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史视域中的30年代大众语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大众论文,语言学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语言学”和“‘文学’学”
“语言学”和“‘文学’学”隔膜很深，“‘文学’学”和“语言学”距离很远。
近代科学以来，学科分化越来越精密，“语言学”和“‘文学’学”渐行渐远。大约是术业有专攻的缘故，学问越“大”往往其研究就越假，研究越“精”常常其学问就越大。2010年前后，语言学家陆俭明、刘丹青等向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议建立“语言学”一级学科①，以期与国际接轨。但是，据说“‘文学’学”家们反对那个提议，认为学科也要符合国情。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学科新目录，“语言学”依然作为“文学”下面的二级学科。
把“语言学”和“‘文学’学”拉上同一条船，挤撮成一对鸳鸯，未必真能成事。近百年来，众多“‘文学’家”中能够谈一点语言学的大概主要有鲁迅和林语堂。林语堂是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回国后原本打算在语言学领域大显身手，岂料中国的学术环境太过“土气”(他的“小学”功底也常常受“语言学家”们耻笑)，他一个洋博士呼吸不畅，只好转行做了文学家。当然，林语堂还扎扎实实编过几部汉英辞典，不可小觑。鲁迅弃医从文以后，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作家。鲁迅在文章里提过他有好几位老师，章太炎就是其一。鲁迅曾一顾茅庐免费听了次《说文》，从此也算是章氏“弟子”学过“小学”。在《门外文谈》里，鲁迅说“再好一点的是用罗马字拼法，研究得最精的是赵元任先生罢，我不大明白”②。其实，创制字母文字还算不上什么，像赵元任那样的方言、音韵研究才更像语言学。“‘文学’学”家(研究文学的学者)们很少有人敢自比“‘文学’家”(创作文学的艺术家)鲁迅和林语堂(至少鲁迅同时还是“‘文学’学”家)。就这样，“语言学”和“‘文学’学”隔膜了近百年，在它们二者之间很难找到契合点、共同语言。
“‘文学’学”上有不少的谜，20世纪30年代的大众语运动就是其一。不过呢，好在它正处在“‘文学’学”和“语言学”的契合点上，在语言学上它可不是个什么谜。“‘文学’学”实在是拗口，在下文中，笔者将使用诸如“文学研究”一类的表述。在此之前不费拗口，只是为了和“语言学”相对而称。当然，也有个别学者认为文学也谈不上“研究”，更多的是一种“评说”，或者叫“评论”，例如，期刊《文学研究》于1959年更为现名《文学评论》。有个别学者为了显示精英意识喜欢用“文学批评”一词，使得汉语语境下的“小老百姓”对此有点紧张并且讳莫如深。也有个别学者主张“文学批评”包含于“文学评论”之中，二者内涵不同。但是，笔者倾向于认为文学谈得上“研究”，不然的话，诸如“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种“学科”那就有点儿儿戏了。在文学研究领域，关于“大众语运动”的话学者们说过不少，但从来就没说明白过，甚至越说越糊涂，简直就是个烂泥塘。相反，在语言学领域，对于它学者们解释的相当少，似乎不太值得说，大概是因为它太浅陋吧，它最多也不过是半截小溪，更不曾源远流长过。
现今，“学院式的语言学家”们很少涉入文学研究；但是，对于“大众语运动”来说，它还真的需要做一番“纯而又纯的语言学”研究。近年来，笔者一直在从事“民国语言学史”研究，为“大众语运动”写上一笔也算是尽了笔者的本分。
二、发挥：拿“语言”给“文学”断史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拿“语言”来给“文学”断史在逻辑上并不荒谬。只是，当“语言”和“文学”纠缠在一起，我们就需要小心翼翼，谨防循环论证。
1.中国现代文学史
按照惯例，我们常常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定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并非确指五四那一天，也非1919年这一年。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有“1919说”“1917说”“1915说”“1912说”“1898说”等几说。其实，如果要保留“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提法，不妨把它的起点约略算到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诏退位。这样一来，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就可以定为“1912年前后”。事实上，任何历史都不会因为某个所谓的“节点”戛然而止，人类历史是个“连续统”，不是什么“离散点”。我们给学术史分期划段，首要的依据是纯粹意义上的“学科特点”和“学科规律”。在此前提下，我们必须明确分期划段的“目的”是为了便于总结学科规律、细化学科研究。这样的“目的”要求我们既不能“遗忘和遮蔽”什么，也不能“重复或拼凑”什么，至于其“名称”或“提法”倒不是最重要的。丁帆曾提出过“民国文学史”的观念③，学界对此反应不一。“民国文学史”起自1912年1月1日或1911年10月10日或1912年2月12日，也就是“1912年前后”。假如有一段历史被研究者“遗漏”了，提出一个新“名称”来强化、补充研究就显得非常必要。假如因为多出了几个新“提法”，造成了研究上的诸多“重复”，那就有点儿冤枉。
