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牌属性与全运会评价改革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运会论文,刍议论文,金牌论文,属性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5年1月，《国家体育总局党组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中指出“对全运会等全国综合性运动会只公布比赛成绩榜，不再分别公布各省区市的金牌、奖牌和总分排名(以下简称‘金牌榜’)。”同年1月30日和2月4日，金牌榜在《第13届全运会竞赛规程总则(草案)》和《第13届冬季运动会竞赛规程》中悄然复活。金牌榜存废引起社会各界热议。有人质疑体育总局取消“金牌榜”排名不征求相关方面、地方省市体育局的意见，仅仅是为完成中央巡视组要求的整改任务，匆匆交上的一份情况报告[1]。有媒体爆料，第13届全运会的竞赛规程早已制定好。淡化金牌的说法在体育系统也被提及多年，但由于各方阻力太大，根本无法做到[2]。金牌榜关乎多方利益，究竟该存该废?存有何依，废有何据?兹事体大，是需要理论思考、理论储备、理论应答的一个实践问题。 1 全运会金牌榜存废的争辩归拢 对全运会金牌榜存废的争辩，综观多方言论，主要可分为3类。第一类是废除派，其主要是社会人士，废除理由大致可归结为4个方面：(1)金牌至上，滋生各类体育腐败；(2)过分重视金牌，导致大众体育被轻视和国民体质下滑；(3)金牌已异化为官员捞政绩、集团捞利益的工具；(4)全运会是时代的产物，已没有存在的必要。第二类是保留派，其主要是体育界人士，也有少量的社会人士。这类人认为体育应该金牌至上、比奖牌、有排名。一些体育界人士认为：“竞技体育没有竞争怎么办?地方省份费了4年时间准备，花了那么多钱，付出了那么多人力，你取消了金牌榜对各方面都交代不过去。”一位广东省体育界的人士认为，“竞技体育不争金牌，领导不答应，教练员、运动员更不答应。不要通过其他不正当手段争金牌，还竞技体育一块净土就好了。”[3]社会人士则认为保持金牌榜和排名是增强竞赛荣誉感、积极性的需要，同时也是国际体育竞赛的一般惯例，但也不能只顾金牌，要加强对银牌和铜牌的重视。第三类是理性派，主要是学者和社会名人。这部分人虽然对废除金牌榜整体上持肯定的态度，但同时认为金牌榜只是形式，简单的废除金牌榜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对金牌问题认识比较客观、全面。如北京社科院体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汕认为：“取消公布各省区市的金牌、奖牌和总分排名，只是形式上的取消，还需要有更实在的政策法规出台。”[4]《人民日报》体育评论员汪大昭认为：“单单取消运动会金牌榜，不是最根本的包治百病的办法。”[5]著名篮球运动员姚明在接收采访时也表示“光取消奖牌榜实际意义不大。”[6] 上述言论表明，对于全运会金牌榜存废，目前社会各界并没有达成一致共识，依然处在仁智各异的争议之中。 2 金牌的属性 金牌榜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是金牌，追求金牌榜的核心和实质是追求金牌。即使金牌榜取消，金牌依存。全运会评价显然绕不开、躲不过金牌，无论排与不排，金牌榜都沉甸甸地客观地伫立在诸位参赛主体的心间。金牌何以神圣而为众人仰慕、社会尊崇，理应是讨论金牌榜存废必须阐释的一个理论问题。 2.1 道德属性：金牌的第一要义是竞技道德 竞技道德，简单地讲，就是竞赛主体在竞技过程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把金牌的第一要义归为竞技道德，依据在于金牌的生产属于人类精神生产活动，金牌中蕴含着公开、公平、公正、本真等人类精神层面神圣性渊源和要素，代表着人类主流的价值观和正义追求。这些为人类心理共认和敬奉的要素，既是体育竞赛活动绵延千载的主要动力，又是其不断发扬光大的重要依据。