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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人类社会即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当前，世界各国都在为此积极准备，占世界人口近1/4的中国应如何面对知识经济？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知识经济体系？科教兴国战略与知识经济在中国如何有机结合？本文试就以上几个问题略抒己见，以期引玉。
一、知识经济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不能断章取义
1.要通俗、完整地理解“知识经济”的概念。“知识经济”的概念虽尚无统一的严格说法，但我们已清楚地感觉到其所要表述的是和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种全新的复杂的经济形态。农业经济是从土地里种出来的，工业经济是从工厂里生产出来的，知识经济则是由知识传播、转化出来的。知识经济时代意味着人类挣脱工业文明的桎梏和异化，对自身的发展和复归。可以这样通俗地理解：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全球性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为背景和引擎的经济；是以数字化、网络化的信息革命为引导和载体，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存储、传播、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其本质是一种极富生命力的智能经济。对广义的知识经济内容不能狭隘理解，搞知识经济不意味着可以放弃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按照国际科技园区的规范，经过高技术注入，高技术组成超过70%的一切传统产业都属于知识经济的范畴，知识经济的微观过程是某一知识的无形产品隐含在有形产品之中，并使之大大增值的知识物化过程。譬如计算机软件是知识的物化，用基因工程改善水稻品质而使之增值，同样是知识的物化。
知识经济在OECD的主要成员国中，已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50%以上。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已取代了资本和劳动而上升到首要位置，其增长等于34%（劳动增长+资本增长）加上66%（科技和教育）。就简单、形象的事例来讲，举两例可见一斑：一张用聚碳酸酯做成的“Windows 98”光盘，物质成本约为3元人民币，但价值8000元；根据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伍尔夫发表的统计报告，全球首富、微软主席比尔·盖茨在1998年1月至6月，个人资产增加了160亿美元， 相当每秒钟有2500美元进帐，因此在互联网上有人编了一个笑话，“盖茨就算掉了一张一万美元的支票在地上，他也不应该去捡，因为他可以用这一弯腰的5 秒钟赚更多的钱。 ”这就是异乎寻常的知识价值。 在300年前，工业经济开始代替农业经济，今后， 知识经济将逐渐代替工业经济。世界经济主体由工业经济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转变，导致了经济理论由传统经济学的有限经济增长理论到新经济增长理论——知识经济理论的突破。由于在一切产品和服务所创造的价值中，知识含量的比重越来越高于劳动含量的比重，传统的劳动生产率已经不能解释增值现象，因此出现了知识生产率——生产知识并将其转化为技术和产品的效率。知识生产率将日益成为一个国家、行业和企业竞争的决定因素。知识生产率正在逐步驾驭和取代劳动生产率。
知识经济是一个事物宏观的概念，我们不能以偏概全，把属于知识经济因子的某一产业或知识经济的微观现象说成是宏观的知识经济。科学技术是知识经济的核心，但科技革命不等于知识经济；高技术产业是知识经济的支柱，但也不是说技术含量高就是知识经济。完善的知识经济应该是科学技术、管理科学和人文科学三轮齐驱的系统工程；我们不能忽视知识经济对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文化氛围的依赖。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用严肃认真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对待知识经济，不能用抽象原则和空想模式去框定知识经济的界限。否则，所造成的后果将不单是一般的误导，而很可能是清谈误国。
知识经济的概念从一个新的角度形象地注解了我国“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同时也说明，中国成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恰好与已经奏响的知识经济时代的序曲相合拍。
