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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301—（2000）01—0070—10
文化景观是文化地理学的五大研究主题之一[1～3]。尽管近几十年来随着对科学分析、理论、建模和计量方法的日益重视，景观研究的重要性下降了，但“景观的辨别、描述和解释长期以来一直是地理学的一个主要工作”[4]。本文试图对文化景观研究的进展作一综述。
1 景观与文化景观
1.1 景观内涵
景观一词在古代是指可证明由个人或集团所拥有的一块土地。后来，受到荷兰画家（他们把景观看作是风景画）的影响，景观被赋予更现代的含义[5]。Hamerton（1885年）给出了景观的现代用法， 即特定地点所能看到的全部地表[6]。
由于景观内涵的不确定性，在地理学家中已经引起了相当的混乱。对不同的观察者而言，同一景观意味着不同的事物。Mikesell写道：“当地理学家谈到景观的‘客观现实’，并试图把景观作为一个科学概念时，对景观的两种流行看法及其主观泛化造成了持续不断的困难”[4] 。Hartshorne较详细地描述了围绕景观一词的混乱情况[7]。 他指出：在近代地理学中，对景观的重视可追溯到早期德国地理学家和landschaft一词；在德语中，landschaft一词通常用来表示对土地的感知或者面积有限的一块土地；“尽管一般德国地理学家在演讲中提到的多种可能意义至少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引起了某种混乱，但正是在最近几十年内随着景观这一极为重要的词在地理学语言中的建立，它所产生的混乱才在地理思想的各个领域中蔓延开来”[7]。 尽管人们对景观一词有一些误解，但人们仍将继续使用景观一词。
有的苏联学者把景观定义为“自然地域或水域综合体”，可用于任何等级分类单元；而伊萨钦科等则把景观视为有一定分类等级的单元 [8]。Walmsley等把景观理解为人们周围观察到的连续平面，它是人类利用环境的一种产物[9]。 肖和李给出的景观定义是：一个由不同土地单元镶嵌组成，具有明显视觉特征的地理实体，它处于生态系统之上、大地理区域之下的中间尺度，兼具经济、生态和美学价值[10]。在人文地理研究中，我们可以把景观看成地理综合体，即由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组成；人文地理学侧重研究文化景观，包括其组成、演变、类型、感知、解释、生态、保护和规划。
目前，由于人类活动的广泛性，自然景观的人文化程度不断加深，因而地理学者在许多情况下使用“景观”一词，几乎都植根于文化景观概念。例如，我们在谈论经济景观、城市景观甚至工业景观时，通常对这些词汇不作限定。
1.2 景观研究
德国地理学家A·洪堡在19世纪初提出， 应把景观作为地理学的中心问题，探讨由原始的自然景观变成文化景观的过程[11]。美国的苏尔（Sauer）是强烈坚持把对景观的科学研究作为地理学核心的第一人[12]。他重新评述了地理学的研究领域、景观的内容、形态学方法的应用，以及各种景观的形式和功能，把注意力引向“文化景观”概念；在他看来，文化景观是任何特定时间内形成一地基本特征的自然和人文因素的复合体。苏尔认为，景观因人类的作用而不断变化[12]，因此，文化景观是人类文化与自然景观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苏尔看来，“就象历史事实是时间事实，它们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时代概念一样，地理事实可以看作是地点事实，它们间的关系可用景观概念来表达”[4]。苏联地理学家贝尔格等发展并创立了景观地理学派。
从Broek的著作[13] 和文化地理学伯克莱学派的建立看出苏尔对美国地理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苏尔之后，一系列文化景观研究随之出现，如社会地形（Kolb and Polson，1954）、经济景观（Losch，1954）、神权宗教景观（Young，1967）、军事景观（Johnson，1976）和经济面（Bourne and Simmons，1978）等[14]。正如我们在P.W.Bryan （1933）和M.Sorre（1961）的著作[15，16]中所看到的那样， 苏尔之后地理学家对景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类对土地的利用。Thomas编辑的论文集《人类在改变地球面貌方面的作用》[17]进一步把文化景观研究推向高潮。
尽管有人批评景观研究结构太松散，但许多景观研究却对近代地理学作出了重要贡献[18]，例如Lowenthal和Prince[19]、Lowenthal[20]、Tuan[21]。Tuan指出：“当我们通过所有感官和积极而深刻的思考，获得一物或一地总体上的经验时，我们就获得了具体的现实”[21]。他从经验主义观点出发研究景观，探讨诸如拥挤、虚拟的地方、对家乡的依恋和地方的创造物等。Appleton[22]则以另一种不同的风格研究经验和景观问题，他企图了解人们喜欢什么样的景观及喜欢它的原因。
