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政治经济的改革发展与高教体制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论文,体制改革论文,改革发展论文,高教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高教体制是高等教育体系和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的总称。它主要包括办学体制、领导管理体制、投资体制、招生和就业制度以及学校内部管理制度等五个方面。在我国高教改革中，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的改革是先导，教学改革是核心，而体制改革是关键〔1〕。 这一关键作用是由高教体制的枢纽地位决定的。一方面，体制改革直接制约高等教育的文化传播功能、社会服务功能、育人功能等各种功能的实现；另一方面它又是高等教育与社会联系的纽带，是高教系统反映社会要求并促进社会发展的中枢。因此，体制改革是整个高教改革和发展的关键，它既是改革的重点，又是改革的难点，可以说，是当前制约高等教育深化改革和发展的一个“瓶颈”因素，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高教体制是国家管理体制的一个方面，是各国的政治、历史、社会、传统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是较长时期演化而逐步固定下来的。但由于它受本国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社会制度和上层建筑等因素的制约，因而不可能有一成不变、永远理想的高教管理体制形式。它往往随社会、经济等的变革而变革，随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而发展。高教体制的合理性取决于它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适应程度，取决于它是否有利于自身功能的全面实现，充分显示高等教育的效能，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因此，作为国家管理体制的一个方面的高教体制，它的改革与国家其他方面的改革在时间程序上应同步，在空间结构上要协调配套。当前，从总体上看，我国高教体制的改革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和社会发展的步伐。原有的国家集中计划、中央部门直接管理的体制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高校的举办者、管理者和办学者的职责尚待进一步区分和明确，投资体制的多元化尚待完善，条块分割的结构还未完全打破，高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活力还较薄弱，高校内部管理和教学改革尚待深化。总的说来，高教体制改革的现状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的目标，即逐步建立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还有较大的距离，需加快改革的进程和力度。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高教体制改革与社会、政治、经济以及科技各方面改革和发展的关系，以提高对高教体制改革的自觉性、主动性和果断性的认识。
一 高教体制改革是我国社会政治改革发展的必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改革有两次重大的转折。第一次重大的转折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第二次重大的改革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这两次重大转折的过程中，都是以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的。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邓小平就提出体制必须改革，说：“我们的体制很不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要着重研究体制的改革”〔2〕。 又说：“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3〕，“如果现在不实行改革， 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4〕， 把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提高到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他还揭示改革的实质是一场革命，反复强调说：“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5〕，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6〕，“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7〕。邓小平这些关于改革和体制改革的思想，透彻地揭示了体制改革其中也包括高教体制改革与社会改革和发展的相关必然性和紧密性，是高教体制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和依据。
我国高教体制的变化正说明体制改革与政治形势、社会发展的相关性。建国初期，我国只有205所高校，全部由国家包下来， 实行国家集中统一领导管理的体制。1950年7月，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作出《关于高校领导关系问题的决定》，强调全国高校均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统一领导，1953年10月政务院公布的《关于修订高校领导关系的决定》，再次强调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同的是将“中央”划分为中央高教部和中央各部委两个方面，实行中央部门分割，即综合大学由中央高教部直接领导，多科性的高等工业院校和单科性的院校由中央各业务部委直接领导。这种领导管理体制是由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发展需要而决定的。为了改造旧中国高等教育，肃清它的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思想的影响，收回高教的主权，确保高校的新民主主义的性质，除了集中统一管理也别无他法。同时，从1952年起，我们开始全面地学习苏联，中央集中统一管理教育正是典型的苏联管理体制，因而当时实行这种体制是必然的。
从1958年到1963年，我国高教体制发生了变化，由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放到各地方领导，改变以“条条”为主的垂直管理体制，实行以“块块”为主的分散管理体制。1958年4月，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问题的意见》，同年8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作出的《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下放问题的规定》，都明确提出高校由各地方包括省、市、县甚至公社领导（原中央管理的近300 所高校几乎全部下放到地方）。这一管理体制的变动同样是由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决定的，即大跃进的产物。60年代初，我国农业发生了特大的自然灾害，加之苏联毁约所造成的经济困难，国家不得不采取调整、整顿的方针，因此高教体制在1963年又不得不再次改变，实行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模式。在十年动乱期间，也是由于政治形式的需要，又改变高教管理体制，于1969年10月，中央发出《关于高校下放问题的通知》，将高校全部下放到各省市， 实行分散管理。 十年动乱结束后，1979年9月，中共中央批发了教育部党组《关于建议重新颁发〈 关于加强高校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决定〉的报告》，高教管理体制又恢复到1963年前后实行的管理形式，一直到1985年6月中共中央《 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布以前，我国高教体制基本上仍是1963年所规定的管理体制。由于条块分割，政出多门，多头领导，中央权力仍过于集中，统得过多，包得过宽，管得过死，学校难以面向社会自主办学，高校不能协调平稳发展，其弊端十分明显。