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乌托邦的守护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乌托邦论文,守护神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0-0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93(2003)01-0027-05
对我们当下生存语境的命名，无论是技术关联世界，抑或读图时代（影像时代、数字化网络时代），文学的存在（不论是文字式的经典阅读，还是图像的审读）之于能够诗意栖居的人类而言，都不仅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和茶余饭后的点缀，而是人得以诗意生存的一个维度，是人生审美化存在的重要尺度，是人类高扬理想，永葆青春的乌托邦的守护神。
但在后现代语境下，我们的文学不再张扬理想，不再守护乌托邦，而是展示感官欲望，随波逐流，翻新求奇，堕入时尚。人因此坠入了动物的乐园，人生被平面化了，文学也就成了荒诞无聊的语言狂欢，人类诗意生存的根真有被拔掉的危险。文艺在二十世纪后期的颓化和庸俗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一味追求创新的骚动心态下，演绎着一幕幕的闹剧和轻佻的搞笑，愈益显示着我们灵魂的贫弱和蜕化及失真后的苍白。曾几何时，我们对乌托邦的理解是从文学的视角，以审美性和神圣价值为旨归的一种虚灵的真实的美学阐释，是以对其政治的社会的内涵的悬置为前提的。美学意义上的乌托邦，其价值指向是多元的开放的和未完成的，它的内核源于超越世俗概念的神圣价值，及其根基于实践生成性的审美价值。它不可委实于某一具体对象，否则就可能因实体化而板结僵硬化，进而被颠覆和反叛，使其厚重的内涵被消解于轻飘的能指的滑动中。文学的守护就是对人类精神家园的丰盛和人性健康的维护，是人生不能平面化的依托，是对人类灵魂深处精神源泉的开掘光大，是对本真审美内涵的体认。文学对乌托邦精神的守护就是守护一种信念、理想和信仰。
堕落：后现代文化景观下的文学现状阐释
在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下，面对汹涌而入的后现代文艺思潮，我们毫无接受的心理准备和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未能对它们存在的前提进行质疑和清理，就迫不及待地移入、模仿并流行起来，其结果必是尴尬和难堪。后现代主义的文艺实验有其积极意义，但文艺界一窝蜂似的跟着上则显示了我们创作者心态的浮躁，和在创作上缺乏自主性。对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末流文艺的拙劣的照搬和嫁接，对民族主义固有传统文化的所谓复古和低层次上的翻新，使得当前文坛充斥着或是对原始野性和性欲本能的无耻无遮的暴露张扬，或是道高旨远妙言玄谈的潇洒追寻，或是小女人美丽闲适的小资情调，或是所谓美女作家的私人化写作的暴露癖，或是充斥屏幕的格格们的嗔笑怒骂。这一切都远离了我们的生存困境和人生的艰难，远离了我们切肤之痛的苦难的人生体验。在后现代削平深度什么都行的蛊惑下，“市井文化堂而皇之地走上了台面，痞子气味装模作样地扮演了主角，哗众取宠、自作聪明、装傻作痴，等等，等等，成了风潮和时尚。这一切的一切就是从虚无主义到消解主义滑落流变的全过程，其速度之快，流变之轻巧，姿态之优雅，真是东方智慧之绝好的写照。”[1](P69)于是文学创作为迎合时尚、取悦大众通俗文化，而坠入了削平深度、平面复制、追求感官刺激的深渊。在审美尺度匮乏下，人们会以作品所产生的利润来评价作品的价值。只要符合流行的口味和时尚的需要，就会具有市场销路，就像资本主义能够迎合满足资本的需求一样。