近年来,在国际景观生态学会(IALE)与美国地理学家协会(AAG) 举办的大型学术活动中,都有景观与文化的专题讨论会。1994年在AAG第90届年会上有“文化研究在地理学中的应用：神话、景观、 通讯”专题报告会;1995年IALE大会上对景观类型与人类活动特征、景观建设的量化因子、21世纪的文化景观、持续发展与文化景观等命题都有涉及。
1.3 景观分类
由于对景观内涵的理解不同，对景观的分类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伊萨钦科为代表的苏联部分地理学家曾提出过一套复杂的景观分类命名体系，对应于不同的分类等级单元[11]。Naveh 把景观分为三大类，即开放景观（包括自然景观、半自然景观、半农业景观和农业景观）、建筑景观（包括乡村景观、城郊景观和城市工业景观）和文化景观[23]。
查别林根据人类对景观的影响程度把景观分为两大类，即自然景观和人源景观。自然景观指完全未受到直接的人类活动影响或受这种影响的程度很小的景观，可以再分为原始景观和轻度改变景观。高山景观、南极滨海景观、泰加景观、红树景观等均属此类景观。人源景观指由于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的结果而产生的景观，它可再分为自然—人源景观和文化景观。自然—人源景观指那些虽然是在人类活动影响下产生但后来还是独立发展的景观；文化景观应当理解为人类为满足某种需要而有意识地建立的景观。波格丹诺夫按人类改变程度的系统化情况把景观分为原始景观、微有改变景观、文化景观和改造了的文化景观[24]。
我国地理学者对土地类型研究较多，把土地类型理解为“以地表环境自然地理各要素相互作用所形成的自然综合体”，这实际上近似于景观类型的划分。景观总是或多或少与人类干扰关联，按照景观塑造过程中的人类活动影响程度，景观首先可以分为自然景观、经营景观和人工景观三大类[11]。
1.4 文化景观的内涵
Sauer在“文化地理学的近今发展”[25] 一文中给出了一个简单而容易使人误解的文化景观定义，即是“附加在自然景观之上的各种人类活动形态”[26]。波格丹诺夫把文化景观解释为人类积极地有目的地参与而形成的景观，而改造了的文化景观则是“在非对抗性人类集团所掌握的高度科学基础上，人类有意识改变的景观[24]。我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奠基人李旭旦教授认为，“文化景观是地球表面文化现象的复合体，它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地理特征”[27]。de Blij 给出了文化景观的广义定义，“文化景观包括人类对自然景观的所有可辨认出的改变，包括对地球表面及生物圈的种种改变”[26]。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文化景观是指人类为了满足某种需要，利用自然界提供的材料，在自然景观之上叠加人类活动的结果而形成的景观。
2 文化景观研究的角度及其进展
2.1 文化景观起源和变迁
以苏尔为首的伯克莱学派引导人们用发生学方法研究历史文化。美国地理学家、苏尔的学生Whittlesey 首创“相继占用”（sequentoccupance，国内有学者将其译为‘文化史层’）[28]一词， 并分别用一个模型和一个实例研究来说明他的相继占用概念。他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实例研究中创立了一个形式——阶段序列：印第安人居住时为从事采集的原始森林；欧洲迁移来的农民把低地开发为农田，在山坡草场养牲口；现代因经济改变又把它盖上森林（次生）并养些牲畜；他预言第四阶段将以林业为主要活动[29]。在他看来，每一个阶段或人类占用世代都与人类的祖先和后代联系在一起，并认为阶段演化是内因作用的结果，类似于一个活细胞的发展和死亡[18]。由于这一概念容易被其他人采纳，因而惠氏提出后不久， 类似的研究开始出现， 如Dodge [ 30] 、Thomas[31]、James[32]。而Alfred H.Meyer 对相继占用概念作了最详细、最复杂的描述[33 ]。 相继占用概念的来源可追溯到著名地貌学家WilliamDavis的侵蚀循环模型[34]。
苏尔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文化地理学家之一。1925年他阐述了自己的地理概念框架和文化对景观的影响；接着，他又花了几十年时间继续研究文化地理。1941年苏尔在AAG 年会上所作的主席致辞中强调：人文地理学即是对人类工程或文化景观的历史—文化研究[35]。正是他开创了文化地理学的伯克莱学派。他对农业起源和扩散的研究[36]和人在改变环境中的作用的研究[37]被视为经典之作。
