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青年价值观变迁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达国家论文,价值观论文,启示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互联网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当代中国青年，尤其是城市青年，越来越处于一个具有最大选择空间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国外青年的价值观及其行为方式或多或少地将对中国青年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就整个世界而言，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全球文化的“趋同化”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因为民族传统文化仍对各国自身的文化变迁起着同样重要的影响作用。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如果认为民族传统文化不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随之变化，同样也只是一个“梦”。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价值观属于社会文化领域的范畴，与社会的经济、政治相对应。社会学中的现代化理论认为，经济发展与政治和文化变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尽管不同的现代化理论大师在其三者之间的联系方式上存有不同的看法。美国学者英格莱哈特指出，相对而言，马克思更强调经济发展对政治和文化变迁的作用，而韦伯则更强调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英格莱哈特认为，马克思和韦伯的观点都得到了证实。
从经济发展对文化变迁的影响角度来看，发达国家目前正在经历的某些（当然并不是全部）文化价值变迁，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中国青年价值变迁的未来走势。因此，深入研究当代发达国家青年的价值变迁，有助于我们正确地预测中国青年价值观未来变动的趋势，以便及时地调整我们有关青年思想教育工作的思路和对策。
有必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社会目前在总体上还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阶段，但后现代的东西并不象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当中国完成了现代化之后才会出现。事实上，它比人们的预想要快得多。正如景天魁先生所指出，从时空的角度来看，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时空压缩”的特点。即在当代中国社会，传统、现代和后现代这三个不同的东西，已压缩到一个同一时空之中。
鉴于上述原因，笔者认为，中国的青年思想教育工作和价值导向工作，要走出那种因缺乏正确的预测而形成的先是批判青年中的某些新现象、新行为和新的价值取向，继而又对之加以认可、肯定的“怪圈”，除了要深入地研究市场化及其规律外，还应当及时、深入地研究发达国家的价值变迁趋势及其变迁背后深层次的社会经济根源。
理论范式：从“现代化理论”转向“后现代化理论”
90年代，在发达国家的青年研究领域，尤其是青年价值观与行为方式的研究领域，似乎出现了一种不谋而合的“研究范式”的“转型”现象。一些著名专家、学者纷纷感到，用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范式，再也无法解释当代社会青年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了。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开始运用“后现代化”或“脱现代化”的理论范式来解释变化的原因。
在美国，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密歇根大学教授R.英格莱哈特于1997年出版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社会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变迁》一书。其理论特色是，作者根据1990-1993年对40多个社会所做的“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横惯数据分析，提出当今世界各国的价值观变迁实际上存在“两个维度”。一个是“现代化”维度。它反映的是从“传统价值观”向“现代价值观”转变的程度；另一个是“后现代化”维度。它反映的是从“生存价值”向“幸福价值”转变的程度。此外，他还依据近20多年来的“纵惯数据”，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当今世界发达工业社会出现的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从“现代价值观”向“后现代价值观”转变的文化变迁趋势。他认为，已经并将继续发生的这种文化价值变迁，在其方向上显著地不同于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的“现代化”，因而，人们再也不能用“现代化”这一概念来对它加以概括。相反，对于发达工业社会正在发生的这种文化价值变迁，用“后现代化”这一概念来加以概括则显得更为准确和恰当。英格莱哈特将后现代化看做是一种新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并从社会目标、个人价值观念和权威系统等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后现代化与现代化，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之间的主要区别。（见表1）
