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音乐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考古发现论文,音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编钟的出土，震惊了世界，考古界、科学界、音乐史界的研究者们对之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廓清了历史上的一些迷雾，特别是音乐史上的迷雾。在它的影响下，音乐考古也作为一门学科出现在高等教育中。近二十年来，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音乐文物不断面世，各界人士特别是音乐界、考古界的研究者们对之深入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氛围，但由于音乐文物所具有的文物价值和分布的分散性，以某一地域为界对某一乐器进行综合研究叙述的文章如四川的錞于、云南的铜鼓、湖南的商铙等，虽也不少，但对各类音乐考古资料全面综述并进行综合研究的文章却并不多见。较为典型的有《1949年以来的部分音乐考古重要发现》、《1994年音乐文物资料与音乐考古研究情况综述》、《1995年音乐考古发现与研究》等，故笔者拟以1995年为一起点，综述近年来音乐考古发现（指发表于1995年以后的音乐考古发现）的重要音乐文物资料及其意义。
编钟
编钟，自曾侯乙钟出土后，至今未见出土规模超过其编制的编钟，但在同一墓区出土上百件编钟的惊人发掘却几度重视。尤其是山西曲沃原晋国墓地相继发掘十多座晋侯及其夫人墓，出土编钟多组，并且因其铭文而引起年代、编制乐律等诸多方面的学术争鸣，至今尚不敢说盖棺论定。在晋侯墓地还发现自铭“楚公逆钟”的编钟，这说明楚人尚钟应是实有其事的，虽然编钟不一定源于楚，但并不妨碍其某一时期冠中国。
而关于编钟的编制“肆”与“堵”的问题也日趋明朗，虽然现在还不敢肯定。近几年河南新郑也出土了大量的编钟，有200多件，因详细资料尚未发表，不能据以定论，相信这些资料详细公布后，可为解决这一悬案提供诸多的证据。
除此外，十件左右一组的编钟也多有发表，如1995年5月江苏邳州九女墩1号墓出土有编钟8件（同出乐器有编镈6件、编磬12件），1993年12月又在江苏邳州3号墓出土有编甬钟4件，编钮钟9件（同出乐器有编镈6件、编磬13件及石桴头一个）（《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江苏上海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11月出版）。1969年春，浙江江山出土编甬钟7件（柴福有：《浙江江山出土青铜编钟》载《文物》1996年第6期），同时在四川、山东、安徽等省也均有出土（见后文）。以上这些7、8、9件不等的编制组合，说明编钟的件数除经济、地位方面的考虑外，一定还有音律音阶方面的原因，如陕西出土8件一组的编钟，其用音阶为羽、宫、角、徵。一旦数量更多的编钟测音结果得到综合，则可望使其更为具体。
磬
考古发掘的磬是一种打击乐器，按编制分特磬和编磬两类，一般有陶质、石质两种质料。实用器以石质最为常见，关于其用料及形制演变特征，已有人进行深入研究，但因石质编磬保存完好的较少，故对其所用音律及音阶的研究还未能深入。陶磬大多为冥器。近几年来，陶编磬出土资料发表的数量较多，大多是与编钟同出，质料一般是泥质灰陶。其详细资料如下：
1989年2月，山东省临沂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郯城县文物管理委员所在郯县第二中学校园内抢救性发掘了三座古墓（编号为M1-M3），三座墓葬皆为无墓道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其中M1中出土了青铜编钟8件和陶磬13件。磬为泥质灰陶，烧制火候较低。完整者10件。形状基本相似，均为拱底凸五边形，大小有别，长23～59厘米、宽7.5～14厘米（刘一俊、冯沂：《山东郯城县二中战国墓的清理》载《考古》1996年第3期）。
