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先秦秦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先秦论文,秦汉论文,年中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年度先秦秦汉经济史论著数量仍然可观。从研讨问题的内容看，文明起源和与商品经济有关的问题为两大热点。
文明起源 近年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讨论有一个突出的现象：随着良渚文化新发现与研究的进展，一些学者认为长江下游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或起源地之一，从而构成对中华文明黄河流域起源说的挑战。例如车广锦认为南方的古城以有大型围沟为特点，赵陵山和寺墩遗址是良渚文化古城，并分别代表了良渚文化古国的初级和高级阶段。良渚文化高于同时代的其它文化，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才真正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良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有世界意义（良渚文化古城古国研究／东南文化5）。林华东列举了良渚文化的各种成就，也认为良渚文化是中国文明起源的一大源头。（从良渚文化看中国文明的起源／浙江学刊6）。杨菊华把良渚时代列为中国历史上的玉器时代，其文化包括了等级制宗教礼仪，语言文字等一系列特定内涵。（良渚文化与玉器时代／文博4）。在这类观点的学者中，独树一帜的是陈剩勇。陈氏表示反对将文明视为一项或多项经济、文化因素之拼盘的“博物馆清单”式文明观，又试图绕过争议颇大的“国家”概念，而把审视的聚焦点对准古籍所载中国第一个王朝即夏王朝的崛起过程上，他撰写了《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副题为“中华文明和国家起源之谜破译”（湖南出版社94.5）。该书着重讨论了三个问题：一、夏文化或夏族发祥地及其变迁。他认为把文献所载夏文化的内涵与各地史前文化遗址相对勘，可肯定夏文化萌生崛起于东南史前文化圈，夏民族的原居地在长江下游地区。二、中华文明崛起之际姓族社会内部的继嗣制，他认为从黄帝开始到尧舜禹时代，中国主要族姓集团内部实行从母居、从母姓的母系继嗣制。三、礼的起源。全书分上下两篇，十二章，共33万字。
坚持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的大有人在，但认识亦各有别。如陈昌远认为中华文明起源只有一个中心，他直指《河洛地区──华夏文明的策源地》（史学月刊1），这既是当地文化长期发展结果，也与“居天下之中”的特殊地理位置有关。沈长云则认为禹之所居既非长江下游，亦非河洛地区，而是东夷部落。禹治洪水为信史，洪水发生在黄河下游，治水主要是排积水、挖沟洫，而非导河。治水结果保证了黄河豫东平原经济继续发展，促进了国家的形成（论禹治洪水真象兼论夏史佯究诸问题／学术月刊6）。车广锦从中华文明起源多元论出发，反对黄河中游是中华文明摇篮的传说观点。他认为海岱地区文化自成系列，北辛文化晚期已有父权制萌芽，刘林文化进入父权制时代，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分处古国时代的低级和高级阶段，海岱地区和黄河中游长江中游、下游、辽河流域基本同时进入文明时代（海岱地区文明起源初探／东南文化4）。
