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日军侵台事件中的“番地无主”论与中国人主权观念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军论文,主权论文,无主论文,观念论文,中国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代在台湾的“理番”政策自1874年日军侵台事件后，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着眼于巩固海防，对“生番”之地实施“开山抚番”，采取较为积极进取的态度。①清政府此次政策转变，动力主要来自外部压力，即英、美、日等国对台湾之觊觎。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关于台湾的中外交涉中，“番地”、“番民”的权属成为争论焦点，尤其是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更公开提出所谓“番地无主”论。②为应对这些外交上的挑战，清廷君臣，甚至在野士人，都不得不调整观念，重新审视台湾“番地”与国家版图之关系，台湾“番民”与内地人民之关系，以及“番民”、“番地”与中国主权之关系。本文的写作，就是以对这些思考的梳理评估为出发点的。
一、“天下”体系中的“生番”与“番地无主”论之出台
“番地无主”论的出台，可以追溯到1867年的“罗发号”事件。1867年2月，美国商船“罗发号”（Rover，亦译为“罗妹号”）在台湾东海岸琅
洋面失事，有登岸人员为当地“生番”所杀。当时的美国驻厦门领事李礼让（李仙得，Charles William Le Gendre）至福州与闽浙总督交涉，并到台催办。清朝地方官员在与李礼让的交涉中，居然有“土番”“非归王化”的说法。另一方面，李礼让则斥责地方官员推诿凶徒（即“生番”）“并非华民”、遇害地点“不属中国管辖”之谬误，认为：“两百年来，中国人在台湾的活动地区，配合着中国政府施及台湾的行政权力，由西岸以至东岸，逐步扩张，事实上从未承认生番领有其现住土地的主权，西岸的居民，经常贩购生番地区的物产，而生番地区出产的樟脑，且成为台湾官府的专卖品，不容外人自由采购输出，违者则严行惩治，所谓生番地区不属中国管辖的说法，实毫无依据”。③这些“恫喝”加上添兵来台征伐的威胁，终于引起清政府的重视，总理衙门严饬迅速处理此事。但地方官员对于自己所持之观点，仍然觉得非常合理，福建台湾镇总兵刘明灯认为，自己如此婉劝，李礼让等人还抓住一些细节纠缠不已，殊不可解。④
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本应该维护主权的，却把主权往外推，称其为“化外之地”；而觊觎台湾的一方，却非要强调中国对“生番”的主权，要清政府出来负责。而且，双方还都认为对方不可理喻。考虑到清朝官员在对外交涉中一贯的表现，可以把这种现象理解为他们是在找借口推卸责任，而美国人则是迫切要求清廷负起责任，解决问题。但站在今日主权国家立场看，“化外之民”这样的言论，怎么就成了外交上推卸责任的借口呢？清廷上下对此到底有何认识呢？
与李礼让直接交涉的福建台湾镇总兵刘明灯、福建台湾道兼学政吴大廷关于此事的奏折一开头就称：“生番”之地，“鸟道羊肠，箐深林密，自来人迹所罕到，亦版图所未收。我朝设土牛之禁，严出入之防，所以戢凶残而重人命，用意固深远也”。奏折的基调，是为自己的拖延推诿找借口，其中逻辑为：因为“人迹罕到，亦版图所未收”，又有朝廷隔离“生番”的“土牛之禁”，要进兵办理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据这份奏折所述，对于外国人，这一理由同样成立。如在接到英国领事请地方官调查究办的来函后，吴大廷回函说：“生番不归地方官管辖，嗣后请饬外国商人谨遵土牛之禁，不可擅入生番境界，以免滋事。”对李礼让等人，台湾镇、道同样一厢情愿地认为：“特以人非华民，地非化内，克日图功，万难应手，准理度情，洋人亦当见谅。”更有甚者，以多次申论“生番”不归“王化”而自得：“夫凶番之不归王化，该地之碍难进兵，臣等反复辩论，不啻颖秃唇焦。”⑤这样一份强调“生番”不归“王化”的奏折，在闽浙总督吴棠、福建巡抚李福泰那里，并未受到质疑，基本上按原辞上报，并且认为：“臣等伏思琅傀儡山一带，地属番境，该处之不易进兵，番人之难以理喻，此固人所共知，即外国人亦未必不知。”⑥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经过商议，致函密询闽省督臣，“告以生番虽非法律能绳，其地究系中国地面，与该国领事等辩论，仍不可露出非中国版图之说，以致洋人生心”。⑦显然，“版图”问题得到了强调，但总理衙门强调“生番”属中国地面，却未对“生番”不归“王化”的观点提出任何疑义，只是让官员“不可露出”非中国“版图”之说。言外之意，台湾是中国疆土当然是必须强调的大问题，而说“生番”未归“王化”并非大问题，甚至承认中国法律无法管辖“生番”。
既然总理衙门都未深问“生番”之“化内”、“化外”问题，则可知其并非口误。也就是说，“不归王化”之类，在清朝官员那里，并非大逆不道，而是有着一定的合理性。而合理性的基础，则是传统的“天下”观念及据此形成的统治体系。