实际上，金牌也仅是这种精神要素的象征。古奥运会以橄榄枝桂冠代替金牌就是对金牌象征意义的最好诠释。金牌之所以被选择，金牌英雄之所以被人们所仰慕和尊崇，归根到底在于公开、公平、公正、本真的竞技道德人格化的需要。竞技道德人格化亦即把竞技道德内化为主体人格的一部分。哈罗德·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一书中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7]与法律同属社会意识形态的道德，亦同此理。公开、公正、公平、本真的竞技道德若不能内化为主体的人格，它也只能停留在苍白的字里行间。其要得到弘扬和传播，必须内化为主体人格。而竞技道德内化为主体人格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塑造竞技道德人格化的楷模。通过体育英雄的影响力、号召力，通过人们对体育英雄的行为效仿使竞技道德从信条转变为人们实践理性，从而让竞技道德向社会源源不断的输出正能量。什么是体育英雄?除了其内在特定时空下最快、最高、最强的竞技能力外，外显的标志是什么?于是人们在1904年圣路易斯奥运便选择了金牌。可以说，从此时起，金牌便被赋予了竞技道德人格化楷模的身份。金牌的获得者，必须担当竞技道德人格化楷模之职。其不仅需要卓尔不群的竞技能力，更需要有大众敬奉的竞技道德。这不仅因为体育竞赛作为组织化的群体文化活动，必须代表社会正面的价值取向，而且更在于人们对金牌的尊崇、仰慕是以体育道德为前置条件。在现代的体育竞技中，因违背竞技道德被取消金牌的案例也是举不胜举。2012年羽毛球亚锦赛，国人期待夺金，但夺金某运动员却成为最大的争议。2012年奥运资格赛，虽然某运动员世界排名第一，但其得到的却不是现场观众的掌声，而是嘘声。8月1日，国际羽联宣布取消包括某运动员在内的3个国家、4对女双选手的奥运会参赛资格。理由是“没有尽全力去赢得比赛”和“在场上的行为明显有害于羽毛球运动”。雅典奥运会女双银牌得主盖尔·埃姆斯则以“耻辱”定义比赛。她说“这完全不符合奥运的精神。”“我很愤怒，这样的举动使羽毛球运动蒙羞。”事实上，这两场比赛也完全可以看作是规则的漏洞。然而，即使这样，在体育金牌与体育道德的天平上，体育观众的期待明显是道德至上。2014年，欧洲田径锦标赛男子3000m障碍赛中，法国选手梅吉西·本巴也因其在最后冲刺中脱衣庆祝而被取消金牌。凡此等等实例，既说明体育组织对体育道德的重视，同时也以生动的实践诠释，金牌的第一要义是竞技道德。丧失体育道德、破坏体育道德就等于间接宣布与金牌绝缘。任何一个竞赛主体被授予金牌都必须以恪守竞技道德为前提。同样，金牌榜也必须根植在竞技道德的净土之中才具有众人追捧、信奉的力量。 2.2 财富属性：金牌是一种权力 在原初意义上，体育竞技是一种文化活动，冠军获取的是象征意义的橄榄枝桂冠。史料表明，金牌与体育的结缘最早始于1904年的圣路易斯奥运会。自此以后，金牌便在各类运动会中传播、延展，金牌也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地被赋予不同的时代内涵，金牌的功能被不断地放大，金牌的数量、排名甚至被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的象征。时间定格在1984年，当市场的基因成功植入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的肌体之后，市场便以其前所未有的速度向体育竞赛全方位复制。可以说，此时此赛，金牌便在市场的逻辑中获得了新的内涵，对体育冠军而言，金牌已不是一种简单的荣誉符合和象征，而是一种财富权力。这种权力既是一种法律权力，又同时是一种市场权力，是法律权力和市场权力的统一体。法律权力使金牌运动员获得了姓名、肖像、荣誉等排他性的无形资产。市场权力赋予了金牌运动员赢得财富的可能性。法律权力为市场权力提供了基础，市场权力为法律权力生成财富创造了必要条件。企业的产品营销、竞争力提升、品牌塑造等市场需求和社会大众对金牌英雄的渴慕、崇拜等需求，从而使金牌孕育的法律权力转化为排他性的市场权力，产生巨大的金牌财富。