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地缘政治构造与印度的安全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亚论文,地缘论文,印度论文,战略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70和80年代，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印度不仅军事力量有了显著的增长，且愈 益强烈地利用其军事力量对近邻国家如巴基斯坦、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进行干预。自90 年代以来，印度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独大这一态势不仅是印度国力增长的结果，也是印 度崛起和更宏大的全球均势重组这两类几乎同时发生的事态使然。在研判印度的未来战 略时，一个核心问题是：印度军事力量建设的动机是什么，其防务努力仅仅是强劲的经 济增长的副产品呢还是印度谋求世界强国地位这一强烈意愿的反映?为此，必须首先探 究印度的安全战略。显然，安全战略不仅基于威胁判断(threat assessment)，还基于 更宏远的战略环境判断(strategic environment assessment)。尽管当前的国际事件层 出不穷，印度政府组织形态多变，执掌政权的政党此消彼长，但地理位置和历史演进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印度安全战略的传承与变革。根本上，除了国际格局重大变更这一国 际体系层次外，南亚地缘政治构造及与之紧密相关的政治事态的发展成为印度思考基本 的国家安全的出发点。因此，本文将着重探究南亚地缘政治构造及其根本特征，阐释印 度在其中的诸多安全担忧和历史定位，以及印度作为陆海复合型国家的世纪性战略选择 。
一
南亚曾被描述为辽阔的中亚细亚腹地。历史上，印度河流域就不同于因有险阻屏障而 相对封闭的恒河流域，其西部洞开的门户使它得以经由阿富汗而在中亚舞台上发挥影响 力，同时也使得其自身的安全与中亚特别是阿富汗密不可分。兴都库什山脉虽然在地理 上把印度次大陆和中亚分开，但苏崃曼山口又把印度次大陆和中亚联系在一起。巴基斯 坦和阿富汗边境的开伯尔山口最为关键。正因为如此，阿富汗历史上就成为兴都库什山 后大一统的强权势力进军次大陆的门户。历史上一些伟大的征服者，如亚历山大大帝、 成吉思汗、帖木儿、巴布尔等，无不是经由这些山口进军印度次大陆的。实际上，兴都 库什山脉是南亚地区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一位学者作了这样形象的比喻：“中亚犹如一 个水库，它的水源自暗流。水库里的水不时地，说不清什么时候就会溢出来，以至泛滥 到它的临近地区。”(注：F.H.欣斯利主编：《新编剑桥近代史——物质进步与世界范 围问题(1870—189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46页。)
就历史和政治地理而论，印度的主要安全有赖于次大陆北部有一个强大的、能够有效 地控制次大陆的大一统国家。如果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安全的进一步要求便在于：(1) 东部有一个友好的和稳定的东南亚；(2)西北部有一个同样友好和稳定的伊朗高原(主要 是伊朗)。故此，西南亚对印度来说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一地区从中亚的 帕米尔一直延伸到地中海，包括阿拉伯海沿岸国家。因此，它不仅直接影响着陆上事态 ，而且影响着强国的海洋政策。这一地区的至关紧要性还在于它控制着印度通往欧洲、 美国和俄罗斯的重要商道，印度80%的石油也来自这一地区；其潜在的战略意义还在于 巴基斯坦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影响力。
对印度来说，东南亚的战略重要性主要在于：(1)马六甲海峡这一海上战略通道对印度 具有重要意义，它扼印度拓展太平洋贸易的咽喉，故必须确保这一海峡控制在对印度友 好的国家手中；(2)东南亚同时处于中国陆疆和海疆的南部边缘，故而印度和东南亚国 家在确保相互安全与稳定这一点上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
