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八字宪法”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宪法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8(2008)06-0034-06
1958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实现我国农业的高速发展，必须抓好“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等8个方面的工作。这8项措施被概括为“农业八字宪法”。之后，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全面贯彻农业‘八字宪法’”，是一句非常响亮且十分流行的口号。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农业发展问题的文件中大都有这样的要求。可见，农业“八字宪法”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影响既深且巨。然而，理论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至今仍是一个空白。农业“八字宪法”是怎样提出来的？在贯彻实施它的过程中产生了怎样的结果？如何评价它对中国当代农业发展所起的作用？本文试就此作一初步的探讨。
关于农业“八字宪法”的提出，还得从毛泽东起草的《农业十七条》谈起。
1955年11月间，毛泽东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14个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商定了《农业十七条》。文件中“增产的条件”一条，提到“实行几项基本措施(内容待商，各地可以有些差别)”①。在其他条件中，还提出“同流域规划相结合，大量地兴修水利，保证在七年内基本消灭普通的水灾旱灾”。“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十几种不利于农作物的虫害和病害”等等②。同年12月2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区党委的通知，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不久在吸纳了各地意见的基础上，由毛泽东主持，将《农业十七条》扩充为40条，这就是《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四十条》，并于1956年1月23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25日由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后，予以公布。《纲要》提出的增产措施有：“(1)兴修水利，保持水土。(2)推广新式农具，逐步实行农业机械化。(3)积极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开辟肥料来源，改进使用肥料的方法。(4)推广优良品种。(5)改良土壤。(6)扩大复种面积。(7)多种高产作物。(8)改进耕作方法。(9)消灭虫害和病害。(10)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③《纲要》还将这10项增产措施分成10条，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后来，中央根据各地反映的意见，对《纲要(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提交给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基本通过。在增产措施方面的修改并不大，只是单独写了密植一条。水利和水土保持合并成一条，并对水利、肥料、土壤和机械化等条款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改。在这些增产措施中，“八字宪法”已初现端倪④。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开始将《纲要》中的增产措施概括为“八字宪法”。在8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出的几个关于农业的文件中，就有了“水、肥、土、种、密、工具改良，田间管理等项增产措施”的提法⑤。同年10月10日至18日，华北、东北9省市在西安召开秋季农业协作会议，《人民日报》发表的消息报道中，又有了“毛主席提出的水、肥、土、种、密、除治病虫害，改良工具和加强田间管理等农业生产的根本法”的提法⑥。10月27日，江苏等6省市、广东等7省区、内蒙古等5省区分别在南京、广州、呼和浩特召开农业协作会议，这些地方的会议将农业增产措施都概括为“水、肥、土、种、密、害(除治病虫害)、工(改良工具)、管(田间管理)”，所不同的是，南京会议将这8项措施称为“农业‘宪法’”⑦，广州会议称为“八条宪法”⑧，只有呼和浩特会议明确提出“农业八字‘宪法’”⑨。从笔者阅读过的材料看，这些当是较早地将农业8项增产措施概括为农业“八字宪法”的不同提法。11月21日，《人民日报》在一篇社论中说：“我们找到了发展农业生产的水、肥、土、种、密、保、工、管八条宪法。”⑩这里，将原来提法中的“害(除治病虫害)”改成了“保”，成为农业“八字宪法”的比较规范的提法。12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中写道：“以深耕为中心的水、肥、土、种、密、保、工、管八字宪法的思想，确立了”(11)。12月10日，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中，有“水(水利)、肥(肥料)、土(深耕、改良土壤)、种(改良种子)、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工(改良工具)、管(田间管理)的农业八字宪法”一语，农业“八字宪法”开始被写进党的正式文件中。