在传统的“天下”体系中，尽管“普天之下无非王土”，但从文明的中心向外，对不同的区域和人民的治理形成不同层次：首先是作为核心的“编户齐民”和“腹地”；然后是“番”、“苗”、“夷”等和土司地界，令其“世居其地，为国守疆”；再往外则是四裔藩属，其责是代守门户、纳贡称臣；藩属之外，则是未知之地了。在这种层层外推的秩序中，所谓内外之分，是相对而言的。“腹地”相对“边疆”是内，“边疆”相对“四夷”是内，而“四夷”相对未知之世界，也在“天下”之内；反之，“外”亦如此。而且，对于某一具体空间和人群，根据教化所达程度，其所属边界并非固定，而是不断变化的。
1683年将台湾纳入版图之后，清朝的“理番”政策虽多有变化，但其对“番”的基本认识，仍然建立在上述基本观念之上。在帝国的文明等级体系中，台湾全岛虽属版图，但远居海外，人民依其受教化程度，分为民、“番”，而“土番”又分两种：“其深居内山未服教化者为生番。”“其杂居平地，遵法服役者为熟番。”⑧“生番”、“熟番”之间又可以转化，尤其是在朝代鼎盛之际，中央政府采取积极的“化番”政策，则有大量“生番”输诚入籍，成为“熟番”，由台湾府县管理，并纳番饷（性质同于编民所纳丁银）。但康乾之后，清政府无意再推行积极的化番之策，“生番”向“熟番”的转化不复从前之盛，甚至由于汉民移住愈多，导致逼迫“熟番”入山成为“生番”的事例出现。另一方面，朝廷出于对海外孤悬之岛不愿“多事”的指导思想，划定“番地”、定“土牛”之界，不许汉民进入。
因此，“编户—熟番—生番”的分类治理之道，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化内”、“化外”和“界内”、“界外”之分，是无关“疆土”问题的，只关乎“德化礼义”的扩展界限和不同的治理方式。在这种观念之下，官员可以根据不同的条件，采取不同政策，或者恩威并施、使其教化；或者置之“化外”、“界外”，仅事羁縻。在不同条件下，两种方式都堪称合情合理。对清朝官员而言，台湾东部是否属于中国，与“土番”是否“化外”、“番地”是否入籍、“番民”是否受清朝法律管辖，并无直接关系。以“王化之外”的说法来应付外国人，再合适不过了。
“罗发号”事件，以李礼让自行与“土番”结约了结，清政府在其中只是充当了“保人”角色，却在上下欺瞒之中，当成一件“成功交涉”，却未料到，当初非要中国承认对台湾“土番”主权的李礼让，转而开始炮制侵夺台湾的“番地无主论”。
此后几年，李礼让利用一切机会进入台湾，对台湾丰富的资源和重要的战略地位了解渐深，并搜集清政府对台湾东部无管辖权的证据，构造出希望美国殖民台湾的所谓“番策”。1872年，李礼让离职回国途中在日本停留，其“番策”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扩张政策一拍即合，遂受雇于日本政府，积极为其出谋划策。他提交给日本政府的第一个备忘录，就将自己的“番地无主论”和盘托出：
如果说中国政府自己发现了此岛，也可以说又由中国政府自己放弃了此岛。清国政府对一部分的岛民施以布政教化，那么按道理清国政府也应管辖另一部分，但清国政府却不能拿出事实上的有效证据。⑨
依李礼让等人之计，1873年5月，日本派外务卿副岛种臣出使中国觐见同治并换约之际，同时欲图向清政府取得“讨伐生番”之口实。据记载：
副岛遣副使柳原前光以此事质问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董恂等，昶熙等答云：“‘蕃’民之杀琉民，既闻其事，害贵国人则未之闻。夫二岛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柳原大争琉球属于日本版图，并说：“贵国已知恤琉人，而不惩台‘蕃’者何？”答云：“杀人者皆属‘生蕃’，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日本之‘虾夷’，美国之‘红蕃’，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所时有。”柳原云：“‘生蕃’害人，贵国舍而不治，是以我邦将查办岛人，为盟好故，特先告之。”当觐见礼节交涉未妥时，副岛曾遣柳原至总理衙门，扬言“日本即将讨伐台湾‘生蕃’”，以为威胁。⑩
日本此次就台湾“生番”前来论事，在朝廷之外亦有反响，1873年4月5日上海《申报》岭南莲塘生的稿件，似可代表当时士大夫的某些看法：
盖台湾一带，虽系中华之地；而台湾府属界，居海岛边境。至于生番，则又深居内地；虽统称台湾，实非台湾府属可管也。且生番蛮类，未晓人性，不入王化，非我朝百姓；与中土何碍焉！(11)
而《申报》针对上述来文的评论，也承认“番人……非食毛践土者比”。(12)在该报7月24日的评论中，更是对“生番”的“化外”身份有清楚表达：
夫台湾之番，向分生、熟二种。熟番久已臣服，已有登仕籍、列庠序者；生番至今未服王化，自为种类。大约射猎为生，残忍杀戮，是其天性。揆厥行为，与野兽等。朝廷因其不知教化，是以置之度外，不令与熟番同处；故虽同在台湾，实则属化外。(13)
