。2011年底，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突然宣布将对救助方案进行全民公投，震动全球市场。法国总统、德国总理以及欧盟领导人在二十国集团峰会前夕急召帕潘德里欧至戛纳，警告其公投后果，并暂时撤回80亿欧元贷款。在外界重压之下，希腊取消公投。时任西班牙总理萨帕特罗在回忆录中称，戛纳会议弥漫着“民主在面对市场时的一种无力感”；欧洲领导人除了向希腊施压，还同时向西班牙和意大利施压，甚至讨论“换人”。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对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疯狂的帕潘德里欧想要公投，因为他受不了压力，没必要再让他遭这个罪。他已经屈膝投降了。淘汰他。”(18)戛纳会议后三周内，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总理纷纷下台，西班牙反对党在大选中获胜，希腊和意大利则分别由在美国受过教育的经济学家帕帕季莫斯和蒙蒂接管，成立技术官僚过渡政府。继任者们开始按欧盟要求实行系列改革。
德国艾伯特基金会指出，“对南欧的干预意味着欧洲社会模式的自由化——危机前还主要是在西欧和东欧观察到的现象，将推行到欧盟整个层面”。(19)其实，不仅在南欧重债国，社会/民主进一步屈服于市场逻辑的现象在整个欧洲都有所体现。英国成为全球金融危机后最早、最坚定推进自由化改革的西方国家。以“反紧缩”为口号的法国社会党总统奥朗德不得不继续推行削减赤字和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只是幅度有所减缓。德国总理默克尔不但在国内继续坚持改革，还要推动各成员国与欧盟签订“改革契约”。欧盟则利用“地区基金”、“财政契约”、“欧盟2020战略”等各种政策工具不遗余力地推行紧缩与改革。欧委会主席巴罗佐2013年的“国情咨文”除了呼吁继续“结构性改革”，也有一段话针对民众的不满情绪：“有人会说，欧洲逼迫政府削减开支。但我们可以提醒选民，早在危机前，政府债务就已经失控了……如果我们现在不坚持(削减开支)的话，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以及我们的后代，将要为此付出代价。事实上，不管是欧元区国家还是欧元区外的国家，不管是欧洲国家还是其他国家，都在努力控制公共财政负担。”(20)
在危机期间，欧洲之所以被迫遵循经济逻辑，出现普遍的“政治无力感”，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欧元本就是“单行线”设计。“欧元之父”蒙代尔在设计欧元时，就预想到了欧元所带来的自由主义后果。他认为，欧元区国家使用欧元之后，就失去了对自己货币的汇率调控权，这样一来，如果工会要求涨工资的幅度超过生产率增长的幅度，就会造成失业或破产；为避免这种情况，欧元区各国政府只有减少对企业的监管、提高企业竞争力。(21)同时，蒙代尔也预见到了欧元区可能发生危机，并认为一旦出现危机，只有政治一体化可解。他早在欧元诞生之时就指出，欧元有两个独特的弱点：一是未和黄金挂钩，二是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作后盾；但欧洲的大量黄金储备可帮助克服第一个弱点，而北约军事同盟以及长期来看欧洲的政治一体化则可帮助克服第二个缺点。他认为“不能只从经济看欧元……欧洲也是一个政体……欧洲货币共同体是更安全的欧洲政治一体化之关键与催化剂”。(22)2009年欧债危机出现之后，欧元区的发展大体符合蒙代尔的预设：欧元崩溃的代价之巨让政治家和民众都不敢贸然选择放弃欧元来保民主，最终各国通过自由化改革和进一步让渡主权来度过危机。第二，全球资本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以研究现代性文明著称的英国社会学家德兰迪(Gerard Delanty)指出，危机“标志着资本主义进入了新阶段，导致欧洲社会资本主义模式以及更广泛而言欧洲社会模式破碎……鉴于问题的全球规模、危机管理的动荡后果、新型运动方式的出现，国家不再拥有调和资本主义与民主的能力”(23)。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认为，通胀、赤字和金融监管缺失都不是政府的经济管理失误，而是政府想同时满足公正(民主诉求)和繁荣(经济诉求)导致的；随着分配的冲突从劳工、产业关系转移到公共开支、私人信贷，再转移到国际“财政外交”，民主政治对这些分配的影响越来越小，而冲突的后果越来越大。(24)总之，随着欧洲的经济日益被全球化和金融资本主义所席卷，欧洲国家的政府越来越无法预见和控制决策的后果；选民对此感到不满，但事实上却难有退路。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不但没有式微，反而在全球继续光大，欧洲难以“逆流而动”。(25)