“现代文学”曾是个新“名称”，“新文学”也曾是个旧“提法”④。幸运的是，我们并没有因为多了个“名称”而造成太多研究上的冤枉。
“新文学”再往上追溯是“白话文学”，但“白话文学”不一定是“新文学”，到了“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学”才算数。在“托古改制”的《白话文学史》里，胡适把白话文学的历史上溯到汉武帝时代。可是，鲁迅说“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潮流的推动下发生的，从中国古代文学方面，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摄取”⑤。“新文学”除了在思想内容上“新”外，在语言工具上也“新”。所以，拿“语言”来给“文学”断史自有一定的根据。
2.“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
我们不能拿“现代汉语”来给“现代文学”断史。
“现代汉语”即“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现代汉语”不是“现代汉文”。通常认为，“共同语的标准音主要参照基础方言的语音标准制定，基础方言大多就是选取政治或经济或文化等的区域中心的方言。例如，伦敦方言作为英吉利共同语基础方言是由于伦敦的经济中心地位，多斯岗方言成为意大利共同语基础方言是由于多斯岗方言区的文化中心地位”⑥。“标准音”是现代语言学的产物，在引入(或者虽未明确“提出”但在实践中“应用”了)这个概念以前的“汉语”尚不能称为完全意义上的“现代汉语”。建立在“超区域”的“文本”基础上的“语言”并非“现代汉语”，它只是“现代汉语”的一个组成部分，即“现代汉语”的一种“书面语言”。
刁晏斌认为“现代汉语”形成于五四前后。⑦说现代汉语形成于五四前后并没有错误，但是，我们不能说现代汉语“完全形成”或者“定型”于五四前后。事实上，笔者认为，现代汉语到了1955年以后才算“基本形成”，尚未完全定型，但已经基本定型，直到现在它都还处于发展、丰富之中。从时间上看，“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曾经携手并肩一起走过一段路。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把它们“合二为一”。“文学”的新旧以“思想”为重心，“语言”的发展以“要素”为依凭。所谓的“要素”，主要是指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
胡适把“白话文学”正名为“国语文学”，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⑧。这时，他错误地把“语言”和“文学”合二为一。从此以后，许多学者也就跟着把它们混淆不清了。
从时间上来看，“国语运动”首先从语言学界提出，在时间上先于“白话文运动”的提出，比“文学革命”的提出要更早一些时间，只是“国语”在推行的过程中一直效果不佳。敦促教育部于1918年公布“注音字母”应当算是“国语运动”的重要成绩之一。“(1918年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发表后，‘文学革命’与‘国语统一’遂成双潮合一之观……(1919年国语统一会)底‘国语统一’‘言文一致’运动，和《新青年》底‘文学革命’运动，完全合作了”⑨。文学革命在“文学的场域内”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无疑对国语运动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然而，当时“作者圈即是读者圈”，“大众”是文学之外的存在，报章文体、应用文体照旧是文言。所以，国语运动并没有因此而获得真正的胜利。
一言以蔽之，所谓的“现代文学”和“现代汉语”的关系，只是在“文体语言”上存在契合点，并无其他的关系，不能把“文体语言”扩大化。像胡适那样混淆了“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必然会造成诸多学术上的混乱。
三、本论：30年代大众语运动史纲
20世纪30年代大众语运动史料丰富，相关研究也不少，但认识并不统一。下面，我们先综述一下相关史实，然后简要列举几条相关资料。
1.简要史实
谈大众语运动大概可以有三种方法：(1)“事件”发生、发展、死亡的轨迹“素描”。这原本是最简单的方法，也是最为客观的处理方式。遗憾的是，人们对“事件”本身的理解(所指)并不相同，这便不再是个实用的好方法。(2)人物传记，对涉及大众语运动的众多历史人物一一介绍，具体“事件”由读者自己在脑海里重拼而成。《二十世纪中国的语言学》有“白话文运动和大众语运动”一节，⑩就是这种传记体。这种方法的缺陷是琐碎，不利于阅读。(3)分学科领域来叙述，主要是文学史和语言学史两个学科。学术界常用第三种方法。
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有“现代语文运动”一章，前两节是“现代书面汉语的形成”和“现代标准汉语的确立”(11)，这两节标题的这种平举具有浓烈的对比意味。大众语运动是放在“现代书面汉语的形成”中来叙述的，从晚清到五四到30年代，介绍甚为简略。笔者把何九盈书中的内容综述如下：1934年5月4日汪懋祖发表《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倡导复古读经，接着，许梦因《告白话派青年》推波助澜，沉渣开始涌流。7月15日，白话文运动的发起者之一胡适发表《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予以驳斥。6月18日陈子展发表《文言—白话—大众语》，6月19日陈望道发表《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大众语运动由此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在这场讨论中，陈望道起到了很好的组织作用。
