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与情场中的“女同志”——范小青长篇小说《女同志》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同志论文,长篇小说论文,官场论文,情场论文,范小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11）04－0058－010
一
刚一看到《女同志》这个标题，我还真以为是写女同性恋的小说呢。打开翻着看了几页，才知道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连西方女性主义者叫做“姐妹情谊”的类似女同性恋的影子也没有。“同志”成为同性恋的同义词，在西方乃至港台和我国南方一些大城市已渐渐普及开来，我的书架上就有一本研究同性恋文学的著作，标题就是《台湾同志文学研究》。曾几何时，“同志”这个在我们这里曾经作为一个标志着光荣正确也关系到个人乃至全家人生存荣辱的政治身份的共名性称呼，如今已在不知不觉之间变得暧昧不明了。回想那个时候，谁的名字后面如果不幸忽然问没有了“同志”这个词，就意味着你已经被踢出了“人民内部”这个政治范畴，成为“敌人”或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了。你的家人、亲人就得与你“划清界线”，就得离你远远的，以示其“革命立场坚定”、“阶级觉悟高”。如今范小青这部以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女性万丽为主人公的小说，写了在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进入各级政府机关工作的10来个女性人物，并把标题定为《女同志》，我想她并不是不知道当今“同志”、“女同志”这个称呼的暧昧性或歧义性，而很有可能她就是要借着这个暧昧性或歧义性之便，而对近20多年间在各级政府机关工作的女性人物群体与个人的工作生活与命运做出自己的观照表现与阐释。同时，自然也不能排除其小说题材的特殊性所带来的“命名”的困境。“同志”这个命名所指与能指的变化，在人们的意识中是不知不觉的或无意识的，到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至少在职业分工范围内，一些过去被划入自由职业者的教师、作家、医生、记者、学者等等的女性，已在人们的不经意间被称之为“女教师”、“女作家”、“女医生”、“女记者”、“女学者”等等而不再称“女同志”了。那么，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女性人物叫什么呢？一般来说，当具体指某一个女性人物时，一般是和男性人物一样，以其所担任的官职前面冠以姓氏，如王科长、李处长等，可是，做为一个在政府机关工作如今叫做“从政”的女性群体该如何称呼呢？或许除了仍然沿用“同志”这个称呼并在前面冠以性别为“女”的“女同志”以外，也没有或难以找到别的更恰当的称呼了。我注意到小说中唯一一个进入单位“一把手”的市妇联主任是位“女同志”，可她却自始至终被称为“许大姐”而不是带官职的如男性“一把手”那样被称为“周书记”、“向秘书长”、“许主任”等。这种官场称呼上的人们习焉不察的现象，反映了一种直到如今仍然如此的“性别集体无意识”。“女同志”这个命名的暧昧性歧义性，恰恰又反映了当前进入政界或曰官场的女人生存与精神状态的暧昧性歧义性，与一定程度上的尴尬难言。在依然以“男同志”为主体的政界、官场上，“女同志”与“男同志”真的是“都一样”吗？二者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她们”与“他们”真的能够“都一样”吗？就是作为同一个“性别群体”中的“这一个”与“那一个”，也很难说是“都一样”。所以，暧昧也好歧义也好，相对于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如小说里的万丽、陈佳等女大学生女研究生加入到政府机关工作之中或叫做进入“从政”这一职业的现实状况而言，反倒彰显出范小青这个当年“新写实”代表作家之一的始终如一的关注现实，并难能可贵地在变动不居的现实生活中表现动态的而非静止的现实生活的可贵的创作素质。这“动态的而非静止”的现实，仅就这几年国家的公务员招聘而言，“公务员热”居高不下，报考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数量与录取名额之比例，年年均在数十名比1以上，个别地区和单位甚至在数百名上千名比1以上。其中就有相当数量的年轻的“女同志”。这是为什么？而且，这些经历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进入了政府机关工作的女公务员或“女同志”这个群体的年轻人，她们在这里是怎么工作怎么生活怎么理解和掌握自己的命运的，理应进入作家关注与思考的视野。难能可贵的是，走出苏州“小巷”的范小青这样做了，她的《女同志》由此而成为当代女性文学乃至整个当代文学唯一一部以官场上的女同志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同时也是范小青思想与艺术上最好的一部长篇小说。