综上所述，自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经济的逻辑日益压倒社会的逻辑。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兴起，欧洲在一体化过程中推进新自由主义议程，经济进一步侵蚀社会。2008年后的危机，使“欧洲社会模式”被进一步削弱，欧洲经济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凸显。在此过程中，欧洲民主制度受制于经济规律而无法根据多数选民(社会)的要求进行决策。这是当前欧洲民主制度面临的第一个根本困境。
危机中，欧洲民主的另一个特点是出现了以排外为特征的极端民粹主义，其实质是要重新确认施行民主的边界，或者说，要重新确认“民主”中“民”的构成。这便涉及欧洲民众的认同问题。如果说，经济逻辑是所有被卷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都要面对的，那么认同逻辑则更具欧洲特色。为此，本文再尝试从认同的边界问题来考察当前欧洲民主的困境。
危机期间，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是一个突出现象，以至不少人担心“纳粹”精神复活。在2009年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由丹、荷、英、法、芬、希、意、立陶宛和斯洛文尼亚等国的极右党议员组成的欧洲自由与民主党团(EFD)成为欧洲议会七大党团之一；法国国民阵线在2012年第一轮总统选举中得到17.9%的选票，在21世纪初尚无影响的英国、德国、瑞典、芬兰等国的极右党也纷纷在地区、国家或欧洲选举中得势。不仅如此，几近绝迹的极右暴力活动重新抬头。2011年7月，挪威发生欧洲战后极罕见的连环极右恐袭案，致77死；11月，德国新纳粹杀人案牵出一个已存在十年之久的极右组织。
反移民是右翼民粹主义的一个重要主张。在右翼民粹主义思潮影响下，移民成为2010年英国、荷兰、瑞典大选以及2012年法国大选的重要议题；民众对穆斯林等“异质”移民的排斥尤为突出。(26)在这股压力下，欧洲国家政府也推出了限制移民的政策，有的颇具争议，如2009年瑞士全民公决禁建清真寺宣礼塔；2010年法国禁止在公共场合穿戴伊斯兰罩袍；2010年法国强行驱逐罗姆人；2011年，丹麦宣布恢复常设边境检查；2013年，英国增加了欧盟移民申请福利的限制。
反欧盟也是右翼民粹主义的重要主张。危机中，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出现疑欧势力。相对而言，疑欧势力在德国声势较小、出现较晚，但在2011年9月，仅成立半年多的反欧元政党“德国的选择”(AfD)在大选中获得4.7%的选票。在其压力下，一些主流政党也采取了极端的“疑欧”做法——英国首相卡梅伦甚至宣布将举行“脱欧公投”。
左翼民粹主义的声势不如右翼，但值得注意的是，它过去对欧盟看法不一，在危机当中也日益一致“反欧”。(27)危机中意外崛起的极左党派，如法国的“左翼阵线”、希腊的“左派政党联盟”以及意大利的“五星运动”，都得益于同一个策略——反欧盟。
虽然极端民粹主义思潮的反体制、反自由倾向引起很多人的忧虑，但其实质是要重新确认施行民主的边界，或者说，要重新确认“民主”中“民”的构成。这与危机期间其他一些体制内的、以自由多元为旗号的现象其实异曲同工，比如说危机期间“分离运动”的凸显——比利时因分裂问题难以组阁；苏格兰将在2014年底举行从英国独立的公投；支持独立的政党在2012年底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议会选举中获多数席位后声称要推行独立公投。