农业“八字宪法”提出后，中共中央和各地报刊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尤以1958年到1960年的3年“大跃进”为最盛。仅《人民日报》发表的涉及“八字宪法”的社论即有近80篇。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人在报刊上发表的涉及农业问题的文章，也大都提到了“八字宪法”，认为农业“八字宪法”是“充分利用自然潜力达到连续高产的根本大法”(12)，“为农业生产的高速发展和农业科学的进一步提高指出了方向”(13)，甚至称“八字宪法”是“农业生产的经典”(14)和“农业生产上的毛泽东宪法”(15)。人们都满怀信心地认为，我们有了大跃进，现在又有了“八字宪法”，中国农业的高速发展和实现现代化，一定是没有问题了。
农业“八字宪法”的提出，适逢“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在这种背景下贯彻实行“八字宪法”，也产生了许多虚假浮夸、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在1958至1960年的连续3年“大跃进”中，表现尤为突出。
我们先来看“土”。“土”作为一项重要的增产措施，本意是要求深耕、改良土壤、土壤普查和土地规划，但开始就片面强调深耕。《中共中央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中说：“深耕是农业增产技术措施的中心。‘水肥土种密’，中心是土，就是深耕。”(16)文件要求“在今后两三年内，要把一切可能深耕的土地，全部深耕一遍，并且每三年轮流深耕一次，周而复始。深耕的标准是一尺以上，丰产田二尺以上。”(17)《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一九五八——一九七二年)》又要求“深度从一尺到三尺”，毛泽东更提出“一部分还要更深些，例如深达四、五、六、七尺”(18)。土地耕作的深度与农作物产量之间，似乎存在一种正比例关系。河北省衡水农业科学研究所对深翻1尺、1.5尺、2尺、3尺4种土地的棉花产量试验结果是：“以耕一尺深的亩产四百五十一点三斤为基数，深翻一尺五寸的增产5.5％；深翻二尺的增产11.1％；深翻三尺的增产25.7％。事实证明，一次深翻到三尺，产量增加的更高。”(19)从全国各地竞放高产卫星后总结出的“丰产”经验中，几乎都提到了“深翻土地”这一条。
再看“肥”。党中央要求各地在化学肥料一时还不能够满足需要的情况下，应努力增产土化肥和农家肥，应注意与土地深耕相结合，分层施肥。遵照中央指示，各地大搞土化肥生产。浙江余杭县是“大搞土化肥运动”的先进典型。当时的报道说这个县“真可算得是户户办工厂，人人制化肥”，连妇女、儿童也懂得配料操作。有个只有6名妇女的“三八土化肥厂”，“每一昼夜可产五千多斤，产品达五种之多”。“还有一所小学有6名少先队员实行半工半读，在一间小屋里生产土化肥。最大的16岁，最小的只有10岁，他们每天能产土化肥一百多斤”(20)。为推广这个县大造土制化肥的经验，农业部、化工部和商业部联合在余杭举行了全国积肥造肥工作现场促进会议。《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推广余杭经验。社论同时批评了“肥源有限论”和“施肥极限论”两种“错误说法”，前者以安徽广辟肥源的例子，说他们1958年“采用多种多样的办法，共搞了五仟五百亿担肥料，为解放八年来积肥总和的二十六倍多，平均每亩地可施六千三百担”。社论还说1958年每亩施肥10万斤左右的地方很多，有的高额丰产田还施肥二三十万斤。农作物不但未出毛病，而且获得了丰收(21)。1959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开展积肥造肥运动的指示》，号召全国农村“应以开展积肥造肥为中心、实行‘肥料挂帅’带动其他各种农事活动”(22)。
关于“水”。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小型为主，以蓄为主，社办为主”的“三主”方针。不少地方在贯彻“三主”方针时，同时提出了不切实际的方案。如陕西长安县1958年提出要在已有水利设施的基础上，“今冬明春再打机井二千二百三十二眼，自流井八百八十八眼，按水井五千眼；修水渠二百条，水库九百个，并且要搞掏泉、修水窖，挖涝池等工程，平原地区实现机井化，高原地区实现引蓄灌溉化。做到大雨不成灾，无雨保丰收，即在连续降雨三百至四百公厘的情况下，不发生洪涝灾害；在大旱百日的情况下，保证高产稳收。”(23)应该说，当年长安的这个设想，即使在今天中国的许多地方也很难做到。不少水利工程在未经严格论证和缺少资金的情况下，仓促上马，产生了很多半拉子工程。有些地方不分山区和平原，一律推行“以蓄为主”的方针，造成平原地区的内涝和盐碱化。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就曾指出：“由于执行这个方针(“三主”方针——作者)最近在一些地方发生了问题，至少，在一些地方是不能实行这个方针的，是不可以这样办的。”(24)
关于“种”。“种”的要求是培育和推广优良品种。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大搞种子革命”和群众运动，建立和健全人民公社的自选、自育、自留、自用的良种示范繁殖网。一些地方提出了“种什么，有什么，要多少有多少，要多好有多好”的种子工作的“大跃进”口号。各地区还树立了一批“农民出身的种子专家”的典型，如广东省培育“千粒穗”成功的杨明汉，浙江省培育“万粒斤”成功的杨匡保，四川和河北培育大棉桃成功的张泗洲和任长贵，黑龙江省把蓖麻和大豆嫁接成功的张宝等(25)。《人民日报》还报道广东省的23个县，建立了7349个专业的青年种子队，参加的青年有68450人。广东全省74％的青年参加了水稻的选种工作(26)。
关于“密”。“密”本来是指农作物的合理密植，但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就成了越密越好，越密越高产。1958年9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广东英德县介绍自己进行晚稻高度密植经验的文章。英德县的34万亩晚稻，平均每亩130万苗，大部分试验田都是插苗200到300万以上，有的高达1千到2千万苗，并说“禾苗生长旺盛”，“有效分裂能力强”。《人民日报》为这篇文章加了“编者按”，认为“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试验，这个试验将为进一步发展密植提供新的经验，将为农业生产向更高度跃进创造条件。”(27)1959年1月在北京开幕的全国农业展览会，被称为“是对1958年我国农业大跃进的大检阅”。展览会上有一幅概括各地密植经验的图表说明：“凡是获得每亩千斤以上的产量的，密植的措施是：小麦每亩播种十八到四十斤，每亩有穗四十万到八十万株以上；水稻每亩插秧三万多蔸，每亩有穗四十万株；花生每亩多在一万八千至二万五千株以上。”(28)1958年，各地的冬小麦播种量大大增加，“下种量一般有二十五斤到三十斤，比往年增加一倍多，丰产田下种四十斤到八十斤以上”(29)。苏州地区的290万亩三麦，每亩播种量高达40多斤(30)。河南省委提出一般麦田要求每亩40万株，丰产田达到100万株，“卫星”田每亩达到200万株，每穗平均30粒籽左右(31)。在水稻密植上，广东提出了“双龙出海”、“满天星”、“蚂蚁出洞”等3种方式。不少南方水稻产区还实行“直播”，有的每亩播种量达到600斤(32)。这一时期，报刊上发表的所有农作物的丰产经验中，几乎都有“密植”一条。