童恩正则对《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中国社会科学5）作了比较研究。童氏指出，在公元前第三世纪的后半期中国北方（黄河流域）和南方（长江中下游）的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方式大致相同，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社会组织均处于“酋邦”阶段。但后来黄河流域出现国家，长江中下游却长期走不出酋邦的圈域。作者从地理环境、农作物品种、与相邻民族的关系、水利工程的需要，基层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和政治思想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了形成南北不同发展轨迹的原因。文中包含了不少新颖的思想观点，富于启发性。
此外还有：刘宝才／炎黄时代──中华文明的开端／西北大学学报3；何宏波／上古洪水传说与中原地区龙山时代城堡／郑铸大学学报1；张连会／论文明时代和文化起源／辽宁师范大学学报93.4；侯玉臣／古代中国由氏族社会向国家的过渡／甘肃社会科学6；刘式今／中国上古奴隶制方国探幽／中国文物报1.30；郭伟民／从楚国的兴起看长江流域之早期国家文明模式／东南文化93.6。
农业史 徐旺生发表了《中国农业本土起源新论》（中国农史1）。他认为农业起源的外因是晚更新世冰期的到来，由此导致求生的原始人类贮藏食物以备乏食季节之需，贮藏不但使人度过乏食的冬天，而且诱发了种植行为，参与了驯化。但冰期中期，贮藏只能产生观念农业，后来全新世到来，条件允许，才产生了实体农业。中国是观念农业产生地区，所栽培的粟黍具有本地特性，因而是独立起源中心。它的起源时间较晚是因限制农业产生的冰期太长、全新世来临比较迟所致。徐氏还作了《关于农业起源若干问题的探讨》（农业考古1）。陶利辉《论农业起源的地理环境》（农业考古1），以西亚考古材料和我国西南少数民族材料说明原始农业起源于山地及其原因。《农业考古》94年1期刊登了（加拿大）布赖恩·海登《驯化的模式》和（美）H·威尔舒森《从民族考古学角度看土壤》的中译文；第3期刊登了（加拿大）陈淳《最佳觅食模式与农业起源研究》和（丹麦）阿克塞尔·斯廷斯伯格《人类──操纵者，重建历史的人类考古学基础（续）》。
关于稻作起源，《农业考古》刊登了一批文章。第1期王象坤《中国普通野生稻研究中几个重要问题的初步探讨》、程侃声《亚洲起源稻的活物考古》、汤圣祥《中国粳稻起源的探讨》，着重从稻种演变探讨稻作起源问题，反映了该课题的最新成果。张居中等《舞阳史前稻作遗存与黄淮地区史前农业》披露了距今7000-8000年左右的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栽培稻谷遗存的情形。作者指出，中原裴李岗文化稻作文化发生期与长江中游大体同步，黄淮地区史前具备稻作起源条件，整个黄河以南，包括淮河、长江和珠江流域，可能是一个大的稻作农业起源地，在这范围内，只要符合稻作起源条件的地方，都可能独立或在周围部族影响下开始水稻栽培。第3期刊登了7月份在北京举行的《河南贾湖稻作遗存发现学术讨论会纪要》。吴耀利也根据考古新资料对《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稻作农业》作了新的评估，不过吴氏认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稻作农业来自长江流域。张居中则有《河南史前水稻栽培刍议》（文物天地3）。对长江下游原始稻作及稻作起源的研究已采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手段与考古相结合。中日学者合作，用电子扫描电镜观察河姆渡出土的碳化稻谷，发现其中有普通野生稻的谷粒，从而推论我国栽培稻起源于东南季风区北缘的长江中下游、太湖沼泽地区（汤圣祥等／河姆渡碳化稻中普通野生稻谷粒的发现）。箫家仪等通过对《江苏张家港东山遗址中水稻植物蛋白石》的分析，认为该地种植水稻已有八千年历史。孙如祥等也有植物蛋白石分析方法作了《草鞋山遗址新石器时代稻作初考》。陈旭钦等则作了4月份在浙江余姚举行的《中国河姆渡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介绍了许多新成果和新观点。周晓陆《稻作起源的考古学笔记（一）》认为亚洲栽培稻起源中心至少有两个，即澜沧江、红河、珠江上游、泰、缅、云、贵一带和长江中下游、汉水淮河一带。刘志一《关于稻作起源的通信》则力辟多起源中心说之非，力主洞庭湖畔是世界稻作农业最早发祥地，贾湖、罗家角、河姆渡稻作农业均源于洞庭湖地区。申友良对《全新世环境与彭头山文化水稻遗存》关系作了论述。刘刚则对他认为《难以成立的稻作云南起源论》进行了批评。上述诸文，均刊于《农业考古》第3期。