现代民主制创立时，国家主权体系已成型，民主的边界天然落在一国之内。一般认为，只有在一国之内，民众才能彼此认同、相互信任，施行民主。直至今日，民主的倡导者对民族主义还抱有功利性的看法，把利于推行民主的民族主义称为“自由民族主义”。(28)但在欧洲，民族国家的边界已经虚化、移动。这与全球化、欧洲一体化以及后工业化是分不开的。首先，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加速了人口的流动。欧洲的民族国家本是同质化很高的社会，现在这个社会内部出现了一个个不同种族、宗教、语言、文化的小团体。2010年欧盟境内的“外国人”占人口总数的6.5%，出生地在欧盟之外的人口占9.4%。(29)这是民主制度建立之初不曾预料到的情况。现代民主制度只好以“文化多元主义”的办法来弥补，但效果有限。(30)还有学者提倡“全球主义民主”，但在实践中成果寥寥。(31)在现有制度对移民问题回应乏力的情况下，欧洲的右翼民粹主义成为应对此问题的新主角。它并不挑战民主制度，但挑战“民主”中的“民”，即认为只有某些族群才有资格成为“民”。(32)将民主与民族相联系，是当前欧洲极右政党最大的共同特征。(33)其次，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带来了跨国家和次国家治理问题。全球化下，一国事务与全球事务高度关联，民族国家管理职能的边界出现松动；与此同时，国家认同也出现“去领土化”现象，次国家和跨国家认同兴起。(34)这在欧洲体现得尤为明显。冷战后欧洲一体化加速启动，在20世纪90年代初，对欧洲民主的“标准批评”是指责欧盟不够民主，(35)因为欧盟官员并非由选举产生，而成员国都要受其决策摆布。欧盟是多层、多中心的治理方式，与传统的民主观念不符，而欧洲的政治家们又未能发展出一套反映新现实的理论。(36)最后，随着欧洲进入后工业社会，认同政治已逐渐取代阶级政治。据“世界价值观调查”历年数据，欧美等先进工业化社会在长期经济发展下，民众的价值观从“物质主义价值”变成“后物质主义价值”。价值观的代际变化导致了新政治分野的出现。过去，政治以阶级(物质性标准)划分，工人阶级为“左”，中产阶级为“右”；新政治则以价值观(非物质性标准)划分，推崇自由价值为“左”，威权价值为“右”。西方政坛于是出现新旧左右分野交叠并存的局面，“新政治”(或称“价值观政治”、“认同政治”)变得日益重要。(37)民主制度建立在现代理性之上，假定人的认同是单一固定的，一个人的政治倾向才能够相对清晰地表述，政党才能够有效地代表其政治立场。然而在后工业社会，一个人的阶级认同、价值认同、国别认同、甚至性别都可以变化，可以重叠，可以多元(一个人可以同时是自由作家、反全球化运动者、英国人；同一个人可以变成国际组织雇员、同性恋支持者、英国和荷兰双国籍人士)。这对民主制度是釜底抽薪式的冲击。(38)
危机期间，欧洲的政治精英意识到民主的认同困境，也采取了一些应对办法。一种办法是调整适应，比如引入限制移民措施；另一种办法是加以利用，比如煽动民粹主义情绪成为新兴政党的领导人；还有一种办法是建设性引导，比如改革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制度以吸引更多选民参与。但总的说来，这些应对是无序的、矛盾的。这与欧洲知识界对民主的认同困境看法不一有一定关系。其中一类观点认为要优先强化民族国家内部的民主。如欧洲大学研究院院长韦勒(Joseph Weiler)认为，“要解决欧洲的危机，无论如何都要借助民族共同体、各成员国丰厚的合法性资源”。(39)另一类观点则建议消除民族国家边界，在欧盟层面建立民主。如哈贝马斯认为，欧盟要在“后民主的行政联邦”和“跨国的民主”之间作出抉择，疾呼欧盟的出路应是“世界性公民的全球主义联合体”；(40)另一位后现代大师贝克也认为应该建立“公民的欧洲”。(41)还有一类观点是在民族国家和欧盟这两个边界之间找折衷方案。如牛津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妮可拉迪斯(Kalypso Aude Nicolaidis)提出“多民主(Democracy)”理念——“多民主”指多个民族的联合体，既可被视为由多个国家组成，也可被视为由众多公民组成。“多民主”其实是介于国内民主和全球主义民主之间的“第三条道路”。(42)如果说欧债危机期间欧洲民主在面对经济困境时屈从了经济逻辑，那么其在面对认同困境时，则不知何去何从。
如果把技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视作一个系统，民主只不过是这个系统中的一种制度。任何制度都是有缺陷的，一种有生命力的制度必须适应系统整体的需求和变化，民主制也不例外。民主政府之所以能被视为“最不差的政府”，并不是因为关于民主的争论少——事实上，关于民主的争论从未停歇，而是因为民主较好地适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需求，在各种理想(平等、自由、参与、效率等)之间取得了相对的平衡。民主的表现并非一直尽如人意，但只要其能顺势调整，就有生命力。
上文探讨的欧洲民主面临的两个困境，第一个困境体现的是民主所求之平等与市场所求之自由之间有矛盾；第二个困境体现的则是参与、边界等新问题与原有民主制度之间的矛盾。这两个困境并非截然分开，其表征经常混合在一起。比如说，危机期间的“反欧盟”思潮既体现了欧洲社会对欧盟主导的经济政策的不满，也体现了欧洲公民对自己欧洲身份的质疑；危机中的各种社会抗议运动，既体现了民众对政府“救资本轻民生”的不满，也体现了新型参政方式对传统民主机制的挑战；危机期间“组阁难”问题的凸显，既因为政治精英对如何改革意见分歧大，也因为主流政党代表性下降、政坛日益“碎片化”。