由此可见，上至朝廷重臣，下至士大夫，对台湾“生番”的认识的确存在共识；这些共识的背后，无疑有一个传统的疆界模糊的“天下”体系在支撑。相反，“番地无主”论来自另一种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在这个世界中，国家与人民必须有着法律上的关系，而国家的主权之内和之上都不应该存在其他政治实体。(14)在持有这种世界观的列强看来，以中国为中心的、界限模糊的“天下”一开始令他们摸不着头脑，但很快，他们就学会了如何利用这种模糊来达到殖民主义的目的。野心勃勃寻求扩张的日本，很快就将“番地无主”转为国策，开始实施对外侵略。
二、日本侵台与“生番”由“化外”成为“子民”
取得所谓中国方面“承认”的口实之后，1874年2月，日本由大隈重信和大久保利通提出一个《台湾蕃地征伐要略》，对侵略台湾的主要外交托词和外交策略作了详细规划，其中，“台湾土番部落”为“无主之地”的说法成为日本政府国策之组成部分。该“要略”提到：“台湾土番部落，为清国政府政权所不及之地。其证据具见清国自来所刊行的书籍之中，而当前任参议副岛种臣使清之际清廷官吏所作答语，尤其显然，故视之为无主之地，具备充分理由。是以报复杀害我藩属琉球人民之罪，为日本帝国之义务，而征番之公理，亦可于此中获得主要根据。”(15)
虽然日本政府声称“讨番抚民”是其出兵的主要任务，但其出兵根据，显然建立于否定中国对台湾“番地”主权的基础上。同样觊觎台湾的英、美等国自然明白此中关系，因此对“番地无主”之说颇不以为然，表示不支持日本出兵“惩番”。尽管如此，日本还是冒险出兵了。
得知日人在台湾牡丹社、龟仔角等处查看山势形胜，并从税务司处得到日本出兵消息后，台湾道上书闽浙总督、将军说：
牡丹社系属番界，彼如自往剿办，在我势难禁止；然新与换约，有事应彼此相助，若我听其自往，置之不顾，胜则图踞番社。特相机设法筹办，目下剿办彰化廖匪一案，尚未蒇事，各营弁勇俱随赴彰化，更未便稍涉张皇，一切惟以镇定处之。(16)
直到此时，台湾的地方官仍然把此次事件当成普通的“交涉”来看待，首先想到的是如何“相机设法筹办”。在他们心目中，日本台湾出兵所造成的问题，首先不是关涉主权的问题，主要的麻烦还来自对发生在“番界”的“交涉”应如何办理。他们的矛盾之处来自主权的模糊：“番界”之外一方面属于疆土，另一方面却是特殊的疆土。在传统的“天下”观念中，或征伐，或教化，或羁縻，不存在所谓“主权”问题。而当面临外国的“图踞”时，由于“外夷”或者“倭族”并不能容纳入“天下”的某一层次，其行为也超出传统的知识，地方官员不知如何应对，只能是向上报告，“惟以镇定处之”了。
但事情下一步发展却出乎日本人的预料。当日本讨“番”统领西乡从道中将的照会送到闽浙总督李鹤年处时，却遭到强硬反击。李鹤年于5月11日后连连照会西乡从道，称：
本部堂查台湾全地，久隶我国版图。虽其土著有生熟番之别，然同为食毛践土已二百余年，犹之粤、楚、云、贵边界猺、獞、苗、黎之属，皆古所谓我中国荒服羁縻之地也。虽土番散处深山，獉狉成性，文教或有未通，政令偶有未及，但居我疆土之内，总属管辖之人。查万国公法云：凡疆内植物、动物、居民，无论生斯土者、自外来者，按理皆当归地方律法管辖。又载发得耳云：各国之属物所在，即为其土地。又云：各国属地，或由寻觅，或由征服迁居，既经诸国立约认之，即使其间或有来历不明，人皆以此为掌管既久，他国即不应过问。又云：各国自主其事，自任其责。据此各条，则台湾为中国疆土，生番定归中国隶属，当以中国律法管辖，不得任听别国越俎代谋。兹日本国中将照会，以台湾生番戕杀遭风难民，奉命率兵深入番地，殛其凶首，以示惩戒。在生番迭逞悍暴，杀害无辜，即按以中国之法律，亦所必诛，惟是台湾全地素属中国，日本国政府并未与总理衙门商允作何办理，迳行命将统兵前赴，既与万国公法违背，又与同治十年所换和约内第一、第二两条不合。(17)
李鹤年的照会颇令人寻味。日本的照会，并未明确提出“番地无主”，而李鹤年照会却是以“番地”属于中国立论，来说明日本“讨番”之不义。那么，关于“番地”属于中国管辖这一段议论，又是针对什么呢？
先是，英国驻华大使威妥玛于1874年4月18致函总理衙门，知会日本“有事生番”，信中并“询及生番居住之地，是否隶入中国版图”。此后“英国汉文正使梅辉立、法国翻译官德微理亚、总税务司赫德、日国使臣丁美霞先后来臣衙门接见，面述前事”。③他们对台湾东部是否属中国管辖一事，详细询问，并通告中国说，英国驻日大使巴夏礼曾电报威妥玛，“内称据东洋意见，台湾岛自某处迆南，皆不隶中国版图之内”。威妥玛还说到主权问题与英国对此事件的态度密切相关，其云：“论其大概，生番居住地界，若中国视以为非版图之内，抑或虽属中国版图，而已有日本师众登岸，既经过中国地界，核准定议，本国属民或有役于日本以及借力相助等事，本国自无深论禁止之责；不然，日本国未向中国议准，且所行非中国愿从者，则本国只得明伸禁令，于兴师后无论日本、中国公务，英民均不得服事相助，方足以昭平允，缘此两国各与本国立有和好条约，彼此不得稍涉偏袒云云。”(19)
此后，法、美等国也纷纷通报中国，在总理衙门确认台湾属中国版图之后，皆照会中国表示对日本不予支持。英、美等国之所以采取此种态度，主观上是因为他们不希望日本独占台湾；客观上却使得清政府在未确定日本是否已经进兵的情况下，先行商议对策。其主要应对之策是，第一，“应如何按约据理，相机辩阻，及如何先事筹备，该省督臣，固属责无旁贷”；第二，“请钦派闻望素著，熟悉洋情之大员，带领轮船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情形，妥筹办理”；第三，“生番应否开禁，如何示以怀柔，治以简易，俾不为彼族所用，且不为他族所垂涎之处，均应由钦派大臣会同该省督抚将军等熟商请旨办理”。(20)