五四白话文在“文学语言”方面突破了文言文的樊笼，小说、散文、诗歌、戏剧都有了较为明显的“白话”，但其中也会夹杂一些文言僻字，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新的欧化句法。在报章文体和应用文体方面，包括公文、公告、社论、礼单等还是以文言文为主。瞿秋白在“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中涉及了文学语言问题，要求抛弃五四白话“非驴非马的骡子语言”，实现更为彻底的“白话”。陈望道等人组织的大众语讨论，可以看作是对此前“文艺大众化”的延伸和呼应，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性。在当时的讨论中，几位报刊编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时集中刊发大众语讨论的报刊主要有《申报·自由谈》《中华日报·动向》《太白》等。以陈望道等人为中心的大众语讨论火山喷发了几个月，然后就完全平息了，他们对“大众语的标准”争论不少，进展却不大。如果把1934年的这几个月细分为几个阶段，大体如下：“5月至6月：酝酿期……7月至8月：混战期……以至当时就有人惊呼：‘现在问题被弄得一塌糊涂了’……9月至10月：平息期……在曹(聚仁)的公开信影响之下，以前对大众语讨论作壁上观的京派文人，这时也开始置身其间……在10月以后，大众语的讨论便在不知不觉之中偃旗息鼓了；第二年即完全被悄然而起的新文字运动所取代。”(12)至于“新文学”运动，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运动，只是“大众语”曾与它擦肩而过罢了，它与“大众语”发生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巧合，不能把它看成是“大众语”的第二个发展阶段。
2.相关资料
与大众语运动有关的书籍资料，有几种值得关注。
(1)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来说，它是研究大众语运动的基础材料和必读书目。该书编排格局比较让人省心，颇受文学研究者欢迎。
(2)黎锦熙著《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该书有一篇长长的序言专门谈大众语及大众语运动，学术价值很高。该书是立足国语运动的大框架来谈大众语的，学术视角与大多数文学研究者不太相同。
(3)宣浩平编《大众语文论战》，启智印务公司1934年版。
(4)文逸编著《语文论战的现阶段》，天马书店1934年版。
(5)高玉著《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该书中讨论大众语的章节曾全文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书中的内容并未有所增补。该书自始至终以“语言不仅仅只是工具符号，同时还是思想本体”为主线展开论述。书名虽包含“现代汉语”，但它不是语言学著作。与那些单纯的语言学专著相比，该书难免显得相对“空洞”了一些。
(6)刘进才《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华书局2007年版。该书有“方法论思考：关于跨学科研究的史料问题”一节内容，提及作者利用了民国时期的《国文杂志》《国文月刊》《语文月刊》和《教育杂志》等史料。在“语言学史”和“文学史”的“关系”上，该书缺乏系统性的“学理”上的论证。与其他的文学史专著相比，该书对自己的“跨学科”研究未免“高调”了一些。
此外，还有一些专著或多或少地涉及大众语运动，因为只是零星论述，在此不再特别列举。有关大众语运动的论文也有一些，主要发表在《文学评论》《文艺争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新文学史料》等期刊上。还有一些硕博士学位论文涉及大众语运动，在此不再列举。
四、学理：大众语运动线索缕析
从“学理的系统性”上、从“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上来探讨大众语运动，对当前的学界来说是个难点，但很值得关注。
就纯学理的层面来讲，关于大众语运动的“学理”至少有如下三个角度可以探讨：(1)“发生学”上的学理。大众语运动的前因后果、社会背景、发展历程、变异分化、生命周期、历史影响等等，把所有这些要素都纳入到一个“系统”之中，既要防止碎片化，又要确保严谨性。(2)“关系学”意义上的学理，围绕“大众语”为中心来探讨“文学”和“语言”的关系问题。(3)“语言学”上的学理，把大众语运动中的“大众语”以“语言学”律之，看看这个“大众语”究竟有多少“含金量”。在此，笔者打算详细分析(3)，简要分析(2)，简单提及(1)。
1.“语言学”上的学理
在大众语运动中，“大众语”只是人们论争中的一种“想象”，并非一个先验客体，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我们无法对“大众语”进行语言学意义上的“要素”分析。陈望道曾主张以“说得出，听得懂，写得来，看得下”为大众语的标准，胡适要他们“拿出货色来看”，乐嗣炳认为“《太白》就是货色”。但是，《太白》终究不是《切韵》。