欧洲的“民主困境”表明，当前欧洲民主制度不能完全赶上其周遭环境变化的步伐，开始出现“不适应症”。这个“不适应症”在危机期间凸显，但其根源是深刻的。第一，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经济和社会生活都出现了新的形态，从而对政府决策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远程交通工具和计算机技术的普及，人类活动的疆域日益扩展、联系日益密切、演变日益加快。在经济方面，全球产业分工协作进一步完善，服务业和金融业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一个地区的经济活动通常会在瞬间对全球产生深远影响；在社会方面，中产阶级的衰落和分化、个人认同的“去领土化”、全球风险社会的出现、即时互动的沟通和组织方式等现象日益突出，这些都对政治决策提出了新的要求。一国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要在极短时间内作出与广阔时空跨度都有关联的决策。比如说，要根据全球市场情况随时调整汇率，而这个汇率会对全球产生影响；要根据全球移民流动和本国人口未来发展情况及时调整养老金制度，而这个制度同样会对全球以及未来产生影响。通常，一个政府并不具备做出这种决策的信息、能力、甚至合法性。政策调整如果涉及先入为主的观念分歧(而非技术分歧)，就更可能左右为难。如果恰逢危机，政府决策时间更短，而决策涉及的时空维度往往更大，因此矛盾更显突出。第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边缘结构逐渐变化，欧洲的中心地位正在陨落。这无疑减少了欧洲应对复杂而迅速变化的环境时可资利用的资源，加大了欧洲被域外事件牵制的力度。举例而言，“高福利”被认为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重要病因，而削减福利也成为危机期间很多抗议运动的导火索。高福利难以为继的原因很多，相关研究从人口到话语都有涉及。但不难想见，如果欧洲还能保持经济强劲增长，则势必有更多资金应对福利缺口；如果中国等“低劳动成本”国家没有强势崛起，则欧洲对高福利“吓走”跨国企业的担心也可大为缓解。
上述两点叠加，使欧洲政治决策难度大为增加。2005年时任匈牙利总理费伦茨的一番论述对此有很好的反映：“今天最大的社会和政治分野……在那些能进入竞争性市场并胜出的人和那些在外头的、落后的人之间……新的左派要帮助民众和社区在这无所不在的竞争中胜出……但当一个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大部分都失去独立性的时候，该怎么办？当商品、知识、资金和劳动力都能够自由地跨过国界时怎么办？国家政策还有没有一点空间、有没有一点办法去保护、平衡和创造机会？特别是当货币政策是由跨国的、比美联储还要独立的欧洲央行决定的时候？当社会不但因财产权，而且因竞争性知识、顺应变化的能力以及个人和家庭背景而日益破碎时，左派的社会基础还能重建吗？”(43)
欧洲的“民主困境”只是“共相”下的“殊相”，其面临的问题是这个时代各国政府都要面对的。只因欧洲是资本主义核心区、现代政治制度的发源地、后现代试验场，其困境更有其耐人寻味的特点。
欧洲要走出“民主困境”，不能单纯从民主制度本身寻找答案，而是要对民主制度所赖以生存的整个系统进行反思；欧洲民主制度的调整和创新，也必然是欧洲整体调整和创新的结果。在此过程中，欧洲的民主、资本主义、后现代仍有生命力，欧洲民主制度的“不适应症”并未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欧债危机虽使欧洲面临的问题凸显，却未根本削弱欧洲自省、调整和发展的能力。但另一方面，危机使欧洲在全球相对衰落这一事实更为明显，欧洲已不再能主导全球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走向。相反，欧洲需在与外界的深刻互动中寻找“欧洲道路”。