2.知识经济与工业经济的联系和区别。知识经济和工业经济的联系是：工业经济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知识经济是工业经济发展的结果和高级阶段；在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时，二者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工业经济的主体位置逐步被知识经济所取代。
知识经济与工业经济的区别是：（1 ）蒸汽机技术和电气技术推动了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经济的形成；而电子和信息革命推动了以知识和信息服务为主、制造业和服务业将逐步一体化的知识经济的形成。（2）工业经济是标准化的集中生产，其目的是通过生产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提高利润水平；而知识经济是非标准化（更个性化，更能体现价值规律）的分散生产，其目的是通过对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和对员工的教育与培训以提高知识生产率，创造更大的收益。（3 ）工业经济时代以工人阶级为社会主体，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生产的工人占劳动力的大多数，也就是说，多数人用多数时间去生产社会所需要的物质产品，少数人用少数时间生产和传播知识；而知识经济时代以知识阶层为社会主体，工人阶级是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从事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人占大多数，也就是说，少数人用少数时间就可以生产出满足全社会需要的物质产品，多数人用多数时间去生产和传播知识。（4 ）工业经济时代的分配方式主要是“岗位工资制”，而知识经济时代的分配方式将实行“按业绩付酬制”。（5）工业经济的物性多，人的自由少， 人的价值在于求发展；而知识经济的灵性高，人的自由大，人的价值在于自我实现。（6）工业经济以实物为商品，其商品使用的越多， 市场越小，价值越低；知识经济不以实物为商品，而是以知识的传播、增值和应用为商品，其商品使用的越多，市场越大，价值越高。（7 ）工业经济的发展直接取决于资源和资本（没有“共享性”）的数量和规模；知识经济的发展不直接取决于资源和资本的数量和规模，而是直接取决于知识（有“共享性”）的积累和利用。（8）工业经济以资金为资本， 遵循收益递减原理，经济增长呈现周期性；而知识经济以知识为资本，收益不是递减而是递增，经济增长呈现“可持续性”。简言之：与工业经济恰恰相反，知识的产业化表现出知识经济所具有的知识含量高、价值按几何级数增长，耗材耗能少和更新速度快的基本特征。
3.人类完全进入知识经济的标志和时间。工业经济时代的标志是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首要地位。工业经济的形成从瓦特蒸汽机、珍妮纺纱机产业化算起，大约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知识经济的标志是信息科学技术产业、生命科学技术产业、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科学技术产业、新材料科学技术产业和有益于环境的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全面超过汽车、建筑、石油、钢铁、运输和纺织等传统产业，科技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首要地位。按1997年12月联合国有关资料称，改变世界面貌和人类生活的重大高科技产业化将在2030年前后实现，也就是说，人类将在下个世纪下半叶全面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形成期大约为半个世纪。就目前世界来讲，只能说出现了知识经济的萌芽或知识经济正开始代替工业经济，还不能说哪个国家已经形成了知识经济、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以在这方面领先的美国为例，其支柱产业仍然是有高科技注入但仍没有发生质变的传统产业，除可与之并驾的信息科学技术产业外，其它高技术产业还相对弱小。
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决定着有中国特色的知识经济
1.正视差距，做到胸中有数。我们应该透过“中国人口多”的现象，看到国民素质低、从事低级生产人口比重大这一落后现状和基本国情。我们对科教相对落后和国民素质较低的问题不应该是模糊承认，而应该是做到心中有数，知己知彼。