从语言学史上来看，轰轰烈烈的“现代语文运动”中不乏其人欲效颦于“我辈数人，定则定矣”(13)，哪怕内含“学院式语言学家”的“数人会”也有过类似的想法。“数人”也许能意见统一，大众语讨论者数十人数百人怎么统一意见?《切韵》也不是立刻就“拿出货色来看”，数十年后它被定为“官韵”时影响才大了起来，才逐渐有了一些“货色”。
在大众语讨论的过程中，那些“学院式语言学家”基本上都回避了，讨论主要靠“非专业人士”鼓吹、呐喊。赵元任收到陈望道的邀请，“赵元任没有参加会谈，来信也认为宣言不符合语文统一的要求”(14)，这其实就是委婉的否定。林语堂、刘半农等则被讨论者划为复古逆流。语言学家中，陈望道和乐嗣炳可能算是例外，对此，笔者给不出解释。陈望道在1938年还组织过“文法革新”讨论，当时也集中在上海，但两次讨论的参加者却少有交叉、鲜有合集(傅东华两次都参加了，但是，他的关于“文法”的观点基本上都被“文法革新”讨论所否定了)。比如说，方光焘、张世禄都是“文法”的活跃分子却不曾对“大众语”热心。乐嗣炳对“大众语”很热心，他在1935年以后基本上不再研究语言学了，自然不是“文法”的活跃分子。“国语运动”的旗手黎锦熙也反对“大众语”，认为这么个“新名词”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新内容”。
如果要一个成熟的语言学家去推广大众语，他至少要做如下几个方面：(1)编写韵书、词典，以期成为人们的语言规范。《切韵》如此，黎锦熙编写辞典亦如此。(2)在考察现有音系基础上列出声母、韵母、声调，数量有定，拼法规则。赵元任的“国罗”即如此。(3)列出常用词词表，给出词频，明确语法规则。民国时期，词表、词频的工作已经有人在做，语法学发展也很快。就语言规范而言，“立竿见影”的语言规划需要政治力量的推动。“群众自发”的大众语运动除了“空口白牙”的争论外，在“语言学”上并未开展具体的工作。
虽然大众语运动的语言学意义不大，历时短暂，影响也很小，但它对“现代汉语”的成长还是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经过大众语运动的锣鼓喧天，“白话”的某些缺陷被放大了；大众语运动空口白牙的吵吵闹闹，使得“白话”更有信心去进行自我改良了。
当时，文言、白话、大众语的关系比较复杂。陈望道说，“当时的复古思潮很厉害。汪懋祖在南京提倡文言复兴，反对白话文，吴研因起来反击汪的文言复古。消息传到上海，一天，乐嗣炳来看我，告诉我说：汪在那里反对白话文。我就对他说，我们要保白话文，如果从正面来保是保不住的，必须也来反对白话文，就是嫌白话还不够白。他们从右的方面反，我们从左的方面反，这是一种策略。只有我们也去攻白话文，这样他们自然就会来保白话文了。我们决定邀集一些人在一起商量商量。第一次集会的地点是当时的‘一品香’茶馆。应邀来的有胡愈之、夏丏尊、傅东华、叶绍钧、黎锦晖、马宗融、陈子展、曹聚仁、王人路、黎烈文(《申报》副刊《自由谈》主编)，加上我和乐嗣炳共12人。会上，大家一致决定采用‘大众语’这个比白话还新的名称”(15)。陈望道的这个“说法”看似高明，实则为一些学者所不足信。如果要追寻这种说法“高明”的根据，大概因为瞿秋白曾批评五四白话已经蜕化成一种“新文言”(16)，陈望道不但要反对汪懋祖“提倡”的“文言”，还要反对汪懋祖“反对”的“新‘文言’”。事实上，在30年代文言复古的时候，胡适就认定白话文在事实上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文言的鼓吹手们必然很快就会偃旗息鼓。鲁迅参与了大众语讨论，但他同时也警惕某些人只是为了“把水搅浑”。
客观来说，“在五四文化革命运动的初期，白话文在文艺阵地上虽然取得了绝对的优势。但是文言文历史长，根子扎得深，在社会上的广泛应用方面，一时还没有什么改变，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应用文上和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上……语法具有极大的稳固性，汉语在五四以前虽然已经接受了印欧语的影响，开始产生了一些新的语法格式，但是汉语语法在那时发生的变化终究是较小的，到了五四以后继续发展下来，才有了一些显著的变化”(17)。对于欧化句法问题，王力、鲁迅、茅盾等都比较开明，基本属于“洋为中用”的观点，不能“为了反对而反对”。茅盾认为，“第一应该先来一番‘清洗’的功夫。要剔除‘滥调’，避免不必要的欧化句法和文言字眼……第二就要设法‘充实’现在的白话文”(18)。大众语可以改良五四白话，但终归要回到白话中去。对此，黎锦熙说：“‘大众语’这个名词，恕我浅陋得很，简直不知道它和‘国语’或‘白话’有甚么异同!”(19)高名凯也认为“大众语，在某种意义上讲，其实只是‘白话文’的大众化而已”(20)。
总之，从“语言学”上的学理来看，30年代的大众语运动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缺陷：(1)这场讨论、这场运动并无“学术性”可言，没有得到“语言学”的指导。(2)这场运动把“文体语言”严重地扩大化了，它混淆了“书面语”和“口语”的关系，也模糊了“言语”和“语言”的界限。书面语既要和口语相适应，又是对口语的提炼和提高，但口语和书面语永远都不能画等号。如果说得更彻底一些，只要还有汉语，只要汉语不死，我们的书面语就无法彻底根绝“文言成分”，口语中也难以完全杜绝作为“语言活化石”的“文言字眼”，除非汉语寿终正寝而为某种外语所彻底取代。即使是假如汉语真的灭亡了，汉语的“底层遗存”也会活在那种新的语言之中，从而在细微之处潜移默化地改变着那种语言。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在语言研究中一般都会区分语言的“主要特征”和“次要成分”，综合研究语言的“共性”与“个性”，既做“共时语言研究”又做“历时语言研究”，不走极端，不致偏颇。在文体语言的问题上，林语堂“我恶白话之文而喜文言之白，故提倡语录体”的意思屡屡被人误解，林语堂用因果关系连词“故”固然错误，但他说“‘白话’之‘文’”和“‘文言’之‘白’”却恰当地指控了当时的“文体语言”，当然也要包括“大众语”的某些错误主张。