关于“保”，即植物保护和防治病虫害。党中央在强调防治各种病虫害时，提出要大搞群众运动，“对某些病虫做到彻底肃清，绝子绝孙。”(33)《人民日报》报道说，1958年，全国“出现了七百多个基本上消灭一种或几种病虫的县、市”，有些省还出现了“水稻无虫害县”(34)。
在贯彻“八字宪法”的其他几项措施时，也出现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做法。
上述离奇现象的产生并非偶然。党中央和毛泽东在酝酿和提出农业“八字宪法”时，在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已逐渐占上风。不断上天的高产“卫星”，使中央领导人对短期内完全改变中国农业的落后面貌充满了乐观和自信。他们相信了水稻、小麦亩产几万斤、皮棉亩产几千斤的神话，农业的“高产”奇迹又是“运用‘八字宪法’的结果”，愈益使党中央对渗进了反科学内容的8条增产措施深信不疑。
但是，处在生产第一线的农民是清醒的。湖北沔阳县(今湖北省仙桃市)的农民说：“稀奇稀奇真稀奇，哪有小麦种这密，每亩下种一千斤，害得群众饿肚皮。”(35)他们批评干部的瞎指挥是“倒行逆施”，“一说早，就愈早愈好，一说密，就愈密愈好，一说肥，就愈多愈好”。面对群众的不满和抵制，干部就搞强迫命令。“各地比较普遍的办法是开‘整风会’，‘战地会’，反‘右倾保守’思想，搞‘辩论’，戴‘帽子’，群众怕整、怕战、怕辩、怕戴帽子，干部说什么，只好办什么。”(36)这样，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就成了离奇的闹剧。
当然，自1959年起，党中央对各地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曾采取措施予以纠正。4月29日，毛泽东在一封党内通信中，强调“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他特别针对“密植问题”，批评“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真是“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37)但是，当党中央认识到这些问题时为时已晚，因为农作物生产周期本来很长，不少地方在开始就搞小麦每亩下种几百斤甚至上千斤和水稻每亩4万、5万蔸的“密植”，造成了粮食的大量减产甚至颗粒无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本来缺粮的农业大国而言，其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事实是，自1959至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的严重困难，与这几年的粮食歉收有直接关系，而贯彻落实农业“八字宪法”时的种种反科学的做法，又是造成粮食减产的重要原因之一。
1961年初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后，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加上党中央提倡实事求是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贯彻“八字宪法”中的虚假浮夸和反科学的“经验”才极少见诸报端。但是，党中央仍然对农业“八字宪法”持肯定态度。“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各地“全国实行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加速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农业(38)。“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中央继续强调“要全面贯彻农业‘八字宪法’，提高科学种田水平”(39)。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中，还规定人民公社要“全面贯彻农业‘八字宪法’”(40)，并对土、肥、水、种等增产措施作了新的具体规定。此后，在党的文件中才没有了农业“八字宪法”的提法，它同逝去的这段岁月一样成为了历史。
“八字宪法”的提出，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农业落后面貌的普遍愿望。我国是一个农业经济为主但农业又十分落后的国家，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如何解决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对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建国后，党和毛泽东也一直在探索中国农业快速发展的道路。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都是这种探索的表现。它表明党认识到了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并力图通过农业的发展，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看，党也是把农业“八字宪法”视作使共和国治穷致富的一项根本性措施。
