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社会福利价值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贵州省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贵州省论文,为例论文,社会福利论文,农村居民论文,欠发达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12)02-0001-07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现代化最基本的维度乃是人的现代化，这一维度的拓展和延伸即人的现代性。在英克尔斯对人的现代性的著名研究中，公民权是一种重要的理论维度和考察视角。[1]现代社会是一个多维的政治经济复合体，公民身份是由公民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维度所组成的权利结构。[2]马歇尔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公民身份理论促进了现代社会权利观念的蓬勃发展，并为人们重新思考与定义公共空间提供了可能——嵌入在公民身份中的社会权利不仅可以与该身份中的个体及政治权利相协调，而且能够有效提升后者的质量。自20世纪中叶以来，左翼立场者已开始习惯于将福利与权利相提并论。[3]社会福利意识也成为现代社会公民权利意识的基本内容和重要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在波澜壮阔的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征程中，急剧的社会变迁所引发的社会失衡正成为困扰个体幸福与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社会福利制度作为调节社会差距与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战略选择，正在加速向广大农村地区蔓延。随着新的制度实践的不断拓展，社会福利正逐渐成为农村居民的现实权利。在此种变迁过程中，农村居民社会福利意识的变化不仅折射着其权利意识的变迁，而且有可能导致不同群体间的新的整合与分化，进而影响农村社会福利制度的实践进程，因而是一个值得探讨但事实上被忽视的问题。
二、研究综述
社会福利价值认同属于社会福利意识的范畴。关于社会福利意识，目前学界尚无明确界定，其原因可能与社会福利这一概念本身的不确定性有关。从战后西方国家的福利实践来看，福利从来就未曾被确定为不变的事物，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事实上福利最稳定的特征也许就是其含糊性。[4]当前，与社会福利意识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社会福利意识形态的类型、结构、功能与历史进程的探讨。
社会福利意识形态的类型学划分可归为经济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公平意识形态。经济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源自古典自由主义，其理论观点强调经济上的成就决定于勤勉与节俭，个人应为其自身的福利负责。贫穷被视为是懒惰或个人自身缺陷所致。经济个人主义重视工作伦理，认为政府提供福利将造成穷人的福利依赖与惰性。[5]社会公平意识形态认为政府有义务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水准，国家干预被视为调节社会不公的重要手段，因而是一种较为支持制度性社会福利的意识形态。[6]此外，根据台湾学者林万亿的研究，中国人除了西方经济个人主义与社会公平两种福利意识形态之外，还存在有第三种，即所谓的“传统慈善”意识形态。在中国人“传统慈善”意识形态中，慈善是志愿的、个人的行为与活动，且是以家族为中心的。行善救济是从自己的家族、乡里开始的，有亲疏远近之别。这种观点与中国士绅观念相关，尤其受到“新儒学”的影响。[7]
根据麦克罗夫的观点，意识形态包括一些比价值更加持久而稳定的信念，包括利他主义与人道主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平等与公平、信任和道德等等。[8]这些信念建构了不同的社会福利意识，对于它们的不同阐释则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福利政策与实践。澳门学者赖伟良据此提出了一系列测量福利意识的基本维度，具体包括“价值观层面”、“理解社会安排和问题层面”和“社会政策理念层面”，并对澳门市民“中间道路取向”的福利意识形态进行了实证研究。[9]大陆学者毕天云也曾将福利意识形态操作化，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西南少数民族在较为封闭的条件下追求福利的观念与意识。[10]王思斌通过对弱势群体受助行为的分析，建构了“问题世界——福利意识形态模型”[11]。