美国重视科教发展已有200的历史。美国1787 年在宪法中确定了对科学和教育的发展与保护权，1790年出台了《专利法案》，1848年成立了科学促进会，1867年组建了国家科学院，1869年已经形成全国教育网，同时实现了学衔制，到19世纪末，已有庞大的工程师队伍活跃于社会，在校大学生按人口比例居世界之首。本世纪20年代后，美国大量增加教育投资，中学教育出色，文盲率由6%降低到4.3%。60年代，美国不但实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而且实现了社会对科学的探索风气和科学的初步社会化。
反观中国，科教的真正发展只是近几十年的事。因此，中国本世纪90年代的教育水平还远不及本世纪中叶美国的水平。中国的失学儿童比比皆是，不得不靠希望工程加以救助，各地拖欠教师工资的问题也严重影响了教师的情绪和教学质量。据有关部门统计，1998年中国有文盲2.2亿、科盲5亿，分别占全国总人口的18.33%和47.66%。中国90 年代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要落后于美国几十年，中国R&D投入仅占GDP的0.5%左右，远低于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5%）和美国3%的水平。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对此分析指出：“我国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知识和科技储备不足，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持不力，人才外流，从事基础、高科技前沿研究和重大战略研究的基地建设亟待明确和加强，科研机构和大学之间的分工合作和产学研结合需要加强，企业R&D能力、科技中介力量需要培养和扶持。R&D投入不足，转化风险投资机制尚未建立完善，短期行为、低水平重复、投资分散的状况需要扭转，政府职能应向宏观调控方面转移。”因此，中国加大科技改革和科技投入力度，大力促进科教事业的发展，提高全民族科技文化素质，大幅度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和国际科技竞争水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急需和重要。
2.突出特点，因中国国情制宜。迎接知识经济来临，首先要采取科学有效的宏观经济战略。中国改革开放全面进入攻坚战，不同领域和部门的改革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程度加大，多种生产方式、多档次技术水平并存，呈现出联合、融合、渗透、杂交等一系列复杂情况。在国内体制、机制和世界经济转型的双重挑战面前，处于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只有进行全方位的系统操作，正确处理热情与冷静、开拓与稳妥、优势与劣势、局部与全局、现象和本质、放权与控制等一系列关系，才能较为全面的启动经济；只有既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又重视经济增长质量；既把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种种契机，又注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既解放思想，大胆向前走，又从广义范围考虑经济安全问题，才能扎实稳步地促进经济发展。我们要避免对形势过于乐观的判断，要把研究危机理论和建立应对危机的各种预案列入战略规划的范围。经济的发展是梯进式的，迎接知识经济时代来临的前提和基础，首先应该是根据中国国情脚踏实地发展现代化高效农业和基础产业。中国正通过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围绕经济增长和赶超目标，我们可以尽量缩短经济发展阶段，但却不能超常规地跳跃经济发展阶段。我们必须补上“工业化”这门基础课，不能“坐在草棚里操电脑”。
因此我认为，中国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对策应该是分地区、分层次、局部发展的对策；应该是遵循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时序加入全球化的对策；应该是“开发人的智力、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创新体系”的对策。基本国情制约我们不可能全盘走发达国家的老路、不可能全社会都面向知识经济。由此来看，京、沪等大都市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可以率先发展，知识含量较高的行业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中型企业集团也可率先发展。