笔者解读《女同志》的论文以《官场与情场中的“女同志”》为题，是鉴于万丽等“女同志”工作与生活的空间可以概括为“官场”与“情场”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前者自然是因为活动于其间的人物均已经具有或即将具有地位等级高低不同的官职而进入“官场”，而“官场”者乃是自古以来各色人等政治性的公共生活领域权力之争的核心地带；后者则是活跃在“官场”里的各色人等的“女同志”的私人生活领域如爱情、婚姻、家庭等所关联的两性关系如夫妻/情人关系，以及由这两性关系所辐射开来的父母情儿女爱等等，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一日三餐衣食住行读书访谈出游等个人性的日常活动空间。两个空间对于人的社会生活个人生活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而两性中的另一性“男同志”，无论是“官场”抑或“情场”，不言而喻也是不可或缺的。《女同志》这部以从政的“女同志”为主人公的小说，便是“官场与情场”中，女同志与男同志联手上演的一台“官场与情场”精彩纷呈的波澜起伏的以人物对话为主轴的小说体多幕话剧。笔者之所以对《女同志》这部长篇小说文体作如此定位，乃是鉴于《女同志》精彩的人物对话和心理分析。人物对话辅之于隐含叙述人画龙点睛的心理描写和分析，可以说是《女同志》最基本的艺术表现方式。一个人物出场，往往几句对话和几句心理描写下来，一个鲜活生动的人物便出来了，而且过目难忘，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颇有一点《红楼梦》的味道。
二
小说所开辟出来的万丽、陈佳、伊豆豆、余建芳、许大姐、聂小妹、金美人、李秋等“女同志”的“官场”公共空间，大体上是以万丽大学毕业两年后进入南州市政府机关工作的具体单位和她的工作学习地点的流动为线索，纵横交错为几个变动中的公共空间“官场”场景。主要有：市妇联宣传科、市委办公室秘书处、市委宣传部宣传科、沦平区区委，以及万丽后来由于周洪发被双规而被上级调到了半官半商的房地产公司等。还有万丽在宣传科工作时市委组织部通知她参加的省委党校举办的为期半年的青年干部班。把这几个“官场”公共空间联结起来看，就万丽个人而言，其官职地位的升迁虽然有过曲折，但大体上还是一条比较顺利的路线。这是为什么？恐怕就不能仅仅就万丽个人的努力和聪明能干所能够解释的。另外，就万丽与几位年龄比她大地位比她高的“男同志”尤其是与向秘书长的关系而言，则渐渐凸显出一条或隐或显的官场权力博弈潜规则，“权力”这个活跃在“官场”的威武雄健不可冒犯的庞然大物，以其不可阻挡之势浮出水面，成为主宰着《女同志》官场空间每一个女同志仕途命运的关键词。范小青正是围绕着“权力”这个关键词，展开了她对这里的每一个“女同志”与“女同志”和每一个“女同志”与“男同志”之间复杂微妙的或明或暗的权力与物质与性别之间的“排列组合合纵连横”，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当代官场大观园。就连大观园里主人公万丽之外的几个出场不多的“女同志”的一些工作学习生活细节，也均与“权力”这个词有关。这是因为“权力”的大小又与政治地位高低和物质待遇多少有直接关系，而政治地位与物质待遇，不言而喻对人的生存又有着直接的关系，是一种比较难以战胜的诱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权力欲才被称做人的原欲利比多之一。例如，市妇联宣传科代科长余建芳，为什么什么时候看见她，她都总是坐在办公室，看材料背上级首长的报告？这自然与盼望去掉她的职位“代科长”中那个“代”字有关。又例如消息灵通无事不知无所不晓看起来大大咧咧而又让人琢磨不透的市妇联办公室科员伊豆豆，与她的顶头上司沉着稳重平易近人而又颇有城府的市妇联主任许大姐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作家只用了一个小小的细节就一下子点透了：万丽、伊豆豆等跟着许大姐到下面去开一个妇女干部座谈会，中午丰盛的“饭局”之后，这里的陈书记又带她们去了一个生产羊绒衫的羊毛衫厂，陈书记让她们在一种质地考究的外国来料加工的“一字领”羊毛衫中每人挑一件。万丽挑了水灰色的，伊豆豆挑了豆绿色的，并且鼓励许大姐挑了一件鲜红色的，许大姐怕太红穿不出去，顺口说了一句“我要是不能穿就给女儿穿吧”。机灵的伊豆豆听见了，一回去就把她自己那件豆绿色的给许大姐送上了门。万丽后来去许大姐家，看到客厅茶几上摆着一张许大姐和老伴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老戴还有女儿三人的合影，她女儿身上穿的，正是那次伊豆豆在羊毛衫厂挑的那件一字领豆绿色的羊毛衫！在这里，顶头上司许大姐加上其老伴组织部副部长的官职所拥有的权力，不正是伊豆豆那件豆绿色羊毛衫迅速易主的原因吗？