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307(2008)05-0117-05
20世纪70年代伴随西方绿色运动的兴起，诞生了一批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生态社会主义者。他们表达了对人类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的关注和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并希望从根本上解决全球生态问题。但从本质上看，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其变革社会的理论和方法都与科学社会主义有原则的区别。本文从世界绿色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中，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对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潮的影响。我们也再一次看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自从诞生以来，在对世界形形色色的理论、思潮的流变，影响和斗争中，她的基本思想和价值观依然发挥巨大作用。
一、生态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和运动方向
20世纪60年代，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的绿色经典名著《寂静的春天》，拉开了“生态学时代”的序幕，催生了公众绿色意识的觉醒。六、七十年代，伴随着西方绿色运动的兴起，法兰克福学派最先诞生一批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如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马尔库塞、威廉·莱斯和本·阿格尔等。他们发表了大量著作，有力地推动了生态运动由“绿色”(生态运动)向“绿色红化”(生态社会主义)的转变。还有德国绿党理论家鲁道夫·巴赫罗、法国的安德烈·高兹、美国的鲁姆斯·奥康纳、约珥·克沃尔、约翰·贝拉尔·福斯特等为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和成熟作出了贡献。生态社会主义宣称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础，并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重新审视人类与自然界、生态问题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寻求新的途径和方案实现生态社会主义。正如法国学者乔治·拉比卡所言：“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第一次揭示了资本主义逻辑，从而为我们认识生态危机的实质、根源和解决出路奠定了基础。”[1]生态社会主义经历了70年代的萌芽、80年代的发展、90年代的成熟期及90年代之后的转型期的发展过程。
第一阶段，60、70年代，马克思主义开始渗透到绿色运动中，谋求“绿色”与“红色”(社会主义运动)的联合。60年代绿色运动初出现，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敏锐地注意到绿色运动的政治方向，主张生态运动与实现社会主义相结合，并向“红色”方向发展。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其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中批判了科技进步加深了人类社会“自然异化”和“劳动异化”状态。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和《反革命与造反》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莱斯继而宣称要为资本主义市场寻找替代方案。阿格尔出版的《论幸福和被毁的生活》(1975)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1979)的出版，创立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理论，标志着生态社会主义的成熟。阿格尔通过对马克思《资本论》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分析，得出生态危机论、异化消费论、“稳态”经济模式论。这些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以批判的视角观察资本主义社会，直接推动了绿色运动向社会主义的转向。
第二阶段，80年代，生态社会主义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资本主义，开始建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生态社会运动在80年代不断高涨。1980年1月，德国“绿党”公开提出“生态社会主义”口号。1987年，国际绿党大会召开。生态社会主义迅速进入“红绿交融”和理论建构阶段。一些生态理论家如高兹在《作为政治的生态学》中，将生态运动进一步政治化；哈维在《资本的极限》、英国大卫·佩珀在《现代环境运动的根源》、阿什顿在《绿色之梦：红色的现实》等著作中，构想了生态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要求，初步实现了“绿色”向“红色”的转化。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建构使其影响迅速扩大，成为20世纪末以来最有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之一。8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对绿色运动中其他派别的影响逐渐增大，许多派别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生态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危机所作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奥康纳在分析马克思主义时说“资本主义可能存在着一种矛盾，这种矛盾会导致一种‘生态的’危机与社会转型理论”。[2]245许多生态社会主义者公开自称“马克思主义者”。意大利理论家卢西那卡斯特林纳说，生态马克思主义无疑代表了我们这个世纪(指20世纪)的最后岁月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此阶段理论主张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相结合，消除人的异化，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形成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形态。
第三阶段，90年代，马克思主义对生态运动的影响迅速扩展，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走向成熟。苏东剧变后，引发西方左翼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大讨论，生态社会主义因对人类日益恶化环境的关注而被受重视，其理论进一步向“红色”独立阶段发展。1991年瑞尼尔·格伦德曼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1993年佩珀出版了《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1994年高兹和劳伦斯·威尔德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及《现代欧洲社会主义》问世。这些著作更强调生态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其理论基础，更多关注社会平等、社会正义、民主、全球化等问题，由生态中心主义重返人类中心主义，对国际贸易和全球化现象持否定态度。佩珀认为“……生态共产主义的乌托邦需要求生产力的发展……为了众生的平等利益，生态社会主义的增长必须是理性的、有计划的发展，从而在生态方面是友好的。”[3]241-242德国生态理论家鲁道·巴赫罗说未来社会没有安全和公正是不可想象的。“在社会生产日益发展的社会中，实现分配的公平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唯一可行的公平形式是生产的公平；而唯一可行的生产的公平的媒介载体就是生态社会主义。”[3]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生态社会主义发达国家应帮助不发达国家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虽然被划分为许多国家，虽然面临着地方性的生态问题以及贫困国家的饥饿等问题，但目前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全球面临的生态问题。至少在今后几十年内，全球性的合作和来自发达国家的帮助也是非常必要的。”[4]社会公正、和谐和人与自然的友好关系是生态社会主义的两大重要特征。
第四阶段，90年代之后，生态社会主义走向马克思的生态学“红色”理论建构时期。以克沃尔、福斯特与伯克特等为代表的生态理论者，以马克思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为基础，理性分析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影响，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认为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实现生态社会主义。克沃尔在《自然的敌人》(2002)一书中，提出革命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2000)中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本质，从马克思关于自然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角度，阐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生态学的一致性。保罗·伯克特博士在《马克思与自然》(1998)中也表达了相似的思想。他们共同开始了对马克思的生态学建构，为当今的生态运动指明了方向。