景观的形成和变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找出并分析这些因素有助于预测景观的未来变化。S.Passarge曾把区域、人、文化和历史看作是解释自然景观变化的四种“空间动力”。斯宾塞和霍华斯1963年在“农业区是如何起源的”一文[38]中对三个近代农业区（美国玉米带、菲律宾椰棕区、马来西亚橡胶园）的农业发展与文化变迁进行比较研究后，得出结论：在这些文化区形成过程中有六个文化过程在起作用。它们是：心理过程、政治过程、历史过程、技术过程、农艺过程、经济过程 [26]。对这些过程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划出农业文化区。1964 年劳滕扎克在研究伊比利亚半岛的景观变化时发现：半岛的连续性景观变化是一个拥有四个变量（纬度、海拔高度、距海路程和最近海岸的方向）的函数。这种“更为精确的分析方法为景观学提出了新的方向”，“就是这种创新的方向使得区域地理（景观学）成为大多数德国学者的中心旨趣”[39]。
由于文化景观主要是由人类活动的影响而形成的，所以文化景观的变化也主要取决于人类活动。人类活动不断改变文化景观的格局和过程。二战以后，德国地理学家把重视研究社会文化的新地理学叫做“社会地理学”；认为社会地理学的目的在于解释文化景观，明确主张景观变迁的主要力量是人类集团的“态度、目的和技能”。
文化景观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聚落型式、土地利用类型和建筑等方面。在城市郊区，由于城市向外蔓延和工业的郊区化，原有的农田景观向城市景观、工业景观、交通景观等转化，土地利用由农业用地变为城镇用地和工商业用地。王[40]等通过分析辽河三角洲湿地的景观变化，认为景观变化导致生物多样性的降低，景观内部均质化发展降低了景观抗干扰的能力。钱[41]通过对吴文化区域系统的研究，指出吴文化景观形成和变化的原因包括：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变迁、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技术进步、横向交流。
从方法上看，用电子计算机模拟景观的变化已经成为国外学者争相采用的方法，所建立的空间变化模型包括把生物反馈机制引入空间动态模型和把空间特征引入生态学模型；大多数空间模型都把所研究的景观网格化，通过基本空间单元的变化来体现景观的空间动态变化[10]。
2.2 文化景观感知和解释
对不同类型景观的感知、对景观的态度以及景观对人类的影响，都是地理学的当代主题[18]。70年代以来，与文化景观有关的感知和行为研究越来越重要，J.K.Wright[42]和W.Kirk[43]是这类主题的较早评论者。尽管文化景观是由作为整体的人类的影响产生的，但它却可以由个人以其特有方式加以解释[9]。例如， 我们可能会根据个人的态度和价值观，观察工业景观并发现许多不同的信息。有人只看到丑恶、冒浓烟的大烟囱和受污染的水体，有人可能只看到权力的象征和人们的工作。对于同一个景观，与依赖该景观而生活的人相比，参观者可能作出截然不同的解释[18]。资本家可能从金钱角度解释景观，艺术家可能从美学角度解释景观，科学家可能从生态角度解释景观，社会活动家可能从混乱和不公平解释景观[9]。因而，有些地理学家坚持认为， 要努力阐明这些关系，寻找不同文化景观的含义，也要关注文化景观的各种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带给我们与之相关的文化的那些信息。Salter和Lloyd 甚至认为：“对景观含义和秩序的探寻——一种完全而清晰地了解景观的愿望——是地理学的主要责任。这种探索使我们在景观描述中能够超越较为表面的形式和功能，进而达到对周围世界人文含义的更深理解” [44]。
J.R.Gold坚持认为[45]：“人类必须投入人力物力，研究人类经历的具有符号价值的景观”。景观能使人产生从害怕到高兴和怀旧等在内的不同态度，对景观的态度又通过人们利用和改造景观的方式反映出来。Gold举例指出：“到美洲航行的早期报道中都有这样的景象：花园由具有绅士风度且举止可爱的人占据着，他们天真单纯，慷慨大方。这种单纯一旦遇到工业文明就会出现紧张……把美洲视为花园的想象一直持续到19世纪”。Gold提醒我们，“景观代表人类喜爱的程度，是人们偏爱的区位，因而人文化了”。
Tuan研究了理想景观思想[46]。他探讨感知的共同特征，进而引起人们对理想城市、理想生活方式和美国城市景观中的幻想成分等的关注。Tuan在对环境感知和理想景观所作的最后评论中认为：“人类一直在寻找理想环境。但理想环境是什么样？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看法不一。但是实际上，我们似乎可以勾画出两种图景，即单纯的花园和宇宙。地球的果实提供了保证，星星的和谐除了提供保证外，还给人类带来了壮丽景象”[46]。理想景观也许并不存在，但这并没有也不应该使寻找理想景观的人泄气。