总理衙门上奏之后，清廷5月14日发上谕曰：“生番地方，本系中国辖境，岂容日本窥伺。”并“派沈葆桢带领轮船兵弁，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不动声色，相机筹办。”还特别提到：“至生番如可开禁，即设法抚绥驾驭，俾为我用，藉卫地方，以免外国侵越”。(21)基本上采纳了总理衙门的对策，同时也确定了“按约据理”、强调“生番地方系中国辖境”的交涉策略。
因为总理衙门的意见，以及上述列强的问询，已经先行由“衙门函致南、北洋大臣，闽浙总督、福州将军，嘱令该大臣等密饬确切探访，并抄录各国使臣给臣等信函节略去后”。(22)李鹤年5月11日照会，尽管发出在上谕之前，也是秉承了总理衙门“按约据理”，强调“番地”主权的主旨的。所以，李鹤年照会中对“番地”主权的强调，其来有自。
关于清政府如何在外交中“按约据理”辩阻日本，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23)此不赘述。本文所关注的是，中国的主权观念在此次论争中产生了何种变化。
首先，从上述清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可以看出，列强对台湾是否属中国主权的询问，成为决策的重要出发点。而在此之前，清政府可能从未思考过，“番地”与“腹地”之分，怎么能成为台湾“番地”不隶中国版图的借口。所以尽管在外交上，清政府一再强调“番地”隶于版图，在实践当中，仍然受到传统的制约，深感“番地”与“腹地”之别所产生的麻烦。例如闽浙总督李鹤年就认为：
惟念边衅易开不易弭，番地腹地，究有区分，如果倭兵扰入台湾腹地，自当督饬镇道鼓励兵团，合力堵剿。若仅以戕杀琉球难民为名，与生番复仇，惟当按约理论，不遽声罪致讨，以免衅开自我。(24)
这种看法，差不多又要回到“番地”不属“界内”的老路上去了，在当时情形下，显然不合时宜。为此，1874年6月5日的清廷上谕不得不再次强调：
番地虽居荒服，究隶中国版图，其戕害日本难民，当听中国持平办理，日本何得遽尔兴兵，侵轶入境。若谓该国仅与生番寻仇，未扰腹地，遂听其蛮触相争，必为外国所轻视，更生觊觎。衅端固不可开，体制更不可失。该督惟当按约理论，阻令回兵，以敦和好，不得以番地异于腹地，听其肆意妄为也。(25)
上谕明确告知“不得以番地异于腹地，听其肆意妄为”，而所持理由，是避免外国轻视而觊觎。上谕中说到的“体制”，当是指中国与外国交涉之原则，具体即为外国人非经准许，不得进入未通商之地。“衅端固不可开，体制更不可失”，也即外国不得允许不得进入中国的原则，高于“腹地”与“番地”的区分。从现代主权观念而言，这是对中国疆域主权的清晰界定。
其次，在与日本的辩论中，清政府明确举出证据，确认中国对台湾内山的管辖权。6月2日李鹤年照会西乡从道，再次重申琅番社、人物、地方确归中国辖属证据有三：“南路琅十八社，向归凤山县管辖；每年征完番饷二十两有奇，载在《台湾府志》此证据一也。台湾设立南、北路理番同知，专管番务，每年由各该同知入内山犒赏生番盐、布等物；此证据二也。柴城又名福安街，建有我朝公中堂福公康安碑庙；此证据三也。证据确凿，历来已久。”(26)这些证据，在与日本交涉中，屡被提及。另外，6月20日沈葆桢给西乡的照会中还说到：“至于杀人者死，律有明条，虽生番亦岂能轻纵？”(27)也即明白告示“生番”由中国法律管辖。
最重要的是，清政府此时彻底抛弃视“生番”为“化外”之念，代之以“一视同仁”之论。6月9日，清政府从闽浙总督上奏得知日军已经在琅登岸，并建立营帐，与“生番”接战，遂发上谕敦促相关官员妥为筹办，其中特别提到：“至生番有无被杀被伤之人，未据该督奏及。生番既居中国土地，即当一视同仁，不得谓为化外游民，恝置不顾，任其惨遭荼毒。”(28)7月8日上谕又说：“生番本隶中国版图，朝廷一视同仁，叠谕该大臣设法抚绥，不得视同化外，任其惨罹荼毒。现据各社番目吁乞归化，即著该大臣等酌度机宜，妥为收抚，联络声势，以固其心，俾不致为彼族所诱。”(29)可见，在日本出兵台湾事件中，清政府不仅彻底否定“生番”所谓“化外之民”的地位，视其为臣民，(30)甚至还显露了对“生番”同为子民的“体恤”之心。
总之，此时的清政府，对台湾内山及“生番”的主权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虽属版图，不归王化”，一变而为“番地”不仅本属中国管辖，而且与“腹地”无异；“生番”归中国管辖，有经济、文化、政治和法律的依据；“生番”与“庶民”一视同仁。这三方面的转变，无疑是在近代意义上对台湾“生番”之地主权完整而明晰的确认。
三、万国公法与“番地”主权
在交涉中，清政府官员还根据当时对中日两国有重大影响的“万国公法”（即当时通行于欧美之国际法）来维护主权，如上述李鹤年给西乡从道的照会中，便大段引用丁韪良所译《万国公法》；对《万国公法》的引用也见于台湾道给李鹤年的禀文。(31)1874年7月以后日本大使和大久保利通与总理衙门的交涉论辩，万国公法同样成为双方的重要依据。可见，中日交涉一开始，万国公法就作为重要因素被引入，并贯穿交涉始终。因此，万国公法的运用，是否对上述关于“生番”的主权观念产生重大影响，也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清政府官员对于万国公法的运用，其例已见于上文。而1874年5-11月间，《申报》对日军入侵台湾一事非常关注，其所刊文章、报道，多有援引万国公法之论。依其援引内容和论证目的，可分为以下几类：(32)