需要指出的是，金牌虽伴生出法律权力，但金牌并不构成市场权力的必要条件。市场权力的产生与金牌等级、金牌项目、金牌参与获得形式密切相关，甚至与体育组织也高度关联。奥运足球金牌和举重金牌各自的市场权力可能天壤之别。但没有金牌，则可能使市场权力大打折扣，甚至丧失市场权力。这一点在奥运冠军刘翔、澳网法网冠军李娜身上得以充分的展现和证明(图)。从刘翔、李娜的收入变化情况看，刘翔收入的高点出现在2004年获得雅典奥运冠军之后的2007年，此后由于饱受伤病困扰，刘翔与金牌愈行愈远，其收入也是一路下滑。与刘翔相反，李娜的收入则随着她在2011～2014年间先后获得法网、澳网冠军一路上扬。正反案例近乎完美地在佐证：金牌具有财富属性，在市场的逻辑中金牌是一种权力。作为法律权力和市场权力的集合体，金牌不仅能带给个人、组织荣誉，更能带来荣誉之外的巨额财富。而这种权力一旦被无限地放大，那么就可能造成金牌的异化。异化的金牌则可能造成竞技的灾难。
金牌是市场权力的例证图 资料来源：据福布斯名人榜整理 2.3 社会属性：金牌存在的本质反映是群体关系 当代体育竞赛正在全方位的参与社会建设，成为社会组织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阶层结构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群体文化活动到城市转型动力、从群体特征象征到经济消费热点。竞技的群体功能正在立体化、全方位呈现。金牌虽然依赖个体鲜活灵动的肢体去完成，但从根本上却表现为群体行为。这种群体行为是由现代体育竞赛的参与组织形式决定的。现代的体育竞赛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秩序井然、等级分明的竞赛体系。金牌的获得和授予虽然经由个体来完成，但在竞赛中，个体只是群体表达的载体。群体小到竞赛的团队，大到区域、国家。群体通过个体的金牌，被寄予群体精神(如竞争意识)、健康状态(如摆脱东亚病夫的形象)、竞技能力(如黄种人与黑人在不同项目上的竞技能力)甚至是国力等诸多厚望。金牌不仅仅被认为是个体，更认为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竞争和博弈。马克思曾指出，个体依赖群体，群体由个体组成。个体状况影响整个群体，群体对个体的影响和作用具有根本性意义。在强大的金牌竞争群体中，个体往往被裹挟。金牌存在本质上反映着这种群体关系，而仅非个体关系。客观上，金牌这一社会属性，尽管使得体育竞赛获取了高效、高速激发、动员各参赛群体参与竞技的热情、提升竞技能力的动力和保证竞赛成功的愿望，但与此同时，它也大大增加了忽视、破坏体育维护人类尊严、尊重生命、尊重自然、重在参与的核心精神的概率，极易把原本属于个体自由的竞技沦为服务群体的工具，甚至增加了以少数人身体的牺牲成就另一部分人私利的风险。我国金牌至上政绩观形成的渊源正在于此。尽管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风起云涌的体育职业化浪潮下，个人自由参与的马拉松、自行车、赛车等竞赛日益增多，但由于社会群体存在的现实性、必然性和合理性，这种以群体为单位的竞赛组织参与形式和格局势必长期存在。而群体作为社会结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金牌榜也就具有了社会结构上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尽管其出现形式可能是官方组织的也可能是民间自发的。 3 全运会的评价改革 金牌的第一要义是竞技道德。只要坚守、秉承金牌的竞技道德，就具备了获取的必要条件之一。金牌榜无论排与不排，都是一种客观存在。有学者认为“就算取消官方排名，具体名次其实10min就能排出来。每届全运会各省区市体育局都在排，而且排得比总局的榜单更细致。”有体育官员表示，“即便体育总局不发布排名，各省份也会自己排。”“取消公布排名的举措早已有之，但各个参赛队伍还是会自己排名，比较金牌数。”