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1861年改革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国论文,新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学者研究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的原因多停留在农民运动、农奴制危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些表象上面，很少触及专制制度、官僚与这次改革的内在联系，对改革准备过程的分析也失之于片面；很难全面揭示这场改革前提，改革准备过程，改革运行机制，改革命运问题。本文仅就上述研究薄弱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
封建制度的坚冰开始消融
1855年2月18日，尼古拉一世死的当天，亚历山大一世宣布即位，第二天国务会议向新沙皇及其继承人宣誓，权力交接没有像1825年那样大动干戈。但是尼古拉一世的寿终正寝并非意味着军事警察体制的危机消失。对尼古拉一世体制第一个强有力打击来自外部。在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中，俄军屡战屡败证明了农奴制俄国不堪一击，俄国在国际上处于孤家寡人地位；神圣同盟名存实亡；尼古拉一世的对外政策已走进死胡同。
亚历山大二世上台伊始，在提出农民问题之前，便放弃了尼古拉一世所奉行的官方人民性意识形态。新沙皇及其政府开始清醒认识到，变更治国方针是唯一出路。
1856年3月19日，巴黎和会宣言规定“俄国应设立并完善国内公益事业；在其法庭上应充满正义和仁慈；新力量应致力于启蒙及一切有益活动，所有人都应得到公正和受到保护，享受劳动果实”[①]。接受这样的屈辱条件，无疑于政府第一次默认需要改革。
所有社会阶层都对现状不满，掀起一股批评政府政策的浪潮。各种针贬时弊的手抄本，改革方案，地下文学纷纷出台。仿佛整个俄国思想界都因塞瓦斯托波尔惨败而猛醒过来，在尼古拉一世锁口政策之后，言论变成了社会力量。
公开性自发地、自下而上地产生，政府放弃了粗暴而严厉的书刊检查制度，但随后把公开性作为武器。赫尔岑清醒地意识到祖国在长期沉闷和压抑之后需要真实的声音，开始创办《北极星》、《俄罗斯之声》、《钟声》，旨在报效“精神上的祖国”，“唤醒人们沉睡的意识”，“言论公开既是郑重的宣言，又是行动的准则”。1856～1858年，象征解冻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敦促政府和社会行动起来。社会精神力量的解放走在改革之前，是改革的前提。[②]
经济因素是推动政府改革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克里木战争不仅给俄国人民带来了屈辱，而且使国家一贫如洗。1853～1856年，国家预算赤字达7.96亿银卢布，超过每年国家岁入的2倍，[③]这一时期国家日常开支从900万银卢布增到6100万银卢布，纸币的黄金保证减少了50%，酒专卖在国家岁入中的比重不断上升。[④]财政危机的威胁促使专制制度寻求改革。
封建农奴制危机由于克里木战争而加深。1853～1856年，农村青壮年男子仅充军者就有150万人，1856年欧俄34省播种面积比1852年减少35%，战争期间谷物出口只及战前的1／3。[⑤]国家经济凋蔽，人民怨声载道，尤其农民“争自由”运动风起云涌，确实成为“国家脚下的火药库”，不能不使亚历山大二世及其左右对“流寇沙皇”可怕时代记忆犹新，不能不使专制制度实施改革的紧迫感加强。
同时必须修正农民革命破坏和动摇了俄国农奴制度这一广泛流行的观点[⑥]。从第一次俄国农民战争到1861年改革前，封建制度顶住了一次次农民战争的巨大压力并延续下来。1861年自上而下改革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⑦]。