游修龄《粟的驯化细节与农业起源──兼论《〈诗·大雅·生民〉》（中国农史1），详细介绍了华耐(Waney)调查考察台湾高山族和雅美族种植粟的全过程，指出雅美族还处于驯化粟的初期阶段，高山族则显然进入驯化的后期阶段，两者细节对比，非常有趣，对研究农业起源富有启发性。游氏的用意在于提倡文献考古和少数民族资料相结合，宏观研究与细节考察相结合的农史研究方法。卫斯《试论中国粟的起源、驯化与传播》（古今农业2），认为中国粟起源于黄河中游高海拔地区，中国先民驯化狗尾草的起始时间当定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下川文化时期。粟的驯化基地一为陕西关中地区，一为河南中北部的中原地区。关于家畜起源，有薄吾成《试论中国家猪的起源》和吴汝祚《中国家猫饲养始于四千年前》两文，均载《农业考古》第3期。
刘凤芹别辟蹊径，着力于《从民族学有关资料看中国新石器遗址的经济文化类型》（华夏考古2）。雷玉清则《从象耕看远古先民对畜力能源的利用》（中国农史4），认为文献所载尧舜时代的“象耕”是信史而非神话。研究原始农业及有关问题的还有：徐旺生／西藏原始农业初探／古今农业2；卫斯／新石器时代河东地区的农业文化／古今农业1；朱俊明／长江下游上古海洋稻作文化的构造／贵州师院学报1；方酉生／略论河姆渡文化；耿德铭／怒江中游原始农业述议／农业考古3。
关于先秦的传统农业，以专题的研究为主。樊志民《早秦农业历史初探》（中国农史4）比较全面地研究了从伯益赐姓到襄公始国这一前人鲜有涉足的秦族农业史，批评了早秦尚处采猎时代的流行观点，认为这时的秦农业开始了由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的缓慢转化；完成了由稻作向旱作的类型转换；并对关中农区进行了初步开发。樊氏根据伯益种稻的记载和最近黄河流域史前稻作遗存的发现，推断秦人早期以种稻为主，这是值得继续研究和讨论的问题。
农具史方面，黄崇岳、孙霄运用实验考古等方法，确定仰韶文化中普遍出现的小口尖底瓶是《荀子·宥坐》所载“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的“欹器”，并认为它是原始灌溉工具，从而推断在渠灌、井渠、雨灌以前曾有一个“器灌农业”的阶段（原始器灌农业与欹器考／农业考古1）。王文涛通过对《〈吕氏春秋〉“八寸之耜”考辨》（北京大学学报2），指出它实际上是加上铁刃套后刃部加宽了的“锸”。向开旺则介绍了《湘西地区出土的战国生产工具》（农业考古1）。杨升南根据出土文物、甲骨文字对商代犁耕进行了研究（新干大洋洲商墓中的铜铧犁、商代的犁耕和甲骨文中的“犁”字／南方文物1）。
水利史方面，徐象平根据他对当地自然条件的观察和有关历史记载，讨论了《西汉龙首渠的历史地理及其有关问题》（西北史地2）。周九香《试论都江堰修建与李冰崇拜》（中国史研究1），考证都江堰兴修的时间上限为前256年。
多种经营，刘兴林《论商代畜牧的发展》（中国农史4）认为商代系农业社会，对以前人们往往据卜辞用牲数量之大而拔高商代畜牧业发达程度提出批评。黄克映《从河南信阳孙訾西周遗址谈我国人工养鱼的起源》（古今农业3），详细介绍了该遗址大型养鱼池及有关遗物情况。经过比较后，黄氏指出，该遗址鱼池与《陶朱公养鱼经》所载鱼池很相近，与现代养鱼池亦有相近处。他还进而论证了人工养鱼应起源于商代。傅举有《汉代渔业简论》（农业考古3）论及汉代渔业发展概况生产技术等方面。徐卫民汇集了各种材料，研究了《西汉上林苑的几个问题》（文博），认为上林苑是一个多功能的综合园林。熊大桐作了《周礼所记林业史料研究》（农业考古1）。王兴国等作了《葡萄原产地及传入时间考辨》（中华医史杂志1）。