[8]反观近4届全运会，竞技道德滑坡的确对金牌榜取消负有不可推卸之责。媒体报道，2001年九运会以来，先后出现了诸如金牌暗箱操作、瞒报年龄、服食禁药、操控比赛、使用阴招、官员受贿、裁判收钱、政策性弃权、假摔假球等等不道德竞技行为。这些不道德行为，腐蚀着金牌，瓦解着金牌榜存在的道德基础。对各种不道德行为取得的金牌甚至参赛团体的金牌榜必须零容忍、坚决予以取消，但同时必须看到，就整个全运会的金牌榜而言，这只是个别、少数，而不是普遍、多数，少数人或团体的竞技不道德行为不能由“金牌大家庭”集体“买单”，一揽子取消金牌榜。正如著名体育学者卢元镇认为：“坏事不在金牌榜，而在金牌榜后面的利益链和生态环境。”[9]既然金牌榜没事，那么就不该给金牌榜吃药，而是净化其周围的组织环境。因此，今后对于全运会等综合性运动会的评价，不应把金牌数量作为唯一参量，而应增加各省市全运会评价的竞技道德净化度指标。 道德净化度评价，从道德形成机制上看，应该包括内化和强化两个层面。内化层面主要包括竞技道德教育机制、预防机制、动力机制等制度体系；强化层面可考察监督机制、惩戒机制、案例机制。通过内化和强化来加强全运会的竞技道德净化。目前尤为紧迫和重要的是加入竞技道德的动力机制评价指标，因为只有运动主体对竞技道德产生关切的愿望与动力时，竞技道德才能内化为主体的道德自觉进而转化为竞赛中的实践行动。这一点在过往的实践中是常常被忽略的。 在金牌的财富属性上，金牌是能够给个人、组织创造财富的权力，从经济学的视角看，运动主体是理性经济人，追求金牌获取利益最大化当之无愧，但其前提是遵从市场逻辑，从根本上讲，金牌从文化走向财富也正是市场驱动的结果。职业体育讲金牌、搞排名，甚至还有什么名人榜，不但没有人质疑，而且还受人追捧。原因何在?就在于其遵从的是市场逻辑。我国的全运会会，“金牌到手以后，又是房子又是车子，这一套就不好了。”[10]金牌被放大了，但资财之源依然主要靠财政。在我国竞技体育迈入强国之列，竞技优先[11]不断弱化，国民金牌情结日渐衰减之时，一枚影响不及奥运会、精彩不及NBA的全运金牌，硬要由一省民众为其消费买单，受到社会大众质疑理所当然。体育部门不讲投入、只讲产出，金牌榜至上被社会舆论呛声也是情理之中。实际上，只要我们对近几届的全运会稍加回忆就不难发现，社会大众真正的火力点并不是金牌榜，而是整个全运会存废的问题。近年来，每逢全运会，媒体都会展开一场关于其生死存亡的论道。因此，当下最紧迫的不是金牌榜存废，而是全运会生存模式的变革。而变革的能量之源就是金牌财富属性的展演。让全运金牌步入市场、让金牌榜步入市场，而不是为金牌置社会、市场主流竞技于不顾，甚至专门发展冷、偏门项目。而引领金牌榜步入市场的风标就是增加全运会的市场协同度评价指标，渐趋改变目前仅以金牌榜论英雄的状况。 市场协同度评价，根据资本市场协同治理理论[12]和全运会的系统要素，其市场协同应包括运营财务协同度、运动项目协同度、赛事资源协同度、营销技术协同度4个方面的市场协同。运营财务协同度重点考察社会资本占总体运营成本的比例；运动项目协同度重点考察参赛项目的市场发育状况，主要包括项目的市场丰度、市场广度、市场容量、市场组织化(运营模式)、规范化水平等；赛事资源协同度重点考察赞助商资源、媒体资源、客户资源、人力资源的市场配置(流动率)状况；营销技术协同度重点考察项目营销定位、营销平台(中介)、营销信息、营销组织形式、营销队伍、营销服务等。上述指标既可参照资本市场治理理论建立评价模型由专家测评，也可根据实际数据在全国省市区的排名测算权重，然后根据4个协同度的所得总分排定在全国的名次，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可行性。当然，在协同治理路径上，目前比较理想的模式是政府推动型，在评价指标上宜粗不宜细，以增强评价的可行性和积极发展评价导向作用。 金牌在本质上反映群体关系。奥运会不设官方金牌排名榜，但各国往往自己排；奥运会对金牌不进行重赏，但各国为金牌却拼得死去活来。2011年，第7届全国城市运动会，虽然取消了官方金牌榜，但仍有不少代表队以国家队队员去争金夺银。只要金牌的群体属性不改变，争金夺银就是群体的必然追求。既然金牌反映群体属性，按照社会结构理论，金牌的生成就应是“团体格局”。