南亚地缘政治构造中还包括往往容易被人忽视但重要性却毫不逊于次大陆的辽阔的印 度洋。乔治·C.汤姆森曾指出：“印度次大陆的海岸线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航道，它和 印度大陆边境一样长，但更易遭受袭击。”(注：乔治·C.汤姆森：《太平洋和印度洋 的战略问题》(纽约.国家战略情报中心.1970年版)，第4页。转引自诺曼·D.帕尔默： “南亚和印度洋”.载A.J.科特雷尔、R.M.伯勒尔编：《印度洋：在政治、经济、军事 上的重要性》，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03页。)从地理角度看，印度洋的形状清 楚地表明它是由两个不同的海域构成的，即印度半岛左侧的西部海域阿拉伯海和右侧的 东部海域孟加拉湾。进入印度洋有四个门户：苏伊士—红海的狭窄通道、马来半岛和澳 大利亚之间的岛屿空隙、澳大利亚南部和南非两个开阔的进口。历史上，波斯湾地区和 东南亚的防御就与印度次大陆的安全不可分割。但由于印度洋作为一个地理中介，把各 国分割开来而不是联系在一起，这就使得辽阔的印度洋涵括了几个各不相同的战略地区 ，结果导致主要的国际战略利益都聚焦于印度洋西北部的海湾地区和东北部的马六甲海 峡。实际上，如果说人们关注印度洋的战略地位，那也是指印度洋北部边缘从红海到马 六甲海峡这一弧形的辽阔地带。这一弧形地带包括许多现有的和潜在的冲突区，如海湾 地区、阿富汗、印巴边界和柬埔寨。自然，战略视野与这一地缘位置密切相关。
在英国殖民时期，印度次大陆的安全被认为有赖于沿袭至今的“势力范围”政策，以 及兴都库什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这两大天然屏障。英国政治家寇松曾有过这样的战略论 述：“印度像一座要塞，两边有辽阔的海洋作壕沟，在其他方面有大山作壕沟。在那些 有时并非不能逾越而且易于突破的城墙外面，延伸着一条阔窄不等的斜坡。我们不想占 领这个斜坡，然而也不能坐视它被敌人占领。让它留在我们的同盟者和朋友手中也行， 但是如果我们的对手偷偷爬上斜坡，呆在城墙脚下，我们就得进行干预，因为任其下去 ，就会越来越危险，可能有一天会威胁到我们的安全……谁要是在印度只把守城堡，而 不往远处看，那他就是一个目光短浅的指挥官。”(注：转引自内维尔·马克斯维尔： 《印度对华战争》，三联书店1971年版，第11—12页。)为使这一政策能有效地实施， 英国当局分别在波斯(伊朗)、阿富汗、尼泊尔、西藏、锡金和缅甸建立起了“缓冲国体 系”(system of buffer states)，确保了印度次大陆的战略一体性。
然而，到了1947年，南亚地缘政治构造发生了有史以来意义最深远的变化。这一变化 首要的根本特征就是次大陆战略一体性被打碎和地区力量的结构性失衡。首先，在印度 次大陆的天然疆界地区出现了许多新独立的国家，这不仅造成印度次大陆战略一体性被 打碎，而且使得印度的地缘安全环境问题重重。此外，因分治而产生的一系列宗族和种 族仇恨进一步毒化了次大陆的内部安全；再次，分治导致地区力量对比失衡，即印度与 其邻国特别是巴基斯坦之间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及至1971年东巴基斯坦成为独立的孟 加拉国后，南亚地缘政治再次发生重大变更，巴基斯坦由原先意义上的南亚大国变成为 一个中等国家，印度的地区核心地位真正有了地缘政治保障。
南亚权势结构的不对称性，以印度为中心的区域地理特征，加之政治体制的不相融性 ，导致南亚国家在威胁判断上的重大歧异。例如，巴基斯坦在南亚地区追求与印度之间 的权势均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地区力量失衡而产生的本能恐惧；不丹和马尔代夫 则与巴基斯坦不同，它们不仅认可了与强大邻国之间的权力失衡，而且还通过双边战略 安排从中受益。作为南亚地区的首强国家，印度的安全担心则远远超越了南亚地区本身 。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印度和巴基斯坦仍将吸引大国的目光，但南亚对大国来说(中国 除外)基本上是一个次要地区，其战略重要性仅在于其与中亚和西南亚的紧密地缘关系 。因此，从根本上说，南亚区域内部问题远较外部环境更直接影响着印度的政策选择。