总觉得伊豆豆有点琢磨不透的万丽，至此总可以多少琢磨得透一点了吧？《女同志》并不如有的评论者所说，对与权力博弈相关的物质利益重视不够而是有相当的重视，因为在“权力”的后面，正关联着各式各样例如金钱例如物质礼品乃至一顿饭一瓶酒等等。就以这次下去“开会”之行，“下面”不仅赠送了包括司机在内一人一件羊毛衫，还在她们上车前由陈书记放到她们车上的一大袋“土特产”。这也便是人们所说的公务员“灰色收入”的一个小小花絮。它甚至也可以从一个方面解释这么多年来何以公务员报考人数越来越多的原因。对此《女同志》只是点到为止而没有多说，因为她相信读者会联想到自己所看到或经历到的现实而发出会心的微笑。这难道不是与“权力”紧密相连的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而且是直到如今人们在生活中早已司空见惯的“官场”权力/物质相互作用与反作用的结果。说白了便是公务员端的是“比铁饭碗还铁”的饭碗。自然也是相当一部分人热衷于“权力”的重要心理动因之一。
在这个“官场大观园”中，由“权力”与利益相结合的这只看不见也看得见的“大手”所刺激和掌控的“女同志”和“男同志”的升官心理，在各种各样或偶然或必然的时间地点会造就出许许多多如福科所说的“驯服的身体”，而“驯服的身体”必然是没有了人的独立人格的丧失了人的尊严的可笑可怜的身体。例如，党校毕业典礼上聂小妹偶然得到了一个发言的“机会”，结果却在这个“机会”中由希望一鸣惊人而弄巧成拙，就是一个由“权力”导演的一幕让人既想笑又想哭却又笑不出也哭不出的发人深思的官场闹剧，而闹剧里又内涵着当代官场生活的悲剧性思想内涵。
事情是这样的：万丽得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在由省委周书记亲自到会的党校毕业典礼上发言，却因为女儿丫丫突然得了急性肺炎而让给了同屋的聂小妹。聂小妹为了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好好表现一下，隐含叙述人详细叙述了聂小妹从熬夜精心准备发言稿到会场上煞费苦心拿着一本农业学大寨时周书记的“著作”跑上主席台请周书记“签名”，再到挖空心思通过班主任沈老师把她的发言名次排在最理想的“中间偏前”次序，直到她走上主席台在鸦雀无声的会场上开始了她以《论第三产业的利与弊》为题的发言。这时隐含叙述人插入一句话，指出这次发言是聂小妹仕途命运的悲剧性转折：“聂小妹的命运就在这一刻就走向了另一面了。命运常常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这一次，恰恰是聂小妹自己的努力，改变了她的命运，或者说，是她自己的努力，让她的命运走向了反面、走向了悲剧”[1]242。一次发言怎么就在一瞬间改变了她的命运，而且是在她竭尽全力的努力中走向了反面呢？这并不是因为她的讲演稿水平不高，也不是因为她没讲好，而是因为她关于第三产业的观点与坐在主席台上的周书记不一样，也就是没能和省委的“最高领导”“保持一致”。而她主观上却是百分之百地要与“最高领导”周书记“保持一致”的。这个关系到她的讲演效果的“重中之重”的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聂小妹以及党校的所有人员，事先都是不知道的，这便是恰恰就在这一天的省报上，刚刚发表了周书记的一篇长篇文章，标题是《大力发展三产，走富民强省的康庄大道》，而聂小妹的发言却“大谈乡镇企业的功劳，贬低和攻击第三产业，与周书记的文章正好南辕北辙、背道而驰”]1]245。于是整个会场由于这个原来不知道的又极其重要的原因而发生逆转，会场气氛变得凝重而压抑，主持会议的董部长以“个别同学”作为谁都知道的聂小妹的代名指称，批评她“对事物的认识是片面的不科学的甚至是错误的”，其实，说到底聂小妹的“片面”、“不科学”“错误”，不过是和周书记刚刚发表的大家都还不知道的观点不一致而已。如果按道理来说，在现实生活中国营、乡镇、个体这三种产业简称“三产”之间的关系究竟以谁为主，本来就没有一定之规，而是根据各地不同时期内的实际情况有不同的侧重。聂小妹的观点，据和她同屋的万丽所说，是为了在发言中取得非同寻常的效果，而这个“为了”后面自然有另一个“为了”：为了给“最高领导”周书记以突出的好印象进而为了被周书记“看好”而被调到省里升官，① 也就是为了万丽所说的“进步”。说到底也还是为了“权力”这个“官场”的“最高司令官”，她呕心沥血下了大功夫，还运用了她在基层调研的一些重要资料，摆事实讲道理层层深入很有说服力，却仅仅因为与全省“最高领导”周书记的观点不一致而犯了官场大忌，未能与“省委精神保持一致”而一败涂地。而这个“与什么什么保持一致”，恰恰正是全国上下官场权力运作的普遍的无一例外的已经由“潜规则”上升到明确而坚硬的“显规则”了。聂小妹就这样无意间不幸撞在了这面钢铁般坚硬的墙壁上，她撞得头破血流，丢尽面子，她的“驯服的身体”不幸因此而被“最高权力”占有者认为是“不驯服的身体”而成为官场中的“异类”而羞愧得无地自容。她的仕途之路就这样走向了她的愿望的反面。