1991年11月，安徽六安县文管所抢救性清理了六安县城西窑厂2号楚墓，此墓为甲字型大墓，重棺重椁，并有两具陪棺，其中清理出大量陶乐器，计有钮钟12件、甬钟5件，磬12件、磬为泥质灰陶，形制与郯城县二中战国墓所出陶磬相似，均为拱底凸五边形。出土时器表残存朱色彩绘。最大的一件鼓博6.8厘米，鼓上边长22厘米，股博10厘米，股上边长20厘米，倨句160°。最小的一件鼓博5.6厘米、鼓上边长16厘米，股博6.8厘米。股上边长11.6厘米，倨句150°，以出土排列情况看，埋葬时当为用绳子悬挂于木质横梁的乐器架上，并在附近发现丁字形木槌一件，当为其敲击之用（安徽省六安县文物管理处：《安徽六安县城西窖厂2号楚墓》《古老》1995年第2期）。
1992年1月，绵阳市博物馆、绵阳市文化局抢救性发掘了绵阳市涪城区永兴镇二砖厂的几座木椁墓，其中M1号为土坑竖穴木椁墓，其中出土有陶编钮钟7件，磬2件，已残破，呈曲尺形，残长16厘米，宽6厘米（绵阳博物馆等：《四川绵阳永兴双包山一号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96年第10期）。
1994年2月，江苏省徐州博物馆发掘了位于徐州市以北5公里的九里山北侧的一座石坑竖穴式大墓，为西汉宛朐侯刘埶墓，出土了一组9件陶编磬，其形状也为拱底凸五边形，但与上二例有别，似传世的西汉“四时嘉至磬”，并且其中有四件上端两侧股、鼓角均为抹角，形制普遍较小，为冥器，表面经过打磨，多露小气泡，似以残陶器改制而成（徐州博物馆：《徐州西汉宛朐侯刘埶墓》载《文物》1997年第2期）。
1995年3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绵阳市博物馆共同发掘了位于永兴镇二砖厂的一座大型土坑竖穴木椁墓，出土有陶质编钟、编磬各7件。编磬为泥质灰陶，上有小孔，呈凸五边形磬表面原髹漆（绵阳博物馆等：《绵阳永兴双包山二号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96年第10期）。
以上各组编磬均为陶质，似乎都为冥器，但其数量和形制，为我们研究磬制和编组提出了许多信息。这段时期发表的石质编磬有邳州九女墩1号墓12件、3号墓13件、邳州戴庄乡鹅鸭故城6件（《中国音乐大系·江苏上海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11月出版）、河北石家庄鹿泉市北新城1号汉墓4件（韩立森、张亚琨：《鹿泉北新城发掘一座大型汉墓》载《中国文物报》1998年7月15日），尤其重要的是14件一套西汉的宗庙编磬14件（郭汉东：《近年出土的西汉宗庙编磬》载《文物》1997年第5期），用石灰岩磨制而成，质地均匀，制作精细，均为拱底凸五边形，3件光素，11件刻有铭文120余字，内容涉及的西汉庙号，宫廷乐舞，律名，阶名等，意义非常重大。最大1件通长63.6厘米，高22厘米，倨句141°，重5.5公斤，最小一件通长34.3厘米，通高13.9厘米，倨句143°，重1.4公斤。但遗憾的是这批编磬经过测音，其音有缺有重，不成序列，还是难以解决编磬所用音阶、音律上的问题。
铜质磬也有报道。据《中国文物报》1996年2月11日第三版上《商用青铜猪磬》一文中所载，1992年4月发现于河北长阳巴山煤矿，经有关人员敲击，可发出
七音，故被认为是旋律乐器。但因是孤例，难以肯定。
铙
关于这一名称，还未能统一，目前被称为铙的实际上有三类乐器：一类是流行于商代的庸，因其形制较小，多称之为小铙。一类是殷周时期的镛，因其形制较大，故与庸相对称之为大铙。还有一类是战国考古发现的一种楚、巴族乐器，因在包山楚墓出土的唯一铜乐器与遣策所载“铙一”相符。
近几年发表的有关铙的资料主要是第二类：
1991年4月，湖南安仁县豪山乡发现一西周铜铙（《湖南安仁县豪山发现西周铜铙》载《考古》1995年第5期）。
1993年1月，湖南宁乡县老粮仓发现铜铙10件（长沙市博物馆等：《湖南宁乡老粮仓出土商代铜铙》载《文物》1997年第12期）。
1993年8月，湖南省宁乡县枫乡桥乡村民在师古寨顶挖出2件铜铙（李乔生：《湖南宁乡出土商代大铜铙》载《文物》1997年第12期）。
其中宁乡10件铜铙有9件成一组，是迄今为止出土数目最多的一组编铙，这9件铙出土于一窖藏，放置无明显规律。除个别甬口部稍有残缺外，均保存完整。表面为黑褐色并透绿色锈斑。以阴刻细线云雷纹衬底，钲部两面各有3排乳丁，每面18个，其具体形制及测音数据如下表：