先行一步的地区、行业和企业要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确定行之有效的部门和企业、地区和行业政策；要有一定的主动性和超前性，当好中国进入知识经济的先行。上海已对浦东创新体系进行典型研究，提出了创建“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的知识型企业和尽快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研究开发新体系等重大课题。“已经出现知识经济”的中关村等地区也正在利用综合优势加快发展步伐，规划创建中国的“硅谷”，建成对全国有引导意义、在世界代表中国形象的一流科技创新区和我国知识经济的前沿阵地。我们国家大，发展不平衡，经济和科技发达的地区，要把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教育部“211 工程”与本地的高新技术产业结合起来，使科研、创业和产业发展融汇贯通，积极创造基础条件，促成地区知识经济的发展，为全国作出示范和表率。
三、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
1.锐意改革，建立创新体制。回顾历史，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之所以在近代日渐衰退，正是由于腐败和内部机制退化所致。在达·芬奇解剖尸体，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的时候，中国却从四大发明为标志的自然科学顶峰一头扎进了人文科学的故纸堆里。到本世纪，中国这个在公元前一世纪就开始观察和记录太阳黑子的国家、这个制造出人类最早的航天器（火箭）的国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美国人在1969年把星条旗插到月球上。“举头望明月”，我们的“嫦娥”至今还被囚禁在民间的神话里。痛定思痛，以史鉴今，中国要再造东方文明，答案就是在改革旧体制、旧机制的基础上，全面建立创新体系，把科学技术这第一生产力彻底解放出来，在经济建设中释放出无与伦比的能量。
在创新体系建设中，科研单位要进行结构调整和分类定位，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实现科技目标，建设创新队伍、改革管理体制与转换运行机制方面来，要坚定不移地进入经济建设主战场，才能最终找准自己的位置。高新技术产业要通过与企业结对子等方式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中国知识经济的前卫北大方正技术研究院院长王选提出，中国科技产业要采取“科技顶天，市场立地”的独特模式，大量占有市场，从市场中感受需求的刺激。市场的需求比十所大学更能推进技术进步。只有站在“需求刺激”的风口浪尖上，才可能有创造性的科研成果，并形成市场与技术间的一种互动。
2.立国之本，在于人才培育。科学是指挥员，实践是战士；生产是基础，科学是先导。经济生活的土壤，期待着科学技术的耕耘；而科学技术的力量，也期待着社会实践和场所。人是现代化的决定因素，现代化国家之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知识、信息、技术的生产、传播、应用，都依赖于高素质的具有创造才能的劳动者，需要大批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商品的竞争，资源的竞争，科技的竞争，企业的竞争，以至未来新世纪的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国民素质和人才的竞争。因此，“给我们科技人才”不只是企业的呼唤，更是当代中国迎接知识经济来临的时代呼唤。
教育是培育人才、造就人才的摇篮。教育改革要根据知识的重新定义和知识经济时代的迫切要求，改变过去那种死读书、读死书的应试教育体系，要把教育的重点从继承转移到创新上来，加强素质和创新能力教育，为以后的科学实验和创造性研究打下基础。根据“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新时期教育方针，中国的教育不但要重视各级各类的学校教育，全面提高教育质量，而且应适应知识更新，加速成人终身教育，促进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和业余教育蓬勃发展；不但要注意培养各业专家和各类技术人才，而且要加强各级管理人才的训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只有通过各种渠道、多种形式，才能促进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社会智力资源的开发。
计划培养是人才竞争的基础，而市场配置是人才资产的优化重组和盘活。因此，我们在通过计划培育造就一支献身于各条战线的高素质、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队伍的同时，还要激活国内人才市场，创造“不拘一格降人才”和“不拘一格选人才”的政策环境，才能人尽其才，只有计划培育和市场配置“两条腿”走路，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对人才的需求。