统治者内部力量配置
由于当时俄国社会现实特点，阶级关系不发达，资产阶级发育滞后，农村宗法制度和皇权主义思想根深蒂固，专制制度俄国习惯于奉旨行事。取缔农奴制前社会思想界的所有派别都相信专制制度有能力摆脱危机。
亚历山大二世正式即位前，曾以皇位继承人身份参加各种国务活动和农民事务秘密委员会。他既不是自由派，也不是狂热的顽固派，即位前尚无自己的纲领。但是，他即位时恰逢上旧制危机，要求改革的社会呼声日炽这际，他及时意识到这一点，同时寻求新的途径和物色新人。他首先把官僚作为自己的依靠力量，并对一些有头脑、敢作敢为的人委以重任，例如沙皇尽管清楚兰斯科伊年轻时参加过十二月党人组织，仍让其担任内务大臣。受亚历山大二世委托，兰斯科伊在沙皇加冕礼期间，同各省首席贵族进行试探性谈话，示意贵族向沙皇表示同意解放农民，贵族对此表示沉默，唯有亚历山大二世年轻时的朋友，维连省总督夫·伊·纳季莫夫响应并允诺劝导本省贵族服从政府所需要的主动精神。此人信守诺言，一年后恰恰是该省准备开始农民改革。多数贵族和官僚不想取缔农奴制和根本变革。
亚历山大二世改革之所以得以进行与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期官僚体制变化有关，这一时期官僚升迁主要取决于受教育程度，而非门第出身，使官僚结构和成分发生了明显变化。[⑧]于是，19世纪30—40年代，官僚中间出现一批受过良好教育，勤于思考，对即将进行改革的纲领及实施方式意见相近的人，当时被称为自由派官僚。自由派官僚分布在政府各部门，它同自由派社会活动家，学者建立起友好关系。
大公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积极支持自由派官僚，他于1845年创办俄国地理协会，该会就设在自由派官僚异常活跃的内务部。自由派官僚的著名领袖恩·阿·米留金就出自内务部。当1856年“解冻”开始时，米留金已着手研究最迫切的农民问题，他以亚历山大二世的姑姑、大公夫人叶莲娜·帕芙洛芙娜解放卡尔洛夫领地农民为例，在其有关解放农民札记中阐述了取缔农奴制实质、目的和任务，提出了解放农民问题总纲领，成为未来改革模式。他将在保留贵族地产情况下，农民赎取份地为己所有视为改革的最终任务和目的。1857～1858年在卡维林、切尔卡斯基等人协助下，米留金制定出“卡尔洛夫式”方案，深受亚历山大二世的赏识，1859年2月1日，该方案经沙皇签署后交给农民事务总委员会（下称总委员会）讨论。内务部一批头脑清醒敢作敢为的官僚正跃跃欲试，准备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引导改革。
贵族中间也不乏自由主义改革的拥护者，围绕改革纲领问题他们同自由派官僚有很多共同之处，但二者存在区别，比起“以国家为己任”的自由派官僚，自由派贵族更为关注其自身利益。社会运动继续发展，自由派阵营的纲领性要求形成。
选择弃旧图新道路
1857年1月15日，在冬宫成立了“讨论关于整顿地主农民生活措施”的秘密委员会，是准备实施改革的标志。在“解冻”条件下旧制度也作了某些变通。
1857年9月26日，维连省总督纳季莫夫响应政府倡导，上书沙皇表示该省贵族同意不带土地解放农民。11月22日，亚历山大二世审阅了纳季莫夫的报告，并下诏纳季莫夫成立省贵族委员会，草拟“改善地主农民生活”草案。11月23—24日夜间，兰斯科伊授意将这份诏书赶印了75份，第二天凌晨便经铁路运走，分发给各省总督和首席贵族。[⑨]此举使秘密委员会措手不及，覆水难收。国内报刊很快将这份诏书和与此相关的其它诏书披露出来[⑩]。从此时起，政府公开承认将要取消农奴制，秘密委员会已无秘密可言。
诏书是圣旨，也就是无条件执行。贵族获准在当地设立贵族委员会和依照诏书拟定本省改革方案，即允许每省有自己的方案和自己的法律。贵族受到农民事务公开性和改革具体步骤的震撼，最初犹豫观望了两个月，之后便纷纷表示拥护诏书。1858～1859年初，欧俄46省设立了贵族委员会[①①]，改革机制开始运行。
1858年2月18日，秘密委员会更名为农民事务总委员会。尽管其成员变动不大，其活动条件、工作效率和方式，在国家机构中的作用却发生了变化。往昔秘密机构死气沉沉的办公模式部分失灵。