至于鉴赏趣味，当人们沉溺于自我迷醉或自我淫逸时，则压根不再挑剔是否高雅和清纯了。在技术关联时代，人和物都成为持存性存在，仅以经济利益的物欲追求为唯一价值，其它人文向度则被削平，感官欲求的快乐原则同化了真实生存中的现实原则，因而也就消解了人文精神中的批判内涵，人的自我实现也就变成了虚假需求的牺牲品。文化和经济的相互借势，产生了文化产业，“文化”本身已经成为了一种产品，市场变成了本身的替代，“美”成为一种商品，可以用来进行商品化的消费。于是乎文学堕落为大众消费品的通俗文学读物，为增加卖点获取经济利益一再降低品位，甚至以其媚俗性和麦当劳化特征，即以它的草率、粗劣、简化、扁平、迅速供应的、低质量的叙事套餐取悦读者，为此还自鸣得意沾沾自喜。难怪当前文坛的创作多为摹仿性的戏作，难以产生有分量有内涵的作品，缺少必要的文学品位和文体自觉。事实上，一旦丢弃了文学的灵魂——审美的乌托邦，没有了此一维度的现实关怀，文学也就不成其为文学了。现代作品如此，后现代作品亦如此。
真正的后现代作品，不但有着批判、颠覆、非中心，更有着深刻的痛苦、抗争等人文关怀，有着人之为人、文学之为文学的虚灵的真实的那个度。后现代主义也并非全部是一种取代理想主义的虚无主义，它在批判地承袭、理性地超越现代主义的范例的努力中展现了如下的向度：保留了阐释各种各样社会异化现象和精神萎缩化的批判力量，否定了工具理性和所谓“进步”的迷信及其释放出的魔障。它重视体制外的力量，蔑视一切权威主义的元语言，企图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中彻底铲除“词语的暴政”。说到底，后现代主义仍是一种在场的形而上学，人们消解的只是实体形而上学及其所寄生的意识形态。人性所固有的形而上维度是不能解构的，形而上的秉性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人类秉持的有限性要依然植根于超验的信仰之维，因而“公正”或“正名”的承诺，也是一种新的乌托邦的冲动。文学存在的悖论就假定了一种新的乌托邦冲动和暗示，以至最终的超越和上升，“聆听存在的声音”。在宽松和普遍倦慵感的状况下，深刻体验海德格尔对“无之畏”的形而上的含义，领悟其中的奥秘，唤起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那里，被压抑的萎缩的方面都将获得一种崭新的、令人满足的、丰富的功能。
文学史一再证明，缺乏历史感丧失崇高感的文学是飘浮无根的，尽管可以一时畅销，但终究要被历史所淘汰。如果文学仅是感官刺激的击发器，仅是展示欲望的符号，仅为利欲所驱动，就是文学的堕落，结果必然导致文学的萎缩。失去了尊严的文学成了任人操纵的符码，成为一些人用来谋利的工具。当下不少作品所体现的价值思考，基本上是在同一精神平面上滑行，即它们对生活的感悟，对生活的评判如关于人性、生命、死亡、爱情等的书写，所体现的价值思考很难发出对一定历史文化平面的穿透之光。生活整体的破碎，使文学只能捡拾一些碎片，在狭小的碎片上施展自己的专长，来体验“卑微的意义”和“解体的形式”，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无意义只能是一时的肉体快感或语言的狂欢，本有的崇高、英雄悲剧因脱离其产生的文化背景而打上了戏说的意味。这实际上不是一种解放，而是一种疲惫、厌烦的无聊心态。早在一个世纪以前，许多现代派作品就已描绘了这种心态。文学的审美性和神圣价值维度的丧失加剧了文学的堕落，使它游戏于语言的狂欢而不再关乎人的真情实感，对于当下难以言说的人生境况的艺术掌握往往流于肤浅，成为追逐时尚的艳俗、恶俗，而难以体验或领会技术关联语境下的人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不知这是文学的悲哀还是人性的堕落？