1979年Lewis提出景观解释和研究的七项原则[9]。这些原则是建立在以下假定基础上，即所有的人都以类似的方式体验环境且对环境的反映可由社会和文化进行传播。目前，对文化景观的解释主要有四种模型，即画家式模型、民间景观起源模型、书籍模型、剧本作法模型[47]。
2.3 文化景观组成
由于文化景观是任何特定时间内形成某地基本特征的自然和人文因素的复合体，是“附加在自然景观之上的各种人类活动形态”，因而文化景观由自然和人文两大类因素组成。自然因素为人类物质文化景观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各种条件。有时自然因素本身的独特组合也能形成奇特的自然景观，在此基础上形成独特的文化景观。自然环境具有地带性规律，使文化景观的许多人文因素（如民居等）具有明显的地带性。构成文化景观基底的自然因素包括地貌、动植物、水文、气候和土壤等，各种因素在景观中的作用各不相同。地貌因素常常对景观的宏观特征产生巨大作用，影响景观的人文化程度；岩石圈是文化景观各组成要素相互作用的场所，是文化景观赖以存在的基础。在森林景观、草原景观、乡村田园景观、园林景观中，生物因素是文化景观中是鲜明的要素之一。
构成文化景观的人文因素可以分成两类，即物质因素和非物质因素。物质因素是文化景观的最重要组成要素，指具有色彩和形态，可以被人们肉眼感觉到的、有形的人文因素，包括聚落、人物、服饰、街道、交通工具、栽培植物、驯化动物等。在文化景观各组成要素中聚落是最显而易见的，它集中反映了组成要素之间的相关，是文化景观的核心。正因为如此，文化地理学者（特别是伯克莱学派的学者们）已经投入大量精力研究聚落特征，如房屋的类型和结构、方言结构，以及它们与道路网、建筑材料、土地格局、自然障碍、自然资源的关系，其中对乡村类型的研究占据最突出的地位。农村聚落的规模和密度反映所在地的人口密度及人口分布特征，也反映民族的生产习惯、区域文化特色、经济发展水平、土地利用状况和农业生产结构[48]。
非物质因素主要包括思想意识、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审美观、道德观、政治因素、生产关系等。这些因素是文化景观的无形之气，其作用不容忽视；对它们进行研究，我们就可以透过景观的物质外貌，深入文化景观内部，使文化景观研究深入到深层机制的水平上。
文化景观的组成除前述的因素外，还有一种凌架于各物质因素和非物质因素之上、可以感觉到但难以表达出来的“气氛”，它象区域个性一样，是一种抽象的感觉。Jean Gottmann 在《欧洲地理》一书中写道：“……要把一个区域和四周区分开来，除了需要突出的山脉或河谷、特定的语言和某些技艺外，还必须有一种基于某种宗教教义、社会观念、政治模式（有时是三者的结合）的强烈信仰。因此，区域化必须以景象作为基础，每一个社区都有它的特具景象，一种和它的邻区稍稍不同的标记……”[27]。
2.4 文化景观类型
19世纪末，德国地理学者曾把地理学定义为“景观科学”，并认为应主要研究特定区域内景观的形态。他们提出了许多研究计划，对景观及其组成进行分类，提出标准的分析程序。由于景观构成的复杂性，划分文化景观类型的方法很多。例如，根据可视性可以分为物质文化景观和非物质文化景观；根据人口密集程度、就业构成、建筑物密集程度等可分为乡村景观和城市景观。此外，还可以将文化景观分为农村聚落景观、人口景观、政治景观、语言景观、宗教景观、建筑景观、流行文化景观、大都市景观等较具体的类型。
国内已有学者对文化景观划分应遵循的原则作了探讨，但尚未取得一致意见。例如，金和董在划分江苏省高淳县文化景观类型时采用的划分原则有[49]：文化景观产生的基础（自然环境、人口密度与分布等）具有相似性；具有基本相同的发生发展过程；文化现状特征相似；经济和社会文化的今后建设方向大致相同。董提出划分乡村文化景观类型的五条原则[50]，即相关原则、同质原则、外观一致性原则、共时原则、发生演化一致原则。此外，有学者将景观分类的原则和（命名）方法总结为五点，也可供划分文化景观时参考[11]。
在划分文化景观类型时还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不能把划分自然景观的方法套用到文化景观的划分上；第二，文化景观的划分必须采取定量和主观感知相结合的方法；第三，要注意景观要素在组合上的相关性[48]。
2.5 景观生态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不适当的发展、追求高消费等原因，生态恶化、资源短缺、人口膨胀、粮食供给等问题日益严重并表现出全球性。在这一背景下，景观生态研究受到重视[51]，景观生态学成为地理学者和生态学者的研究热点之一，荷兰、美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在景观生态设计和景观生态规划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出版了大量论著。