①如："The Euro Crisis:An Ever-deeper Democratic Deficit",The Economist,May 26,2012; Amrtya Sen,"The Crisis of European Democracy",New York Times,May 22,2012; Marcus Walker and Charles Forelle,"Economic Gloom Deepens Europe's Political Crisis",Wall Street Journal,April 23,2012; "A Flawed Temple:The Loss of Legitimacy may now be the Biggest Threat to the European Project",The Economist,March 16,2013; "When not in Rome",The Economist,March 9,2013; Tony Barber,"Europe must Confront Crisis of Legitimacy",The Financial Times,April 23,2012.
②Georg Diez,"Habermas,the Last European:A Philosopher's Mission to Save the EU,The Spiegel,November 11,2011,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europe/0,1518,799237,00.html.(上网时间：2013年8月12日)
③“派对”(party)也有“政党”的双关含义。参见http://www.psa.ac.uk/2013/.(上网时间：2013年3月12日)
④如：柴尚金：“当前西方国家多党民主的五大制度困境”，《当代世界》，2013年，第3期，第6-9页；宋鲁郑：“西方民主是否已经走向末路”，《红旗文稿》，2010年，第21期，第12-16页；潘忠岐、杨海峰：“民主赤字’、身份困境与欧债危机”，《欧洲研究》，2013年，第3期，第31-44页。
⑤Dietrich Rueschemeyer,Evelyne Huber Stephens,and John D.Stephens,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4.
⑥Freedom in the World 2013,http://www.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world/freedom-world-2013.(上网时间：2013年12月1日)
⑦Klaus Armingeon and Kai Guthmann,"Democracy in Crisis? The Declining Support for National Democracy in European Countries,2007-2011",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Forthcoming,Article first published online:December 20,2013.
⑧参见：Donny Gluckstein,"Democracy:Fact and Fetish",International Socialism,No.136,Autumn 2012,http://www.isj.org.uk/index.php4?id=845; CostasLapavitsas,"Interview:Working People have no Interest in Saving the Euro",International Socialism,No.133,January 2012,http://www.isj.org.uk/index.php4?id=776&; Chrsitakis Georgiou,"The Euro Crisis and the Future of EU Integration",International Socialism,No.126,October 2010,http://www.isj.org.uk/?id=682; PeterSchwarz,"The Euro Bailouts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in Europe"，http://www.wsws.org/en/articles/2012/08/pers-a07.html.(上网时间：2013年8月10日)
⑨Jürgen Habermas,The Crisis of the European Union:A Response,Cambridge:Polity Press,2011,pp.53-70; Ulrich Beck,German Europe,John Wiley and Sons,2013,p.3.