3.目标正前方——向科技要生产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是中国迎接知识经济时代来临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是把经济增长方式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的伟大战略决策。
诚然，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受到国际瞩目，但产业发展的主流仍是粗放型的扩大再生产。中国产业素质低的状况仍然困扰着产业的发展：产品深加工程度低，高科技含量低，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为主，知识密集型产品还需要大量进口；生产高消耗、低质量，每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资金消耗大大高于发达国家；很多地方、行业、企业的发展仍然主要依靠增加投资、上项目，走外延型增长的路子。因此，向科技要生产力，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迫在眉睫。
向科技要生产力，就是要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通过推进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和传统产业的高技术化，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根据高新产业高风险、高投入的特性和国家财力、物力有限的实际情况，我们要对那些技术力量比较雄厚，开发能力比较强，在短期内能够取得市场份额的行业和企业给予政策斜，支持其优先发展。同时，我们还要积极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当代科技发展的物化周期越来越短，上个世纪发电机从发明到应用用了65年，而本世纪的激光器从发明到应用只用了1年。我国科技物化水平还跟不上世界科技发展的节奏， 许多束之高阁的科技成果迟迟不能转化为生产力，有的科技成果甚至被“逼”到国外，为人家转化生产力。外国人评价用筷子吃饭的中国人聪明的很，难道我们就不能建立一个卓有成效的激励机制和转化系统把我们的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吗？就不能积极推进科技成果市场化吗？海南省目前在国内率先颁布实施了《海南省科技成果转化奖励基金管理办法》和《海南省科技成果转化奖励办法》，对科技成果应用、转化中有功之臣，重奖10万元，这无疑对解决科技成果不能尽快地进入生产环节和无法应用的问题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向科技要生产力，就是要推动企业成为技术进步的主体、提高企业的开发和创新能力。在世界上，大型企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如果低于销售额的5%，就难以有竞争力了。而我国的大中型企业， 至今还难以拿出销售额的1%投入研究与开发。因此，我们就缺乏自己的专利、 品牌和知识产权。随着知识经济的发育，技术每年的淘汰率已达到20%，一项技术的寿命周期平均只有5年，可以肯定， 一个大企业如果没有一个能广泛、及时获得外部信息和知识的技术开发中心，产品不能及时地更新换代，它将很快成为历史的陈迹。向科技要生产力，就必须在知识积累和创新上突破。现代企业对新技术的开发应当是“嘴里含着一个，手里拿着一个，眼睛盯着一个，心里想着一个”。
4.遏制人才外流与引进国外智力双管齐下。减少人才外流，不能口头上空喊，而是去做一些我们应该做的实事。比如提高人才待遇，制定优惠政策，营造自由开放的学术生态和社会文化环境，等等。在我们讲爱国的同时，要力求使我们的国家有更多的可爱之处，其中决不能忽视开创一个科学、公平、宽松的政策环境。雷锋讲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但对正值创造青春的科技人才来说，如果你没给他们以充分发挥才智的空间、条件和待遇，他们就可能会觉得是对有限生命的最大浪费。我们虽然于1978年召开了举世瞩目的全国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但80年代的改革并没有把科技进步推到一个理想水平。“臭老九”的帽子刚刚摘掉，社会上又出现“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脑体倒挂的现象。知识分子待遇得不到真正落实，像张广厚这样顶尖的数学家也因收入低、负担重、营养不良而英年早逝。在中国80年代知识究竟值多少钱？有一则报道令人不平：1983年冬，北京大华衬衫厂的一批产品运抵日本启封时，日方发现衬衫爬满了蚂蚁，遂提出百万元经济索赔。在大华衬衫厂惊慌失措之际，中科院推荐浙江农大蚂蚁专家唐觉教授进行权威鉴定，确定此蚁乃日本“伊氏臭蚁”，中国京津一带根本无此蚁，因此衬衫里的蚂蚁是运抵日本后爬进去的。结果，不但挽回百万损失，而且日方还以每年增加订货来表示道歉。然而，大华衬衫厂的感谢仅是一件衬衫——知识就这么不值钱。试想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中，谁敢说不会造成一种“人心思走”的离心力呢？