冯时作了《殷卜辞四方风研究》（考古学报2），指出殷代四方神为分至之神，四风神则为四节的物候征象，它们构成完整的标准时体系，为殷人制历的重要依据，并与适应农业生产的冬春两季并行，尚未最终结合而形成四季。文章厚实而有新意，加深人们对殷人如何掌握农时的了解。王晖根据殷墟卜辞中大量系有月份的物候记录推定殷历以小麦收获后的始食麦和种黍时节作为岁首，并以此解释卜辞中的农事活动与气象资料（殷历岁首新论／陕西师大学报2）。唐楚臣赞同刘尧汉等人关于中国上古存在过十月太阳历的观点，但不同意十月历源于从伏羲时之说，他《从羲和“生日”探索十月太阳历产生的时代》（思想战线3），认为是在尧舜之时。游修龄《试析〈汜胜之书〉“田有六道，麦为首种”》（中国农史4），对此作了令人信服的新解释，此外还有赵九洲等《浅探〈周易〉与中国古代农耕思想及其与现代化农业的相关性》（中国农史1）。
商品经济、市场、价格、货币及相关问题 战国秦汉我国商品经济有了引人注目的发展。这一现象引起学界长久的兴趣，这种兴趣近年有继续增长之势。赖华明《论战国秦汉的商业潮》（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认为它不但席卷各地区，而且席卷各阶层，其势之迅猛浩大，为中国历史所罕见。其勃兴与社会大变革和封建国家商贾政策之催导有关；它为中央集权政治的巩固和加强奠定了经济基础并推动了逐国古代价值观念的重大转变。田力《试析汉初“末业”发展的原因》（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93.3），则把它归结为统治者“无为而治”的放纵政策、战国以来“本末并重”思想之影响和社会经济自身之需要等因素。王彦辉亦认为汉代以城市为中心的商品经济在中国古代达到空前繁荣和高度发展的程度。全国统一市场和经济贸易区相继形成，不但商品流通活跃，商品生产程度亦相当高，商品经济已深入广大农村的每个农户。但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王彦辉着重分析了在这种背景下《汉人的商品意识及其历史作用》（东北师大学报1）。汉人的商品意识包括社会商品心理（求富意识、崇商从商意识、居住条件“市化”意向）和商品思想（求富正当论、农虞工商并重论、开放富国论、反奢倡廉的消费观等）两个层次，它对新的“贵利贱义”价值取向的形成、社会生产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等级秩序和官僚制度。对这一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程度估计最高的是邓福秋，她认为西汉前期自然经济已经解体、市场机制充满活力，《史记·货殖列传》所载“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反映了供求矛盾制约下价格的波动；市场价格已成为平衡供求、励激生产的杠杆。而“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则表明了汉代已形成平均利润率。她根据《货殖传》的资料，分析了平均利润如何制约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的利润分配，“子贷金钱”的年利率，由于它包括高利贷资本的借贷资本，前者高于20%，后者低于20%，扯平仍为20%。她还认为，司马迁笔下追逐“什二之利”的“素封”，是以产业资本家为主体的新兴资产阶级，但资本主义之发展后被汉武帝的抑商政策所扼杀（西汉前期的市场经济和我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4）。
本年度出现了研究特定时期特定地区市场具体情况的论文。刘景纯作了《秦市场发展述论》（唐都学刊3），认为在秦（包括秦国和秦王朝）发展历史上，商鞅变法前和战国中后期至至秦始皇时代是市场贸易和发展两度活跃和发展时期，而以后者影响更广泛深刻。国家对市场的严格管理和社会对市场的要求，使市场既有发展，又受制约，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市场发展基本特征。高维刚则利用汉简征以相关典籍对汉代河西四郡市场设置、商品种类、价格、交易形式，屯军与市场之关系作了具体的考察和描述，也得出河西四郡市场既颇活跃，又受限制的结论。（从汉简管窥河西四郡市场／四川大学学报2）王震亚则从人们以前较少注意的角度作了《汉代丝绸之路上的物价、税收及市场管理述论》（西北师大学报1）。