1.侵犯疆土可以开战。如6月7日《论东洋近日筹议情形》云：“中国志在东洋不准侵我藩疆也，明矣。东洋于此事，实已违万国公法，我中国理应即发重兵以创惩之。”7月27日《行师之道》云：“顾此事已闻于朝，简派钦差查办；则日兵之来，为干犯公法及越俎僭办，非不经查悉矣。是宜先檄其退；不退，则以甲兵从事。”
2.战时第三国应取态度。5月8日《译东洋中华两国近事》云：“盖万国例法载有明文：如两国相战，他国之船与此国供役，则彼敌国可视为敌船而并惩之也。”8月11日《医士充任东职》云：“按万国公法不许局外国民与他国之战事，于中国实大有关系。”
3.指责日本侵占疆土。8月11日《日人聘请西士》云：“而日本于托词伐生番而竟扰及我台疆，久居不去；此先违万国公法，久为欧洲各国所訾议。”8月22日《刍言》云：“吾不知日人意中究以生番为隶于中国、抑以生番为中国化外乎？如以生番为隶于中国也，则越境称戈，已违万国公法。”8月24日《论日本议定撤兵》云：“夫日本问罪生番，本无大谬；其所失在于未兴师以前，不先照会中国，明言其故。……迨杀戮生番之后，其愤似已可浊；又不即日退兵，仍然久恋台湾。……是以中外人士恶其显背万国公法，故中西新报皆群起而议其非也。”9月7日《东洋杞忧生述征番事辩谬（言佃敬委夫稿）》云：“似此掩耳盗铃、鹊巢鸠占，自以为未犯万国公法，其谁欺？欺天乎！”
4.战争赔款。8月3日《劝罢兵说》云：“或又曰：日本明知其谬矣；所以迟迟不退者，盖欲中国少赔其军费，以为遮羞之计也。吁！是何言也！夫万国公法，必理屈势穷者，方赔偿理直势壮之兵费。”
5.战争规则。8月4日《东洋钦使谒见李中堂》云：“然据万国规制，则东人仍不宜充公其（指在日华商）货，行害其身。所难者，万国公法虽有明文，而于战争之时或竟倒行逆施若不知礼义也者，矣可视为具文也。且东人于侵犯台湾，业已干犯万国律例；况于方战之际，而能恪守公法乎！查东人之侵生番，于银购食物、凡建营垒不勒索居民。据此数端，则已守万国战例。然其军内曾下令：不生执敌人，惟以杀戮为尚；此则又远非万国相争之大义矣。”
6.外国公民法律处置。10月19日《中东定局之事宜》云：“紧按万国规例以行此，既非稍有取辱，反示人以诸事惟理为主也。夫万国规例既载有‘我民若犯彼国之民，总须设法惩办’，欲用银与己民动兵，理亦然也。”
7.一般性地认为万国公法为国与国之间交涉应遵守的规则。6月13日《议林华书馆<东洋伐台湾论>（附来书）（维扬崇惠堂稿）》云：“维今待日本之计，有三策焉；请略言之。以理相拒，不容假道；上策也。拒之不得，则系有意害我边疆；按万国公法，便可交战。……且推译万国公法之义，彼邦之君非大有横逆为害于我而不得理解者，不可加之以兵。今中外相睦，动须循理，不得不以万国公法为法也。”8月4日《书〈申报〉日本侵犯台湾诸论后（识微子）》云：“夫高丽与日本，世仇之国也；日本不犯高丽，而高丽亦不身为戎首以犯不韪之名；岂高丽畏惧日本哉！因高丽素尊圣训，深明礼义，不肯违背万国公法，干犯万国公议耳。”
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国人运用万国公法的特点：其一，有很强的针对性，如在日军已经登岸，并有盘踞之意，朝廷上下主战之声极强时，对万国公法的援引就集中于开战，以及开战后如何保护处置在日商民，战争赔款等内容。奇怪的是，尽管有不少人指责日本越界兴兵侵占台湾显然违背公法，但对所谓的“疆界”，除了李鹤年的照会之外，没有人依据万国公法给一个明确答案。其二，就是“拿来主义”，从以上所引各条的行文来看，颇有一些是借自他处，无论这种论点是来自中国人、外国人，还是官方文书、报章。第三个特点，“按图索骥”，根据现实的情况寻找相应对自己有利的条文，并不理会万国公法背后的逻辑。例如识微子的评论中，说朝鲜是遵守万国公法模范，其实，朝鲜当时只跟中国一个国家有外交关系，被西方称为“隐士国家”——连最基本的主权地位都没有确定，她所模范遵守的，只是与中国的宗藩关系而已。
11月24日《书〈中东专条〉后》中，《申报》的评论更说到：“昔者，海禁未开，中国闭关自守；故仅须行中国之法度。今则天下四洲之国，皆与中国通和好；天下四洲知人，皆与中国相往来。不能以一国之私法，强他国以遵行。正宜照万国之公法，与他国而共守。凡事之合情顺理者，不必秘而不宣，最宜公而不私也。今之中、东会议之据，正合情顺理之事也。更应照会四洲各国编入万国公法，俾四洲各国均当遵此而行。”试图把中日之间解决此次事件签定的《北京专条》（即文中所谓《中东专条》）编入“万国公法”，但《北京专条》和稀泥式的模糊条文，实在难以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也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国际公法认识有限。