中亚地缘政治的变迁也直接影响着南亚的安全和地缘政治图景。独立时，被称为“世 界心脏”的中亚完全处于与印度友好的前苏联的控制之下。几乎从分治开始，印度和阿 富汗便主要基于对巴基斯坦的敌意(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主要是因 为边界争端——杜兰线问题。尽管如此，在印巴战争期间，阿富汗并没有站在印度一边 。)而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特别是在苏联因素的催化下，在冷战时期一度隐现出莫斯 科—喀布尔—新德里轴心。所以，冷战时期，深深感受着苏联威胁的是巴基斯坦而不是 印度。
但是，随着1991年12月苏联的解体，中亚地缘政治也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变化。新独 立的中亚五国尽管是独联体的成员，但其伊斯兰属性更加明显。由于缺乏现代外交传统 和治理经验，它们最有可能在伊斯兰国家寻找一种模式，并主要与伊斯兰国家建立紧密 的经济和政治联系。由此造成的地缘政治图景之一便是：巴基斯坦主要凭其伊斯兰属性 和中亚属性(注：有关巴基斯坦国家属性的论述.参见宋德星：“巴基斯坦的安全战略— —地缘政治方面的强制性因素”.《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6期。)，借助阿富汗的赢弱 和因苏联入侵阿富汗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双边关系，适时推行“西进战略”。这样，南亚 伊斯兰国家巴基斯坦便与中亚和西南亚的伊斯兰国家连成了一体。
中亚五国独立后，巴基斯坦还通过泛伊斯兰的旗号大力发展与中亚各国之间的双边关 系，进而影响中亚国家对印巴双边问题的立场。实际上，除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 外，其他中亚国家的领导人或明白或隐晦地表示支持巴基斯坦(注：Lalit Mansingh,et al.Indian Foreign Policy:Agenda for the 21st Century(New Delhi: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1998),p.119.)。更重要的是，巴基斯坦还致力于新的地区安全安 排。巴基斯坦强调，从巴基斯坦到土耳其，从哈萨克斯坦到伊朗和海湾地区，是一个统 一的战略实体和安全区。显然，在这样一种安全安排中，如果巴基斯坦成为其中的伙伴 ，印度势必将被排除在外。这不仅使得巴基斯坦在与印度的对抗中获得了战略纵深，而 且将再现历史上的中亚威胁这股暗流。
二
印度对威胁的判断受两大地缘政治现实的影响：来自陆上的压力和来自海上的压力。 在古代和中世纪，对印度的入侵来自陆上，主要是西北部。印度海疆基本上是安全的， 尽管也有相互竞争的权力中心之间的角逐。只是16世纪以后，印度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海 上威胁。结果，不仅印度与其邻国之间的交通被阻断，且随着欧洲列强特别是英国势力 进入印度洋，印度洋地区开始进入海上殖民新时期。但由于英国控制了海上，其战略和 防务几乎完全集中于防卫次大陆边界，威胁主要来自北部陆疆，特别是俄罗斯。
独立后，由于南亚地缘政治环境的戏剧性变化，也由于发展和保持了与苏联之间的友 好关系，印度不再直接面临来自中亚或俄罗斯的威胁，因为有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这两个 邻国的缓冲作用。相反，巴基斯坦取而代之成为印度的威胁之一，且不仅仅是陆上威胁 ，同时也是海上威胁。而最让印度担心的则是巴基斯坦与区外大国建立战略关系，以弥 补自身的力量劣势，从而导致南亚地区出现“均势政治”。中国也被认为对印度的安全 构成了威胁，因为中国占据了印度次大陆整个北部边陲地区，尼泊尔和不丹不过是中国 和印度之间的“三明治”。此外，印度还认为，它与中国的问题主要不是边界问题，而 是所谓的中国关于印度在南亚地区的地位的立场(注：M.Tully and Z.Masani,From Raj to Rajiv:Forty Years of Independence(London:BBC Books,1988),p.145.)。