[表1]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社会的社会目标和个人价值观
传统
现代 后现代
最重要的
实现经济增
实现个体幸福
社会目标
维持人的生存
长的最大化
的最大化
传统的宗教价值后物质主义价值
个人价值观 或共同体规范
成就动机
与后现代价值观
理性—不再强调
权威系统
宗教权威法律权威
任何权威
在欧洲，现任国际青年社会学委员会秘书长Claire Wallace与Sijka Kovatcheva合著的《Youth in Society——The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Youth in East and West Europe》一书，是目前欧洲青年社会学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一部力作。该书对东、西欧青年的比较研究，不仅摆脱了那种简单数字罗列式的比较方式，而且还采用了一种新的理论架构。这种新的理论架构，同样是后现代化的理论范式。这从该书的最后一章的标题，即“结论：后现代化与青年的解构”中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
在东亚，日本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千石保先生写了一本专著，名叫《“认真”的崩溃——新日本人论》。作者在该书中明确指出，后现代主义的范式正在装点着青年人的生活。因此，现代化的理论范式已不能解释当代日本青年中的价值现象和行为方式了。
主要趋势：从现代价值观向后现代价值观转变
随着理论研究范式的转型，学者们所建构出的青年价值变迁趋势呈现出一幅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景象。
英格莱哈特通过对43个国家或社会的价值观所做横惯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按被调查的价值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或特征，从中可以抽取两个“公共因子”。一个是“生存对幸福”因子，它反映的是“后现代化”维度。这一维度体现在“横轴”上，能够解释跨国价值观变量总方差的30%；一个是“传统权威对世俗理性权威”因子，它反映的是“现代化”维度。这一维度体现在“纵轴”上，它能够解释跨国价值观变量总方差的21%。上述两个公共因子能够解释跨国价值观变量总方差的51%。（见图1）
[图1]按“现代化－后现代化”两个维度划分的价值结构图
在图1所示的纵轴的底部，主要分布着宗教重要、上帝重要、民族自豪感、工作重要、家庭重要、想要很多孩子、强调孩子顺从等具有强调家庭权威和宗教权威等因素的传统性价值成份。而在纵轴的顶部，则主要分布着政治重要、讨论政治、对政治感兴趣、成就动机、责任感、赞成离婚、赞成堕胎、强调果断和节俭等具有强调国家权威和世俗理性权威因素的现代性价值成份。
在横轴的右侧，主要分布着后物质主义、生态保护、妇女运动、宽容、创造性、生活满意、情绪稳定、身体健康、闲暇重要、朋友重要、自由选择、相信他人、同性恋OK等具有强调重视和关心个人的自我表现价值因素的后现代价值成份。而在横轴的左侧，则分布着妇女必须生孩子、孩子必须在双亲家庭长大、相信科学、相信技术、重视金钱、国家责任、努力工作、拒绝外群体等强调生存因素的价值成份。
尊重权威、尊重父母、是否善恶界限分明等成份，在现代化维度和后现代化两个维度上的负载均呈负值。这表明，无论是“现代化”，还是“后现代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权威意识”的衰落。同样，“是非曲直界限分明”(Good and evil are clear)这一价值观念在“现代化”维度和“后现代化”维度上也具有很高的“负载”，但他们的负载值也都为负值。这表明，“现代化”和“后现代化”都滋生了“道德相对主义”(moral relativism)。在传统社会，道德规范是绝对真理，但在后现代社会，绝对标准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道德上的相对主义。
英格莱哈特还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1990-1993年）中的43个国家或社会在“现代化”与“后现代化”两个维度上的得分均值而绘出一张“文化地图”。从这张“文化地图”中，不仅形象、具体地标出了世界一些主要国家在“现代化”与“后现代化”两个维度上所处的位置，而且还可直观地看出“现代化”与“后现代化”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穷国”（南亚和非洲国家）位于这张“文化地图”的左下角，这些国家或社会的民众更强调配传统价值和生存价值观：“富国”（欧洲、北美，尤其是北欧国家）则位于它的“右上角”，这些国家的民众更强调幸福价值和自我表现价值。它表明，“后现代化”现象主要发生在经济比较富裕和人身物质安全性较高的发达工业社会。
英格莱哈特还用1981-1990年“世界价值观调查”的动态数据，分析了发达国家青年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从“现代价值观”向“后现代价值观”的转变。（见表2）