从以上几例可以看出：1.9件一组的编铙测音结果中，正、侧鼓音相隔小三度的仅一件，音高基本相同的两件，其它几件正侧鼓音均为小二度。
这与周代编钟正侧鼓音基本相隔三度不同，为我们研究编钟正侧鼓音的同时利用提供了新的资料，其所利用音阶和编列形式，也为我们探讨编钟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线索。2.宁乡当为此类铙的重要使用区域。据统计，迄今全国出土的40余件此类铙中，宁乡出土的占20多件。参考同一墓区出土编钟组合时，基本上都是多组。说明此类乐器的盛行时代性、区域性很强，人为爱好而导致其分布较为集中，故在某处发现某类乐器数量较多，则可以引起注意。3.从其形制数据与西周甬钟比较可知其与西周甬钟的区别除放置的方式不同外，形制、编组及音乐功能均还有些不同，特别是正侧鼓音的同时利用问题尤应引起人们对二者关系从音乐性能上更深入的认识。
其它乐器
1980年，江西都昌县罗岭村发现一青铜钩鑃，器身下端及两端均有箍边，器身下部有丁字形突纹，其上方有明显敲击痕迹。下方8个乳钉，横剖面为椭圆形，此形制钩鑃尚属首例，当为钩鑃的形制演变提供新的材料（周振华：《江西都昌县罗岭村发现青铜钩鑃》载《考古》1996年第3期）。
1985年秋，山东广饶县五村遗址发现2件大汶口文化陶器，当为陶鼓（刘桂芹、王建国：《山东广饶县五村遗址发现大汶口文化陶器》载《考古》1997年第12期）。它对我们研究大汶口文化的音乐水平及鼓的起源有着重大意义。
1990年，浙江安吉县上马山两汉墓M10出土了一件极小的铜鼓，鼓高5厘米，面径7厘米，足径9厘米（安吉县博物馆：《浙江安吉县上马山两汉墓的发掘》载《考古》1996年第7期）。
1995年在墨玉县库木拉巴特出土了一具陶埙，是新疆出土的第一具古代陶埙。其造型似一高挽发髻的人头，上有一吹孔及两按音孔。它的出土对我们研究这古陶埙的起源、流行和分布有着重要的意义（《音乐文物大系·新疆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11月出版）。
1996年，新疆后勒克乡扎滚鲁克一号墓地南西区1号墓点14号墓中，曾出土一具竖箜篌，残存有整木削制的音箱和琴颈及嵌入琴体的一根弦杆，弦数已难考明，在附近的墓区还出土了一具形制与之基本相同的竖箜篌及类似碎片。其墓的年代为公元前3～4世纪，其时中原正处于战国时期，它的出土对于研究竖箜篌的基本形制演变和具体流传过程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新疆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11月出版）。
1997年，河南鹿邑太清宫遗址发掘出一商末周初的中字型贵族大墓，出土有石磬1件，铜铙6件，骨排箫5组，其中骨排箫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排箫，且有两组保存较好，每组13根（张志清等：《鹿邑太清宫遗址考古发掘又有重大发现》载《中国文物报》1998年6月3日）。
其它还有古琴（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载《文物》1997年第8期），铎（南阳市文物研究所等：《桐柏月河一号春秋墓发掘简报》载《中原文物》1997年第4期），舞蹈彩陶盆（水城：《人物舞蹈纹盆、锅庄舞及其它》载《文物天地》1998年第1期），钲（乔梁：《三峡地区文物撷珍》载《文物天地》1998年第3期），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信阳长台关四号楚墓的发掘》载《华夏考古》1997年第3期）也均有出土。
画像石与乐俑
近年来，画像石及乐俑出土较为丰富。为音乐考古提供了一些较为形象的资料。
1986年，康平县西关屯乡边台子村发现一辽代铜镜，上有戏俑人物图案（陈国庆等：《辽宁康平县发现辽代铜镜》载《考古》1996年第2期）。
1998年3月，四川省达县文化局发掘了达县市曹家梁的两座东汉墓，出土吹箫俑2件。说唱俑头2件，抚琴俑4件，均穿右衽长袍。吹箫俑梳高髻。说唱俑、抚琴俑均着冠（四川省达县地区文化局：《四川达县市曹家梁东汉墓》载《考古》1995年第1期）。