罗庆康进行了对最近问世的《〈居延新简〉所记的西汉物价研究》（安徽史学2），涉及田价、谷物价、染料价、鱼价、肉价、脂价、布绢价、酒价、车价、衣物价、铁器价、席价、工价等，反映了昭宣以后至西汉后期物价，并与《史记·货殖列传》所载物价作了比较。
关于汉代的货币有以下论文：丁光勋／试西汉货币结构的形成演化及其与社会经济的关系／上海师大学报1；宋康年／略论五铢钱制的演变与西汉几种货币思想／考古与文物5；邹志谅／论五铢钱制与六朝钱币／东南文化3；王树伟／“黄金方寸而重一斤”解／河北师院学报93.5，94.1。丁文试图突破以往钱币学研究的框框，注意阐释货币演变与社会经济关系。尤可注意的是王文所作的考证。它揭示《汉书·食货志》所载“黄金方寸而重一斤”乃是宽广周尺1寸（2.31厘米）、厚周尺7厘（0.1617厘米）的一块周朝成色的黄金版，其重量为／“
”（合今16.35克）。“”后省作“斤”，其实是1汉两。王氏对此作了多方面的论证。此结论若能成立，有关记载汉代黄金特多之谜庶几可以破解。
汉代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王彦辉作了前人鲜有涉足的《汉代豪民私债考》（中国史研究2）。他认为汉代借贷与当时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和利润平均化的趋势相适应，契约借贷始终占主导地位，但不同阶段有不同变化，东汉时抵押借贷已逐渐占支配地位。王氏还对汉代豪民借贷的社会影响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作出了评价。邵鸿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商品经济与汉代军队》（中国史研究3），这也是一个新的课题。汤标中评价了《王莽的“市平”和“利息论”》（北京商学院学报4），这是一个涉牵国家对市场的管理与认识的问题。汤氏认为，“市平”是世界上最早的、并初具规模与系统的市场价格规定。王莽借贷法中的“贷”是借钱给生产者作生产资金，收入除去成本后，要按十分之一计息，这反映当时已认识到利息来源于利润，比西方中世纪高明得多。
上古关于商品货币关系的文献资料较少，有人另辟蹊径予以发掘。王双《〈周易〉商旅专卦浅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6）和赵小刚《〈说文〉所反映的古代商贸进程》（西北师大学报5）属于这一类。
《论西周的货币》（四川师院学报1）者则有姚政的文章。姚氏认为西周具有发展货币的经济的基础，西周货币种类则有贝币、玉、布币、斧斤币、皮币、称量货币金和白金等。
地区史 民族史 交往史 这方面的成果也不少，屈小强《试论先秦时期的三峡经济文化带》（天府新论5）是较有特色的一篇。它在任乃强原有研究基础加以发挥，强调先秦三峡经济文化带以泉盐（巫峡一大溪盐泉）和丹砂为特色，处于扼关转枢的地理位置，在中国上古南方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论述同一地区经济的还有王家德的《试论长江三峡地区大溪文化的原始渔猎》（江汉考古3）。晏昌贵论述了《商周时期湖北的农业开发》（农业考古3）。刘玉堂则分析了《楚国的宗法制度与等级构成：兼析楚国的社会性质》（荆州师专学报1），并作了《楚国农业的历史考察》（农业考古3）。随着齐文化研究的开展，先秦齐国经济史的研究也有长足的进步。《管子学刊》第3期刊登了张荣朋《管仲改革标志着齐国社会形态的转折》和仝晰纲的《齐国乡里制度述论》，第4期刊登了刘武的《周代齐国经济概况》和王毅的《试论齐国市场管理的举措》即这方面的成果。以往人们往往把汉代南方农业看得十分原始落后，近年的考古发现在相当程度上纠正这种偏见。张燕飞把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相结合，并从人口的变化上，揭示《汉代江南农业的发展》（中国农史4）。汉代的豫章郡（今江西省）以前是研究的盲点，许怀林撰文专《论汉代豫章郡的历史地位》（江西师范大学学报3），从考古，文献、人口、人物等方面，论证汉代豫章郡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绝非蛮荒之地。《论汉代江西经济的发展》，则有《江西社会科学》第3期刘良群的文章。王子今《试论秦汉气候变迁对江南经济文化发展的意义》（学术月刊9）指出，大战国至西汉的温暖湿润到东汉的转冷，导致中原主要产粮区严重灾变及草原游牧民的南下，并由此促进了中原人口向江南流动，加速了江南地区的早期开发。