⑩John Keane,The Life and Death of Democracy,Sydney:Simon and Schuster,2009; Pippa Norris,Democratic Deficit:Critical Citizens Revisite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erter Mair,Rtling the Void? The Hollowing of Western Democracy,Verso,2013; Pierre Rosanvallon,Counter-Democracy:Politics in an Age of Distrus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11)Michael Saward(ed.),Democratic Innovation:Deliberation,Representation and Association,Routledge,2001; Graham Smith,Democratic Innovations:Designing Institutions for Citizen Particip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12)[英]卡尔·波兰尼著，冯钢、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18页。
(13)关于新自由主义兴起的情况，参见David Harvey，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Richard Robison(ed.),The Neo-Liberal Revolution:Forging the Market State，Hampshire:Palgrave Macmillan,2006.
(14)Loukas Tsoukalis,"Markets,Institutions,and Legitimacy",Journal of Democracy,Vol.23,No.4,October 2012,p.47.
(15)Otto Holman,"The Primacy of Domestic Politics:Neo-liberal Restructuring,the EU's Crisis of Governability and Social Imperialism",in Andrew Gamble and David Lane eds.,The European Union and Wold Politics:Consensus and Division,Hampshire:Palgrave Macmillan,2009,pp.177-213.
(16)Gavin Jones,"Beppe Grillo and The 5 Star Movement:An In-Depth Look at Italy's New Kingmaker",Reuters,March 7,2013; Peter Beaumont,"Europe's New Insurgents:Rising Rebels Spurn the Era of Bling",The Observer,20 May 2012.
(17)Klaus Armingeon and Kai Guthmann,"Democracy in Crisis? The Declining Support for National Democracy in European Countries,2007-2011",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December 20,2013.
(18)Paul Taylor,"Merkel Tried to Bounce Spain into IMF Bailout:Ex-PM,Reuters",November 25,2013,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3/11/25/us-eurozone-zapatero-idUSBRE9AO04W20131125; Andy Dabilis,"Sarkozy Called Papandreou'F-king Psycho!'",Greek Reporter,November 26,2013,http://greece.greekreporter.com/2013/11/26/sarkozy-called-papandreou-f-king-psycho/.(上网时间:2013年12月18日)
(19)Klaus Busch et al,Euro Crisis,Austerity Policy and the European Social Model,Friedrich Ebert Stiftung,International Policy Analysis,February 2013.
(20)José Barroso,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2013,European Commission-SPEECH/13/684,September 11,2013,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SPEECH-13-684_en.htm.(上网时间：2013年12月18日)
(21)Shawn Tully,"Two Legends in Economics Wrestle over the Euro's Future",CNN Money,August 9,2012,http://finance.fortune.cnn.com/2012/08/09/robert-mundell-allan-meltzer/; Greg Palast,"Robert Mundell,Evil Genius of the Euro",The Guardian,26 June 2012,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2/jun/26/robert-mundell-evil-genius-euro.(上网时间：2013年12月18日)
(22)Robert Mundell,"The Case for the Euro",The Wall Street Journal,March 25,1998.
(23)Gerard Delanty,"Europe in an Age of Austerity: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Vol.2,No.4,2012,pp.445-455; Gerard Delanty,Formations of European Modernity:A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Sociology of Europe,Palgrave Macmillan,2013,pp.277-278.
(24)Walfgang Streeck,"The Crisis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New Left Review 71,September-October 2011; Wolfgang Streeck,"The Crisis in Context:Democratic Capitalism and Its Contradictions",MPIFG Discussion Paper 11/15,Max-Planck-Institut für Gesellschaftsforschung,K
ln,October 2011.
(25)Colin Crouch,The Strange Non-death of Neo-liberalism,Polity,2011.