[表2]1981-1990年世界21个国家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的情况（“后物质主义者”的比例减去“物质主义者”的比例）
国家
1981年
1990年
净增长
芬兰
2123+2
荷兰
-226+28
加拿大
-614+20
冰岛
-10
-14 -4
瑞典
-109 +19
西德
-1114+25
英国
-130 +13
法国
-144 +18
比利时 -162 +18
南非
-16
-33-17
墨西哥 -19
-14 +5
爱尔兰 -20-4+16
阿根廷 -20-6+14
挪威
-21
-19 +2
美国
-24 6+30
日本
-32
-19+13
韩国
-34
-34 0
意大利 -39 7+46
西班牙
-4-6+35
北爱尔兰 -45-7
+38
匈牙利 -50
-41 +9
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21个国家中，有18个国家的价值变迁是按理论所预测的方向在发展。在这些国家，“后物质主义者”所占比例与“物质主义者”所占比例之差，在1981-1990年期间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一些国家的净增长甚至还超过了40%。
在这场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文化变迁中，青年走在了前列。1970年欧共体对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等6个国家的调查结果显示，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物质主义者”的比例将近50%，而“后物质主义者”的比例还不到5%。但在15-24岁的青年中（战后出生的一代），“后物质主义者”的比例将近25%，已明显地高于“物质主义者”的比例（两者比例之和不到100%，因为在两者之间还有一种“混合型”的人）。
从1981年和1990年两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来看，上述20多个国家的价值观还在其他一些方面发生了向“后现代价值观”的转向。具体情况如下：
1.权威价值弱化。1981-1990年期间，公众认为如果将来的社会变成一个更尊重权威的社会是件好事的比例，在21个国家中，有17个国家的这一比例出现了下降。
2.对堕胎、离婚、同性恋和婚外性行为的宽容度增强。1981年至1990年期间，20个国家中的19个国家分别对堕胎和离婚持更宽容的态度；17个国家的公众对同性变更宽容。
3.对安乐死、自杀和对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持更宽容的态度。1981-1990年期间，20个国家中的18个国家的公众，对安乐死持更宽容的态度；16个国家的公众对自杀持更宽容的态度；19个国家中的17个国家的公众对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持更宽容的态度。
4.宗教观念淡化，但对精神世界的关心增强。1981-1990年期间，19个国家中的14个国家的公众去教堂的频率有所下降；20个国家中的14个国家公众认为（信仰）上帝在生活中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但公众中经常思考生活的目的和意义的比例却有所上升，21个国家中的18个国家的这一比例呈上升趋势。这表明，虽然传统宗教和现存的宗教组织丧失了它的追随者，但人们并未放弃精神追求。
“后现代化”取向的具体表现
1、人生价值取向层面——关于这一层面的后现代化取向的具体表现，千石保先生在他所著的《“认真”的崩溃——新日本人论》一书中提供了大量而丰富的具体材料。概括起来，主要有：(1)追求“即时满足”，否定手段价值。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尤其是在战后赶超美英的过程中，学习好、努力工作与国家和社会的目标一致，具有伦理价值。而当日本步入到发达工业社会后，青年们开始转向否定为实现目的手段价值。他们追求即时满足，干活时也要有满足感。青年们纷纷逃离现代社会的支柱产业——工业企业。(2)认真、拚搏、奋斗的精神崩溃。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认真、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在日本中学生中得不到尊敬。在日本，最有威信的人是幽默的人。而在中国，则是成绩好的人、有正义感的人。第二，日本中学生不愿当学生干部，职业青年不愿当领导，认为当领导权力大，但责任也大，个人时间没有保障。他们的人生目标是幸福、舒适的家庭生活、富有趣味的生活。第三，认为“认真工作就会失去自我价值”。第四，反映努力奋斗，进取向上的电视收视率跌入低谷，杂志销量迅速下降。美国影片《洛基》、《霹雳舞》在日受冷落。漫画杂志《大力神》取代了《巨人之星》。(3)从偶像崇拜到追星一族。当代日本青年不再崇拜战后社会的那种奋斗式的英雄“偶像”，他们只“追星”。如歌星、球星等。这反映出他们在人生道德价值观上已从绝对价值观转到了相对价值观。(4)从物质优先转向生活质量优先。伴随日本社会的经济发展，日本青年在先后得到了“三种神器”（即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和"3C"（即空调、彩电、汽车）之后，开始转向重视生活质量。过去日本青年为得到“三种神器”和"3C"而“猛烈”地工作。而现在，“猛烈”一词不再流行于青年之中，取而代之的是“漂亮”，即生活潇洒。(5)忠实于自己的生活，不愿为社会作贡献。
2、工作价值观层面——(1)工作价值和劳动伦理衰退。不少青年认为，工作以外的生活更有人生意义。赞成这一观点的比例，日本56.7%，美国69.1%，法国74.4%，瑞典66.4%，中国42.3%，(2)如果有钱，想玩一辈子。这一比例，日本为四分之一，德国近四成，法国三成强，中国为十分之一。(3)工作的目的是为自己，而不是为企业和国家。
