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社会主义建设论文,道路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要深刻总结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弄清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和历史地位，就必须深入研究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如何评价毛泽东的这一探索？毛泽东指出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同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什么关系？学术界对这些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对此，我们的看法是：毛泽东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与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两个阶段，前者为后者做了准备，并且是后者的直接理论来源，后者对前者是扬弃式地继承和发展；但二者又有质的不同，它们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后者为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设计了一条成功的道路。
一、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历程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即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这种探索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个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以苏联为榜样，基本照搬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做法。
第二个阶段，从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毛泽东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中国不能照搬苏联的经验，必须走自己的路。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醒全党说：“我们在工作中间还有些问题需要谈一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您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7页）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于1958年3月10日在成都会议上指出：“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一套内容”。毛泽东在1958年5月18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又说：“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搞得更快更好。”（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上册，第471页）毛泽东在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明，要学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但绝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毛泽东在这个时期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存在着失误。
第三阶段，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直至1976年毛泽东逝世。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基本上是失败的，其后果导致了灾难性的全国“文化大革命”。
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贡献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虽然走过曲折的道路，但是在借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经验教训，回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理论观点，并尽力付诸实践，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第一，指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提出，中国要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1956年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的事实，以及社会与人的相互关系发生深刻变动的现实，于1957年明确指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3、403页）这个重要论断，是《新民主主义论》有关理论在新条件下的深化，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表达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共产党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决心。
第二，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
毛泽东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暴露出的缺点和错误以及我国国内日渐显露出的各种矛盾，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这个学说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等重要理论，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该文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制度建立之后，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毛泽东在1957年2月更明确地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与旧社会的矛盾根本不同，它不是对抗性的，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3页）他还具体分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提出要不断地解决各种矛盾。这实际上为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方面提供了理论依据。这种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首创，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完全适合，没有矛盾冲突”、“和谐一致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等长期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主义传统观念的重大突破。
关于两类矛盾的学说。毛泽东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的阶级状况和社会状况，把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指出我国大量存在的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他提出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方法和一系列方针，两类矛盾学说，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及其决议指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不再是主要矛盾。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主要矛盾理论既否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矛盾和斗争的观点，又否定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越往后越尖锐”的观点。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既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从我国社会阶级状况和生产落后的国情出发的。
社会主义矛盾学说的创立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尽管在1957年反右扩大后我党对我国社会矛盾的认识和处理发生了偏差，而且这一学说本身也不是没有局限性的，但是，这一学说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确定，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三，提出了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
毛泽东1956年在谈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17页）他在1957年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仍存在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要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巩固和完善，不断完善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期，注意到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经济政治管理体制的弊端，提出适当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力与利益，以利于经济的发展。对于政治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作了初步的探索。
第四，提出了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强国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
毛泽东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6页）他在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从而完整地规划出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
毛泽东也在一直探索和四个“现代化”紧密相关的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问题。他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认为，要探索“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必须打破对外国的迷信，不能照搬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工业化经验，还要坚决抵制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1957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又提出：“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问题，主要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0页）他后来在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时，又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否定了斯大林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简单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忽略农业和轻工业的做法。
第五，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在1949年6月《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87页）
毛泽东把民主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宝贵经验积极运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多次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于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长期合作，共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三、正确评价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上述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贡献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直接理论来源。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就不会有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企图把二者割裂开来，是不科学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但是我们还应实事求是地看到，毛泽东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基本上并未摆脱以高度集权、高度集中、行政计划管理经济为主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上的重大失误都同斯大林的失误密切相关。
毛泽东在1958年树立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集中体现了五十年代后期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为加速发展生产力、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而发动的。它以全民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为中心，以高速度、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特征。它出现的原因之一就是照搬苏联关于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苏联1936年宪法报告曾提出了建成社会主义的三条标准，即消灭剥削、实现农业集体化和国家工业化（工业产值占国民总产值70%）。从1958年8月起到1960年7月中国全国城乡普遍建立了人民公社组织，把人民公社当作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模式。要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取消按劳分配，消灭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和阶级差别，实行人的全面发展等。“三面红旗”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次重大失误，也是深受斯大林影响的后果。“三面红旗”严重地脱离了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实际，违背了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律，给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另一重大失误，就是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始终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他还以这一理论为依据，把抓阶级斗争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心，直到组织和发动以所谓“党内走资派”为主要斗争目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文化大革命”。这次空前绝后的席卷全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大浩劫，自1966年春爆发起，持续长达十年之久。这也是毛泽东受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理论的党内斗争模式影响的恶果。它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出现的一大悲剧。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从全局和整体来看，毛泽东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基本上未摆脱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从建国至1976年毛泽东逝世，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基本上是沿着这一模式进行的。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的贡献就是彻底摆脱了这一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行之有效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同志于1980年指出：“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指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在这里，邓小平同志很好地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出现的重大失误，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毛泽东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当时国内外环境的必然产物，是和当时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与认识能力密不可分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伟人的思想是时代的产物，绝不能离开其生活的时代而苛求伟人。伟人思想的正确与错误，都是同时代密切相关的。
毛泽东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候，正值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采取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要想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只能首先寻求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毛泽东在1949年宣布新中国在外交上只能奉行“一边倒”的外交路线，倒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在这种大历史背景下，怎么能设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去走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同的另一条道路呢？
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时，只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可供学习。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刚刚诞生，建设经验无从谈起。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政干部刚刚接触苏联的经济建设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设想毛泽东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能作出科学的评价呢？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有些时候未看到当代资本主义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现实，不能正视中国仍然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的现状，而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受到了斯大林某些错误理论的影响。毛泽东一生一直在反对教条主义，但自己有时在某些问题上也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为篡党夺权，利用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失误，使我国国民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和破坏，也使毛泽东晚年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很难有所作为。
只要我们认真分析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出现重大失误的社会历史原因，就可借鉴历史经验教训，保持清醒头脑，在丰富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组织和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斗争中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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