在威胁判断上，印度认为西南亚的伊斯兰国家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印度的安全。实 际上，泛伊斯兰主义已经成为该地区几个主要的伊斯兰国家基本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 ，它与印度的世俗主义政策截然相反。不仅如此，伊斯兰国家还相信其有权在“乌玛” (umma，即兄弟)的旗号下干预印度的内部事务。所以，印度认为，一旦泛伊斯兰主义扩 展成为“两个民族理论”，那将使之成为支持巴基斯坦、反对印度的伊斯兰国家的正式 外交政策，届时将给印度增添新的困扰。
在海疆方面，独立后印度洋的安全实际上被委托给了英国，直至1975年英国最终撤离 印度洋。在1968年1月英国宣布从“苏伊士以东”撤离到1975年间，印度洋处于一个过 渡时期。有能力填补权力真空的美国和苏联随即开始了印度洋上的较量。美苏海上较量 无疑使印度洋的安全环境复杂化了，并直接影响了印度的安全。例如，在1971年印巴战 争中，美国核动力航母“企业”号开进孟加拉湾，被印度视为是向其示威、施压。不仅 如此，美苏在印度洋的较量还引起了不结盟运动的关切，并提出了“印度洋和平区”的 决议。随后，“印度洋和平区”又发展为要把印度洋变成“无核中立区”和反对独控印 度洋。尽管印度对“印度洋和平区”表示赞同，但其对印度的不利影响越来越明显，日 益成为南亚国家制约印度海上霸权的重要法理依据。冷战后，美国借对伊拉克战争和对 阿富汗战争的便利和实际需要，进一步强化了其在印度洋上的军事存在，而阿富汗反恐 战争使得美国重新修复了其与巴基斯坦的紧密关系。美国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及美巴紧 密关系被印度视为对其地区核心这一“自然权利”的严重挑战。
要在南亚地缘政治构造中取得最佳的战略优势，获取最大的利益，不仅需要真切的而 不是夸大了的威胁评估，还有赖于给自己以恰当的定位。借助历史这么一个“对先前已 逝事物的有教养的记忆”和“不应当被轻易抛弃的教益源泉”(注：Peter Paret,ed.,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Princeton.N.J.:1986).Introduction.)，可以更清晰地辨识现实的复杂性和切实把握其中的机会，以 及深刻领悟可变因素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印度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基于反殖斗争史和冷 战史的经验教训以及对地缘政治的现实思考。
争取自由和独立的反殖斗争使印度首先给自己定位为遭受殖民统治的国家，深信自己 被殖民者蓄意采取的“分而治之”政策所弱化，其逻辑结果必然就是对英国提出的印巴 分治这一政治解决方案的合法性的怀疑，以及对巴基斯坦国家合理性的否定，亦由此造 成了印巴之间的敌对与冲突，进而深深影响了印度的安全思想，特别是对克什米尔问题 的看法。在印度的安全范式中，对印控克什米尔的威胁就是对印度世俗国家思想的威胁 。
其次，英国殖民统治使印度感受到了落后就要挨打这一道理。正是由于技术上的落伍 ，印度最终被外敌所征服，特别是被海上强国所征服。这在根本上促成了印度安全思想 的两大方面。首先，印度将技术与政治、经济并重，视之为权势(power)的三大要素(注 ：N.B.Singh ed.,Foreign and Defence for India in the 1990s(New Delhi:United Service Institution of India,1990).p.10.)。独立后，印度在落后的技术领域奋起 直追；更为重要的是，印度始终积极寻求这方面的独立能力。所以，印度始终强调自主 确保安全，而不愿过分依赖于某一个大国。其次，被海上强国征服的历史命运激发了印 度的海洋安全意识。1958年，尼赫鲁在一艘轮船上作了这样一番讲话：“从这艘船上， 我瞭望印度，思考这个国家和它的地理位置。它三面环海，第四面是高山。实际上， 我们国家可以说恰好处于大海的波涛之中。在这种环境里，我沉思我们与大海的紧密联 系。……无论是谁控制了印度洋，首先将导致印度的海上贸易受人摆布，其次便是印度 的独立不保。”(注：Kousar J.Azam,ed.,India's Defence Policy for the 1990s(New Delhi:Sterling Publishers,1992),p.70.)