人才的流失乃国有资产之最大流失。在中国开放20年间，我们培养了不少人才，但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流失国外。据1995年的一项人才抽样调查：72%的个别流动中有67%流失到国外，集中了全国最优秀学生的北大物理系，恢复高考后培养出的学生有1/3目前已出国，其中在美国就有500余人。市场就是利益，就是钱， 你要遏制人才外流就必须把重赏悬挂起来。北大、清华等重点院校计算机系毕业的很多学生在美国工作3至5年后拿到10万美元的年薪，而在中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遏制人才外流的关键是强化市场机制。50年代我国一批著名的科学家可以放弃西方的优厚待遇，以一腔爱国之情，毅然返乡报国。而今天，在“全球化”的冲击和市场经济面前，如果我们只强调奉献而不强调待遇，只强调群体而不注重个体，我们的竞争只能是有竞无争。知识不应该和贫穷在一些，中国的高技术企业必须使优秀员工富起来，出一批院士百万富翁，才会有吸引力。从全国来讲，知识经济需要一批顶尖人才做栋梁，各级政府应该有对顶尖人才的特别待遇和政策。
在尽量减少人才外流的同时，人才竞争的另一方面就是引进智力。我国引进国外智力，不应局限在工业领域的技术创新、新产品开发和农、林、牧、副、渔业优良品种方面，还应该在与外国专家合作开发方面广泛拓展领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引进国外智力的格局，是我们在工业化进程中发展知识经济的需要。我们不能不看到先进国家之所以先进，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不但每时每刻、千方百计地培养人才，而且在每时每刻、千方百计地引进国外智力和争夺人才。中国如果像引进外资一样重视引进国外智力，就可能在推进现代化建设中取得更好的效果。“世界知识是一家，你拥我来我抱他”。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无不暗含世界各民族文明的相互渗透。中国历史上独领风骚的雄汉盛唐，就是以其宽阔的襟怀，去拥抱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以及地中海文明的。中国更是“文明”的输出国——公元715 年，“塔拉斯河大战”，唐朝惨败，数万被俘的唐朝人给阿拉伯人、西方人带去了造纸术，随后，活字印刷术、罗盘、火药等相继传到欧洲，使他们汲养生精，赢得了科学的突进，无独有偶，本世纪二战期间，美国以优惠的科技政策吸引，加上战争的意外机遇，接纳了大量西欧的自然科学家，使爱因斯坦、费米、西拉德、泰勒和维格那等一批最杰出的科学家走到美国，从此使美国这个并没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成了“科技暴发户”。当然，靠发战争财是不光彩的，我们只是说人才是世间第一可宝贵的，在科学的政策环境和合理的运行机制中，只要有人才，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当前，国际科技政策走势的核心仍然是争夺人才。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各国纷纷出台了引进国外智力，加紧争夺外国科技人才的政策。尝到科技领先甜头的美国人仍然是科技人才争夺战中的强手。一方面，美国人有从全球延揽人才的隐蔽的掠夺手段，比如在托福（TOEFL）考试中，美国每年从全球数百万体力、精力、 智力俱佳的考生中悄悄选拔。掠走大批优秀人才，使本来强大的美国更加强大；另一方面，美国也有在全球掠夺人才的堂而皇之的法律和政策手段，比如不久前美国政府又修改移民法，拨巨资将科技人才吸收率增加8%之后，一批法国科学家立即迁往硅谷， 他们将在美国的土地上实现自己的科学知识价值。
洋为中用。我们希望更多地引进外国智力，但是不能依赖它。我们只有在以我为主、充分发挥本国创新能力的基础上，去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智力。否则，光靠引进和模仿，只能跟在发达国家的后面亦步亦趋。