其实，对林语堂个人来说，对于“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在后来的“合流”倾向他也许觉得不可理喻；如果是真的存在这种“不可理解”的情况，那么，很可能是因为他怀着“志不同道不合”的私心杂念，而并非他这位语言学博士的学术观念过于顽冥不化。王力认为“严格说起来，所谓文言白话之争只是旧体文与新体文之争”(21)，这其实是对热火朝天的大众语讨论的冷漠的参与。在这里，(2)其实也可以归入(1)，特别地强调(2)就是为了点中大众语运动的死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死穴?因为“文体语言”既与“文体”有关，又与“语言”有关。“在大众文艺问题的论争中，之所以对作为书面用语的‘普通话’未能做出明确的界定和具体标准，还由于对文艺和语言的关系有时在理论上分辨不清”(22)。这样一来，我们还需要从“关系学”上来分析这个问题。
2.“关系学”上的学理
现代语文运动和现代文学有时存在着一定的互动，而这种互动也给文学研究带来一些困惑。具体到“诗界革命”“文学革命”“‘大众语’文学”以及“文学的民族形式”等问题，它们都涉及“语言”和“文学”的关系。
探讨特定时期的“文学”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我们通常有三个角度可以考虑：(1)相关著作“文本”的史料关系的角度，这里所谓的史料关系是指在文本的时间先后上找因果。(2)相关著作者的人际关系的角度，以人际关系为中心把许多“事件”关联起来。(3)相关学科之间的内在逻辑的角度，可以表述为探求关系学上的学理。
我们首先从相关著作“文本”的史料关系的角度来看大众语运动。1930年，鲁迅的《文艺的大众化》和郭沫若的《新兴大众文艺的认识》发表。1931-1932年，瞿秋白、茅盾等提出从语言、形式、内容等方面建设“大众文学”。至此，“文艺大众化—大众文艺—大众文学”等关键词基本上串联了起来。1934年，陈、乐阵营提出“大众语”，涉及“‘大众语’文学”，于是，“大众文学—大众语—‘大众语’文学”等关键词也串联在了一起。“大众语运动底前奏：这就是一九三二年关于‘大众文艺用什么话写?’的讨论(即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那次的讨论虽然没有展开就中止了，但是它底意义却是不可抹杀的；它，可说是这次大众语讨论底先导，也可以说是这次大众语运动底序曲”(23)。当然，陈、乐阵营并不单纯，错误地串联了某些关键词的可能性并非没有。王瑶说，“瞿秋白确实没有参加这次论争，大众语这一个词也是在这次论争中提出来的，但这都不能说明它与瞿秋白没有关系。这次讨论中主张大众语的许多基本论点都是一九三二年瞿氏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论点的阐述和发挥”(24)。其实，“大众语文学”和“大众文学”并非完全一致，牵强地把它们串联在一起存在思维上的混乱。黎锦熙也曾谈过这些关键词之间的串联关系，“的的确确用的是‘大众语’，干干脆脆用的是‘大众语文’，规规矩矩自己作了前进的‘大众’之一员，精精致致把自己认为最好的文学的技巧运用出来，这才是真真实实从事于建设‘大众语文学’”(25)。在关键词串联时，再加上了关键词“大众‘语文’学”，那就更复杂了。孔另境论述过“白话文与大众语文的关系”、“大众语大众文和大众语文学”(26)，他说的“大众语文学”实为“大众‘语文’学”，而非“‘大众语’文学”。可见，这些围绕“大众语”的关键词串联有时确实存在混乱，比“此生或彼生”(鲁迅)歧误还多。文振庭对大众语运动有过总结，在文学史学科内，他的观点影响最大、最广。他说，“三十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从一九三零年至一九三四年，经历了三个阶段，三次讨论。第一、二次讨论都由中国作家左翼联盟直接领导和发动，第三次讨论也是在‘左联’的影响和支持下展开的”(27)。文振庭的这个总结，既利用了关键词串联的混乱，又抛却了某些不利于“系统化”的混乱。如果我们暂且抛却某些混乱，只做粗略的“系统”，那么，大众语运动的结构可以图示如下。
参与大众语讨论的相关作者的人际关系十分复杂，我们无法对他们进行一一落实、穷尽统计。在大众语讨论中，乐嗣炳提到的接受会议邀请的12人有：乐嗣炳、陈望道、陈子展、沈雁冰、胡愈之、叶圣陶、夏丏尊、黎烈文、马宗融、黎锦晖、王人路、赵元任。(28)陈望道提到的12位参会人员有：陈望道、乐嗣炳、胡愈之、夏丏尊、傅东华、叶绍钧、黎锦晖、马宗融、陈子展、曹聚仁、王人路、黎烈文(29)。他们对这次讨论的定调是“不画圈圈”，所以，实际的参与者我们已经很难确定了。此外，鲁迅、胡适、郭沫若等人也不同程度地参与进来。林语堂、刘半农、汪懋祖等人也都被卷入这场讨论的话题之中。当时瞿秋白在苏区，并未参与1934年的讨论，但关于这场讨论的话题与他存在一定的关联。所有这些，人际关系都非常复杂。鲁迅、胡适、林语堂、刘半农等曾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推动者。鲁迅基本支持大众语运动，但他要保持自己的立场。胡适对大众语运动基本上是“不以为然”的态度。鲁迅说，“别有一枝讨伐白话的生力军，是林语堂先生……他一闪而将宋明语录，摆在‘幽默’的旗子下”(30)。刘半农当时忙于方言的调查研究，根本就顾不上这种“民间游戏”式的讨论。作为“学院式的语言学家”的代表人物，赵元任并未对大众语运动做过多的表态，实际上他并不赞成这样的讨论。茅盾参与了讨论，提出“不要阉割了的大众语”。汪懋祖自始至终都反对白话文，茅盾说“新的大众语尚没产生，他们(指某些支持大众语运动的讨论者——笔者注)先想把它阉割了!