冷战时期，建立在英国殖民体制基础上、怀抱着西方民主价值理念并致力于建立世俗 民主制度的印度，几乎未能确保西方民主大国不采取有损于被印度视为自己至关紧要的 国家利益的行动(注：Amin Saikal:‘The Future of India and Southwest Asia,’in Ross Babbage and Sandy Gordon,ed.,India's Strategic Future:Regional State or Global Power?(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2).p.124.)，结果导致印度：(1) 在无法阻止巴基斯坦建国的情况下，印度发现自己所能做的就是：第一，尽可能不使分 治影响其内政和外交；第二，限制巴基斯坦拥有与印度平起平坐的实力；第三，视巴基 斯坦因素为主要地区威胁。(2)不过多地指望英国或美国支持印度发展国民经济和抬升 其地区甚至全球作用。相反，印度决心从根本上走“自助”战略(注：自助(包括制衡) 是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中谈论得最多的根本战略，指的是从国际无政府状态这一大前提 出发，依靠自身的经济、军事和外交努力来保障安全、独立与强大，特别是依靠加强军 事实力，并且联合其他受到同类威胁的国家，争取造就或维持足以扶弱抑强的国际均势 。参见：时殷弘：“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战略与管理》1995 年第3期；时殷弘、宋德星：“21世纪前期中国国际态度、外交哲学和根本战略思考” ，《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的道路，以增强自身的力量，自主地维护地区核心地 位。
正是基于“自助”战略，尼赫鲁为印度确立了“不结盟”政策。对尼赫鲁及其以后的 印度领导人来说，不结盟并不意味着消极意义上的中立。尼赫鲁曾说，不结盟意味着印 度“不参加军事集团；但重要的是我们将实行各种政策，提出各种主张，追求各种目标 ，和遵循各种原则，如此等等。”(注：Jawaharlal Nehru:India's Foreign Policy:Selected Speeches,September 1946-April 1961(New Delhi:1961),p.86.)他进而指出 ：“如果发生了一场大战，没有特别的理由使得我们要卷入其中。然而，今天，在世界 大战中，中立有诸多困难……如果我们能够中立，我们将不参加到战争中去；但是，一 旦需要做出抉择，我们将加入到对我们有利的一边。”(注：Quoted in Ross Babbage and Sandy Gordon.ed.,India's Strategic Future,p.126.)但是不久，不结盟政策便 急速蜕变成为将印度的地区作用抬升为“地区核心”这一角色，以及以一切方式促使地 区国家、首先是巴基斯坦承认印度的这一地位(注：Amin Saikal:‘The Future of India and Southwest Asia.’in Ross Babbage and Sandy Gordon,ed.,India's Strategic Future,p.126.)。
“地区核心”的历史定位还在于把地理作为战略思考的中心因素之一。基于这一理论 范式，南亚历史地就是一个地理上与其他地区有着明显区别的战略整体。换言之，组成 这片次大陆的各自独立的主权实体具有战略上的统一性。所以，在印度的安全战略中， 不仅印度的南亚四邻，且位于次大陆边缘的缅甸、中国西藏和阿富汗等，都应纳入南亚 战略整体之中，而不能以纯粹的政治定义将它们排除出去。但问题是：印度在地理意义 上的领土边界与其所追求的安全上的战略疆界是不相一致的。如何确保对战略疆界的控 制呢?
独立后，边界问题与印度国内政治问题的交相作用这一态势使印度坚定决心强化英国 的殖民战略思想，即唯一可行的防御是将次大陆作为一个整体和排除外部强国对南亚事 务的干预。尼赫鲁曾这样说过：“我们越是维护尼泊尔的独立，我们就越不能容许在尼 泊尔犯任何错误或者允许天然屏障(喜马拉雅山)……受到削弱，因为那将意味着拿我们 自己的安全冒险。”(注：Quoted in O.P.Singh.Strategic Sikkim(New Delhi:1985).p.37.)
“地区核心”的历史定位也在于南亚力量对比的结构性失衡。在南亚，主要由于庞大 的国土面积、人口规模和深厚的文化遗产，连同科学、技术、外交、军事等方面所彰显 出来的在南亚区域的压倒性权势优势，加之摆脱殖民统治后迅速高涨起来的民族主义的 催化作用，印度明显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世界大国所具有的潜能，并首先直接导致印度政 治精英们致力于“地区核心”地位。所以，尼赫鲁时期及其后，尽管各时期理由有着根 本的不同，印度始终反对南亚“均势”政治。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明显地，印度视自 己为一个潜在的大国(great power)——无论这看起来多么遥远——首先催生了不结盟 政策……尼赫鲁不仅宣扬不结盟，他也明示印度要在将来发挥这种(大国)作用。”(注 ：Ashequa Irshad,Indian Military Power and Policy,Quoted in Baldev Raj.Nayar :‘A World Role:The Dialectics of Purpose and Power.’BIISS,Journal,Vol.10.No.4.1989.p.389.)