范小青抓住这一官场中“必然中的偶然”或“偶然中的必然”事件，写活了事件中的每一个“女同志”和“男同志”，尤其是这一事件的主角聂小妹与偶然因为女儿生病而侥幸得以避免的万丽，还有那个此时此地的“最高领导”省委周书记，以及她们的党校班主任沈老师，使这两个“女同志”和两个“男同志”的形象一下子真实而丰满起来。我们看到了聂小妹在会议结束后低着头走出去，看到了她没有去食堂而躲避了隆重的“毕业大聚餐”，看到了她终于悄悄回到宿舍。通过万丽的眼睛我们看到走进房间的聂小妹：“万丽吓了一跳，本来已经很消瘦的聂小妹更消瘦了，整个脸像刀削了似的，变得无比坚硬狭窄，万丽想和她说些什么，想问问她到哪里去了，却无法开口，聂小妹也没有和万丽说话的意思，一进来就动手整理行李”。此时聂小妹的身体，已经成了“欲驯服而不可得”的可怜可笑的身体。万丽看着她，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好不容易打破沉默说了两句话，“聂小妹想回她一句什么，但张开了嘴后，突然就僵住了，好像中了风，张着的嘴都不能动了，嗓子里发不出一点声音，眼泪却哗哗地淌下来”。此时的万丽心情复杂难言。她想到“原先是她发言的，这个题目就是她移交给聂小妹的。如果没有丫丫生病的事，她怎么会去发这个言呢？万丽简直不敢往下想想”。这里表现了万丽这个“女同志”心地的善良和对聂小妹的愧疚心理，同时也有如果不是丫丫有病的“后怕”心理，可又隐隐觉得聂小妹本人也应为自己负一点责任。可她的责任或曰教训究竟是什么呢？她还说不清楚而由她们的班主任沈老师替她说了：“聂小妹重视这个发言的机会是对的，可她对此看得太重”，“把它当成赌注”“有押宝的心理”，“为了等这个机会给领导留下一个好印象”，却“把机会弄砸了”。而聂小妹为什么会事与愿违“把机会弄砸了呢”？沈老师回到了她的发言本身，从政治上做出了分析：“经济从来就不是孤立的经济，从来就是政治的表现，所以有关经济的发展，一直就是比较敏感的问题，争论也很大，要么就不谈，要谈的话，事先一定要把住领导上的脉搏，一定要了解最新最近的重要信息”[1]251,250。这就又回到我们前面所说的官场权力运作潜规则这铁的定律和“最高”乃至“次高”乃至和自己单位的或大或小的“领导保持一致”的问题了。沈老师的话已经把这个问题具体到如何才能“保持一致”的层面了。他的观点是“事先一定要把住领导上的脉搏”。这也就是说他所说的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的联系，说到底是和“领导的意图”也就是和“权力”所有者的“脉搏”相一致。可是“领导上的脉搏”是那么容易把握得住的吗？包括聂小妹包括万丽甚至包括你沈老师，在这个“偶然中的必然”“必然中的偶然”事件中，怎样做才能称得上是“事先”“把住”“领导上的脉搏”呢？恐怕至今也是“官场”上权力博弈的一个难题一笔糊涂账。联想到小说中描写的那个“最高领导”周书记在主席台上的貌似谦虚的总结发言和会后坐在写着他的官职的“贵宾卡”餐桌上似乎平易近人实则颐指气使俨然不可冒犯的言谈举止，“官场”上的“女同志”那神秘莫测的暧昧不明的命运，让人不寒而栗。看来，无论是“女同志”抑或“男同志”，要在官场上做一个福柯所说的“驯服的身体”，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聂小妹发言事件，正是当代官场权力博弈的一个典型事件，范小青抓住这个事件把小说人物写足写透，既写好了事件中的每一个互不雷同的“个人”，又在思想内涵上指向了当代“改革开放”中政府机关思想与体制上的“官本位”问题，而且是男性官本位问题。
三
《女同志》中一个差不多贯穿全篇的核心情节，是向秘书长与万丽的关系，而这个问题又关涉到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向秘书长与省委平书记的权力之争，范小青透过这个重要情节，逐渐敞开了政府机关更为隐秘的人际关系的秘密，敞开了前面所说的比聂小妹事件未能“与领导保持一致”更为具体也更为重要的官场人事关系的另一个潜规则：“跟哪个领导保持一致”的问题，也就是伊豆豆与万丽讨论过的“跟谁”和“谁是谁的人”的问题。作为一个刚刚步入官场的年轻的女同志，万丽说不清是幸运还是不幸地很快就被公认为是“向秘书的人”，并且由此而半是明白半是糊涂地心无旁骛地一个心眼地“跟着向秘书长走”。向问秘书长的男性领导身份和万丽的年轻漂亮的女性性别身份之间的本来是正常的工作关系，以及这工作关系中自然而然的两性隐秘的感情关系，演绎出了复杂而微妙的权力与性别的又一个“排列组合”，加之官场中其他女同志与男同志在“权力”这个既是诱惑又是陷阱中的表现，渐渐彰显出一些有关当代官场权力与性别之间有待澄明的规律性内涵，同时也内涵着作为女作家范小青何以要把她的这部长达40来万字的小说命名为《女同志》的良苦用心。