从历史上看，我国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很低，受水、肥、土、种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很大。党提出“八字宪法”，正是希望改善不利于农业发展的自然环境，确保农作物稳产高产。按照“八字宪法”的要求，通过改良土壤，合理施肥，兴修水利，推广良种，改良工具和精细的田间管理等，促进农业增产，这本身是正确的。应该承认，即使在今天，这些措施对于实现农作物高产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八字宪法”的贯彻，也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兴修水利的高潮，是从1958年兴起的。至“文化大革命”前，国家在8年内的水利投资为137.9亿元。建成的大中型项目即达150多个。许多今天仍在发挥巨大作用的水利工程，不少是在这个时期修建的。据资料显示，1965年全国灌溉面积比1957年增加了570多万公顷，灌溉面积在全部耕地中的比重，由1957年的24.4％上升到32％。党中央提出工具改良和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使我国半机械和机械化的农机具迅速增加。到1965年，我国有15％的耕地实现机耕。在推广良种方面，到1965年全国有1780多个县建立了良种繁殖场，我国农业科技工作者还育成了矮杆水稻。此外，在改良土壤、防治病虫害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41)。所有这些，都明显改善了农业的生产条件，并为继续进行农业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虽然这并不全是贯彻农业“八字宪法”的结果，但它所起的积极作用则是应该肯定的。
党提出“八字宪法”，本想以此作为提高农作物产量，从而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根本大计。然而，在连续3年“大跃进”时，它已经完全变形了。到1960年，我国的粮食产量只有2870亿斤，比1957年减少了1031亿斤，只相当于1951年的水平。可见，贯彻“八字宪法”在当时并未获得预期的效果。即使在后来，也未发生“农业生产的高速度发展”的奇迹。我们还是以粮食为例，到1965年，我国的粮食产量也只有3891亿斤，还没有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1976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5726亿斤，人均粮食产量也达到了610斤，但“几亿农民搞饭吃”的局面并未改观，粮食问题仍十分严重。
农业“八字宪法”毕竟只是提高农作物产量的8项措施，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要是希图“充分利用自然潜力达到连续高产”，以解决长期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粮食问题，在观念上仍然没有跳出传统农业的框架。然而，我们从它影响中国当代农业20多年的情况看，其所发挥的效力是十分有限的。从根本上讲，制约农业发展的因素是很多的，如农业经济体制与农业经济政策，农业科学与技术，农业结构与农产品流通，农业生态与环境，农业劳动力素质等等。而将这8项增产措施名之曰“农业‘八字宪法’”，殊非适当。
注释：
①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30、430页。
③《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51页。
④《纲要》于1960年4月10日经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并公布。
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454、640、459、459页。
⑥《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0日。
⑦⑨《今日新闻》1958年11月10日。
⑧《今日新闻》1958年11月12日。
⑩《人民日报》1958年11月21日。
(11)(1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638、506页。
(12)《人民日报》1959年9月25日。
(13)《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9日。
(14)(35)(36)(37)(38)(39)(40)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304、394、394、183、893、926、975页。
(1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第99页。
(16)(1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459、495页。
(19)《人民日报》1959年8月10日。
(20)《大公报》1958年12月10日。
(21)《人民日报》1958年12月13日。
(22)《人民日报》1959年1月29日。
(23)《中国农报》1958年第22期。
(24)《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9页。
(25)(27)《人民日报》1960年1月14日。
(26)《人民日报》1958年9月9日。
(28)《人民日报》1958年1月8日。
(29)《人民日报》1959年2月25日。
(30)《人民日报》1959年1月30日。
(31)《人民日报》1959年2月9日。
(32)《中国农报》1959年第4期。
(33)(34)《人民日报》1959年4月4日。
(41)参见柳随年、吴群敢主编：《“大跃进”和调整时期的国民经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3～157页。
标签：农业论文;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宪法修改论文; 三农论文; 纲要论文; 人民日报论文; 大跃进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