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经济体制论文,中国社会主义论文,理论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内核，结合中国国情，创造性地用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这既能丰富和发展我国的经济学说，又对我国当前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一、制度及制度变迁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中，制度是一个含义十分宽泛的概念。早期的制度学派代表康芒斯就说过：“制度的观念很难捉摸”。他把制度解释为一种“集体的行为”、解决交易冲突的“秩序”。对制度经济学作出杰出贡献、荣获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道格拉斯·诺思则从多个角度指出了“制度”一词的含义：
首先，制度是调整人类行为的规则。“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26页%＞
其次，制度是一种收入的过滤器、调节器。“制度作为过滤器不仅存在个人与资本存量之间而且存在于资本存量与经济实绩之间。它决定了体制的产出及收入分配。”＜%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31页%＞
第三、制度是一种约束机制。“……界定个人行为的特征是重要的，这些特征构成了制度的约束。我们援引经济理论中的最大化假设来作这一说明。这一假定假设，在没有任何约束的前提下，个体寻求在任何与所有的边际上实现最大化。这样，通过对行为进行一定形式的约束，人类的组织成为可能。若是没有约束，……也就不可能有文明存在。”＜%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26—227页%＞
第四、制度内含着一定的激励机制。“整个制度结构在社会与经济间促进探索、实验与创新的程度上将起关键作用，我们可以将这些归结为适应效率。制度框架中所内含的激励结构会导引边学边做的进程以及默认知识的发展，……”＜%诺思：《制度、制度变选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09页%＞
第五、交易费用是制度理论的基础。“我的制度理论是由一个关于人类行为理论结合一个关于交易费用的理论建立起来的。通过这两者的结合，我们就可以理解制度为什么会存在，以及它们在社会中起怎样的作用。”＜%诺思：《制度、制度变选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7页%＞“制度所提供的交换的结构，加上所用的技术决定了交易费用。”＜%诺思：《制度、制度变选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46页%＞“有许多情形下，当一定时期的技术给定时，如果衡量的成本超过所得，制定规则就是不值得的，也不必对所有权进行描述。”＜%诺思：《制度、制度变选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66页%＞
所谓制度变迁，就是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诺思认为，“变迁”一词就是指制度的创立、变更及随时间的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制度变迁的基本动力，就是行为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诺思指出，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在于经济主体期望获得最大的潜在利润，即希望通过制度创新来获取在已有制度安排中所无法取得的潜在利润。如果一种制度安排还存在潜在利润的话，就意味着这种制度安排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因而处于一种非均衡状态。制度非均衡的出现，意味着出现了制度变迁的客观必然性和基本动力。但变迁的发生还取决于制度变迁的收益成本分析。只有当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作为制度变迁主体的人（企业或政府）才会去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变迁。
作为过程，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的特性。也就是说，制度变迁必然受到既存制度的某种惯性影响。从深层原因分析，这种影响来自于利益因素。因为任何既存制度都是一种利益格局的固化，而正式规则（尤其是产权制度）的调整，必然会重新界定人们之间的利益格局，并对原有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习惯产生冲击，从而增大制度变迁的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诱致式的制度变迁过程，因而努力降低变迁成本，化解变迁风险，对于改革的成功具有决定性意义。
二、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功能
长期以来，人们把经济增长的动力局限在物的因素上，忽略了制度的因素，以至于使经济增长理论受到实践的严重挑战：为什么拥有世界上第一个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技术的前苏联末能出现普遍令人满意的经济增长？为什么拥有巨大的“石油美元”资本的中东国家末能成为新兴工业国？号称“铜矿之国”的扎伊尔、赞比亚却仍然是贫穷的发展中国家？1981人，扎伊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210美元；相反，人才奇缺、资源匮乏的东亚“四小龙”，自1965年以来始终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纷纷步入“新兴工业国”行列，创造了被称为“东亚奇迹”的经济成就。80年代中期以来，在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那就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在这一思潮中，经济学家一方面充分运用新古典分析工具，另一方面充分重视对包括政治、法律、文化等非经济因素在内的制度背景的分析，甚至把制度因素强调为唯一的、根本性因素。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诸如储蓄率高、教育程度高、技术创新活跃等因素，是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发展的表征，是经济发展理论所要解释的事实，而不是发展的原因。
