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时期日本工业化的组织体制与指导者型企业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治论文,指导者论文,日本论文,企业家论文,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国家工业化的进展速度及其最终能否取得成功，在主观方面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即政府与企业家。由于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先天不足，明治维新采取了“自上而下”的变革方式。这使得当时的日本政府有可能充分利用国家的经济职能，亲自承担发动工业化的重任，但是民间企业家的作用并没有因此而降低。事实上，从日本工业化的整个过程来看，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期内获得成功，经验就在于政府和企业家都能够各尽其职，在充分发挥不同作用的同时，两者紧密配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政企协调的工业化组织体制。
日本工业化的组织体制是一个很值得发展中国家进行深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其形成与明治时期日本企业家的生成条件和过程以及阶级构成有着直接的联系。正是出于这一认识，本文拟对明治时期日本企业家的出身、价值观念、活动方式做以下介绍和分析。
日本工业化组织体制形成的阶级基础
在明治时期的日本企业家中，武士阶级出身的人占有不小的比重，因此日本经济史学界有许多学者认为，可以把武士阶级看成是日本工业化的主导阶级。但是按照下表所做的具体统计，与政界和文化界上层人物的阶级构成相比较，武士阶级出身的人所占比重为23%，大大低于政界的91%、文化界的70%。所以也有不少的日本学者认为，把武士阶级当作工业化的领导阶级并不妥当，而应该重视企业家出身的多样性，没有必要仅限于从某一个特定的阶级去寻找和断定工业化的主导阶级。显然，仅就数量而言，也许很难对后一种观点加以否定。但是笔者认为，在分析这一问题时，有以下几点是不容忽视的。
明治时期上层人物的出身百分比
父辈的封建身份 占全人口比率 占产业界比率 占政界比率占文化界比率
公卿·大名 0.007 0
12.03.0
武士6.0 23.0 79.0
67.0
（下级武士） （2.4）
（8.0） （38.0）
（13.0）
平民
94.0 77.0
9.0
30.0
合计 100.0 100.0 100.0 100.0
实数 3300万人 189人 84人 100人
不明20 0
资料来源：作道洋太郎等著《日本经营史》第137页。
1.政界绝大多数的上层人物出身于武士阶级，这清楚地说明了武士阶级在明治维新变革中的决定性作用。而明治维新之后，政府不仅制定了实行资本主义变革的指导方针和具体措施，而且还从民间企业家力量薄弱、一时难以单独承担工业化重任的实际出发，决定直接参与企业活动。政府首先接收了幕府时期的藩营企业，投资兴办了一些新的官营企业，这些企业活动不仅弥补了由于经济体制突然转变而产生的空白，而且给民间企业积累了建立和管理近代企业的经验。显然，明治政府在工业化初期所具有的这种一身两职的特殊性格足以说明，政界人物的阶级构成状况既反映了武士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同时又间接地说明了他们在社会经济和企业活动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
2.日本的工业化过程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个引进西方产业和技术的过程。日本工业化的这一基本特点决定了明治时期企业家的产生和发展所面临的条件和环境与西方先进国家有着截然的不同。也就是说，明治时期日本企业家的机遇，不像在西欧国家那样产生于传统手工业向机械化大工业的过渡之中，而是产生在移植西方产业和技术的过程中。而武士阶级是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唯一的知识阶级，他们通过书刊对西方文明早有一定了解，而且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本人或是子弟具有留学或考察西方先进国家的经历，因此，相对于其他阶级而言，武士阶级出身的人更具有成为近代企业家的有利条件。他们虽然属于少数阶级，在日本总人口中的比重仅为6%，但在企业家中的比重却远大于此，而且随着工业化的进展，这一比重仍在持续上升。据有关统计，到1920年时，在企业界上层人士中武士阶级出身企业家的比重已上升到37%。企业家阶级构成的这一变化无疑说明了武士阶级在日本工业化中所占居的地位是其他阶级所不能代替的。
3.在江户时代，武士阶级隶属于封建统制阶级，他们享受奉禄，游离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和流通过程之外。但是另一方面，武士阶级作为唯一的知识阶级在社会文化和意识领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们那种忠君思想和牺牲精神对其他阶级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明治维新之后，社会制度的变迁虽然使武士阶级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但是日本受制于西方强国的历史背景又为武士阶级的忠君思想向国家观念的转变提供了条件，使他们有可能摆脱自身利益的束缚，顺从工业化的需要，做出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选择。所以，在武士阶级出身的企业家看来，经营企业是国事，而不是个人的谋生之计。这样，“恢复商权”、“夺回市场”便自然地成了企业经营的一个宗旨。显而易见，这种国家主义色彩鲜明的经营理念无疑为政企协调的工业化组织体制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指导者型企业家的出现及其特点