5.开辟社会课堂，以倡导全民族终身学习求知的方式促进国民素质的提高。知识作为生产的智能要素，不但渗透在人的要素之中，而且凝聚在物的要素之内，具有强大的合成力，起着第一位的变革作用。知识经济时代，每个人都应该用知识培养自己的创造力，以获得良好的生存发展空间。知识经济时代，要求人在劳动能力上尽量减少体能的支出，增加智能的支出，因为体能是有限的，而智能是无限的。每一个大脑1万亿个脑细胞中的1千亿个活动神经细胞可以长出2000 万亿个“枝杈状树突”，即2000万亿个连接点可以组合出无穷的智慧。作为生物计算机的人脑潜能大的惊人，但利用率又低的惊人。知识经济非正规环境下的个人学习和终身教育，将是在正规教育之外开发人力资源更普遍的形式和目标。教育的概念将从被动的受教育外延到主动自学求知：课堂将从教室扩展到社会的每一角落；教育投资将从消费性的转变为生产性的。因此，转变学习意识，改变学习方法，树立终身学习思想，将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发展自我、完善自我、提高自我、实现自我的有效途径。由珍妮特·沃斯和戈登·德莱顿合著的《学习的革命》，虽然从思想内容到科学依据有待考证，或有炒作过份之嫌，但毕竟适应潮流，抓住时代的脉搏，唤起了人们对学习的再认识，有利于把我们中国人早有的“学习、学习、再学习”和“干到老，学到老”的优良传统在今后的知识经济时代发扬光大。随着知识经济进一步影响我国，社会上已经涌现出读书求知的热潮。据有关资料显示：1998年，我国图书消费首次超过烟草消费，目前北京人在互联网上读北京图书馆的藏书，日均超过8万人次， 最高时突破13万人次。深圳特区更呈现出令人惊喜的现象：书店、书摊、报亭比酒吧多，各类学校和培训班比米铺多，读书看书的比搓麻玩牌的多，听科技和新知识讲座的比跳舞蹦迪的多。进入1999年，深圳富临大酒店、西丽宾馆和香格里拉饭店等星级宾馆经常出现知识讲座爆棚现象，有时甚至600人的科技讲座涌进6000听众，主办单位不得不求助“110”来维持秩序。社会每一个个体价值的实现、“教育”和“学习”这两大人类文明支柱的重建，将无疑带给人们知识经济时代脱胎换骨般的跃迁和升华。
6.转变社会崇尚意识，树立科学家、发明家第一劳动者的地位。我们在首先尊重有觉悟、有素质的人民艺术家的基础上，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在人类文明的浩瀚星空中谁最亮？是影星、歌星？还是科学家、发明家？在中国，大多数人似乎只知道崇拜那些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并非最佳的影星、歌星，却很少有人知道中国的“两弹元勋”是谁。一些歌星在台上扭扭屁股、亮亮嗓子，出场费动辄几千几万，而科学工作者一篇凝聚心血、非同凡响的学术论文，可能只得几十至几百元的稿费。据报载，我国一名震艺坛的红影星到法国去，身上带着3000余万元的首饰以显身价和风骚，而中国的一些高科技工作者出国学习考察时，往往连一件名牌服装都穿不起。企业界本应该知道和科技联姻是多么重要，但我们只听说有献殷勤的企业家给暴露隐私而不脸红的某富婆影星赠送价值昂贵的别墅，却没听说那位开明的企业家给骑自行车上下班身体有困难的著名数学家陈景润买辆车；我们只看见人们每时每刻都在享受科学技术所带来的舒适、方便、快捷，而关于所谓“人际关系是第一生产力”的似是而非的喧嚣却被发现为一种时髦的“真理”。这是严重的价值颠倒、崇尚错位和社会分配不公。需要引导社会对科学家、发明家的“崇尚”意识，确定他们第一劳动者的地位和人生价值取向。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民族首先应该是尊重知识、崇尚科学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伟大理论决定了科技工作者第一劳动者的地位。既然是第一劳动者的地位，就应该得到第一位的收入和待遇，就应该得到社会的第一崇尚和尊敬。近期媒体上有二则报道令人欣慰，其一是：“在最近的一项社会调查中，53.2%的北京青年认为科学家、发明家对社会的贡献最大，是最受尊敬的人，其次是军人和教师，而影视演员和歌星的声望是最低的。”其二是：“深圳有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出售花园新楼按学历打折，一张博士文凭可优惠10万元。”这是一种姗姗来迟但毕竟来了的社会觉醒！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不管你感觉没感觉到、意识没意识到知识经济的温馨拥抱，事实上知识经济已经悄悄潜入我国。我们主动迎接也好，被裹挟卷入或带入也罢，总之，这是大势所趋，潮流所向，势在必行。能否认识到知识经济正在兴起，对各级决策者来说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唤起足够的知识经济时代意识，变压力为动力，迎挑战，惜机遇，善于在溶势借势的基础上蓄势造势，顺势而发，因势利导。
二十世纪的帷幕即将徐徐落下，新世纪的曙光正慢慢照亮全人类的窗口。知识经济的崛起，为中国提供了一个从本世纪“站起来”，“富起来”，走向下世纪的“强起来”的绝好契机。这将是一个艰难的拼搏历程。中国的科教事业能否彻底从旧体制脱壳出来，真正解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保护知识产权、保证知识分子待遇和知识体系创新、知识成果市场化等一系列问题，是中国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