这样的‘大众语’，无怪汪先生也赞成了”(31)，汪懋祖其实并非真的赞成大众语，只是赞成“阉割了的大众语”而已。陈、乐阵营热闹了一阵子，最后“无果而终”，自行平息了。其他的人物关系更是复杂，有些甚至都成了历史悬案。例如，茅盾说“大众语问题锣鼓喧天来了，你一拳，我一脚，把白话文抨击得只配丢在粪坑里了：这中间，自然大多数是真心为了大众语作先锋，但也有不少是在那里替文言干那借刀杀人的勾当。’(这种人即鲁迅所谓‘狗才’)”(32)。谁在“借刀杀人”?我们很难指名道姓地找出来。与“狗才”相关联，还有“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33)，情况实在是复杂。再如，大众语讨论中以“寒白”为笔名发表文章(34)的人究竟是谁?鲁迅曾怀疑是“遗少”施蛰存，但直到2003年去世施蛰存一直都不承认。其他的，诸如鲁迅所说的“打旗号”的人、“远交近攻”的人(35)、“引诱我们自己缴了自己的械”的人(36)，各色人等，太复杂了。
从相关学科之间的内在逻辑来看，在共时层面“文学”和“语言”不可能存在相互定义的情形，而在历时层面“语言”先于“文学”而存在。30年代的大众语讨论之所以混乱，主要在于两个方面：(1)“文体语言”的严重扩大化(笔者已在前面论述过)，“语言”和“文学”循环定义。这种循环定义，有时就是简单的静态的“替代”和“混同”，“胡适从形式看问题，把文学语言与文学混为一谈，把新文学说成是‘白话文学’，把文学革命说成是‘白话文运动’或‘国语文学运动’，结果是把新文学运动与白话文运动混同起来，以后者代替了前者”(37)。这种替代和混同，也会让“文体语言”进一步扩大化，从而抹杀了“文体语言”只是“语言”中的一个很小的类别的事实。(2)这种循环定义，更多的时候是作为一种复杂的动态的理解。胡适说，“我们提倡新文学的人，尽可不必问今日中国有无标准国语。我们尽可努力去做白话的文学。我们可尽量采用《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白话；有不合今日的用的，便不用他；有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来补助。这样做去，决不愁语言文字不够用，也决不愁没有标准白话。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38)。胡适的这话原本没有错，但是，这种“将来1的A就是将来2的B”并非仅仅在于A到底是不是B，主要在于“将来1”和“将来2”是不是固定的、孰先孰后、前后相差多少年。胡适尚且如此，陈、乐阵营并不比胡适高明，所以，大众语问题最后被他们弄得“一塌糊涂”了。
当“内在逻辑”到了“一塌糊涂”的时候，“保守”也许不再是一个贬义词，相反，“激进”可能更会出问题，“‘五四’文学革命一开始就追求文学的大众化，语言的大众化更是主要的目标。但无论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还是周氏兄弟都仅仅把大众化作为文学革命的一个遥远的梦想。胡适曾明确宣告中国文学将来一定要以语言文字彻底的大众化为目标，他甚至认为汉语书写的拉丁化才是文学革命最后胜利的标志。但是当左翼文化界向‘五四’一代作家急切地要求大众语的时候，胡适又严厉批评他们急躁冒进，责问他们‘大众语在哪里?’他当时实在看不到哪位作家真正有能力贡献出这种理想的‘文学的国语’，相反他清楚地认识到，如果用子虚乌有的大众语来取消‘买办的白话文’，就等于取消刚刚开创的新文学传统唯一的载体和语言根基”(39)。在破与立的关系上，在五四文学革命中胡适采取了先破后立、破立结合的策略，胡适当时算是做了一回破的急先锋，而当大众语文学要“彻底砸破”的时候胡适却保守了起来，因为他明白那些立不起来的破可能是真的破了。
在“内在逻辑”到了“一塌糊涂”的时候，引入“国语运动”或者“大众‘语文’学”这些与“教育”有关的概念也许是一种缓冲，即：既不简单地涉及纯粹的、专业的“文学”，也不简单地涉及纯粹的、专业的“语言”，只关注“语文”上的“教学”(“语文”一词又不好说成是泛泛的“文学”和泛泛的“语言”的简单“加合”“语文”一词更多的是表达一种与“教育”“教学”相关的概念)。这里所说的“教学”，侧重于初等教育的教学。值得说明一下的是，人们可以对“国语运动”“语文运动”理解不一，但“国语运动”意在教育的普及、语文的教学则无疑议。不幸的是，胡适提出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似乎过于看重了“文学”，看轻了“教育”。教育作为一项事业，必须以国家的富强为先决条件，贫弱无教育。那么，“文学”呢，教育不昌，文学能先行?几无可能。遗憾的是，在30年代的大众语运动中，“大众‘语文’学”并未得到真正的发展。“国语运动”倡导者和“大众语”提倡者处于一种冷战状态，他们不可能合作，历史史实中也不曾有过单方面合作。对此，黎锦熙感叹道：“无论跑步到时代前面去的‘大众语’新名发起人，和落伍到时代后面去的文言读经提倡者，对于国语运动这件事的缘起和历史进展，大多数还是很隔膜的，无怪四十年来，尽兜圈子；长此以往，永兜圈子!”(40)
3.“发生学”上的学理
宏观来看，大众语运动的发生、走向、性质和意义等这些近似客观的“存在”竟然常常受到不同历史时期的诸如国际思潮、社会背景、偶然因素等各种“变化”的左右。