主要依靠考古材料，复原一个地区经济文化的历史面貌，是本时期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特色和动向。本年度这方面的论文有：卢建一／先秦时期福建社会生产力水平概述／福建师大学报3；罗开玉／秦至蜀汉巴蜀地区农林牧渔副业／四川文物5；帅希彭／从出土文物看汉代的武阳（按即今四川彭山）农业／文物3。以资料介绍为主的还有《农业考古》第1期的王金玉／试析南阳汉画中的农业图象；安强／湖南澧县新洲汉晋墓出土与农业有关的文物。杨剑虹《居延汉简三类会计薄书窥测》（西北史地2）亦属这一类型。作者通过对居延汉简中吏奉名籍、吏卒禀名籍、戍卒衣物卷的剖析，对汉代居延地区的经济生活作了具体的揭示，内容颇丰富。
民族经济史方面，薛方昱讨论了《关于汉代羌族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文章试图破除对甲骨文“羌”字的传统解释，推断羌族县一个定居以农业为主的民族。其结论似仍有商榷余地。杨东晨也研究了《海南岛先秦及秦汉的民族和经济》（海南大学学报2）。
我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臧振认为，至迟在张骞通西域前二千年，“丝绸之路”已是一条热线，而运输的主要货物则是昆仑山所产的玉石。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以良渚为中心，南到广东石峡，北到辽宁红山，大量出土产于新疆南部的真玉制品即其明证。臧氏名之为“玉石之路”（王石之路初探／人文杂志2）。此外，于是兰以广州象冈南越文王墓等出土的丰富文物为依据，论述了《秦汉时期岭南越人与外界的交往》（暨南大学学报4）。路爱勤则申述了《西汉时期中西航线之我见》（社会科学战线6）。
田制 阶级 社会组织 社会性质及其演变 袁林《析“田”》（贵州大学学报93.4）认为，西周及春秋前期的“田”特指用以实现剩余劳动、生产剩余产品的耕地，被剥削者生产必要产品的耕地不在其列。“田”还包含了一种相对较弱的群体人身控制关系。“贮田”是某种剥削权力在贵族间的转移。“公田”、“私田”则是“田”在不同等级贵族间的分配。张在义《〈左传〉爰田试析：兼谈晋国的土地制度》（古籍整理研究学刊4），认定晋“作爰田”是制定赏田制度。李雪山考察了《〈周礼〉中农民土地分配问题》（殷都学刊1），认为《周礼》所记制度是一种国家授田制，大体反映春秋战国情况。臧知非《提封田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依据田昌五的有关观点，对始见于《汉书·地理志》的“提封田”之含义、由来、性质、功能作了进一步的论述，指出它以土地国有制为前提，是为了测定全国土地总数、确定耕地数字制土分民而采取的一种方法。西汉时代随着土地私有制之确立，提封田制逐步失去其存在价值。此外，陈润田作了《我国古代授田制探析》（中国农史1）；施丁讨论了《汉代轮台屯田的上限问题》（中国史研究4）。
研究农民的论文相对较多。何海根的《早期自耕农琐论》（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93.4）把从春秋中期至秦灭亡小农经济的发生发展划分为若干小的阶段。洪煜考察了《战国秦汉的小农经济》（史学月刊5），对其形成、规模、赋税负担及国家政策等作了分析。刘磐修翻译〔美〕比尔·孔维廉《汉代农民的收入与支出》（徐州师院学报2）一文，不满足于晁错、贾谊等人的笼统描述，而试图予以量化研究，产得出比较乐观的结论。李树军则着重分析了《汉代依附农的种类及其产生》（甘肃社会科学1）。其它有关阶级关系的论文有：杨作南／商代生产领域中的奴隶劳动／殷都学刊1；杨师群／论两汉地主阶级的形成及其性质特征／学术月刊8；邱少平／东汉门阀士族的形成／益阳师专学报3；刘玉堂／楚国商人社会地位散议／江汉论坛9。