此外，印度还极力宣扬其“地区核心”地位是其“自然权利”，尽管“地区核心”的 主张有着殖民主义的阴影和浓厚的帝国思想。所谓“自然权利”，不过是印度政府在南 亚推行的“印度主义”(India Doctrine)(注：Iftekharuzzaman,“India Doctrine:Relevance for Bangladesh,”in M.G.Kabir and Shaukat Hassan,ed.,Issues and Challenges Facing Bangladesh Foreign Policy(Dhaka:Bangladesh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1989).Quoted in A.K.M.Abdus Sabur,“South Asian Security in the Post Cold War Era.”in Iftekharuzzaman ed.,South Asian Security:Primacy of Internal Dimension(New Delhi:Vikas Publishing House,1995 )p.17.)外交政策的代名词。“印度主义”即南亚版的“门罗主义”。这一理论宣称整 个南亚地区是一个单一的战略实体，印度而且只有印度才是这一战略实体安全与稳定的 保证人，在地区安全决策上拥有最大限度的独断权，因而在必要时它有权对四邻小国采 取干涉主义的政策。
三
十分看重地缘政治特别是海权理论的印度著名外交家帕尼迦(K.M.Panikkar)曾经指出 ：“一国的政策是由其地理位置决定的，一切政策目标不外乎领土安全，而这绝对是由 地理因素决定的。”(注：Quoted in Karunakar Gupta,Indian Foreign Policy:In Defence of National Interest (Calcutta:The World Press,1956).p.Ⅰ.)在谈到印 度的地理位置时，印度总理尼赫鲁也指出：“我们地处亚洲战略要地，居于印度洋的中 心，与西亚、东南亚和远东在过去和现今都有着紧密的联系，无论我们怎样，都不能忽 视这一事实。”(注：ibid.)
正如温特(Guy Wint)所述，地理因素决定了“印度将与其所能触及的所有边界邻国— —波斯(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尼泊尔、缅甸、锡兰(斯里兰卡)、马来亚、印度支那 、泰国、新(新西兰)属西印度——保持一体，维护中立，且一旦可能，便与之结盟”； 其次，确保“印度安全和商业所系的印度洋的海、空航道的安全”。(注：ibid.,p.Ⅱ.)
显然，基于南亚地缘政治构造，印度在思考和制定安全战略时，无不同时注意到了陆 上和海上两大方向，尽管对这两大方向的战略关注由于诸多限制性条件而无法在现实中 做到起码的平衡。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印度作为陆海复合型国家所具有的天然的战略缺 陷。
根据一项著名的研究，陆海复合型国家多处在陆海势力的夹击之下，面临两个方向的 战略压力和吸引，资源、力量因此配置分散。其普遍的战略特点是：(1)民族(国家)的 基本倾向是决定这类国家发展方向和前途的重要因素。如果说海洋民族和大陆民族的特 点是内在生成的、无可改变的话，陆海复合型国家走何种道路则是可以选择的。因此， 不同的民族特性使陆海复合型国家有了不同的命运；(2)陆海复合型国家通常面临着战 略选择方向上的两难。历史表明，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强大，都很难长期保持双料强国， 因为战略集中是在国家竞争中生存和取胜的前提；(3)双重易受伤害性，因为地缘政治 特点决定了它们在海上和陆上都易受到攻击；(4)服务于战略目标的国家资源分配分散 化。出于国家防御的基本需要，它们必须努力在海陆两个方面的发展保持一定平衡，有 限的资源因此被分散使用。(注：邵永灵、时殷弘：“近代欧洲陆海复合国家的命运与 当代中国的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0期。)
尽管有陆海复合型国家的天然缺陷，印度前外交政策顾问、著名战略分析家苏布拉马 尼亚姆(K.Subramanyam)还是认为，印度要想获得像美国、俄罗斯和中国那样的在各自 地区中独占鳌头的地位，印度的安全战略就必须考量以下三大要素：第一，保护印度西 北边界领土的完整，因为这一地区可能被强大的敌军用来入侵印度领土；第二，防止印 度次大陆周边地区落入外部大国的手中；第三，控制印度洋及其近邻区域(注：Iftekharuzzaman ed.,South Asian Security,p.331.)。
与苏布拉马尼亚姆的综合安全观相反，帕尼迦则强调印度洋的至上地位。在《英印条 约的基础》一书中，通过对印度地理上半岛和大陆双重属性的分析，帕尼迦认为，印度 在未来不可能成为一个亚洲陆上强国，因为它只是同控制着世界心脏——中亚的苏联有 着很小的附属性的利益诉求。印度必须与“海洋体制”结盟(注：Quoted in Karunakar Gupta,Indian Foreign Policy,p.Ⅱ.)。他还说：“考察一下印度防务的各种因素，我们就会知道，从16世纪起，印度洋就成为争夺制海权的战场，印度的前途不决定于陆地上的边境，而决定于从三面围绕印度的广阔海洋。”“印度如果自己没有一个深谋远 虑、行之有效的海洋政策，它在世界上的地位总不免是寄人篱下而软弱无力：谁控制了 印度洋，印度的自由就只能听命于谁。”(注：帕尼迦：《印度和印度洋：略论海权对 印度历史的影响》，德隆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1—2、89页。)
尽管如此，帕尼迦最后还是提出了一个根本的大战略问题：“印度能否在一定时期内 ，不靠外援成为海权国?”(注：帕尼迦上引书，第89页。)可见，无论是朝向哪个方向 ，印度国家大战略即国家安全战略选择最终还是“自助”。但“自助”就是可行的选择 吗?