1968年，诺思发表了《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一文，经过对海洋运输成本的多方面的统计分析，发现这一时期尽管海洋运输技术没有多大的变化，但由于海洋运输变得更安全和市场经济变得更活跃，因而航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导致海洋运输成本下降，最终使得海洋运输生产率显著提高。所以，诺思认为，即使在技术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或制度变迁也能够提高生产率，实现经济增长。1973年，他出版了《西方世界的兴起——一种新世纪史》一书。在该书中，他从制度变迁的主要参数即产权结构的变革来解释西方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强调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不是技术性因素。他考察了10世纪到16世纪期间的产权发展史，认为：在中世纪，权利的演化还相当模糊，资源相对于社会需求来说还不显得稀缺，因而尚末出现产权的压力和契机。只是由于土地收益递减规律和人口规律的作用，最终导致私有权的形成和演进。而产权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又从制度上激发和保护了经济领域内的创新活动，从而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为此，有人将诺思模型的基本命题概括成：一种能够对个人提供适当刺激的产权制度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1981年，诺思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把制度变迁理论扩展到经济、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用来解释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史，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他的制度经济学的体系。
以上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了制度性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诺思本人则对制度的功能作了如下的阐述：
“制度在当代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性可概括如下：
1、经济（和政治）模型在不同时期、不同经济中会发生根本变化，模型是有制度类别的，它在许多情形下对制度制约的变化非常敏感。对这些制约的自觉认识不仅对理论建设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于公共政策问题也十分重要。……
更为重要的是，具体的制度制约划定了组织运行的边界，因而使得游戏规则与行动者的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变得可以理解。……
2、对制度的自觉纳入将会促进一般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经济学家去反省他们的原理所依赖的行为模型，因而能更加系统地揭示信息成本和对信息的不完全处理对行动者行为结果的意义。……
3、思想和意识形态是很重要的，制度在决定它们有多大的重要性时起主要作用。思想和意识形态决定了人们用以解释周围世界以及选择的主观精神构想。……
4、在理解一个经济的绩效时，政治与经济之间具有无可争议的内在联系，因此我们必须发展一个真实的政治经济原理。一系列制度制约是用来决定两者之间的交换关系的，因而它们决定了一个政治经济体制的运作方式。……”＜%诺思：《制度、制度变选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49—150页%＞
新制度经济学揭示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这对于正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的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是有启发意义和借鉴作用的。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个国家在一定发展阶段需要什么样的经济理论，是由这个国家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的经济状况和发展目标决定的。邓小平曾经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从五十年代中期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始到现在，经过四十多年特别是近二十年的发展，我国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各项事业有了很大进步，然而总的说来，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处在初级阶段。”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曾指出：“实现‘九五’和2010年的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的国情和近十年的奋斗目标决定了我们要借鉴发展经济学理论和制度学派的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加以改造和创新，以期有效地发展经济理论对经济实践的指导作用。
1、必须树立制度是经济增长“内生变量”的观念
早期的发展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是资本、技术、人力资源。强调要素的投入，以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这对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曾起过积极的影响。但忽略制度的作用，甚至把资本、技术、人力和资源看成经济增长唯一的根本性因素，则是非常片面的，用以指导经济实践，就会出现一讲经济增长就只着眼于资本、技术、人力和资源要素的投入，进而一讲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只想到经济增长各个要素的比例关系，或者说简单地理解为无论什么外延扩大再生产都是粗放型。经济学家吴敬琏就曾说过：制度也是一种资源，制度也是生产力，也会产生经济效益。经济学家董辅礽在其《经济发展研究》一书的前言中指出：“经济的增长方式取决于众多因素，特别是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当未在两方面作出根本转变前，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能转变的。”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一个经济系统在一定的制度结构下，所处的发展阶段上关于经济运行情况和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统称。在既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内，经济增长方式与制度结构有如下的关系；一定的制度结构决定一定的经济增长方式，一定的经济增长方式总是与一定的制度结构相适应，并为维护这一制度结构的存在提供利益保障。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实质就是把经济发展纳入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但改革开放近二十年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没有真正实现。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体制因素是制约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诸多因素中最主要、最关键的因素，旧的体制已构成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及经济有效增长的制度障碍。因此，要实现经济方式的转变，必须首先解决体制问题，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本身是一个生产力如何发展的问题。但是任何生产力的发展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或制度条件）下进行的。