总的来说，当时的中国人对万国公法，抱持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不愿意，也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其中原因，从1864年总理衙门刊刻丁韪良所译《万国公法》的奏章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总理衙门认为，《万国公法》“大约俱论会盟战法诸事。其于启衅之间，彼此控制箝束，尤各有法”。而该书内容“衡以中国制度，原不尽合”，只有“其中颇有制伏领事官之法，未始不有裨益。”(33)因此，“制伏领事官”时“未始不有裨益”的相关内容，才是中国人利用万国公法的重点。而作为国际法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领土、主权、国家之间的均势、公民法律管辖等问题，由于与中国“体制”不同，不免成为当时中国人较为陌生的领域。
这种认识上的缺陷在1874年8月以后与日本的谈判中，表露无遗。1874年8月，日本派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臣，到北京与总理衙门王大臣谈判。大久保利通此来，随员中有国际法专家巴桑纳(Gustave Boissonade)，以及“番地无主”论的炮制者李礼让，做好了用国际法与中国辩论台湾“番地”主权问题的准备。自9月14日展开谈判，40多天，中日5次会谈，都是讨论“番地”主权问题。大久保利通所依据的，是万国公法推演的“政化不及之地，不得以为所有”。甚至还在照会之后附送“公法汇钞”以为根据。(34)而总理衙门诸大臣的答复，尽管在“番地”属中国版图的问题上一步不让，但对其作为理论依据万国公法，却采取了回避态度。恭亲王给大久保利通的照会中说：“本王大臣未能详悉泰西公法全书精义，不敢据以问难。”(35)而文祥在问答中更说：“至大久保所说万国公法，并无中国在内，不能以此责备中国。”(36)总理衙门亲王大臣的反应，固然有当时形势变化的因素，即清政府认为经过之前辩论，中国对“生番”主权问题，已经无可置疑，日本所希望者，无非赔款而已，所以并不认真对待。但就中国人方面对万国公法与“生番”主权关系的认识而言，可能确如上述二人所说，因为中国不在公法之内，对此不愿多加考虑，自然也未“深悉”。
因此，在当时中国人的观念中，虽已有用万国公法维护主权的意识，但在实际交涉中，由于不承认万国公法适用中国，所以在争论“生番”之地的主权问题时，并不以万国公法为立足点，换句话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生番”本属中国管辖的主权观念的确认和坚持，不可能出于万国公法的影响。
不过，对涉及中国主权的“治外法权”，中国官员倒是给予了必要的注意，中日双方议和的“互换条约”中有如下文字：“照得各国人民有应保护不致受害之处，应由各国自行设法保全。如在何国有事，应由何国自行查办。”(37)“照得”所“照”，自是万国公法。而“何国有事，应由何国自行查办”，不仅坐实日本出兵无理，也有在中国管辖范围内不允许有“治外法权”存在之意涵。
四、“生番”与主权：有限的选择
如果说万国公法没有直接影响中国对“番地”的主权意识，那么如何看待上述第二节所见中国人对“番地”、“生番”主权的认识呢？
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理解：一方面，中国中心的“天下”，在此时仍未被“万国”并立、疆界分明的世界所取代，至少在大部分清朝官员心目中，二者还是不相关的。而“疆界”的分明，“生番”的内附，完全可以从传统的“天下”观中找到相应的资源。只不过，相对于万国公法所代表的体系，这套系统更有弹性。也就是说，或根据“天子”的意愿，或根据帝国实力的强弱，对“生番”及其地域的管辖，存在着极大的伸缩性。所以，清政府对“生番”之地主权的明确，并非一定要借助万国公法，这种明确也不足以造成传统观念的断裂。(38)
另一方面，在这一事件中外国人对“主权”的强调，以及少数人有意无意根据万国公法对“生番之地”主权的思考，也对中国人主权观念产生某些影响。例如，对台湾内山权利的确认，尤其是把“生番”视为一体这种观念，不仅有朝廷的明确表述，还有大量证据加以论述，如果不存在外部的压力和压力下的主动思考，是很难以这种方式体现出来的。上述主动防范“治外法权”的意识，更是1860年之后中国人在外交上主动吸收西方“主权”观念的一个表征。(39)
总之，在当时中西交涉的大背景下，中国人的主权观念，基本还是固守传统，而传统也提供了在新环境下进行调整的必要弹性；对于西方的主权观念，时人并无深入认识，而是经由对某些规制的利用逐渐吸收。在应对具体问题时，二者或有冲突，但基本相安无事，甚至互相补充。
那么，与主权相关的“番地”、“生番”地位问题，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其实，“番地无主”是由当时万国公法代表的世界体系中推演出来的。根据这一体系，未经开化的“生番”地位问题，并非如李礼让等人所认为的那样对日本有利。相反，在当时，这是充满了争论的领域。例如，在一篇中国人以万国公法为依据，驳斥“番地无主”论的论文中，就谈到：“英之于奥大利亚、西班牙之于吕宋、荷兰之于苏门答腊，各岛皆然，均有不服王化之土人。设他国藉端取其尺寸之地，其国必鸣鼓而攻，不能坐听攘割也明矣。即日本亦复如是，其四大岛，最北者名耶琐，有虾夷居之，日本惟居南沿海口数处而已。若华人与虾夷寻隙，而以兵占其地，试问日本能甘心乎？”又引“西国公师”的观点说：“西国寻觅新地，创获而得主权者，他国认其主权，而土民不认之，然视蛮夷之权利不足论，而占据其地为常例。今中国于台湾得有主权，他国亦认其主权，即偶有土番未服，亦不足论。岂可以生番未服华之故，而谓其地不属华也？”(40)