1991年4月，河南省温县西关三街发现一典型宋代仿木结构建筑单室墓，其墓壁上有10块杂剧散乐人物砖雕（罗火金等：《河南温县关西宋墓》载《华夏考古》1996年第1期）。
1991年8月，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发掘了位于西安市东郊霸桥区新筑乡于家砖厂的唐代金乡县主与其夫于隐的合葬墓。出土了骑马伎乐女俑5件，骑马鼓吹仪仗俑18件，舞蹈俑3件，戏弄俑2件（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唐金乡县主墓清理简报》载《文物》1997年第1期）。
1992年8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抢救性地发掘了赤峰市一座大型辽墓，发现一小帐彩绘乐队画，乐师皆男性，持有箫、排箫、琵琶、箜篌、手鼓、腰鼓等乐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耶羽之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96年第1期）。
近年，江苏徐州博物馆清理了五座汉画像石墓，在其中的张山画像石墓中发现了几幅乐舞画。一是前室北壁中下部的乐舞击鼓图。二人跳舞，另有二人一击建鼓，一击一小鼓。另一是前室南壁抚琴伴舞图（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市清理五座画像石墓》载《考古》1996年第3期）。
1993年4月，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在金乡县调查时发现击钟鼓磬的汉代画像石（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山东鄄城、成武、金乡石刻调查》载《考古》1996年第6期）。
1993年4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领导发掘了张家口市宣化区下八里村十座古墓中的五座，普遍发现散乐图壁画，乐队人数有5至8人不等，且均配有舞者一二人。其中的张文藻墓前室西壁有散乐图，所用乐器有腰鼓、大鼓、拍板、筚篥、横笛、笙等并配有舞者一人。这些大量发现将可使辽代散乐乐队形制的具体情况得到深入认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宣化张文藻壁画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96年第9期）。
1995年7月到11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文管处、曲阳文管所共同发掘曲阳县灵山镇西燕川村五代墓，中有汉白玉浮雕彩绘散乐图。似为一乐队，所用乐器有横笛、筚篥、答腊鼓、方响、笙、座鼓、拍板、琵琶、筝、箜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曲阳五代壁画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96年第9期）。
1996年夏，陕西省神木县大保乡发掘24座汉代古墓，其中M23墓中有长袖舞蹈图案。当可反映出汉舞蹈形制的一倪（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神木大保当第11号，第23号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97年第9期）。
由于乐人地位的低下，古代音乐的具体内容及乐队，乐制等均少有文献详载，仅仅通过考古发现的乐器还是难以明了其具体演奏形式及奏法，而乐舞画图则为解决此类疑难提供了诸多材料，相信随着乐舞画像石及乐俑的不断发掘和深入研究，能够进一步明确乐器、乐队的形制及其所属时代和流行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