无须否认向问对万丽的好感与爱意，“万丽是机关里的第一才女”这句话，就是他无意间说了出来而传出去的。但是由于向问在官场中特殊的领导身份，他知道自己的政治权力身份与作为男性的性别身份孰轻孰重，因此在对万丽的态度上一直是谨慎而内敛的，尤其是在公共场合，他更是不苟言笑，而且常常装做仿佛根本不认识万丽。他们的不同寻常的性别关系主要或全部体现在正常的工作关系上，绝不如有的评论者所说是一种半公开的情人关系。令他们匪夷所思的是，也正是在这正常的工作关系中，令万丽意想不到地卷入了向秘书长与平书记的权力之争，并且伴随着向的败北而随即在官场上由上升而跌入了低谷。导致向问败在平书记手中的事件是一篇向问让万丽执笔又经他作了重要修改的批评平书记“要想富先修路”的执政方针的文章，向问执意要发到《省委内参》上，却被许大姐为了老伴老戴的官职提升问题而讨好平书记向平书记告了密。而许大姐之所以知道了这件事，又是万丽不小心告诉了她。结果是平书记果断地亲笔签字撤掉了即将发表的那篇文章，并且继续推行他的“修路”方针而不顾因修路而损害到的百姓利益。平书记旗开得胜得了个“开路先锋”的美称，而向秘书长却被降级，承认自己“赌注下错了”而被调到了另一个县当了一个排名很后的副书记，万丽则因为她是“向秘书的人”受到牵连，开始“尝到坐冷板凳看冷脸的滋味了”。万丽由此开始认识到官场上人事斗争的奥妙，认识到“跟谁”“是谁的人”这个问题的重要，感觉到“眼前有点发黑，好像在她面前，是一个黑乎乎的深洞，她看不清里面的东西，更看不到底，而自己却不得不往前走，走过去，是掉下去葬身万丈深渊，还是能够一步跨出个新天地，万丽完全没有数”[1]92。这是她作为一个“女同志”对官场人事斗争之险恶与吉凶难卜的准确感觉。万丽之为万
丽的可贵，是在她站在这个官场人事斗争的“黑洞”面前也就是面临向秘书长的败北，她的反应是“内疚”是“对不起向秘书长”而宁在办公室坐冷板凳看冷脸，而没有像有的人那样改换门庭投靠平书记。小说写到“得胜回朝”的平书记此时的心态，有一个万丽与平书记狭路相逢时的简短对话和平书记看她时的眼神以及这眼神对万丽的震撼。那是意满志得的平书记陪中央首长视察，万丽临时被派去“陪首长”：
平书记站在田埂上，也是笑逐颜开，他一回头看到站在一边的万丽，觉得眼生，主动打招呼道，哎，这位女同志，新来的？万丽没有想到平书记会主动跟她说话，脸一下子红了，还没来得及回答，金美人已经替她说了：平书记，她是秘书处的万丽，小封生病了，万丽是临时被我拉着拉来的。平书记微微一笑，点了点头说，哦，是万丽。但就在他点头微笑的一瞬间，万丽从他的眼睛深处，看到了一种坚硬的拒绝，感受到一层冰凉的寒意，这层寒意从平书记的眼睛里弥漫开来，顷刻间穿透了她的全部身心[1]99。
就是这简短的一问一答和一个眼神一个对这眼神的感觉，同时写活了官场权力博弈中的一个“男同志”和两个“女同志”：因为“胜利”而喜笑颜开而对败在他手下的“向问秘书长的人”的“非我族类”的敌意的平书记；被裹胁在“权力”双方的败下阵来的向问一方的一个“女同志”万丽对另一方“领军人物”内心的恐惧；还有隐在幕后的另一位告密的“女同志”许大姐道貌岸然不动声色地对万丽和向问秘书长的出卖。
或许，也正是平书记这样一个坚硬冰冷的“眼神”，帮助万丽坚定了绝不背叛向问秘书长的决心，于是才可能有后来的叶楚洲与向问联手，击败了平剑刚平书记，使他由“开路先锋”变为“拖改革开放后腿的保守派”而被调到了新疆之后，万丽仕途的一帆风顺。康季平告诉她，平剑刚的错误仍然也是“不能和省委保持一致”！万丽想：“不能和省委保持一致的市委书记，还能当市委书记吗”？万丽听得浑身起鸡皮疙瘩，不由得说，太可怕了太可怕了，说变就变。康季平说：“高处不胜寒”[1]192。然而，尽管是明知“高处不胜寒”，万丽却还是忍不住要往“高处走”。她的仕途从此步步高升，连叶楚洲也看出来了：“万丽时来运转的日子来到了。”果然，伴随着向问的复出，万丽一路顺风，由任命为宣传部宣传科长到由向问提名进了我们前面所说的省委党校青年干部学习班，党校毕业后又由作了省委组织部长的向问一下子向她拿出三个位子由她挑。她最后选择了第三个，当了相当于副处级的旧城改造指挥部副总指挥，并在向问由省委组织部部长调任南州市分管干部的第三把手之后不久，担任了市政府的身跨官场与商场的房地产公司总裁，她的社会身份，便一下子成为“万总”了。而差不多与万丽的升迁同时，她的两个同性竞争对手伊豆豆与陈佳，也各得其所官升一级，只不过没有她升得高升得快罢了。这位仕途上的幸运儿万丽，在小说结尾时进入了南州市三位女副市长候选人之一。有意味的是：南州市市长副市长中，过去一直没有一位女副市长，更不用说一直没有一位女市长了。这次终于有三位“女同志”进入了也许三位也许四位“副市长”之一的“女副市长候选人”，也就是三取一，成为四名或五名市级政府机关领导人之一的“市领导”，其政治身份或许可以被称之为“万副市长”而无须在官职前面冠以“女”字了！对此，万丽还心中窃喜，认为“这不管怎么说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其头脑远不如已经脱离官场到深圳下海似乎有些暗恋着她的叶楚洲清醒。他说：“在某个班子里配以适当比例的女干部这种做法，是以平等为名，实行的不平等措施。这种限额制，把女性重新置于了‘软性性别’的位置，这种作为不仅不能改变传统女性需要呵护的脆弱形象，反而从某种程度上更贬低了女同志的价值”[1]441。这是对官场性别等级制的一语中的批评。可是这话万丽听不进去。她只意识到：“残酷的命运又把她和另外两个女同志一起，放到火上来烤了。”其结果究竟如何？对于官场上群体性的“女同志”而言，三人之中无论是谁胜出，都已经不重要了。
