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梁启超“民族主义”历史教育观的一点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民族主义论文,启示论文,表一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2)12-0020-15
对于中国传统史家来说，历史的研究和撰述是让君臣“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的，也是为士君子的安身立命济世成功提供指导和教益的。在这个意义上，史学乃是 以历史教育养成士君子和君臣的学问，史学之“学”既有研究撰述之义，又具教养成学 之义。在20世纪初，梁启超撰写《新史学》，以“二十四姓之家谱”概论传统史学，痛 斥其四蔽二病三恶果，而重新界说史学，此文遂成为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宣言书和里程碑 。然而，梁启超所谓之“新史学”与“中国之旧史”却有一极大相通之处，即史学之“ 学”兼具研究撰述与教养成学之义，史学既指历史学术又指历史教育。而“新史学”之 “新”义，则在于以历史教育养成国民之学，取代以历史教育养成士大夫君臣之学，这 是梁启超所提倡标举的新的“国民史学”一个最基本的含义。
在《新史学》中，梁启超对史学加以重新界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 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从表面上看，这无疑是复述作为当时世界学术之主流的实证主义 治史原则，然而二者在宗旨上实大异其趣。实证主义史学强调的是求真的科学目标，而 梁启超的“国民史学”却肩负着养成中国民众的“国民意识”以建成一新兴近代民族国 家的经世大任。梁启超说：“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 能叙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梁启超：《新史学》)这一“国民发达史” 明示着一个民族其运动进化的主要动力乃是全体民众所结成的“人群”，也只有当民众 成为民族历史的主要动力时，一个民族的历史才是其“主动力所发”，才是“由内部之 涨生”，而非“由外部之支配”。(梁启超：《中国史叙论》)这一“国民发达史”的要 义大旨在于使一民族之民众自觉意识到自己就是国家的主人、历史的主体，从而能主动 团结协作，合成一内聚力强大的民族国家，以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与帝国主义相抗 ，以自救自立于弱肉强食、种族生存竞争的“当今之势”。就是站在这个立场上，梁启 超指斥传统史学“不过备君王之浏览”、“皆为朝廷上之君臣所作”，以专制思想摧残 民众人格，培养“奴隶根性”，遂使“国民资格，所以永坠九渊而不克自拔。”也就是 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说：“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 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 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 唯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梁启超：《新史学》)
不难看出，在新的“国民史学”中，“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实乃一贯之道，“ 民族意识”、“国家思想”与“公民意识”、“人权思想”、与独立自由的现代主体观 念乃是相通相成的。具独立自由之人格，方为“国民”，有自主参与国家政治之意识和 能力，才叫“公民”，而民族国家作为“群”，在梁启超看来，乃“别超于个人之上之 人格而已”，它是由众多独立自由之人格自由地团结而成的。(梁启超：《新史学》)这 位中国民族主义的首倡者，曾这样定义和解释“民族主义”与“国家权利”：“国家者 ，由人民之合意结契约而成立者也。故人民当有无限之权，而政府不可以不顺从民意。 此即民族主义之原动力也。”(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私人之权利思想 ，积之即为国家之权利思想。欲养成此思想，必自个人始。”(梁启超：《新民说》之 《论权利思想》)“吾以为不患中国不为独立之国，特患中国无独立之民。故今日欲言 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乃能言全体之独立。”(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承义》) 有独立自由之“新民”，才能真正有一独立自由的新中国。因此之故，梁启超所倡导的 民族主义的历史教育，最终落脚到了“新民”之健全人格的养成，而决非国家观念的自 上而下的灌输。在一战前，梁启超从欧洲游历归来，思想大变，从一个坚定的现代主义 者转而对西方现代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加以批判，并重新肯认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之后， 他更强调历史教育所应发挥的“民族认同”之功用，提出了“国性”说，即中国民族与 文化“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的个性和特性。需要指出的是，在梁启超的思想里，“ 中国作为一民族国家如何自立于世界”以及“现代社会之公民的人格素质如何养成”始 终是相贯通相承成的，也就是说，他所讲的“国性”只能建基于个体“全人格的觉悟” ，只能由“个性”自由地合成。