理论上，国家大战略的成功关键在于：(1)根本目标(包括在其追求过程的每个阶段上) 合理、明确、集中、有限和内在平衡；(2)依据这根本目标及时定出至少在原则上基本 明确、连贯的国家诸项基本利益的轻重缓急次序；(3)达到目标与手段(可用资源)之间 的大体平衡，避免目标同手段相比严重过低或过高；(4)达到不同种类手段之间的大体 平衡。而就备战和战争期间而言，特别重要的是政治、外交和经济三类手段分别同军事 手段之间的大体平衡(注：有关大战略的理论阐释，参见：时殷弘、张春：“大战略： 理论与实践”，《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7期；时殷弘：“关于台湾问题的几项必 须正视的大战略问题”，《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2期。)。
印度安全战略的目标主要是：第一，确保印度取得南亚地区的核心地位；第二，使其 他地区国家特别是巴基斯坦接受印度的这一地位；第三，说服和促使区外主要大国的认 可。这样，印度的战略安全视野就不仅仅是印度次大陆或印度洋，它不可避免地还将涵 括地缘上与之紧密相连的其他地区。正如一位研究人员所指出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 ，印度军事战略出现了传统的基于中巴威胁上的“低度战略”(minimalist strategic policy)和建立在更广阔战略视野上的“极限战略”(maximalist strategic policy)之 间的争议(注：Raju G.C.Thomas,‘The Growth of Indian Military Power:From Sufficient Defence to Nuclear Deterrence,’in India's Strategic Future,pp.41 —45.)，军事思想也由“积极防御”转为“有限威慑”，军事手段开始常规力量和核力 量并举。
由于国家大战略源于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因而军事手段不可避免地成为其首要关注 对象；但是，军事力量只不过是国家大战略所掌握的各种工具中的一种。除了军事手段 外，印度安全战略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便是其外交手段。如前所述，印度的安全或者说 南亚地区的安全，必须放在一个伸展的地区安全框架中去统筹，即除了南亚本身外，还 必须包括西南亚，包括中国和中亚在内的北部地区，以及东南亚地区，甚至环印度洋地 区。在如此广阔的地区安全框架中，当印度的军事手段还远不能提供充分的和切实的保 证时，外交政策作为第一道安全防线无疑具有头等重要意义。
关于外交与防务的关系，尼赫鲁在1958年12月9日就十分明确地指出：“通过军事力量 获得安全的思想仅是部分正确；同样正确的是，安全可以通过外交政策来获得。一项深 思熟虑的、与其它国家友好的政策，在获取安全保障上比其他任何措施都重要。”(注 ：Jawaharlal Nehru前引书，第79页。)
基于上述标准，印度安全战略尽管目标有限，但强调“自助”限制了其可用手段的多 元化。而且实际上，印度安全战略目标并不能始终如一地定位于“地区核心”这一点上 ，因为印度的安全必须放在一个远大于南亚区域的、伸展开来的战略框架中去整体统筹 。尽管如此，继续纠缠于处理与四邻的关系、首先关注国内安全和政治斗争的印度，仍 将致力于远未实现的“地区核心”目标。因此，可以断定：印度还将是一个致力于维持 现状的国家，而不可能成为挑战者，其安全战略本质上仍然是防守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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