与经济有关的社会组织，宋镇豪研究了《商代邑制所反映的社会性质》（中国史研究4）；臧知非作了《先秦什伍乡里制度试探》（人文杂志1）；陈长琦分析了《战国时代“郡”的嬗变》（广东社会科学1）。
以对西周社会性质的判断为中心之一的中国社会历史分期讨论近年比较沉寂。最近李文治复揭《西周封建论》（中国经济史研究4）之帜，他以《诗经》为主要材料，以“助法”为考察重点，指出与助法相联系，每个农户均为独立的经济实体，每个农户都要承担劳役地租，每个农户都对土地所有主发生人身依附关系──这紧密相联的三要素决定了西周的社会性质封建制。此外，李朝远考察了《青铜器所见西周中期的社会变迁》（学术月刊11）；黄武强作了《西周春秋社会形态新探》（广西社会科学1）。
洪家义《论商鞅变法》（南京大学学报1）不囿成说，在肯定其功绩的同时，着重指出其三大偏差：经济上压制工商，违反经济规律；文化上弃绝文化，破坏了文化发展的好势头；政治上倡导君主专制，选错了政治体制方向。这是秦朝速亡原因之一。王汉昌也有《试论秦汉时期的改革》（河北大学学报1）之作。
经济政策、思想及其它 关于经济政策与制度，汉武帝一朝的措施与建置历来引人注目并颇有争议。本年度这方面的论文有：周舜南／对汉武帝经济改革的再认识／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鹿谞慧／浅谈汉武帝的“以商抑商”／光明日报94.1.31；；刘良群／从盐铁官营看西汉的专卖制度及其流弊／赣南师院学报3）。均输是汉武帝曾经实行的重要经济制度。王子今《西汉均输制度新议》（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对此作了积极评价。他认为均输不能混同于作为官营商业的平准，它的主要行政内容是对官营运输业的整理。亦捷则列举五证论定《西汉均输官确有经商职能》（首都师大学报3），指出王文从立论到方法均有严重谬误。
重农抑商政策得失之讨论仍在继续。谢建社论述了《秦汉重农政策及其在实践中的矛盾》（争鸣1）。李德弟则着重分析了《秦汉“抑末”政策形成的心理文化因素》（宜春师专学报1）。晋文也发表了《关于秦代抑商政策的若干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看法。
关于荒政的文章有：晋文／以经治国与汉代荒政／中国史研究2；刘太祥／东汉防灾赈荒措施／南都学刊／。
经济思想史论文以评议《管子》为多，而又多集中于《管子学刊》。如：李英华／管子经济思想探析／管子学刊1；张守军／予而后取，取之有道──《管子》的赋税思想／管子学刊1；张和平／《管左》惠民思想蠡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杨生民／《管子·轻重篇》经济管理思想新探／首都师大学报2；宋玉顺／论《管子》的工商业思想；张龙海／《管子》货币思想论；韩祥吉／《管左》论粮食；边树本等／《管子》“贫富有度”论探析；吴邦本等／谈《侈靡》篇之侈靡；石小同／《管子》对铁的开发与管理（以上6篇均刊管子学刊4）；王京龙／《管子》书中所反映的市场意识；戴吾三／论《管子》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思想；宜兆琦／试析齐国经济思想发展的主要阶段性特点（以上3篇刊管子学刊3）；汤标中／《管子》的商业和市场管理思想／商业经济文荟2；费月琴／管仲经济思想初探／扬州大学商学院学报2；张守军／轻重理论的市场干预思想／商业研究9等。研究其他发秦诸子经济思想的有：沈萼／初析荀况以富民为基础的富国论／新疆大学学报3；邢树森等／荀子的管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经济论坛7；蔡泽华／荀子四大经济理论述评／益阳师专学报2；刘灵群／墨子财富观探析／江淮论坛2；张春法／浅议范蠡的营销观念／粮食经济研究1；区永坼／《商君书》重农抑商思想评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3；孔冠臣／孔子经济伦理的现代管理价值／山东师大学报4；陈健夫／人口、土地、富国：商鞅人口经济思想初探／湖南教育学院学报3；尹砥延／论孔子的经济思想／吉首大学学报2；谢永湘／孔子义利观对中华民族心态的影响／南昌大学学报3；梁周敏／老子《道德经》经济思想管见／学习论坛7；贯怀信／《逸周书》经济思想初探／西北大学学报3。