3、婚姻家庭与性观念层面——(1)性观念开放和宽容。同情同性恋的越来越多。(2)同居与不想结婚。青年中同居者比例：美国、丹麦将近20%。与未婚父母住在一起的比例，美国60年代不到5%，到90年代超过30%；出生时母亲未婚的比例，丹麦60年代7%左右，到90年代超过45%；婚外生育的比例，瑞典1991年已超过50%。(3)不想生孩子，“丁克家庭”增多。(4)代际关系：自主与依赖并存，父母权威的丧失。
4、消费价值观层面——(1)物质消费从重视实用和理性价值到重视符号价值。消费需求不是因缺少什么而产生，而是因差异而产生。消费的要素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和功能，而是它的符号价值—名牌。(2)精神消费领域流行“快餐文化”。“拚贴文化”大行其道，专业化的文化成果少有人问津。
5、人际关系层面——(1)传统意义上的朋友关系日渐消失。朋友之间有“边界”，不能涉及个人私生活。在日本中学生中，朋友之间的活动主要是一起吃饭和买东西，而谈论人生及将来、相互倾吐烦恼的较少；在美国中学生中，也主要是一起散步，谈论异性等。(2)隐私观念强化。不仅朋友之间有“边界”，夫妻之间也要设定“边界”，认为夫妻之间也要保留隐私，有自己一片独立的生存空间。
6、政治态度与社会参与层面——制度性权威下降，制度内参与下降，但自主性公民参与上升。(1)对制度性权威机构的信任度降低。在美国，1966年至1989年期间，民众中对组织化宗教持信任态度的比例从42%下降到16%；对国会持信任态度的比例从42%下降到16%；对军队持信任态度的比例从61%下降到32%；对最高法院持信任态度的比例从54%下降到28%；对政府执行部门的持信任态度的比例从41%下降到17%；对大公司持信任态度的比例从55%下降到16%。另一数据表明，在美国，1958年至1994年期间，对联邦政府持信任态度的比例从72%下降到25%。(2)选举中的投票率下降。(3)对国家感到非常自豪的比例下降。多数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在1991年低于50%。(4)解决问题型社会参与上升。针对具体问题而出现的签名、请愿、游行等活动增加。
7、宗教层面——(1)上帝（信仰）在自己生活中的重要程度下降。(2)信仰上帝的比例下降。(3)去教堂次数下降。(4)经常思考人生的意义和目的的比例上升。
几点启示
其一，发达国家由于经济的高度发达，青年的物质需求能够比较容易地获得。因此他们视生存和物质享受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与他们的上一辈相比，他们更强调非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目前仍属于发展中国家。但同样重要的是，今天的这一代青年、尤其是城市青年，他们从一开始就生活在物质条件相对充裕的社会，他们同样视各种物质消费为理所当然之事。无论是从青年择业时的标准来看，还是从生活方式来看，他们都表现出对以物质因素为特征的“生存因素”和以各种非物质因素为特征的发展因素的同等重视。这意味着，我们的思想教育工作和青年管理工作，既不能单纯地依赖于物质因素，也不能单纯地依赖精神因素。尤其是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青年思想教育工作要在如何满足青年的发展需求方面做文章。
其二，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压缩”特性，尽管我们还仍处在现代化进程之中，但发达国家在高度现代化之后才出现的后现代价值观，却已在当代中国青年中出现。正如中国社会必须面对信息革命，不能在实现工业化之后再来实现信息化一样，中国的青年思想教育工作者也必须尽早地面对和正视青年中的后现代价值倾向并加以正确引导。
其三，中国青年中后现代价值观的产生，在总体上具有“早产”的特点。这种“早产”的后现代价值观，一方面将发挥它的正功能，促使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在建构现代科层式管理体制的同时，要注意尊重人性、个性和鼓励人的潜能和创造性的发挥等；但另一方面，它又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功能。如过早地重视消费、享受，而忽视生产、奋斗和创造等。因此，如何提倡奋斗精神，使青年人在奋斗的基础上来讲求享受，正是我们的青年思想教育工作面临的一大难题。
其四，无论是现代化，还是后现代化，都会导致青年的“权威”意识淡化。这无疑对我们的青年思想教育工作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因为目前的青年思想教育工作，无论在其本质上，还是在其形式上，都是以教育者处于权威地位为特征和前提的。一旦受教育者——青年不再将我们的教育工作者（不是指某一个人，而是指这一社会角色）视为权威，而是仅仅看做一种平等对话的对象时，我们目前的思想教育工作就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其五，本文作者不认为发达国家青年今天的价值观，就完全是中国青年明天的价值观。这是因为，中国青年价值观的变动，还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的现实社会制度的影响。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得不承认，发达国家目前正在发生的某些变化，在不远的将来，也会在中国青年中发生。事实证明，发达国家某些目前正在发生的变化，在中国青年中就已经产生。
标签：现代化理论论文; 文化价值观论文; 日本生活论文; 社会价值观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文化维度论文; 空间维度论文; 青年生活论文; 经济论文; 权威论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