小说最后，万丽的女儿丫丫对她说：“妈妈，我们老师说，万总是个女强人！”丫丫老师给万丽的这个“女强人”称号，不仅解构了男性本位的官本位的“官场上的女同志”的所谓“男女平等”，也差不多就是当代官场“权力与性别”问题的一个暧昧的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的思想总结了。究竟什么是“女强人”？在官场上有了一些一官半职的“女同志”万丽何以就是“女强人”？“官场”上那些在不同阶段不同空间“权力”博弈中得胜了的官职比她大地位比她高的“男同志”，譬如平书记、向问秘书长、周书记等等，何以没有人称他们是“男强人”？如果按照前述官场上“权力与性别”的潜规则和显规则来看，万丽的“强”，只不过是因为她侥幸与领导而且是“男领导”保持了一致，而且“跟对了”一个男领导“向秘书长”而已。可是这里面的“跟对”抑或“跟错”的标准又是什么呢？恐怕很少有人能够做出清晰的界定。这使我想起了“文化大革命”中所强调的“路线斗争”问题，想起了当时针对许多“站错队”的人的一句指导性语录：“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行了。”可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何谓“站错”又何谓“站对”？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出回答。范小青的《女同志》，最后以“女强人”这个暧昧不明的称呼来补充诠释同样暧昧不明的“女同志”这个称呼，表明了她以自觉的和清醒的女性独立意识进入当代“权力与性别”思维盲点的勇气和智慧。
四
以上就“官场中的女同志”进行了解读性阐释，下面便可以进入“情场中的女同志”了。如果说“情场”指的是与两性关系中的情与爱有关的属于私人生活空间的个人化生活，那么这里的“情场”与“官场”，“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则显示出其十分密切的割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连属于“婚外情”的万丽与康季平的关系和属于“婚内爱”的万丽与孙国海的个人性的关系，都有一只看得见或看不见的政治权力的大手在那里指挥掌控，就是夫妻吵架、情人反目这样的个人生活细节，都与官场权力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更不必说个人家庭空间之外的直接发生在官场上的万丽与向秘书长的隐秘的若有若无的两性感情关系了。这里隐含着一个极其重要的当代女性主义性别理论，即性别的自然性与社会性亦即西方女性主义性别理论将性别分为相互联系的自然性别与社会文化性别，前者是先天的不可改变的，而后者是后天的，尽管很难但却是可以改变的。《女同志》中万丽进入政府机关最开始写的几篇文章中，有一篇的题目便是《当代妇女自然人格与社会人格的和谐统一》，其理论根据便是这“自然性别”与“社会文化性别”。“自然性别”就其女性的性别身份而言便是家庭身份如女儿、妻子、母亲、婆婆或外婆等；“社会性别”就其身份而言便是她在社会上担任的角色如女教师女法官女医生女官员等，而《女同志》中的“女同志”或“女强人”，便是对于进入官场的女性人物的一种笼统的和暧昧的社会性别称呼。万丽文章标题所说的当代妇女的“自然人格”与“社会人格”，便是基于她们的“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而从社会性别伦理学角度，对当代妇女的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和谐统一的一种高标准要求。这个题目对于大学毕业才两年刚刚进入政界官场的万丽而言实在是太难了，无论从学术思想资源抑或从生活实践经验来看，她都不可能写好这篇文章。难怪向问秘书长对她这篇文章不满意，认为“一个致命的缺陷”，便是“没有你对这个观点的论述”，“在妇女自然人格和社会人格统一的这个问题上，你自己就是左右摇摆的，你不知道出路在哪里”[1]29。向问指出的万丽这篇文章的问题和万丽个人自然人格与社会人格相互分裂而不是相互和谐，也正是《女同志》中所有进入政界官场的“女同志”尤其是主人公万丽等所面临的问题。而范小青的《女同志》思想与艺术构思的核心，也正是把她的“女同志”放到官场与情场中，并在二者的联系与矛盾中条分缕析层层深入地呈现出其现实的矛盾和问题。
例如官场上权力博弈有败有胜和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现实，带来了“女同志”和“男同志”之间的竞争和妒忌心理。同为硕士研究生的机关女干部万丽和陈佳，一个跟了向秘书长一个跟了平书记。这两个人的仕途命运的胜负，正如伊豆豆所说：“就看你们两个，谁踩着谁的肩膀上去了。”这也就决定了无论是万丽或是陈佳，必然会以社会人格的丧失为代价。又如万丽等身处“权力之争”的残酷的官场现实之中，常常提出在这样严峻的环境中，如何才能保持自我人格的完整性而不以丧失自己知识分子良知为代价这个问题，其结果是直到小说结束也没有找到答案，这自然是因为官场权力之争这一社会现实决定了人的自然人格自然性别与社会人格社会性别之难以和谐统一，说明“官场”决定与掌控情场，说明“官场”与“情场”中的女同志自我主体性人格的匮乏或不在场。这也正是《女同志》这部在现实的动态发展中表现现实的女性长篇小说思想的敏锐性与深刻性所在。范小青没有能够为我们提出问题的答案，万丽等“女同志”直到结尾也还是处在矛盾之中，这或许是因为现实生活本身也就是生活中的万丽们还没有找到答案。而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中还没有答案的性别的与社会的难题，提出问题本身便是其价值所在，便是难能而可贵的了。