这些弊端不仅严重阻碍着高教的发展，而且使高教难以适应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难以与社会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步发展，从而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近几年来，我国社会正经历着“两个转变”，即经济体制的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而要求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实行“双重转轨”，即一是管理体制的转轨，逐步形成中央和省市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为主的新体制；一是发展方式的转轨，通过各种形式的“联合”，调整学校布局和专业结构，实现教育资源的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走以内涵发展为主的道路。1996年4月， 江泽民在与四所交通大学负责人座谈时指出：“我们的教育工作必须进一步解决好两大重要问题，一是教育要全面适应现代化建设对各类人才培养的要求，二是要全面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要进一步优化结构，调整好学校布局，提高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率，把我国的教育水平提高到一个新高度。”江泽民提出的“全面适应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的“两全”思想，既是高教体制改革的基本立足点，也是高教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它表明高教体制改革并非单是具体事件的调理和整治，而是管理观念的根本改变，是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社会发展的需要，实现我国战略发展目标的必然，是按教育规律治教的重大举措。教育应适应社会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江泽民的“两全”思想还表明，高教体制改革的目的还在于“全面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把高教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因而“适应”不是被动的、消极的，而是积极主动的态势，转变教育观念，改革管理模式，优化高教结构，调整学校布局，合理配置和利用教育资源，深入开展教学改革，大力提高所培养人才的规格和质量。因此高教体制改革不仅要考虑社会的当前需要，更要重视它的长远需要。改革虽扎根于社会现实，但也应超然于今天的现实，着眼于未来，以预见的眼光去思考和行动，克服现实社会的局限性，全面服务于社会，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二 从教育与经济的“双向”影响看高教体制改革
教育与经济是两个社会功能不同的系统，各有其不同的运行规律。但是它们又密切相关而不可分割。早期传统的观点，人们较多地注重经济对教育的影响，强调经济对教育的制约作用；本世纪70年代以来，丹尼森、舒尔茨等人的“人力资本理论”，皮奥里、戈登等人的“双重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的提出，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得到了充分的揭示，人们确信教育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资源。因而教育与经济不再是单向的关系，而是双向互动的关系。这为高教体制改革提供了更科学的理论依据，使体制改革的目标更为清晰，促进高教体制改革深入发展。
1.经济是高教体制改革的根本动力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改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头脑中，在人们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寻找；不应当在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8〕。同样，高教体制改革的终极原因也在于经济。 我国经济体制的改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是高教体制改革的根本动力。这是由经济的性质和作用决定的。经济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是政治、思想意识、法律、道德、艺术等上层建筑以及教育赖以建立起来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和服务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和发展，也必然会或迟或早地发生变革和发展。教育是不是上层建筑学术界虽有争论，但无论如何它总是受社会政治经济决定和制约的，正如列宁所说，“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9〕，其中也包括教育。 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经济发展是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在宏观方面经济决定着教育的权力和培养人才的规格，决定着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与受教育程度、年限有依存关系；经济发展水平与教育经费有依存关系，决定着教育发展的体系和结构；同时在微观方面，经济也决定着教育的内容和方式，与学科结构、专业设置有依存关系。所以，经济也是教育发展的基础。它既为教育不断提出需求，又不断为教育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条件，制约着教育的发展。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高等教育及其管理体制，同样是受经济的制约和决定的，经济体制决定着高教体制，高教体制必须适应经济体制。或者说，高教体制的基本模式和内容是经济体制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就有什么样的高教体制。当前，我国高教体制改革的紧迫性正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和决定的。原有的条块分割的高教管理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基本趋势不相吻合，与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变以及企事业管理体制改革不相适应，与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不相协调。这种不适应的状况不仅妨碍高校社会职能的充分发挥，而且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因而原有的高教体制不改不行，缓改、慢改也不行，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运行的基础工程。只有将高教体制改革立足于经济体制改革之中，才能提高改革的自觉性，增强改革的原动力。
2.高等教育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资源
教育与经济不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它有相对的独立性，它与经济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即教育既受制约于经济，但又反作用于经济。这种反作用的性向为正负两种：它可能为新的经济体制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起促进作用，但也可阻碍和影响新的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正向或负向作用的关键在于教育体制与经济经体制的匹配适应性。因此没有发达的现代教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难以建立和发展。