(26)关于欧洲的反穆斯林思潮，参见Bruce Bawer,While Europe Slept:How Radical Islam Is Destroying the West from Within,Doubleday,2006; Jonathan Laurence and Justin Vaisse,Integrating Islam:Political and Religious Challenges in Contemporary France,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6.
(27)Gerassimos Moschonas,"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Dilemmas of the Radical Left",Transform! September 2011,http://transform-network.net/journal/issue-092011/news/detail/Journal/the-european-union-and-the-dilemmas-of-the-radical-left.html.(上网时间：2013年12月18日)
(28)Margaret Moore,"Normative Justifications for Liberal Nationalism:Justice,Democracy and National Identity",Nations and Nationalism,January 2001,pp.1-20.
(29)"6.5% of the EU Population are Foreigners and 9.4% are Born Abroad",Eurostat,No.34/2011,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cache/ITY_OFFPUB/KS-SF-11-034/EN/KS-SF-11-034-EN.PDF.(上网时间：2010年12月14日)
(30)Robert Marquand,"Why Europe is Turning Away from Multiculturalism",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March 4,2011; Susanne Bygnes,"Ambivalent Multiculturalism",Sociology,February 2013,pp.126-141.
(31)Daniele Archibugi,"Cosmopolitan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A Review",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September 2004,pp.437-473.
(32)Ron Formisano,"Interpreting Right-Wing or Reactionary Neo-Populism:A Critique",The Journal of Policy History,April 2005,p.250.
(33)Antonis A.Ellinas,"Phased out:Far Right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Comparative Politics,April 2007,p.356.
(34)Linda Lobaoa,Ron Martinb and Andre's Rodriguez-Posec,"Editorial:Rescaling the State:New Modes of Institutional-territorial Organization",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Economy and Society,February 2009,pp.3-12; Jan Aart Scholte,"The Geography of Collective Identities in a Globalizing World",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Winter 1996,pp.565-607.
(35)参见:J.H.H.Weilera,Ulrich R.Halternb and Franz C.Mayerc,"European Democracy and its Critique",West European Politics,Vol.18,No.3,1995,pp.4-39.
(36)Philippe Schmitter,"Democracy in Europe and Europe's Democratization,Journal of Democracy,October 2003,pp.71-85; Vivien A.Schmidt,"Democracy in Europe:The Impact of European Integration",Perspectives on Politics,December 2005,pp.761-779.
(37)Ronald Inglehart,"The Silent Revolution: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December 1971,pp.991-1017; Ronald Inglehart and Scott C.Flanagan,"Value Change in Industrial Societies",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December 1987,pp.1289-1319; Ronald Inglehart,"Changing Values among Western Publics from 1970 to 2006",West European Politics,January-March 2008,pp.130-146.
(38)Ingolfur Gluhdorn,"Democracy beyond the Modernist Subject:Complexity and the Late-modern Reconfiguration of Legitimacy",In Search of Legitimacy:Policy Making in Europe and the Challenge of Complexity,pp.17-46.
(39)Joseph.H.H.Weiler,"In the Face of Crisis:Input Legitimacy,Output Legitimacy and the Political Messianism of European Integration",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Vol.34,No.7,2012,pp.825-841.
(40)Jürgen Habermas,The Crisis of the European Union:A Response,Cambridge:Polity Press,2011.
(41)Ulrich Beck,German Europe,John Wiley and Sons,2013; Ulrich Beck,"Europe's Crisis is an Opportunity for Democracy",The Guardian,28 November 2011.
(42)Kalypso Nicola
dis,"European Demoicracy and Its Crisis",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Vol.51,No.2,March 2013,pp.351-369.这个概念也得到呼应，见Richard Bellamy,"An Ever Closer Union Among the Peoples of Europe:Republican Intergovernmentalism and Demoicratic Representation within the EU",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Vol.35,No.5,2013,pp.499-516.
(43)Ferenc Gyurcsany,"Welfar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September 1,2005,http://www.policy-network.net/pno_detail.aspx?ID=362&title=Welfare-in-the-age-of-globalisation.(上网时间：2013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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