国内事态发展推动着政府加快改革步伐。1858年4月波罗的海爱斯特兰发生农民骚动，亚历山大二世派亲信侍从恩·夫·伊沙科夫少将前去调查农民反抗原因。调查结论是：所有事情都与不带土地解放农民有关，农民渴望真正的而非虚构的改善生活，需要带土地解放。亚历山大二世将伊沙科夫奏书交总委员会传阅。这次骚动引起上层统治者恐慌，对政府改革方针不无影响。亚历山大二世也曾试图不带土地解放皇室农民，但一无所获，响应这种解放者廖廖，多数皇室农民拒绝接受。爱斯特兰骚动和皇室农民对不带土地解放无动于衷，这不仅使亚历山大二世丢掉幻想，而且使政府和总委员会中不带土地解放农民的拥护者受到削弱。
1858年10—11月，总委员会通过由亚历山大二世首肯的新改革纲领。新纲领主张保留贵族地产，允许农民赎地为私有，取消地主世袭领地政权，农民取得公民权利，大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并存。1858年8—9月，总委员会成员亚·伊·罗斯托夫采夫从国外给亚历山大二世的四封奏书成为新纲领的基础。亚历山大二世非常器重罗斯托夫采夫，此人从不赞成废除农奴制到承认自由主义纲领对沙皇有不容忽视的作用。[①②]
促使政府政策转变的因素很多，择其要者有：农民“争自由”呼声日益强烈；不带土地解放农民的幻想破灭；革命民主主义特别是《钟声》的强大影响；自由派力量日益活跃，自由派官僚同自由派社会力量，同贵族委员会中的自由派联系日益密切。[①③]
政府通过的新纲领使自由派官僚的立场加强，以米留金为首的自由派官僚提出改革新模式即卡尔洛夫解放农民方案。1859年2月1日正式批准该方案。新思想开始付诸实施。这时自由派官僚面临最艰巨的任务是把局部模式变成总的立法，这需要在“上层”统治者中进一步寻找支持力量。
在准备改革过程中从秘密一跃到公开，政府从否定农民赎地到在保留贵族地产同时，承认建立农民私有者阶级是改革的最终目的。最终导致上层统治者力量配置的变化，在一定时间内自由派官僚在农民事务方面居于主导地位。
改革建设性机制和阻碍机制
政府确立改革纲领后，各省贵族委员会开始将其方案报送总委员会。因各省贵族委员会“多数派”“少数派”分别拟定方案，所以各省方案已不是46个，而是近百个。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省贵族委员会工作仍按诏书进行，而政府已于1858年12月4日通过了改革新纲领，并放弃各省可单独立法的主张。因此迫切需要对大量分散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制定在整个欧俄实施的新法律。这项工作总委员会已无能为力，需要有创造力的新人完成这项任务。总委员会接受了兰斯科伊和罗斯托夫采夫关于设立专门委员会的建议。1859年2月27日，亚历山大二世批准此主张，但有一个附加条件，即该委员会由罗斯托夫采夫担任主席[①④]，该委员会称为编纂委员会，它面临制定取缔农奴制，保留贵族地产，把农民变成小私有者这一不同寻常的繁重任务。罗斯托夫采夫作为主席在选择人员上有充分权利，他只服从沙皇指令，总委员会和国务会议不得介入[①⑤]，他以亚历山大二世名义邀请了各部门代表17人，农民事务专家21人，加上他本人编纂委员会有39人[①⑥]，国内学者认为该委员会为31人[①⑦]，是不确切的。这些人都受过良好教育，其中多数受过高等教育，年龄多在35—45岁之间[①⑧]，属同时代人。米留金·尤·夫·萨马林、夫·阿·切尔卡斯基被誉为该委员会的灵魂。
1860年1月，罗斯托夫采夫死后，米留金被一致推举为该委员会领袖。此人在内务部供职近25年，行政工作经验丰富，熟悉国家管理体制和改革前的农村状况，与首都社会各界名流联系广泛[①⑨]，他的上任有力地推动了该委员会的工作。