二、生态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新视角
生态社会主义用新的视角对资本主义进行无情批判，反对了绿色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并寻找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新方案：
其一、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转向资本主义双重危机理论。莱斯于1976年出版了《满足的极限》，用生态危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和“补充”。1978年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认为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凯恩斯主义，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且发展势头良好。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已经过时，代之以生态危机理论。90年代，奥康纳超越了莱斯和阿格尔的思想，在《自然的理由》中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合理性，提出了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共存的双重危机理论。奥康纳的突出贡献在于提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性与外部自然所能提供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其二、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贪婪生产和异化消费。生态社会主义肯定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贪婪本性和异化的分析，批判了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和“技术理性主义”对环境和资源的破坏与掠夺，主张把人的利益和需要放在首位，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过度膨胀。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分析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的非理性关系。指出“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上的弱点导致了人们在其中不得不通过个人的高消费来寻求幸福的环境，从而加速工业的增长，对业已脆弱的生态系统进一步造成压力。一句话，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就会使人逐渐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5]卡斯特罗曾批判资本主义异化消费模式，“它不是为人类、为社会、为人的福利，为人的身心健康和安全服务的经济。他们推行这个模式，用挥霍浪费和大自然已经承受不了的无节制消费的思想教育各国人民。”[6]资本家正是用无穷无尽的商品流去供应人们，过度生产、消费同环境之间新形式的生态危机就不可避免，并在全球扩张。
其三、通过“生态殖民主义”，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理性分析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影响。认为一国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演变为世界范围内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的扩展威胁着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尤其二战后，新科技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调整，资产阶级通过“生态殖民主义”对不发达国家剥削加深，无尽掠夺全球资源，造成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把高污染、高消耗、高危险(如核废料场和工业垃圾等)的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造成这些国家污染严重，经济结构失衡，失业增加，两极分化，政府腐败，社会动荡等问题。佩珀指出：“环境的质量与一个社会物质财富的丰裕或缺乏是紧密相关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是通过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掠夺来维持和改善自己的环境，使之成为全世界羡慕的对象。”[7]资本主义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对世界的无尽掠夺，造成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生存困难，如土地沙化、污染严重、粮食供应不足、资源短缺等问题，南北差距日益增大。
其四、生态社会主义曾用社会主义理论解释当代危机，并寻求解决方案。生态社会主义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及经济剥削、政治压迫造成贫困、社会不公正和环境危机。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必须从根本上改造资本主义，建立一个绿色的、生态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实现社会公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但这种生态主义社会基本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改良”方案：在资本主义体制内以计划和市场的结合、权利资源的分散、建立生态社区和实行基层民主等对资本主义进行改造和修正；在国际上反核试验，主张裁军，反生态殖民，反现代民族国家等。90年代之后，克沃尔提出应突破改良和非暴力原则，“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采用马克思以革命的暴力对抗反革命的暴力的思想和手段”。[8]这条生态社会主义之路无论现实与否，仍被世界上许多人寄予希望。
生态社会主义者还反对绿色运动中的无政府倾向。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认为无政府主义是一种个人完全自由化的社会政治思潮，否定一切权威和国家政权。生态无政府主义反对阶级分析，提倡改良，崇尚分散化的经济和政治，否定一切形式的国家。克沃尔在《自然的敌人》中反对无政府主义绿党的“生态乌托邦”思想，要求建立生态社会主义党，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态社会主义。
三、苏联社会主义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影响
苏东剧变之后，生态社会主义者产生对现实社会主义的信任危机，开始从生态角度对苏东社会主义进行重新分析和思考，既看到苏联生态学者的理论贡献，也总结了苏东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从某种程度上为他们寻找新的生态社会提供了鉴戒。
其一、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对生态问题重视不够。20世纪30年代，苏联开始了大规模的快速工业化，但遭到具有生态学倾向的苏维埃领导层和科学界的反对。在大清洗运动中，大多数有生态思想的社会主义者遭到了迫害。如布哈林、生态学者瓦维洛夫等。直接影响按照斯大林模式进行建设的东欧、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对生态环境问题都重视不够并存在严重问题。
苏东剧变前，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者对苏联社会主义并未进行批评，甚至认为应对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环境问题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认为苏联生态问题的产生是因为在冷战的环境中，长期推行军事工业为先导，优先发展重工业，超常规开采和使用自然资源的结果，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苏东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对立、封锁中，不得不无条件加速工业化，结果造成的生态问题，罪魁祸首依然在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环境问题的任何真正理解都必须被放置在自20世纪早期以来主要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所发动的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斗争的语境之中，同时，还必须被置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冷战的语境之中。”[9]苏东长期以来也一直认为“社会主义是最好的生态学”。70年代，前苏东才公开承认社会主义也存在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但并未给予有效解决。苏东社会主义模式长期没有解决好人、自然与社会的关系，经济结构失衡，食物和日用品短缺，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造成环境生态恶化。如贝加尔湖、波罗的海、咸海、里海等内海湖泊的水面萎缩和污染，顿巴斯煤区严重污染，科拉半岛和中亚地区土地严重沙化等，1986年甚至出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苏联还存在流动人口的安置问题和民族问题，引起了社会动荡和民族矛盾。