在这个省市的大格局中，诸多的个体通过全运会的治理结构、精神结构、利益结构、行动结构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个小团体。犹如一捆柴，几根成把，然后集把成扎，集扎成捆，集捆成挑。[13]个体清晰区分而不失秩序，个体微小但又不失强大。在团体格局中，个人拥有同等的体育权力，体育组织者只是团体的代言者，不能侵犯到个体的体育权力，不能抹杀个体，只能在个体愿意交出的一份体育权力上控制个人。目前，我国的全运会在治理结构、精神结构、利益结构、行动结构均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问题，治理结构与社会区隔化(体育系统办体育)、精神结构萎缩化(金牌荣誉感弱化)、利益结构部门化(部门利益保护，金牌至上政绩观)、行为结构精英化(少数运动精英、社会基础薄弱)，要改变这种与金牌群体属性相背而行的现状，一条可行的途径就是增设全运会竞技人才支撑度为考察指标并以此引导金牌的生成趋向团体格局。 竞技人才支撑度可以考察两大指标，一是专业人才支撑度，包括一个项目现有后备人才的培养机构(体校、传统项目学校等)、数量、质量(技术等级)，这方面目前各省市均有统计数据；另一个是社会人才支撑度，可采用现有专业技术人才与省市居民人口比例加以测算。通过这两大指标，一方面可以发现、鼓励各省市的发展优势项目，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一个项目的社会化程度高低，督促相关省市采取相应的措施提高该项目的体育社会化水平，储备后备人才。 总之，从金牌道德、财富、社会3重属性上看，金牌榜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当然金牌是一个评价，这本身是没问题的，就像锦标也没问题，但是锦标主义就坏了。”[14]全运会改革也不一定非要将金牌榜与全运会硬撕裂、强行休克，采用软介入，增设全运会竞技道德净化度、市场协同度和人才支撑度等评价指标稀释金牌至上的唯一标准更契合金牌的本质，同时也有利于继续发挥全运会的整合作用，保持竞技体育的稳定、稳步提高。如卢元镇所言：“只有让竞技体育社会化、市场化，让更多资金进来，更多青少年参与，竞技体育水平就能很稳定上升。”[15]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4.1.1 金牌榜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是金牌，追求金牌榜的核心和实质是追求金牌。金牌具有道德、财富、社会3重属性，道德属性是第一要义，财富属性是一种权力，社会属性在本质上反映群体关系。 4.1.2 全运会评价改革不应废除金牌榜，而是遵从金牌属性，通过评价改革稀释金牌至上的唯一标准，增设全运会竞技道德净化度、市场协同度和人才支撑度3项评价指标。道德净化度主要考察竞技道德教育机制、预防机制、动力机制、监督机制、惩戒机制、案例机制6个参量。市场协同度主要考察运营财务协同度、运动项目协同度、赛事资源协同度、营销技术协同度4个参量。竞技人才支撑度考察专业人才支撑度和社会人才支撑度2大参量，以净化竞技道德、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提高全运会的社会化程度。 4.2 建议 全运会金牌榜究竟该存该废，既不能主观臆断，对金牌榜与全运会进行硬生生的切割，让金牌榜强行“休克”，也不能墨守成规，固执己见踏步走，建议遵循金牌属性，保留金牌榜，从金牌目标达成度、竞技道德净化度、全运市场协同度、竞技人才支撑度4个方面对全运会进行综合评价改革。稀释、弱化金牌榜，增加道德、市场、社会人才支撑等因子。通过评价改革，引导全运会由“金牌全运”向“道德全运、财富全运、社会全运”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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