按照明治时期企业家演变和形成过程以及在工业化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可以把明治时期的企业家划分为三种类型：指导者型企业家、政商型企业家、通常型企业家。所谓指导者型企业家是指一些在成为企业家之前曾在明治政府内担任过重要职务，在成为企业家之后，其从事的企业活动又在民间企业中起到了带头和组织作用的企业家。显然，与西方国家的企业家相比较，指导者型企业家的存在是一个值得注目的现象，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日本企业家形成因素的多样性。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治国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日本实行了地税改革，废除了身份制度，取消了武士奉禄，撤消了交通管制，等等。应该说这些改革为工业化的发展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和环境。但是，由于这些改革对于当时的日本社会来说是突如其来的，并触及了原有既得利益阶级的利害，因此在短时期内无法避免地引起了社会动荡、彷徨和一部分人的反抗；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所需条件的形成虽然有了制度上的保障，但本身尚待发展。特别是那些已经积累了一定货币和财富的人，有许多还难以立刻适应新的经济环境，不知怎样实现自身向企业经营者的转变，在观望和等待。这种情况实际上反映了在突发性的经济制度变革之后，明治政府对工业化的发动与民间对工业化的呼应之间存在着断层，而要添补这一断层，把工业化的方针迅速地转变为民间企业家的普遍行动，就需要有一种能够在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两者能够互相沟通、理解和配合的人，而指导者型企业家的出现正好适应了日本工业化发展的这一客观要求。
首先，从时间上看，指导者型企业家出现在明治时期，当时日本虽然已经废除了身份制度，国民在法律上获得了平等地位，但是封建时代所形成的官贵民贱以及轻商意识还根深蒂固，成了阻碍人们从事工商的一个思想障碍。而指导者型企业家能够弃官经商无疑有力地冲击了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在提高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和推动民间的经商活动方面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计的。
其次，指导者型企业家作为曾在明治政府中担任过重要职务的人，他们直接参与了明治维新后各项国策的制定，对日本工业化所需解决的当务之急非常了解，他们虽然辞去了官职，置身于民间，但与政府上层人物仍然保持着十分密切的交往和联系，因此他们的企业活动不但容易得到政府的理解，也容易得到政府的支持和援助。同时，作为企业家，他们与工商界人士有着广泛的横向联系，使他们的企业活动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再次，指导者型企业家之所以辞去官职，其直接原因虽各有不同，但他们从事工商的主要动机并不是为了个人发家致富，而是为了实现兴业强国的理想和抱负。同时，由于他们几乎都具有留学或考察西方国家的经历，对西方产业文明和企业状况不仅有其所感，而且还有其所悟，因此他们视野开阔，具有乐观主义精神，相信在西方能够获得成功的事业在日本同样也能取得成功。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指导者型企业家的企业活动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不拘泥于眼前得失而重视和追求长远利益。故此，指导者型企业家涉足的领域许多都是耗资巨大而对工业化又是举足轻重的产业。这样，不仅缓和了政府因财力不足而出现的力不从心的局面，同时也为民间关联产业部门和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总之，指导者型企业家所存在的上述特点，使他们在工业化中能承担起承上启下的重任。他们人虽不多，但能量相当大，正是由于他们的企业活动才弥补了日本明治初期所存在的空白，使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仅用了12年的时间，便迎来了民间企业勃兴、举国上下开展工业化的高潮。
指导者型企业家的企业活动
以上我们从一个方面概括性地分析了指导者型企业家在日本工业化组织体制形成过程中所占有的特殊地位。那么，指导者型企业家在推动日本工业化过程中究竟起到了哪些作用呢？以下我们结合其代表性人物涉泽荣一所开展的企业活动对此做以下具体说明。