可见在当时的国际法体系中，像美国的“红苗”、南洋的“土人”等，都被视为化外，在主权问题上可以忽略不计，“偶有土番未服，亦不足论”。由此对“土人”地位可以有不同解释，或视为内政问题，或考虑在一主权国内有一定自治地位。(41)
若按上述观点，把台湾“生番”视为等同“土人”，则“番地”有主无主，完全视乎各主权国是否有能力管辖，并是否得到其他主权国的承认；而主权国家对其的弃取，完全视乎其对本国有无利益。换句话说，“土人”只是“文明”国家殖民争夺的对象，有利则争之，有力者得之。
但显然，台湾“生番”不能等同于“土人”，所以也无法在万国公法的体系内对其有一个定位。在这个问题上，历史留给人们的选择并不多。既然清政府并无意，也不可能用当时世界上占强势地位的殖民主义理论来解决问题，那么剩下的仍然只是传统的解决方式。
正如前文所述，在传统的体系中，“番地”既然是人为划定的，那么也可以“开禁放垦”，设官治理，收取赋役，使之同于“腹地”。而“生番”既然已不能视同“化外”，那只能恩威并施，俾之归化，也即“欲其渐仁摩义，默化潜移，由生番而成熟番，由熟番而成士庶”。(42)1874年以后清朝一系列的“理番”政策，包括台湾建省在内的行动，都是围绕这两方面进行的。这些措施实际上是传统“理番”政策的延续，并且秉承了同样传统的“天下”观念。在理想状态下，“天下”并无疆界，“番地”的“生番”只是暂时没有成为“腹地”的“士庶”，随着文明政教的扩大，以及他们自身的省悟，自然会归附开化。只不过，传统的历史情境中，只是当中央朝廷力量强大时，才逐渐把周围越来越多的土地纳入“腹地”，向周围推广教化。(43)然而，面对近代西方咄咄逼人的攻势，正走下坡路的清王朝却不得不尽量把传统的“边地”、“藩属”，纳入“腹地”，以应付越来越严重的主权危机。这类行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不断重复，也是“天下”体系逐渐被侵蚀、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万国”之一的过程。
注释：
①参见季云飞：《清代台湾少数民族政策之历史考察》，《民族研究》1998年第6期；王尊旺：《清代台湾理番政策初探(1683-1874)》，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第10-14页。
②参见叶纲：《百余年来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研究述评》，《军事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戚其章：《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6--127页。在百余年的研究中，许多学者已经指出，日本所持之论乃是对中国主权的公然挑战，于国际法毫无法理依据，但这里论述的重点不在于此。
③黄嘉谟：《美国与台湾：一七八四至一八九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79年版，第213页。
④参见中华书局编辑部、李叔源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以下简称《始末》）卷51，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246页。
⑤以上均见《始末》卷49，第2086-2088页。
⑥《始末》卷50，第2107页。
⑦《始末》卷50，第2111页。
⑧蓝鼎元：《粤中风闻台湾事论》，《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一辑第17册，台湾大通书局印行，第44页。
⑨《李仙得觉书第一号台湾番地着手云
之论并斯密附论》，公文书馆藏档，A03030097300。转引自李理、赵国辉：《李仙得与日本第一次侵台》，《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
⑩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4-65页。关于此事，并无正式文书，只见于日方记载，故各家记载有所出入，但于关键之点无大异。
(11)《清季申报台湾纪事辑录》（上册），《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四辑第79册，台湾大通书局印行，第26-27页。
(12)《清季申报台湾纪事辑录》（上册），《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四辑第79册，第28页。
(13)《清季申报台湾纪事辑录》（上册），《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四辑第79册，第38页。