衡量一种增长方式是粗放型或集约型，关键是看主要由什么因素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如果产出的增长主要是靠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样的增长方式就是集约型的；如果主要靠扩大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投入，这样的增长方式就是粗放型的。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其实现过程来看，就是要由原来的生产型转向经营型，它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要切实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要把市场需要作为生产经营的出发点。要做到这两点，体制因素也是一个基本条件。所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除了解决好生产力发展本身的问题以外，更重要的是要从体制上来保证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真正成为企业自己的内在要求，而不是由政府外加给企业的东西，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体制因素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基本要素。
2、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根本的指导思想
西方经济学确有许多值得借鉴的成果。诺思为代表的制度学派一反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另辟蹊径，力求用制度的内涵和功能、制度的变迁和创新来说明经济为何增长，给人以新的启迪。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的基础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为社会主义是不断推动生产力发展，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实现社会成员共同富裕和全面发展的一种社会制度；是一种与资本主义有着本质区别的社会制度。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发展，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
事实上，马克思是制度经济分析的杰出的先驱。西方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认为，马克思体系是创造性的极富洞察力的分析体系，马克思“比任何别的经济学家都深刻地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是如何运行的……从来还没有一个人提出的有关这个制度的看法，能够象马克思所给予我们的观念那样有力、那样给人以启发。”＜%《经济学动态》1998年第2期第17页%＞以至西方经济学的有些学者这样认为：“在体制分析被发明之前，马克思就已经是一个体制分析家了。”＜%维克拉夫·霍尔索夫斯基《经济体制分析和比较》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4页%＞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有本质区别的经济学体系。尽管在揭示市场经济及其运行的基本规律方面，西方经济学有许多研究成果值得借鉴。然而，指导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只能是、而且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确实面临着一个创新和发展的问题。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个开放的科学本系，一方面，它不断从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汲取营养，另一方面又能吸收容纳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化遗产和科学成果，因而它是一种不断发展的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活动的科学理论。我们既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又要不断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的新经验，形成新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宝库，使之永葆青春和活力。
3、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体制属于制度的范畴，因而用制度分析经济的方法必然要涉及经济体制的概念。西方经济学对经济体制的解释是：“经济体制是在特定的区域内进行决策并执行有关生产、收入和消费决策的一组机制和制度。广义地说，经济体制是由对稀缺资源的配置进行决策并执行决策的各种机制、组织安排和规则所构成。＜%P·R·格雷戈里、R·C·斯图尔特《比较经济体制学》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7页。%＞这两位著者还同时谈到：“……经济体制并不是单维的，而是由许多特征——激励机制、决策程序等等所组成。现实中的经济正是这些特征的组合。它们的组合方式几乎是无限的。”＜%P·R·格雷戈里、R·C·斯图尔特《比较经济体制学》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7页。%＞
体制可以说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大系统。它包括不同层次的体制、制度、规则等等。就经济体制而言，有宏观调控体制、市场准入制度等等。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需要整个经济体制都要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的经济体制，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带根本性的体制。体制是手段、是保障。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必须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途径和动力就是改革。建国以来，我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和以集中配置资源为核心的经济制度，与之相适应的是建立了纵向统一的管理制度和统一的分配制度。这样的制度安排，造成了我国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陷入结构畸形，效率低下，激励不足的“高增长低发展”的困境之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经过十多年的理论与实践，直到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否定了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各种制度、体制和规则，例如政府体制、国有制经济体制、投资体制、用工制度，并把整个经济体制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全面改革。这既是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制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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