早在1939年生物地理学家C.特罗尔（Troll， Carl）就提出了“景观生态学”一词，其背景甚至可以追溯到洪堡、苏卡乔夫等人的早期工作。1981年第一次世界景观生态学大会在荷兰召开，1982年IALE在荷兰成立。1991年在加拿大、1995年在法国分别召开了第二、第三次世界大会，这表明景观生态学自80年代以来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上出版了多部景观生态学著作，仅1987年以来以英文出版的专著就至少有15本[11]。美国哈佛大学的Forman教授出版的《土地镶嵌：景观与区域的生态学》[52]一书为当代景观生态学的代表作。 该书分5篇14章，约50万字，内容丰富，论点新颖，总结了美国景观生态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与进展，既有理论深度又有系统性。
在我国，景贵和、肖笃宁、傅伯杰、王仰麟、欧阳志云和王如松等学者在景观生态和生态规划设计方面做了不少研究工作，取得了不少成果[53～60]。此外，文化景观的文化经济生态价值在旅游开发、区域规划和城市规划中已经得到开发利用，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6 景观保护与景观规划
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通过经济活动和开发活动，创造并保持了许多独特的文化景观，蕴藏着有关文化的许多信息。近几十年来，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城市的急剧扩张、现代交通的发展，已经使世界许多地区的景观遭到破坏，面临退化和消失的危险。为此，景观保护受到重视，国际上已将生物多样性的三个层次——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拓展为包含景观在内的四个层次[58，61]。1992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将文化景观单列出来，迄今为止已有四处文化景观进入世界遗产名单[11]，即澳大利亚的Viukata国家公园、新西兰的Tongariro山国家公园、菲律宾吕宋岛北部水稻梯田景观、葡萄牙的Sintra城堡。景观还是生物多样性的最后储藏所和绝对保护区的缓冲带；景观是反映过去人类土地利用的历史和遗迹的证据，可以作为人类土地持续利用的活样板，并为人类提供享受美和愉快以及自然与文化多样性的机会。因而，保护和抢救有价值的景观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1994年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大会进一步提出，要利用景观生态学原理来规划和管理土地资源，促进文化景观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这一切都表明，世界各国各地区都已经认识到保护景观（特别是具有较大价值的文化景观）和地方特色的重要性，这一点在城市规划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如今，城市景观规划和城市设计已经成为城市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
自从F.L.Olmsted1863年提出“景观建筑学”以来， 将生态原则与景观设计相结合，使城市与自然相融合，“创造性地利用景观，使城市环境变得自然而适于居住”，一直是I.L.McHarg[62]、C.A.Smyser、 M.Hough等设计师追求的目标。Forman根据美国与欧洲的乡村情况，结合生态原理和文化背景，于1995年提出了一种基于生态空间理论的景观规划新模型[52]，即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模型，有人称之为可能景观设计。主要是通过集中使用土地，确保大型自然植被斑块的完整，以充分发挥其在景观中的生态功能；引导和设计自然斑块以廊道或碎部形式分散渗入人为活动控制的建筑地段或农业耕作地段；沿自然植被斑块和农田斑块的边缘，按距离建筑区的远近布设若干分散的居住处所，愈远愈分散，在大型自然植被斑块和建筑斑块之间也可增加些农业小斑块。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认为，要提高城市的综合效益，就必须重视城市环境质量、城市景观的多样性和多层次选择的可能性。宗跃光把文化景观论、景观生态原理应用于城市规划，认为城市景观规划将实现四种转变[63]，即由物质规划向生态规划的转变，土地利用规划向景观功能单元规划的转变，由点线规划向景观网络规划的转变，由静态规划向动态规划的转变。萧等针对几种人类活动方式和强度不同的景观类型（城市景观、乡村景观、风景名胜区景观、园林风景区景观、自然保护区景观），探讨了景观规划的特点和景观规划应该遵循的原则[64]。
收稿日期：1999－05；修订日期：199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