福利意识形态对福利政策及其实践的功能一直是学者们的重要研究进路和视角。在莫里斯·罗奇所描绘的“社会公民身份的主导范式”时期，福利意识被纳入西方福利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建构之中，内嵌于福利国家社会制度下的社会权利和公民身份体系中，并推动了西方国家在组织公民与社会实施利他主义行为的福利国家角色的形成和发展。[12]海德和迪克森对新右派意识形态的考察指出了其对全球社会保障的市场化所起到的重要促进作用。[13]阿德克森和丹尼尔分析了美国1996年福利改革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影响；[14]而米尔斯则探讨了此次改革中意识形态的污名化效果。[15]古德曼和彭、[16]桑朵斯[17]等对日本、韩国和台湾等东亚地区的福利模式进行比较时发现，东方的福利系统比西方运转得更有效率，他们将此归因于东西方福利意识形态的差别——与西方不同，东方的福利模式建立在强烈的共同体和家庭责任意识基础上，这种责任意识并未因政府的行动而削弱。
在进行共时性的横向分析、比较的同时，一些学者也对福利意识形态的发展变迁予以了历时性的纵向考察。赫希曼描述了福利意识形态在20世纪所存在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历史循环”——个人主义在20、50和80年代盛行，而集体主义则在30年代崛起，于60和70年代达到了巅峰。[18]科索恩对此种循环的波浪式表现形式进行了有趣的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福利意识形态在80年代的个人主义转向及其主要原因与表现。[19]众所周知，这一转向被贴上“新自由主义”的标签，并导致西方国家的福利政策趋向所谓的“经济理性主义”[20]。在有的学者看来，福利政策的“经济理性主义”改革效果不彰，从公正与平等的角度而言，此类改革甚至是不明智且危险的。[21]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国家陷入“福利陷阱”，被冠以“第三条道路”的福利意识形态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试图以一种新的思维框架或政策框架来实现对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超越。[22]西方国家在福利意识形态的此种新的转向中掀起了新一轮福利改革的浪潮。[23]
在对社会福利意识形态进行宏观研究的同时，部分学者也对影响人们是否认同或支持某种福利制度的因素予以了探讨。国外现有的经验研究结果显示，影响人们社会福利价值认同的主要有宏观的社会学变量和微观的个体社会特征变量。前者主要涉及制度和政策本身[24-25]及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状况[26-27]等，后者包括社会阶层地位[28]、性别[29]、就业部门[30]和年龄[31-32]等。
通过宏观抽象的理论归纳与演绎，福利意识形态近乎理想类型式的类型学研究有助于人们了解福利国家的福利体系差异及其背后不同的社会理念支撑。此类研究构成了当前福利意识形态研究的主流，但由于其过于抽象，缺乏实践证据，对于许多具体的福利现象缺乏解释力。福利意识形态的功能分析与历史分析是当前社会福利政策领域较为常用的方法，此类研究一般与特定地区或国家的福利实践相结合，其对政府福利政策的解释和对政府意图的揭示有利于政策预期与民众觉醒。但这种追溯式分析倾向于将福利意识形态与社会福利政策进行单向处理，因而不能体现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其客观性也受到质疑。国内学界对福利意识形态的研究表现出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实践应用和操作化倾向，在国内现有的屈指可数的实证研究中，农村民众尚处于研究视域之外，学者们关注的主要是弱势群体、[33]少数民族、[34]大学生[35]等特殊人群。对福利意识形态的研究也主要以定性描述为主，鲜有定量的推论统计分析。对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社会福利认知现状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更是尚付阙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行的是非同步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农村居民的社会福利价值认同容易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福利政策实践、文化传统的影响，现有研究缺乏对这种机制的深入考察；社会福利价值认同是通过社会成员对其所占据的社会角色的权利与义务感知来体现的，但以往研究却缺乏对福利价值认同的个体性差异的系统研究。本研究拟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的客观变量(性别、民族、年龄、政治面貌、教育、职业、收入等)和主观变量(如制度效能感、政策公平感、冲突意识、利他意识、生活压力等)与福利价值认同之间的关系，深入分析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社会福利价值认同的各种主客观差异。
三、研究设计
1.概念的界定与指标选取
(1)因变量：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的社会福利价值认同