一方面匆忙的当代国人，早已经被利益驱动搞得焦头烂额，开口股票，闭口网络，早已丧失了体会文学的闲暇和心境，甚至连阅读文学的教养也荡然无存；另一方面，文学因追逐时尚，其精神内核已被时下的奢华、媚俗、喧嚣抽干了，只剩下轻飘飘的失重的外壳，成为漫无目的的盲目的能指的滑动。语言失去了质感，丧失了情感体验的沉重，只剩下符号在语言的祭坛上狂欢！“文学家无论怎样暴露人类，却必须给她保留最后一件衣裳。因为一旦连这最后一件衣裳也给剥掉了，那么，人类就不存在了。”[2]P457文学曾经畸形的辉煌不能解释今日边缘的失落，边缘化的文学要想体面的生存，就要守住文学之为文学的最后底线，这就是在文学的旗帜上张扬理想的色彩，守护文学审美神圣价值的传统维度——乌托邦的守护神。从远古走来的文学连接着历史与未来、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文学是对人性的呼唤，是对人生境界的提升，存在于此世的文学指向的却是未来，是人类不可沉沦的宣言，是人类精神生活的灯塔，是对“存在的遗忘”的精神抵抗，是对生活“媚俗”的真诚抗拒，是文学让我们在日常庸碌世俗的世界中保持住我们的个性，不再人云亦云，也不再和他人相像、重复，而是成为与他人区别开来有独立个性的自由的人。文学能够深入到人的心灵深处，真真切切地捉住自我，安慰人惊恐不安的灵魂。文学可以弥和现实中分裂的人格，可以滋养健全的人性和枯竭的灵魂。
当高尚的信念不再有人守护而沦落为戏子——一个无人理睬的戏子时，这首先不是文学家的悲哀，而是社会的悲剧。人的审美理想的萎缩，意味着高尚时代的终结。当葆有理想的文学遭受放逐的厄运时，这个民族就到了危险的边缘；当现代主义顽强地向着人类心灵深处的污浊开掘，上演着人类的《恶之花》时，其实，现代主义对“恶”的展现乃同诗人在内心里呼喊着善良同义，是对“善”的绝望的挚爱。文学不能止步于当前凸显现代性的在场，更不能是现代化车轮的润滑剂，而是让人生活在有过去未来的时间性的境域里，以其清澈的黑暗的光明来对抗世界的“进步”。在技术关联世界里，“当现代技术无处不在，不再有什么乡下，甚至‘过去’也开始像是一个交替的世界而不是这个世界某一不完善的、早期的阶段时，那种对‘绝对现代’的更深层的满足也就烟消云散。”[3](P53)而唯有文艺以其超越性葆有人的本真的时间性维度，才能给有限性的人生以意义和价值，普鲁斯特就曾在其辉煌巨著中对时间做了精彩的描绘。唯在时间内才能展示人性的丰满和多种可能性，从而在对文学的体悟中更加珍惜人、珍惜生活，进而在文学中安顿自己焦虑不安的灵魂。
文学的本性：乌托邦的守护神
对文学的底线——乌托邦的守护神的守护，就是坚持针对那种所谓什么都行的后现代景观的一种抵抗立场，就是坚守文学本有的不可消解的审美性内核——对当下所谓的后现代式的削平价值深度、解构历史意识、消除审美距离的玩文学的批判，而让文学葆有一种深度，一种超越意识，以此消解人类伴随现代化进程而来的消极后果。在技术关联语境下，科技高视阔步，人以为借助万能的科技理性就能解决一切世间问题，而趾高气扬地高扬自我的主体性，对自然祛魅化，切断通向神圣之维的脐带。殊不知，在现实物质功利诱惑面前，大写的“人”因缺少神性的光辉和审美的提升，人性反而不断下坠。人的狂妄使人不断丧失本有的精神情怀，而使精神家园荒芜，文学对乌托邦的守护就是在精神家园竖起一面旗帜，使人贫瘠的灵魂得到滋养。面对汹涌的商品经济大潮，面对强行划一的技术逻辑，文学要想葆有审美的价值维度，就须反抗普遍流行的物质主义，就要拉开与生活的距离，坚守住文学的理想性这一底线，就要寻回自己探求的精神生活。没有这种精神生活人将堕落为非人，而为禽兽。文学向形而上价值领域的回归实际上是文学的返乡，是文学重获神圣性的一次努力。诚如德里达所言，“诗人坚定地聆听原始地、本能地发生的东西以及一般如其所是的东西。”这是文学向着自己家园的迈进，也是文学的真理性所在。当下的文学迫于物质世界的压迫，迫于陷入“网络”之中而成为“操作对象”的尴尬，普遍出现一种“返回神话”的趋势，力图重塑敢于担当重负的英雄形象，他们在重新寻找“上帝”，这体现了人类在感官欲望满足中寻求精神向度的努力，为游戏空虚的人生注人生命之重，也是对人性往更高层次上的一次提升。人毕竟是有精神生活的存在者，文学从喧嚣声色场景中抽身而返，让文学重新逼视人的灵魂，重新寻找人生的意义，把我们带入一种真正的诗意栖居，这就是文学对审美尺度和神圣价值守护的内涵。