大众语运动过去了44年以后，乐嗣炳回忆道：“在会上，傅东华提出，把运动名称叫作‘大众语运动’，他提的根据是《文学》前一两年，曾讨论过文学大众化问题，是沈雁冰、瞿秋白为主进行讨论的。但这也不是主要根据，主要是我们提倡大众化语言，语文一致，反对广大群众不能接受的夹杂文言的白话……扩大反文言反复古的统一战线。”(41)在这个回忆录里，乐嗣炳确实存在一些强颜遁词、遮遮掩掩、语焉不详；对此，我们不能主观臆断、造谣惑人。乐嗣炳回忆说“大众语运动”这个名称由“傅东华提出”，陈望道(1973年)在回忆录里则说“大家一致决定采用‘大众语’这个比白话还新的名称”(42)，这二者虽不矛盾，但是，乐嗣炳说出了这个名称与瞿秋白的关系，而陈望道却把这种关系省略了，除了有所省略之外还有补充：“大众语运动的宣言，我记得没有发过。我不同意把这次运动说成是我和乐嗣炳发起的，事实上运动是在许多人一起商量讨论之后开展起来的。如果说谁是发起人的话，那么这十二人都应该是发起人。”(43)陈望道在这里否认发布过关于大众语运动的宣言，乐嗣炳的回忆录里却提到赵元任不赞成那个宣言。关于这个运动的发起人是谁、大众语运动这个名称是谁提出来的、这个运动与瞿秋白有什么样的关联，也同样被他们搞得很玄妙，并且他们的解释也相互矛盾。乐嗣炳修订这个回忆录的时候(1978年)，瞿秋白(领袖—英雄—“叛徒”)尚未得到平反(1980年)但已经有可能会得到平反，傅东华在1971年已经去世，陈望道在讲这个回忆录的时候(1973年)还看不到瞿秋白有得到平反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乐嗣炳回忆录中的“但这也不是主要根据”几乎就如同“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瞿秋白)。事实上，有人利用“大众语运动”故意“把水搅浑”的可能性自始至终都存在过。
根据“发生学”上的学理来解释大众语运动，立意实在是过于庞大，笔者不敢去做，只能如上简单提及。
五、结语：用语言学史的观念来总结
把30年代大众语讨论这个选题放在语言学史的学科下来研究，其研究难度着实巨大，对此，笔者确有一种“小马拉大车”的感触。另一方面，对于文学史学科来说这么重要的一个论题，近年来在文学史的框架内却只是兜圈子。正是基于这样的种种原因，笔者愿意把它纳入语言学史的框架内来做一番探索。
大众语运动之所以混乱，归根结底与“文体语言”的严重扩大化有关。语言是大海，当把整个大海装在“文学的酒瓶”里时，不免会有种种的不适应。且不说“文学语言”，就算是更大的“文艺语言”也只是“语言”的很小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要把“语言”的全部放入“文学语言”，那就会造成“文学语言”的不切实际的扩大化，这对“文体语言”来说更是非常严重地扩大化了。就语言学史而言，“严格地说，中国历代的语言研究更像是一种‘语文学’(philology)的研究，它‘特别着重在文献资料的考证和故训的寻求’上，其研究对象是‘文字或书面语言’，而非后代‘语言学’(linguistics)研究‘语言的本身’”(44)。也许是因为大众语倡导者们并不专门研究语言学史，他们受到了中国古代语言学的历史惯性的误导，试图把“语言的本身”统统都纳入“文字或书面语言”之中，这种泛化、扩大化的证据十分明显。在30年代，中国语言学已经是完全意义上的现代语言学了，从现代语言学的观念来看，大众语讨论发生在那个时候确实有点儿不合时宜。
从语言学史的观念来看，有时“文学”确实可以为“语言”提供某些语言规范，但是，那主要是一种“有意的”语言学(特别是“语言规划”的政治意图)，很少有胡适所说的“有意的”文学(45)在短时内所能造就。或者怀着创造语言规范的目的，或者怀着“化大众”的目的，当作家们以“文学的名义”去创作文学时，也许“文学的要求被修改了”(46)。那样的文学究竟还是不是文学理应受到相当的质疑，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在“大众文学”的问题上茅盾对瞿秋白的某些观点存在着疑问。让文学附丽太多，要求文学家同时也是语言学家，这实在是强人所难、越俎代庖。
在语言学史的视域中，相对于五四白话文运动，30年代的大众语运动是“东施效颦”行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使如此，30年代大众语运动对文学的意义仍然是巨大的，这正如鲁迅所言：“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47)也许，正是自此以后我们才有了真正的“大众的事业”。当然，这样的“大众的事业”已经完全超出了语言学史研究的学术承重，也完全溢出了语言学史研究的框架视域。
注释：
①薄守生：《我读“语言学是什么”》，《语文知识》2011年第4期；薄守生：《郑樵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228页。
②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8页。
③丁帆：《新旧文学的分水岭——寻找被中国现代文学史遗忘和遮蔽了的七年(1912-1949)》，《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④刘纳：《新文学何以为“新”——兼谈新文学的开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5期。
⑤鲁迅：《“中国杰作小说”小引》，《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5页。
⑥薄守生、赖慧玲：《当代中国语言规划研究——侧重于区域学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页。
⑦刁晏斌：《现代汉语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⑧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4号。
⑨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70-71页。
⑩盛林、宫辰、李开：《二十世纪中国的语言学》，党建读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48-60页。
(11)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7-46页。