1.与其它形态的企业制度相比较，股份公司制度是一种更为合理和有效的企业制度，这在西方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这一制度在资本集中以及所有者责任范围方面所显示出的优越性，对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来说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对于这一点，涉泽荣一早有明确认识，他认为日本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殖产兴业的目标，其关键环节之一就在于引进和迅速地普及股份公司制度。因此，他在大藏省担任大藏大臣期间，主持发行有关股份公司制度的书刊《会社辨》、《立会略则》，极力宣传建立股份公司制度的必要性以及有关知识。但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资金主要集中在华族（明治维新后赐给爵位的人及其家族）和地主、大商人手中，他们对股份公司制度则持有疑虑，态度消极，不愿为此承担风险。鉴于这种情况，涉泽荣一在辞去官职投身实业后，从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建立股份公司企业。他奔走呼号于社会各界之中，利用自己的声望，力排各种阻力，成功地说服了华族和各界人士，利用他们的资金建立起第一家股份公司企业——第一国立银行，并亲自出马担任了总经理，为股份公司制度在日本的普及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2.如前所述，日本的工业化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引进西方产业和技术的过程。而从涉泽荣一所开展的企业活动来看，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在这两个方面都有很大建树。他一方面积极投资于银行、保险、海运、化肥、汽车、钢铁等行业，为这些新兴产业在日本的确立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他及时察觉到明治初期日本在引进西方技术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众所周知，在幕末时期日本就已开始吸收外来技术，明治初期政府在官办的纺织工厂也引进了国外的先进纺织设备，但经营效果并不理想。而在涉泽荣一看来，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除了当时对外来技术本身还不够熟习之外，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纺织企业经营规模过于狭窄影响了经营和生产效益。他认为，要使日本纺织业能够迅速达到与西方强国竞争的水平，就必须把引进与扩大企业规模联系起来。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涉泽荣一在1882年筹集了巨额资本，创办了大阪纺织公司。该公司引进了当时最为先进的国外设备，拥有10500支纱锭，生产规模为国内纺织业之首。当时，涉泽荣一除了聘用了精通西方先进纺织技术的山边丈夫为总技师，对工人操作进行了现场监督和指导外，还采用了大量的年轻女工，首先实行了昼夜不停的轮班作业生产体制，以降低产品成本。结果，该公司不负所望，投产之后效率逐年提高，可观的收益又使企业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到1889年拥有纱锭已增加到60000支。显然，涉泽荣一的这一成功不仅在经营方面给民间企业提供了经验，而且为纺织业成长为明治时期最主要的出口创汇产业奠定了基础。
3.明治维新虽然使日本摆脱了遭受西方侵略的危机，但是不平等条约的存续则仍使日本企业的发展面临着严重的阻碍；另一方面，受国内条件的制约，企业的外部环境并不宽松，企业间的生存竞争也相当激烈。在这种情况下，涉泽荣一敏锐地察觉到在日本尽早建立民间企业团体组织的必要性。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组织，个别企业家的活动才有可能保持协调性，才能依靠集体的力量与强大的外商进行抗衡，同时避免因企业间的过度竞争而造成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这样，经过涉泽荣一上下活动，一手筹划，明治后第一个民间企业团体组织——东京商法会议所于1878年正式成立了。此后不久，在大阪以及其他城市也诞生了同样性质的企业团体组织。自东京商法会议所成立直到20世纪初，在长达二十几年的时间里，涉泽荣一一直担任会长。在他的主持下，该会议所吸收了大量的会员企业，定期或不定期交流各种情报，同时经常对工商业进行现状调查，并就有关问题向政府提出报告或咨询，在密切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关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4.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涉泽荣一不仅重视实业强国，而且还非常重视产业人才的培养和教育。他认为破除旧商人式的经商观念，对实现产业进步至关重要。因此，涉泽荣一极力主张提高实业界的经商道德和观念，并把西方价值观与日本传统的价值观结合起来，提出了所谓“道德经济统一说”，号召企业家都成为一手拿算盘、一手持《论语》式的人物。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涉泽荣一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兴办教育事业，积极摸索教育与实业结合之路，于1878年开办了东京商法讲习所，后来又以该所为基础建立了一桥大学。该校高度重视实业教育，特别设置了商业学科，从而为日本产业界培养了为数不少的企业家和有用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