“性别”这个概念本身便包括女性和男性这两个性别，所以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生活中和文学中，单就其中之一或女或男来谈性别问题，是怎么也谈不清楚的。无论是官场抑或情场，均需把“女同志”与“男同志”联系起来，让她（他）们在同一个“官场”和“情场”中构成这样那样的关系，以便从不同角度呈现出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
小说中与官场相联系的“情场”中，大学时代的一对恋人万丽与康季平，由于毕业分配时在他后来的妻子姜银燕的协助下，挤掉和强占了万丽的留校名额，而万丽被分配到市郊的一所中学当教师，两人的恋人关系就此破裂，并在毕业后各自都结了婚有了孩子。两年后，康季平或许是出于道德上的内疚与自责，动员万丽报考市级机关招聘干部成功而进入官场，康季平从此时时刻刻关心照顾指点万丽官场仕途的行动。据康季平说，他这样做是要“为你负责”，“关心你一辈子”。这自然是为了弥补他过去的过失以取得心理平衡，自然也是因为他还爱着万丽。他对万丽的关心爱护无微不至，尤其到了关键时刻，总是由他来挥手指航向，使万丽摆脱困境战胜官场上那些同为“女同志”的竞争对手。因此有论者认为《女同志》是《红色娘子军》的新版，康季平像是“党代表”洪常青，每逢关键时刻便由他来为吴清华挥手指航向。而万丽在康季平的“为你负责”“关心你一辈子”的关爱中，渐渐失去了“为自己负责”的自我主体意识，对康季平的包办性指教言听计从。例如当市委机关来了第一个同样年轻漂亮各方面素质也优秀的硕士研究生陈佳，而且陈佳在得胜的平书记那里颇为得宠，可万丽却由于平书记的政敌向问败北而仕途前景暗淡情绪低落心情不佳，康季平便及时建议她也去报考研究生，并且为她通过种种手段到母校托关系找门路。他找了母校中文系可以带“在职研究生”的金老师，在仅有的两个名额中为万丽弄到了一个，并费尽心机也不知采取了什么手段把金老师两个在职研究生的一个免考生资格，也为万丽争取到了。万丽也因此才能在学历上与陈佳打了个平手。据他自己对万丽说，“我和金老师费了很大的劲”，“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今天晚上我特意请研究生处的刘处长吃饭”。这也就足以说明康季平为了达到帮助万丽战胜对手陈佳的目的而不择手段，说明他的社会人格不佳，就像他当初不择手段强占了万丽的留校资格一样。他作为万丽情人和万丽的男性保护者指导者的“自然人格”也就是自然性别身份的美名是保住了，可这样的自然性别身份，是以他的社会人格社会性别身份与自然人格自然性别身份的分裂而不是和谐为代价的，这样的代价之沉重，可以从他们两人一次难得的10多年来唯一的一次性爱交欢的失败来证明。那是万丽已升为“万总”到北京开会，康季平也跟踪而来，两人好不容易在江南饭店有了一个相互拥抱和做爱的机会，其结果却是意想不到的“万分沮丧”：“酝酿和准备了那么多年，应该是水到渠成的，应该是疾风暴雨的，应该是激浪滔天的”，“结果却是大大出乎意料，竟会如此的没有感觉，如此的没有激情，如此的乏味，如此的机械，如此的不堪回想”[1]286。这“应该”和“竟会”也就是“事理”和“事实”之间的巨大差距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应该承认，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官场上政治权力导演的人与人的相互妒忌计较勾心斗角的社会人事权力斗争所形成的“社会人格”“社会文化性别”，压抑扼杀了他们来自天然的“自然性别”“自然人格”的结果。唯利是图的相互打压和拆台的政治权力博弈，已经或正在使他们不成其为男人和女人，使这一对经历了十多年风雨的相互依恋的婚外恋人，异化为只有爱没有性的畸形的残缺的两性关系。这充分说明了“官场”对“情场”的掌控，说明了社会文化性别社会人格对自然性别自然人格的侵袭和驯化，使他们都成为了精神与肉体上被阉割了的男人和女人。
万丽与她的丈夫孙国海的关系，同样属于官场紧密相连的“情场”中的另一种两性关系即夫妻关系。“这一个”官场中的“男同志”与“女同志”之能够结为夫妻进入情场，不能说其中没有一点爱情。问题是情场中的爱情较之官场中的权力而言，是太单薄也太虚弱了。而这里的爱情被权力所打败，却不是通过出现了一个权力更大地位更高的“第三者”而使得万丽或孙国海甘拜下风退出情场，正如一些小说已经写滥了的“权力战胜爱情”的套路。范小青关于万丽与孙国海爱情婚姻关系变化的描写之独特性在于，她紧扣这两个同在官场的“这一个女同志”与“这一个男同志”关于“价值观”的分歧，也就是万丽之为万丽的官场“进步观”即“上进心”的分歧，让这一对夫妻各自按照自己的价值观走自己的路，最后两个人实际上已是分道扬镳没有共同语言和爱情可言，却又仍然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维持着这个家，成为当今无数个“凑合婚姻”之一。