因而，梁启超从此特别重视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加以创 造性地转化，特别强调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乳汁教育养成现代中国人之人格，努力使 之内化成为现代个体人生的精神养料。辜鸿铭曾这样评价梁启超：“对古老的中国文明 之美及其品德价值的深刻了解，对现代欧洲文明的拓展精神与广泛进步理想的敏捷体会 ，他有能力把它们在自己身上结合起来。”我们完全可以将此视为梁启超所企望之“新 民”人格的具体内容。由于他把整个历史文化传统都作为养成“新民”人格的资源，在 他那里，“人文教育”与“历史教育”是相通一贯的，国文、历史、哲学是人文教育的 科目，也是广义的历史教育的科目，总之，都是使人成其为人之“学”。在1922年的一 次演讲中，梁启超痛切地批评当时的学校教育完全没有“情育”和“意育”，而只是一 种“贩卖智识杂货店”，决不能负起养成人格之责任。于是，他焦急万分又满怀热望地 劝导青年学子：“学校之外，当然有许多学问，读一卷经，翻一部史，到处都可以发见 诸君的良师呀!诸君啊，醒醒罢!养足你的根本智慧，体验出你的人格人生观，保护好你 的自由意志。你成人不成人，就看这几年哩!”(梁启超：《为学与做人》)
尽管梁启超是中国“新史学”、从而是中国近代实证主义史学的开山，但是，民国之 后，实证主义史学却着意标榜反对任何实用目的的科学精神，着意将治史的科学目标与 经世之用对立起来，这在傅斯年身上表现尤为突出(不过，傅斯年这种主张的大用在于 将科学精神真正植根于中国文化之中)。由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建国之后，尤其 是在“文革”当中，曾经沦没为直接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的婢从之学，所以，在改 革开放之后，学界以“科学性”反拨“实用性”，并以此重建史学的自主学术意识，而 实证主义史学的精神也就日渐成为主导。于是，在许多人心目中，“实证”与“实用” 是截然对立的，“学术”与“经世”是毫不相关甚至水火不容的。在当今的历史学科体 制中，历史教育乃历史学中一边缘学科，而它其实更应归属于教育学科。这种对“研究 ”和“教育”的严格划分，其所对应的现实不只是史学界对历史教育的轻视忽视，更是 在整个以科学自我标榜的历史学术中对人的关怀的淡漠和缺席，甚至可以说，在现行的 学科体制与观念中，并没有给这种关心留有合法位置。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们大都没有 被教导如何把对现实人生的热情和关怀转化为进行学术研究的创造能力，在我们的头脑 中，历史学是得出“客观知识”或“客观规律”的，而非“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的 “自得之学”，学者所追求的“博闻多识”不必有关于、有助于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和感 受，而一名历史教师也不必将自己从历史中获得的精神滋养以及对历史前途命运的觉察 洞见传达于学生，因为这并非其职业所应有之职责。我以为，这种状况不但会使历史学 在提高整个国民素质的教育中难以发挥应有功用，而且可能给历史研究本身带来损害， 因为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其根本的动力正在于对人及其生命活动的关切。那么， 时至今日，梁启超“新史学”中内涵的以历史养成“新民”人格的大义宗旨，同时也是 他一生汲汲切切、念兹在兹的宏图大计，是值得我们重新回顾和认真审思的。也许我们 应该使自己面对这样一些“非学术”的、但却是根本的问题：如何在对人生现实的关切 与学术问题的提出之间建立互动?如何使研究、教授历史变成对自己的提升和充实，从 而成为对他人自觉意识和理性能力的启发与培养?
在今天，我们的历史教育秉承了梁启超标举的民族主义精神，将爱国主义情操的培养 作为历史教育的主要目标。然而，遗憾的是，这种爱国主义的历史教育，时至今日，也 未能像梁启超所希望、所主张的那样，真正落实和转化为自由自主之现代主体人格的养 成。通行的中学历史教材，就中国史部分而言，其主要内容是以中国古代的文明成就增 强民族自豪感，以近代屡遭外强侵略的痛苦经验以及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激发民族自尊 自强之心，对于民族英雄和杰出人物则突出其为民族、为国家的献身精神，这无疑都是 正确的。但是，如果国史的内容仅止于此、全部如此的话，就很可能导致一种误解：将 爱国主义教育误以为是对“国家至上”观念的灌输，将民族主义等同于国家主义，从而 忽视甚至无视梁启超“民族意识”中所当然包含的自由自主之现代主体观念和公民意识 。目前，我国教育界正大力提倡素质教育，就我所理解，素质教育就是人格养成，就是 作为精神生命体的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而决非某种具体能力的训练。如果确乎如此的 话，那么，素质教育就应该是人文教育，而历史教育无疑是素质教育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当此之时，梁启超那种以“新民”人格之养成为根本之计的历史教育观，是特别值得 我们记取的。历史教育应该能使学生了解并理解自己生活于中的民族文化传统，在这种 了解和理解中，其人的生命意识得以萌发觉悟，道德意识得以树立形成，审美情趣得以 陶冶提高，总之，由一自然的人成长而为一社会、文化的人，从“小我”成长而为“大 我”。如果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能真正成为人格素质的有机组成，那么，自我统一性人 格的建构，同时就是一个人民族意识的树立。
在今天，梁启超曾深深忧虑的使社会涣散、公共信条失坠的“认同危机”，仍然值得 我们关注，而他所企望的能将自由精神与公益精神很好结合的“新民”人格也有一定的 借鉴意义；梁启超所倡导的“国性”与“个性”相贯通以养成的历史教育观，仍然不失 为历史教育的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