汉代司马迁经济思想是研究热点。文章有：张立俊／浅谈司马迁的经商思想／江苏商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93.4；胡新中／略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求是学刊93.3；牛天民／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商品经济思想／宝鸡文理学院学报93.3。另有张守军／晁错的贵粟论／商业研究4；张守军／陆贾与董仲舒的潮士不商的思想／商业研究10；汤标中／桑弘羊“2商富国论”／浙江商业经济9。综论思潮或学派的有：李立华／春秋战国兵家经济思想论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4；应德平／“重本轻末”辨：关于中国古代传统经济思想之管见／贵州文史丛刊2；张守军／春秋时期的赋役思想／经济科学1；吴运生／论中国古代的重农思想／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古今轻税思想探析／税务与经济2等。
史前经济文化的论文有：谢仲礼／江南地区史前木器初探／东南文化93.6；陈晶／中国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木器的应用／华夏考古1；李向民／中国原始社会艺术经济论／东南文化5；逄振镐／史前东夷饮食生活方式／中国农史4。其中李向民的文章颇有特色。
手工业方面，张永山对《西周时期的纺织和毛皮手工业生产》（中国史研究4）作了迄今较为全面的论述。王子今利用考古材料（包括简牍）与文献印证，对前人忽略的《秦汉时期森林采伐业和木材加工》（古今农业4）进行了考察。杨琮则有《“河南工官”的设机及其弩机生产年代考》（文物5）之作。
交通方面，王子今进行了《〈九章算术〉汉代交通史料研究》（南都学坛2），别开生面；余太山考察《汉魏通西域路线及其变迁》（西域研究1），亦颇扎实，彭曦《陕西洛河汉代漕运的发现与考察》（文博1）和程在伦《雅安地区旄牛区飞越古道驿站考》（四川文物1）则是利用考古文物新发现所作的研究。
城市方面，杨年分析了《中国城市的起源与城市的基本特征》（齐鲁学刊3），李如森论述了《先秦古城的演变与汉长安城模式的确定》（北方文物1）。
农业文化方面，饶恒之考察了牛与周文化的关系（从《诗经》看牛与周文化的联系／宁夏大学学报1；《诗经》中的“牛”反映的周文化／民间文学论坛1）。
财政史方面，杨天宇作了《汉代官俸考略》（河南大学学报1）。吴泽湘针对有些人不适当地把我国审计史往前提的倾向，而有《论“西周审计”说不能成立》（南京社会科学5）之作。
其它还有：张荣喜探讨了《西汉前期经济发展的原因》（内蒙古电大学刊2）；陶文牛考察了《东汉人口南北分布的演变》（山西大学学报3）；游翔《〈史记·平准书〉〈汉书·良货志〉比较三题》（华中师大学报1），对两者的范畴界定，撰写旨趣和经济史识作了比较，认为《平准书》开了经济史篇先河，《食货志》创立了经济史篇的传统，后者实高于前者。
还应一提的是，白寿彝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上古时代上、下，即第三、四卷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丙编为“典志”，属第三卷内容，农业，手工业、商业和货币，交通、道路、都会，国野乡里和郡县，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等级和阶级。分别由范楚玉、李根蟠、徐喜辰、史念海撰写。共337页，约25万字。可见，它实际上是夏商至战国时代颇有份量的社会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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