这个分歧的焦点，就在于构成万丽之“社会人格”之核心也就是万丽的进步观，是她的丈夫孙国海所不认同的。他们有一次关于“进步”在官场上其实就是“升官”的谈话，点出了这一对“官场与情场”上的夫妻价值观的根本分歧。万丽看不惯丈夫孙国海把时间浪费在与他的“哥儿们”喝酒打牌聊天上，认为是浪费时间和精力。“孙国海说，这也不能说是浪费时间，人家上门来，坐一会儿，这有什么啦？万丽说：如果你把这样的耐心和精力放在工作上，你早就进步了。孙国海说：我怎么没进步？万丽不客气地说：你进步，你进步在哪里？你进机关都几年了，连个副科长都没干上，还进步了？孙国海说：进步不进步，不能光看升不升官吧，升了官就是进步，不升官就是不进步？万丽一时语塞，倒觉得自己没道理了……”。两人“关于进步的谈话，在万丽和孙国海这里，总是进行不下去，两人的基本观点不同，就谈不到一块去，如果再往下谈，必定又以失败告终”[1]89。
这个夫妻二人关于官场上的“进步”与否是不是体现在升不升官的对话，是一个关于“官场与情场”相交的价值观难题，升官标志着你的进步，升不了官说明你不进步，不进步说明你没有上进心，不努力或没本事。孙国海不认同妻子万丽这样的进步观，可他自己并没有找到自己的进步观，不知道在官场上该如何进步如何实现自己只有一次的生命价值，从而身不由己地和一帮哥儿们浑浑噩噩混日子。
小说结尾，康季平得癌症去世。万丽在省委领导田常规支持下，通过各种手段，把南星大酒店的地抢给了向问的侄子向一方。万丽的官场商场权力博弈又取得了一次成功。伊豆豆遇见了她，对她说：“你大概很久没有照镜子了吧，你为什么不照照镜子？凶悍的女人，权力欲望太强的女人，脸整天都拉着沉着，时间长了，五官都往下挂，你照照自己吧，从前那个靓丽光明的万丽到哪里去了？”万丽张了张嘴，倒吸了一口冷气进去，心里边凉透凉透。但她心里不服。她不知道她的被权欲异化了的社会人格，已经压倒了那个善良靓丽的万丽的自然人格自然性别，她已经回不到过去了。小说最后一章，写万丽终于抽出一天时间来到康季平的墓地，打算就在这一天什么也不干地什么也不想地无声无息地坐在这里，陪着康季平。可是刚刚坐下不久，手机响了，是省委田常规的秘书小邢打来的，说田书记请她来一趟。她没有犹豫，立刻加快步伐离开了康季平。这就是作为房地产集团“万总”的万丽，就是已经失去了自然人格与社会人格相和谐的万丽。《女同志》这个结尾是意味深长的。
在《女同志》首发版本首页，刊有上个世纪50～70年代末人人能够背诵的一段语录：“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够做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做到。”这段话在再版时被拿掉了。本文所用的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版也未录入。这个变动很有意思。它绝不仅仅涉及一个男女平等问题。时代无论怎么不同，男女都不可能一样，也不可能所有男同志能做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做到。这同时也是一个性别理论的“男与女”以及“男同志”内部和“女同志”内部的“自然性别”“社会文化性别”之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与人性之丰富性与复杂性紧密联系的理论难题。记得波伏娃说过一句这个意思的话：“这一个”女人与“另一个”女人之间的差异，甚至会大于“这一个”女人与“这一个”男人之间的差异。这话反过来说也一样。这从性别理论上说，其实是一个与前面所说的男与女之自然性别与社会文化性别之性别差异的共性与个性之难题。而“共性”是抽象的概括性的，个性则是具象的和个体性与多样性的，于是才有近十多年来关于文学研究的尊重“个性”，从“个性”之丰富性复杂性出发的人性化与个性化相统一的文学研究价值论与方法论。或许正是出于对这个问题的敏锐的感知，范小青在自己的这篇表现政治体制内的“女同志”的小说首页，拿掉了这句话，并且在小说结尾和尾声中，特意点出几乎已经被21世纪初的当代人所忘记了的“女强人”和“铁姑娘战斗队”这些女性共名，是意味深长的。或许也正是这样一个变动，她的《女同志》才能够既超越了刻板的“男女平等”思维也超越了官场小说的“反腐倡廉”，才能够写出官场上各不相同的“女同志”与“男同志”，写出了具有个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一个一个的“女同志”与“男同志”，和由这些有性别的人性化的“个人”所呈现出的一个“当代官场大观园”。这才是《女同志》在当代文学和当代女性文学中的独特的价值所在。
收稿日期：2011－03－17
注释：
① 小说还写到聂小妹曾通过沈老师“活动”过进入党校毕业后上调省委的名单，结果自然是“榜上无名，名落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