社会福利价值认同是指社会成员对社会福利的基本功能及内嵌于社会福利体系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基本价值的认同，是社会成员社会福利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种界定的基础上，本研究拟从两个方面探讨农村居民的社会福利价值认同。①福利预期功能认同：包括生活功能认同和生产功能认同。操作化指标为：a您认为社会福利对于改善生活有作用吗?b您认为社会福利对于促进生产有作用吗?答案为作用很大、作用较大、无所谓、作用较小、作用很小，分别赋以5—1分。
②福利基本价值认同：包括个体主义价值认同和集体主义价值认同。操作化指标为：a每个人都应为自己的生活负起最大责任；b当个人遇到问题时，最有责任提供帮助的是家庭，而非社会或政府；c政府应该保障每一位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d国家应对陷入困境的社会成员负责。答案为：非常同意、比较同意、不知道、不太同意、很不同意，分别赋值5—1分。
(2)自变量
①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以村庄相对生活水平、年人均纯收入和家庭恩格尔系数来衡量。
②农村社会福利制度背景：以农村居民对现行社会福利制度实践效能的评价和政策公平感来表示。
③农村文化传统：用农村居民的生活态度、冲突意识和利他意识来加以反映。
④农村人口结构特征：包括年龄、性别、民族、政治面貌、文化程度、职业、相对地位、生活压力等指标。
2.样本来源与样本描述
(1)样本来源
此次调查的抽样范围为贵州省的农村成年居民，所有样本均系随机抽样所得。抽样具体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步采用多段抽样方法，先从贵州省现有的每个地州市中按照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各抽取2个样本县(市、区)，共获得18个样本县(市、区)。再从每个样本县(市、区)中，随机抽取两个乡镇，共获得36个样本乡镇；然后以已经抽取的36个乡镇为样本单位，再从每个乡镇中随机抽取20户农民，这样共获得720户农民。第二步采用的是Kish户内抽样方法，从以上获得的720户农民家庭中各随机抽取1名在家的成年人作为访问对象，这最终获得的720名实访对象即为此次问卷调查的农村居民样本。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720份，收回有效问卷684份，有效率为95％。
(2)样本描述
本研究684名调查样本男性(57.9％)居多，以汉族(59.1％)为主，绝大多数为已婚(91.2％)和非党员(92.4％)。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在6000元以下的占76.9％，其中2000元以下的44.2％；认为本村生活水平比其他村庄高、差不多、低的比例分别为21.2％、37.3％和41.5％，呈明显的降序排列；家庭恩格尔系数在40％以上的占59.2％。在福利制度背景方面：调查对象评价福利制度效果好的比例(16.8％)尚不到评价差的(35.7％)比例的一半；这种差异在政策公平感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仅有17.4％调查对象认为当前的福利政策公平，超过半数(50.8％)的回答为不公平。在文化传统方面：调查对象认为靠救济为生“丢人”(14.7％)与“光彩”(15.1％)的比例基本持平；在冲突意识上，虽然“忍气吞声”(21.5％)和“找熟人”(18.4％)等传统方式依然占有较大的比重，但已不再是首选之策；利他主义取向也从特殊性向普遍性转变——愿意(31.8％)为陷入困境的陌生人主动提供帮助的比例与不愿意(35.3％)的已相差无几。这表明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的生存道德正在经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因为，在传统的乡村文化语境中，“靠救济为生”是很没“面子”的事情，发生冲突时“民不与官斗”似乎是公认的明智之举，利他主义行为则主要向基于血缘和地缘的强关系纽带所维系的封闭群体开放。在人口结构特征方面，调查对象表现出职业同质性过高(71.6％的为农民)、文化程度严重偏低(高中以上的仅占12.7％)、老龄化人口所占比重较大(60岁以上的占13.0％)、阶层认同过于底层化(中下层及以下的达61.5％)、生活压力偏大(认为压力大的占65.5％)等特征。
四、结果与分析
1.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社会福利价值认同的基本现状
(1)农村居民的福利预期功能认同
由表1可见，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普遍认同福利的预期功能，在生活功能认同(3.32)与生产功能认同(3.15)上的得分均高于中分点(3.0)。
(2)农村居民的福利基本价值认同
从表1可知，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表现出了相当高的集体主义价值认同，其平均得分为3.83，远高于中分点(3.0)。在个体主义价值认同上的得分较为2.24，远低于中分点。
2.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福利价值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表2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发现。