其二、苏联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贡献。80年代，苏联的生态社会主义呼声成为世界生态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重要力量，而且这个阶段苏联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他们主要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自然辩证法出发，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基本框架。苏联哲学家Э·B·基鲁索夫在《生态意识是社会和自然最优相互作用的条件》中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不断趋于耗尽自然资源和降低环境质量，因此要树立生态意识。并且关注自然界发生的变化，“而且有看到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更远结果的能力，不仅能看到自然界和社会中正在发生的变化的正的联系，而且能看到其负的联系的能力。”[10]1981年，前苏联生态学家亚尼茨基(O.Yanitky)最先提出生态城市的概念，特别注重城市的时空、社会、文化层次。苏联学者还提出了“社会生态学”的概念和学科，他们认为，社会生态学不仅要求实现自然科学各学科的相互作用，而且要求实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作用。在生态学领域，“生物圈”、“智慧圈”、“协同演化”等概念发展起来。苏联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当代全球生态马克思主义中不可忽视的一支理论力量。
其三、生态社会主义者对苏东社会主义模式的重新审视。苏东剧变后，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者开始对前苏东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根本解决生态危机，但苏东社会主义不是最好的选择。科沃尔在《自然的敌人》中分析了苏东社会主义失败的主要原因：1.基本物质需求短缺。2.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和封闭生产。3.缺少民主传统，集权主义、官僚主义、极权主义严重。4.资本积累不足，市场效率不能充分发挥。5.苏东社会主义模式不能摆脱生态危机的威胁，无力承担消除资本主义，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重任。生态社会主义清醒认识到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而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现代化上是一致的，不可能有效解决生态问题。因此生态社会主义力图超越资本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寻找一条改良的道路。
四、生态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依然有本质区别
虽然生态社会主义深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影响，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批判资本主义，寻求新的社会替代；其绿色思维方式，生态优先、人权公正、基层民主和非暴力等思想对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我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的目标、构建“和谐世界”的新理念也与国际社会对绿色、和平、公正、和谐的追求相一致。但我们要清醒地看到生态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依然有本质的区别。
其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重点各异，变革资本主义的途径和策略不同。科学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其本身不可消除的最深刻的矛盾，提出只能用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才能变革资本主义，克服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幻想，指明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途径。而生态社会主义片面强调生态问题，对资本主义人与自然的关系持批判态度，但在本质上坚持改良和取消社会革命。使用生态的、非暴力的原则，通过“教育”、“示范生活”、谈判和选举，走改良主义的道路。20世纪9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也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同意将某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如罢工)作为策略之一，作为其他政治斗争方式(包括议会斗争、宣传、教育)的一个补充。总之，他们认为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应把国家改造成为全体成员服务的机构。这与费边主义、伯恩斯坦主义到民主社会主义等社会改良主义如出一辙。因而，生态社会主义最终陷入社会改良主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其二，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的认识各异，寻求变革资本主义的力量不同。科学社会主义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劳资矛盾中的历史地位，认为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了资本家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因此无产阶级是埋葬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的阶级力量。而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变革社会的阶级力量很复杂，不应先验设定，而应在现实的斗争实践中形成。生态社会主义把绿色组织、新政治运动、传统工人运动、各政党合作都作为社会变革动力。认为全球化时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应是社会变革主体力量的“中间阶层”，然后才是工会。认为当代工人阶级基本丧失了自身的团结力量、否定性和革命性，无法承担变革资本主义的使命。生态社会主义也看到工人阶级是遭受环境污染最直接、最严重的阶级，其革命性有待于“激发”，因而期待生态运动与工人运动结合，促进工业文明向新型生态文明转型。
其三，两者的理论基础不同，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各异。科学社会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是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理论设计：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消灭了私有制和生产资料单一社会所有制、个人消费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阶级和国家走向消亡等。而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渊源颇为庞杂，是在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系统论、未来学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理论。认为未来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是，经济上实行一种计划和市场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折中、中央与地方相补充的“混合型”经济。关注人和自然的自然和谐，不重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但这种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质是抽象的人道主义，其结果必然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在政治上，生态社会主义主张实行基层民主和自治，尊重女权、社会正义，反对权力的过分集中，人与人之间是谦逊、和平、友善、理性的等。这些明显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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