(12)黄岭峻：《从大众语运动看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6期。
(13)《宋本广韵·永禄本韵镜》，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14)乐嗣炳：《乐嗣炳谈大众语文运动和鲁迅先生》，见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09页。
(15)(29)(42)(43)陈望道：《谈大众语运动》，见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404页，第404页，第404页，第404页。
(16)宋阳：《大众文艺的问题》，见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5页。
(17)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教研组：《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的变迁与发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3页。
(18)仲元：《白话文的清洗和充实》，《申报·自由谈》1934年8月20日。
(19)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序言第7页。
(20)高名凯、姚殿芳、殷德厚：《鲁迅与现代汉语文学语言》，《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
(21)了一：《今日的白话文言之争》，见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14页。
(22)高天如：《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和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页。
(23)文逸：《语文论战的现阶段》，天马书店，1934年版，第32页。
(24)王瑶：《三十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见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43页。
(25)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序言第97页。
(26)孔另境：《大众语文建设之理论与实际》，见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46-356页。
(27)文振庭：《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482页。
(28)乐嗣炳：《乐嗣炳谈大众语文运动和鲁迅先生》，见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09页。
(30)鲁迅：《玩笑只当它玩笑(下)》，《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3页。
(31)(32)茅盾：《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及其它》，《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
(33)鲁迅：《答〈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页。
(34)寒白：《大众语在中国底重要性》，宣浩平编《大众语文论战》，启智印务公司，1934年版，第177-181页。
(35)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
(36)鲁迅：《答曹聚仁先生信》，《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
(37)高名凯、姚殿芳、殷德厚：《鲁迅与现代汉语文学语言》，《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
(38)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4号。
(39)郜元宝：《1942年的汉语》，《学术月刊》2006年第11期。
(40)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序言第116-117页。
(41)乐嗣炳：《乐嗣炳谈大众语文运动和鲁迅先生》，见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09页。
(44)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45)胡适：《白话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46)张卫中：《倾斜的坐标——“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语言策略及影响辨析》，《文艺争鸣》2006年第1期。
(47)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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