该委员会不因循守旧，首先表现在其多数成员为自由派，而农奴主居少数。所有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多数人的意见。由于在省贵族委员会，以及整个贵族中间，在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中自由派居少数，而在该委员会中自由派占优势则具有特殊意义，因此支持省贵族委员会的少数自由派便成为它的一项重要工作。该委员会在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中处于特殊地位，沙皇直接向其主席面授机宜，它自谦为“单独的临时机构”，而沙皇则称它为“政府机关”。
该委员会的工作值得称道。它力图唤醒“整个社会意识”，其领袖为巩固自由派力量，传播和确定自己的改革纲领，尽可能利用公开性，尽可能避免“反复研究”，尽可能摆脱“互相推诿”的官僚恶习，尽可能使政府不食言。该委员会多数成员有高度个人责任感，他们清楚自己的活动将决定国家未来命运。他们工作效率惊人，一年零七个月时间开了409次会议，而总委员会1858年一年仅开了28次会议，秘密委员会1857年一年仅开了11次会议[②⑩]，不到2年时间该委员会搜集并出版了三大卷地产统计，广泛搜集了俄国和欧洲所有农民问题新文献。委员间关系建立在民主协商基础上，工作气氛紧张而又和谐，确实给死气沉沉的官场吹进一缕清新空气。这在当时情况下，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该委员会被暂时引入专制制度国家机制，其存在遭到众多非议，因其成员言行激进和工作方式被视为异己，这甚至表现在区区小事上。亚历山大二世称其为“政府机关”，却没有与其身份相符的指定办公地点[②①]，更有甚者，现存国家制度将其视为异己还反映在它刚刚制定出农民改革方案之时立即被解散。
该委员会为避开重重阻力，保证改革不间断进行，提出如下改革思路：改革不触动现存制度；保留贵族地产；保留农民利用改革前份地（靠服役）和将份地变为私有（靠赎买）；根据承担的义务计算赎金数量；国家作为贷款者参预赎买过程；赎买居于改革的中心位置。对地主来说，赎买不是义务。农民永久利用宅旁地、份地以及承担相应义务不变确实推动了地主承认赎买原则。
专制君主的倡导作用是自由派官僚信心的象征，自由派官僚未将立宪列入议事日程，使其为专制制度所接受。专制君主的倡导作用是取缔农奴制及其它改革的保证。自由派官僚政治概念最薄弱环节正在这里。由此产生禁止放弃份地，保留连环保，保留体罚，限制脱离村社这样一些问题。即使如此，该委员会的纲领仍遭到了各方面的批评。先是各省贵族委员会代表对此表示了异议，一部分人反对农民赎取份地，农民自治和取消地主世袭领地政权；另一部分人赞成赎地，但力主将份地割去一半；还有人认为该委员会按“共产主义”原则行事，使地主利益作出牺牲[②②]。
该委员会解散后，它所制定的农民改革方案先后交总委员会和国务会议讨论，遭到反动势力的抵制，只是由于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恰恰此时被任命为总委员会主席，农民改革方案才未被枪毙，而在国务会议上农民改革方案再次遇到多数人的非难，但亚历山大二世力排众议，使该方案获得通过。
抵制力量使出浑身解数阻挡改革未果，但对如何解决农民问题却施加了重要影响。在对改革方案讨论的各个阶段（省贵族委员会、总委员会、国务会议）份地面积一削再削，义务一增再增，赎买使农民付出沉重的代价，与改革的基本目的（把农民变成小私有者）相去甚远。在抵制力量的强大压力之下，改革方案不得不作出变通，但改革基本宗旨即带土地解放农民，取消地主世袭领地政权却未变。1861年2月19日，正值亚历山大二世即位6周年之际，他签署了国务会议批准的《2月19日法令》，农民改革最终通过，农奴制被废除，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根本转折，这场改革成为俄国后来相继进行的各项改革的前奏，是俄国历史的转折点，对俄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改革家和改革的命运
改革家的命运很不幸。米留金和其老上司兰斯科伊在颁布农民改革宣言仅过一个半月便均被辞退，前者很快离世，后者健康状况突然恶化，被准假一年“疗养”，携家游历欧洲。以米留金为首的自由派官僚被政府抛弃。