教育对经济的作用还突出表现在它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泉源。马克思首先提出教育是“生产劳动能力”的观点〔10〕。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无数事实说明，教育是劳动力形成、增值与提高的过程，它可以使人从简单的劳动力转化为复杂的劳动力，将经验型的劳动力转化为科学知识型的劳动力，从体力劳动者转变为脑力劳动者或脑、体力劳动结合为一体化的劳动者，从重复型的劳动者转化为创造型的开拓人才。劳动者通过教育和培训以提高自身的素质，有效地促进生产的增值和生产力的提高。教育还通过一些专门人才的培养，为社会带来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如培养自然科学技术人才，推动科学技术革命，促进生产和经济的发展；培养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科学的专门人才在理论和实践工作中，调整和完善生产关系，促进经济和生产的发展；还可通过对文学、艺术、体育人才的培养，改善人的就业性质和地位，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消费能力、消闲能力和生活方式的提高，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可以说，教育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全局性的。那种认为教育是“单纯消耗事业”的观点是陈旧的，而应树立“教育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泉源”的观点。197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舒尔茨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中，就是把教育看作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式，并提出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即教育成本和收益的比率）在5%—15%之间，国民收入增长部分中有33 %是教育所起的作用。舒尔茨的观点后来在西方虽然受到一些非议，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却是被人们所认同。皮奥里、戈登等人提出的“双重劳动力市场的划分理论”，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教育的经济价值。他认为西方社会无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而是双重劳动力市场。教育水平的高低是劳动力市场的标志，是构成不同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条件。教育的经济价值在于它是决定一个人在高级劳动力市场或低级劳动力市场工作。只有在高级劳力市场的工作才能充分显示教育的作用。一般进入高级劳动力市场的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亚太地区，韩国、新加坡等的经济之所以能迅速起飞，一跃而成为发达国家，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重视教育对经济的增长作用，它们几乎一致地都走了一条依靠教育、培养人才、振兴科技，从而推动经济繁荣的道路。有的学者将这“先教育发达，后科技发达，进而达到经济发达”的道路称为“发达律”。这是发达国家共同走过的道路，应该说具有普遍性。“发达律”也表明教育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泉源。
三 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与高教体制改革的任务
本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最明显的变化是市场化。除古巴、朝鲜等少数几个国家以外，市场经济已成为全球发展的趋势。在亚洲，韩国、新加坡等之所以二三十年就改变贫困，迅速实现现代化，走完发达国家近200年的历程， 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使教育真正为经济发展服务，真正确立了经济发展必须依靠教育的思想，把转变教育模式、教育管理体制的工作纳入经济转型的实践中，使高等教育与经济运作过程相协调一致，按经济发展选重点、定方向、设科目、建课程，变“大一统性的教育”为“效益竞争性教育”，这些经验值得借鉴。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中央制定指令性计划指标，层层下达，各地各企业严格按照中央计划执行；财政是统收统支；物资供应由国家物资部门计划调拨；产品销售由国家商业部门统购包销。这种经济体制束缚了企业的积极性，剥夺了企业的决策权和应有的经济利益，窒息了企业之间的竞争，使企业成为国家行政机关的附属物，因而经济效益十分低下。从80年代开始，我国逐渐改变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财政上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1980年），“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中央和地方“分灶吃饭”（1985年），使地方也有财权和财力，改变中央集权的“统收统支”。近几年来又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的改革，实现两个转变，使我国的经济长期保持稳定增长的水准，为高教体制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自1994年12月召开的全国高教体制改革座谈会以来，高教体制改革迈出了较大的步伐，国家教委所确定的“一省一市一部”的高教体改试点，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国高校在办学体制、领导管理体制、投资体制、招生收费和毕业生就业制度以及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在办学体制方面，以公办高校为主，民办高校、民办公助、与境外合作办学等多种形式为辅的办学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在投资体制方面，逐步改变了单一的依靠财政拨款的体制，多渠道筹措资金的路越走越广；在招生收费和毕业生就业制度方面，招生并轨工作去年已全部进行，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改革正在加快步伐；高校的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机制正逐步形成。这些改革的进展使原有的高教体制的根基正在经受着强烈的撞击和震憾。但从总体上说，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仍然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仍不相适应。为此，我们必须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进一步打破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转变政府直接控管的职能，改变高校与政府的单一隶属关系和单一的经费投资渠道，以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经费投入，逐步实行学生缴费上学和奖、贷、助学金相结合的制度，积极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调整专业设置和课程结构，深化教学改革，大力提高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争取尽快地形成举办者、管理者、办学者职责分明，中央和政府两级管理、分工负责，以省政府统筹为主的条块结合的新体制框架结构，培养人才，多出人才，更好地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服务。
注释：
〔1〕周远清《跨世纪的课题：改革教育、教育观念》， 《中国高等教育》，1996年第7、8期。
〔2〕〔3〕〔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80页、 131页、150页。
〔5〕〔6〕〔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82页、 113页、174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452 页。
〔9〕《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6页。
〔10〕上海师大教育系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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