(1)恩格尔系数、利他意识和生活压力与福利生活功能认同呈显著的正相关，年人均纯收入、村庄相对生活水平和相对社会地位则与福利生活功能认同呈显著的负相关。私营企业主对福利的生活功能认同要明显低于农民。
(2)利他意识和生活压力与福利生产功能认同呈显著的正相关，年人均纯收入和村庄相对生活水平则与福利生产功能认同呈显著的负相关。相对社会地位与福利生产功能认同之间也存在较弱的负相关关系。私营企业主对福利的生产功能认同要稍低于农民。
(3)利他意识和年龄与个体主义价值认同显著负相关。村庄相对生活水平和相对社会地位则与个体主义价值认同之间存在较弱的正相关关系。私营企业主的个体主义价值认同明显高于农民。
(4)恩格尔系数、利他意识和年龄与集体主义价值价值认同显著正相关，福利制度实践效果与集体主义价值价值认同之间也存在较弱的正相关关系，村庄相对生活水平和相对社会地位则与集体主义价值价值认同显著负相关。汉族的集体主义价值价值认同要明显高于少数民族，私营企业主的集体主义价值价值认同略低于农民。与找该机关领导的协商性冲突意识取向者相比，提起行政诉讼和申请行政复议等抗争性冲突意识取向者的集体主义价值认同要相对更低。
农村居民的年人均纯收入、村庄相对生活水平、相对社会地位和职业地位越高，年纪越轻，生活压力越小，意味着个体、家庭和村庄生活共同体能够为其提供的福利资源越多，其自我福利功能也就越强，其对制度化福利的功能和需求的认同也就越弱。相反，年人均纯收入、村庄相对生活水平、相对社会地位和职业地位越低，生活压力越大，年龄越大，其能够通过个体自身、家庭和村庄生活共同体获取的福利资源也就越少，其自我福利功能也就越弱，对制度化福利的需求也就更为强烈。这一结果预示了福利实践的地域差异：越是落后的地区，福利的自我供给能力越弱，对制度化福利怀有强烈需求的社会成员就越多；反之，越是发达的地区，福利的自我供给能力越强对制度化福利怀有强烈需求的社会成员就越少。由于当前的福利实践并非中央财政统包，往往需要地方财政的相应配套，这就有可能导致落后地区即便是维持低水平的福利运转也会面临巨大的压力，而发达地区哪怕是维持高水平的福利运转也游刃有余的局面，从而滋生新的社会差异和不平等。同样，村庄相对生活水平、相对社会地位和职业地位越高，年纪越轻，农村居民的自我福利功能越强，其对社会福利的个体主义价值认同也相对更强。
利他意识本身就包含着对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和利他主义行为模式的认同与内化。正因如此，利他主义曾经被保守人士和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颂扬为福利事业的一个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部分，左翼思想家也曾经建议将“捐赠关系”当作人类的社会关注的理想形式，它独立于资本主义的无牵挂动机和强制性的国家权力。[36]社会成员的利他意识越强，其对作为一种制度化利他方式而存在的社会福利的功能及潜藏在背后的集体主义价值的认同无疑也就会越强烈。
五、结论与讨论
1.结论
根据对贵州省684名农村居民的实证调查，可以获得如下结论。
(1)社会福利在当前欠发达地区的农村社会话语序列中尚未处于重要位置。统计结果发现，农村居民在福利基本价值上的集体主义价值认同表现得较为强烈，具有比较明显的社会公平取向特征。农村居民对社会福利的预期功能的高度认同与其对现行社会福利制度实践效果的低度评价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反差，这表明作为公共物品的社会福利在当前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的日常生活世界中的相对匮乏，预示着低水平实践的社会福利在当前欠发达地区的农村社会话语序列中尚未处于重要位置。
(2)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的社会福利价值认同受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福利制度背景、文化传统和人口结构特征等不同层次因素的显著影响。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的福利预期功能认同上，对生活功能认同和生产功能认同均施加着显著影响的因素主要有年人均纯收入、村庄相对生活水平、利他意识、生活压力、相对社会地位和职业；在福利基本价值认同上，对个体主义价值认同和集体主义价值认同均施加着影响的主要有村庄相对生活水平、利他意识、相对社会地位、年龄和职业。
2.讨论
在波普金著名的“理性小农”理论框架中，农民是追求其个人福利或家庭福利最大化的理性人，这种理性人甚至不惜牺牲村庄福利或共同体福利来争取个人福利。[37]本研究中农村居民在福利价值认同上的差异，证明了此种经济理性对行动者的重要影响——个体或群体普遍倾向于认同或支持对他们自身而言最有可能受益的价值理念或制度架构。由于社会福利(至少在形式上)所体现的“抑强扶弱”特征，对于处于优势地位的个人或群体来说，此种制度理念和制度实践不仅难以为其增添多大的实际收益，反而更有可能被看成是自身利益的相对受损。即便是存在一些普遍性的福利项目，对他们而言其效用也会相对降低。
当前，社会福利制度正加速向广大农村地区推进。农村居民在福利价值认同上的差异预示了新的福利实践在重新整合农村居民社会福利价值认同的同时，也有可能导致新的分化与冲突。农村居民福利价值认同的分化与冲突对福利制度实践的影响如何?怎样才能在尊重农村居民多样化福利需求的基础上，促使其社会福利价值认同朝着更为积极的方向发展?希望能够在今后的研究中对这些问题继续加以探讨，这将是非常有意义而又具有挑战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