自由派官僚将改革倡导作用寄托在专制君主和自由派贵族身上显然落空。专制君主虽因惯性力量继续在国家生活诸领域实施改革，但已失去政治主动性；自由派学说因受排挤和攻击而一蹶不振，反动学说和激进学说占居上风。1863年波兰起义迫使亚历山大二世重新启用正在国外度假的米留金，利用此人的能力排解专制制度面临的危机。这是其最后的国务生涯。
最悲惨的当推“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1866年4月4日亚历山大二世躲过了第一次暗杀，1881年3月1日他未能躲过民意党人的炸弹而一命归天。一周后，亚历山大三世主持的大臣会议，发表了专制制度不可动摇的宣言，最终葬送了所有立宪幻想，标志着政府转向反改革道路。在政府中已为数不多的自由派官僚代表陆军大臣德·阿·米留金，还有大公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被解职，改革活动家终于都被相继赶下政治舞台。
专制制度的国家组织和政治文化表现出稳定性和活力，即使在社会高涨条件下，尼古拉一世体制终结后第一次出现公开性，社会各阶层人士翘首以待废除农奴制时，专制制度仍具有无限权力。19世纪80—90年代反改革使俄国近代化最初成果很快凋零。专制制度、封建国家组织和政治文化得到强有力的立法保证，“毫无动摇的专制制度”仍是禁区，改革期间曾昙花一现的公开性不是资产阶级法律规范的表现，它是专制制度不得已才默许或在一定程度上被其所用，但仍被视为俄国传统政治文化和国家组织的异己，最终为专制制度所不容。
改革的命运是戏剧性的，不值得大惊小怪。改革本身是模棱两可的，不彻底的，改革由自由派官僚设计却移交给其政敌实施，自由派官僚制定改革概念从其一开始就处在易受攻击的地位，在强大封建国家传统组织面前，改革保证机制异常脆弱。
当然，废除农奴制和其它改革是俄国历史转折点，俄国开始步入资本主义发展轨道，但这一道路异常艰难，人民遭受沉重损失。
这场改革有很多消极教训，改革保证机制薄弱，未能保证改革沿着健康轨道运行；未能阻止反改革运动；社会力量无组织性倒使旧式官僚和专制制度稳住了阵脚，结果使改革屈从政治制度自保目的，而非国家的实际发展需要；唯有社会力量组织参加的根本改革和真正民主才是历史乐观主义的基础。
注释：
①《俄罗斯帝国法律全书》第2编第31卷第2部分第131页；转引自勒·格·扎哈罗娃《俄国专制制度、官僚和19世纪60年代改革》载〔俄〕《历史问题》1989年第9期第4页。
②、④、⑨、①①、①⑤、②⑩勒·格·扎哈罗娃《俄国专制制度、官僚和19世纪60年代改革》第5页、第6页、第10页、第14页、第15页、第20页。
③、⑤勃·格·里特瓦克《俄国1861年改革：为何改革家的选择未能实施》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1页、第12页。
⑥、⑦伊·伊·斯米尔诺夫、阿·格·马尼科夫、叶·普·波季亚波利斯卡娅等《十七至十八世纪俄国农民战争》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6年，中文版，张书生、邹如山、郝镇华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78页。
⑧勃·恩·米罗诺夫《1740—1860年俄国城市》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42页。
⑩《前苏联中央历史档案馆》全宗1180，目录15，文件17，第107页，转引自勒·格·扎哈罗娃《俄国专制制度、官僚和19世纪60年代改革》第9页。
①②、①③、①④、①⑥、①⑧、①⑨、②①、②③勒·格·扎哈罗娃《1859—1860年编纂委员会：机构和活动》载〔俄〕《苏联历史》1983年第3期第56页、第57页、第59页、第60页、第61页、第64页、第67页。
①⑦孙成木等人著《俄国通史简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