对文学乌托邦精神的守护，并非倡导一种脱离现实的创作，而是将这种文学之本真的核心切入到我们鲜活的生存实践中、审美化的生命中。它既是对所谓审美与生活同一的大众审美文化的批判和清理，也是对不着边际漂浮在脱离现实的学风的一种矫正和拒斥。文学对乌托邦的守护不是要我们的文艺升入天堂，而是植根于大地的归属性，以我们精神的饱满丰富，带着神圣价值和审美尺度，重新返回现实的充满着苦难、欢乐、艰辛、痛苦、智慧、不幸和偶然纷争的大地。文学回归大地并非混同于尘世，而是力图超越尘世生活进入一个自主的艺术世界，以寻求其独特性和乌托邦功能，它表现为对商业文化的抵制和对文学经典的维护，以弘扬文学的精神属性来对抗商品逻辑的侵蚀。文学重新立足于大地浸透于生活之中，这于文学才是真正的精神肉身，才是灵魂的栖息地。它守护着美、善和真理，它启示着永恒的奥秘和神圣，并在大地上记录天、地、神、人相沟通的神圣文字。因对信念、信仰的守护，就使文学沐浴着超验价值和永恒之美的光照，人因文学中理想之光的普照而从世俗中提升出来，以独立的姿态向澄明之境前倾，生命由此而获得一种充实，为人必得趋向的理想世界指明生存的方向，使人获得尊荣和高贵，以对照“空心人”、“物质人”的可悲境况！
在文学陷入困境的当前，对文学底线的坚守无疑给喧嚣甚上的文坛注入一支清醒剂，一个走出虚妄面对本真的希望。“回到事情本身”，只有回到我们当下的文化语境，回到我们当下的生存状态，只有面对自己生命中那拂而不去的人生体验，那如影随形的经验之苦痛，那永不止息的语言的欲望，才会真正触及到我们生命意识的症结点。本真的文学除直面现实的精神之外，还包含着潜在的乌托邦维度或解放的维度。这样，文学作为乌托邦的守护神，才能为我们保留审美的价值向度，并在信仰中为人在大地上植根，以此才能烛照我们的灵魂，才能为生活开拓出意义丰满的人生境界。同时因其葆有神性的维度，为我们对平庸、媚俗、粉饰、追潮、噱头等浮光掠影的“花招”的批判提供基点。这便是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卡夫卡、艾略特、塞尚、凡·高、吉皮乌斯等大师存在的意义，他们为我们树立了一道参照系，因着守护而把当下平面的文艺纳入深度性的精神信仰的超验维度中，使其终结“飘零”的状态而返回家乡——精神家园。如果人生真诚的情感和意义从文学的大厦当中彻底地隐退，这座大厦可能马上就会坍塌成一堆语言的碎片。当代文学之所以还能够支撑起一片独立的天空，并不在于种种时尚文本此起彼伏的喧嚣出场，而在于在这片文学的天空下，还有顾城笔下的童话世界与海子永恒的麦地，还有史铁生对琴弦般命运的热切关怀。张炜的《古船》、陈忠实的《白鹿原》能使人真正感动的仍是那挥之不去的对理想价值的守护和审美情感的诉求；同样，我们可以在余华、苏童、刘震云、铁凝等作家或沉重或轻灵的历史反讽中体验“乌托邦”式的存在与审美性的存在。即使在所谓的晚生代作家中也不乏有着对“乌托邦”的诉求，唯此，才使他们能在沉沦中在绝望中写出他们的痛苦的挣扎，以及那不可再下坠的灵魂的高尚。
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变幻如何异彩纷呈切不可忘却自己的本根，并在新的语境中积极建构新的艺术范式，以克服文艺的危机。文学创作无论怎样获得“现代”形式，但对“为何要文学”这一问题的回答一直未变。因此，文学可以边缘化，但决不能成为可有可无的收集生活碎片的无意义的符码的堆积。否则，没有了文学，人生的意义就会萎缩，人类就有可能走向堕落和荒诞。随着“文学的终结”，人的毁灭也就不远了。
［收稿日期］2002-0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