(14)参见［美］Violetta Ravagnoli著、王居新译：《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天下”概念与西方的世界观》，陈尚胜主编：《儒家文明与中国传统对外关系》，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5页。
(15)［日］东亚同文会编，胡锡年译：《对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8-40页。
(16)(17)王元樨：《甲戌公牍钞存》，《台湾文献丛刊》第39种，第5页。
(18)《始末》卷93，第3735页。
(19)王元穉：《甲戌公牍钞存》，《台湾文献丛刊》第39种，第16页。
(20)《始末》卷93，第3736页。
(21)《始末》卷93，第3737页。
(22)《始末》卷93，第3735页。
(23)参见陈在正：《牡丹社事件所引起之中日交涉及其善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第22期下（1993年6月）。
(24)《始末》卷93，第3750页。
(25)《始末》卷93，第3752页。
(26)《东洋侵台湾中东先后来往各文牍》，《申报》1894年6月8日，《清季申报台湾纪事辑录》（上册），《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四辑第79册，第114-115页。
(27)《始末》卷94，第3779页。
(28)《始末》卷93，第3754页。
(29)《始末》卷94，第3778页。
(30)这种观念也为当时士大夫所认同，如《申报》刊登的一篇评论就说到：“生番之为中国人，番社之为中国土……闽浙总督两次照会中，已确凿言之。”《清季申报台湾纪事辑录》（上册），《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四辑79册，第304页。
(31)当时，在中国任教的丁韪良本人也认为日本西乡照会之谬有二：“其一，台湾全岛，实隶中国版图，岂可以生番为自主之国，或竟视番地如无主之地；其二，敌人在逃，致烦友邦代捕，尤无斯理。”并指出：“日本统军于万国公法，尚未深悉，故有此举乎。”丁韪良：《台湾近事》，《中西闻见录》第二十三号，1874年6月。
(32)本节所引资料来源皆为《清季申报台湾纪事辑录》（上册），《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四辑第79册，只在正文中注明发表公历日期和篇目，页码不再单独注明。
(33)《始末》卷27，第1184页。
(34)参见《始末》卷97，第3919-3922页。
(35)《始末》卷97，第3925页。
(36)《八月初九日问答节略》，一史馆，外务部档，2155号。转引自陈在正：《牡丹社事件所引起之中日交涉及其善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第22期下（1993年6月）。文祥此说有其道理，此处不深论。
(37)《始末》卷98，第3948页。
(38)在传统观念中，“严华夷之辨”也是维护“天下”秩序的题中应有之义，随着明清以来与西洋各国接触的增多，清政府在治理中亦逐渐有了“内夷”、“外夷”的区分。对于“外夷”，清前期以来就有“天朝疆界严明，从不许外蕃人等越境搀杂”［（清）梁廷枏：《粤海关志》卷23《贡舶三》］的观念。而相对的，原来被认为是“外夷”的某些地区，如西南土司，被赋予了“内夷”的身份；相应地，至迟到道光年间，西南部的非汉民族地区就已经成为帝国构造中的“内地”（参见王柯著、冯谊光译：《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谱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160页）。
(39)王尔敏曾说明1860年以后，中国近代外交思想，自然而然逐渐吸收西方的“主权”观念，其中“治外法权”的害处是最早被注意到的。参见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1页。
(40)皁白居士：《台湾公案辨略》，《中西闻见录》1874年10月号。皁白居士不在《中西闻见录》外国撰稿人之列，当是京师同文馆的学生，是时丁韪良在京师同文馆以其所译《万国公法》教授中国学生。参见［美］丁韪良著、沈弘等译：《花甲忆旧——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页。
(41)惠顿对美国“红苗”（即印第安人）的观点，是视其为有弱主权，“恃美国保护而谓半主者也”。参见［美］惠顿著、丁韪良译，何勤华点校：《万国公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页。
(42)《始末》卷94，第3779页。
(43)如《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载：“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在四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