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关系档案揭秘：1937年秋冬的“泛南京大屠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南京大屠杀论文,秋冬论文,外交关系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7)11-0145-10
1937年12月14日柏林时间下午3点，美国驻德国大使陶德(Dodd)在经国务卿赫尔(Hull)给罗斯福总统的密电中写道：
今天，来自远东的消息比以往更加恶化。我已经看到您和国务卿赫尔对日本野蛮行径发出的声明。这一或两天前，日本大使得意地对我说，他的国家已杀死了500000中国平民。①这是出自日本外交官之口、经第三国外交官向国家总统报告的日军屠杀中国平民的记录。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还陆续接到美国驻日本使馆、驻上海领事馆有关医生及传教士在中国现场目击日军暴行的记录。②这些档案记录证明并揭示出，日军从侵入上海开始就对中国人民实施了惨无人道的屠杀。档案所记载的50万中国平民被杀，正是“南京大屠杀”以及日本侵华战争中实行“三光政策”、屠杀数千万中国人的血腥“序幕”。
一、美国外交关系档案中日军暴行罪证
(一)致罗斯福总统密电内容与背景
“八一三”之后，妄图“三个月灭亡中国”的侵华日军在上海遭到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三个月之后，日军以损失数万人马的代价才占领上海。日军在随后的作战计划和行动中，有预谋地将其侵略遭到的抵抗发泄到中国平民百姓身上。当时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曾叫嚣，“把中国人民打得屈膝投降，在于摧毁他们的意志”。对中国平民和俘虏的屠杀正是服务于打击中国军民的士气、进而“灭亡中国”这一目的。
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中国首都南京的消息传遍世界。西方国家对这种公然的侵略较为冷漠，只是希望苏联出面挽救。此时，日本驻德国的大使在日军攻占南京的亢奋得意中向陶德炫耀日军的“战功”。这位大使，正是日后参与并协助东条英机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日本外务大臣东乡茂德。东乡所透露的“50万”，正是南京沦陷前日军在上海、苏州、嘉兴、杭州、绍兴、无锡、常州等地大肆屠杀的平民数。与此同时，为西方难民船只护航的美国军舰“帕奈号”(PANAY)在南京附近江面上被日军炸沉，这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艘被击沉的军舰。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此发表声明，要求日本进行赔偿。在密电中，陶德除了报告日军侵华暴行外，还就此表达了他对形势发展深深忧虑和对美国政府应采取措施的建议：
就美国和英国方面而言，今天的这一犯罪证据及你们所做出的声明毋庸置疑地表明，不应指望这种暴行不会再次发生。这意味着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也将会以这种方式来对待整个世界，而整个世界将会是多么悲惨结果。
如果要听我的意见，恕我直言，美国需要抵制日本。而英国应予合作以拯救自身。假使这还不能产生影响，美国海军应与几艘英国战舰向远东开进。如果这些行动导致墨索里尼威胁英国，但是我相信，意大利人民会拒绝与美国交战；德国也许会威胁将为了日本利益而采取行动，但德国人民将更加反对。这样战争将不会发生。因此我认为，您与国会能够再次拯救现代文明。这一机会相当于排除一场大战，而一再拖延则意味着民主文明的丧失。③
陶德密电影印件
然而，当日本公然侵略中国、纳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开始威胁欧洲的稳定时，美国正处于较为强烈的孤立主义的氛围中。奉行孤立主义在美国有很深的渊源和传统。1796年，华盛顿总统在离开白宫的告别演说中就告诫国人不要过多卷入欧洲的冲突与事务中，以免危及其自由平等的价值观。1801年，杰弗逊总统在其就职演说中更进一步宣布：美国“不与任何国家缔结纠缠的同盟”。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都是奉行政治上远离国际事务、经济上积极参与商业贸易的对外政策。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总统胡佛曾否决了国务卿斯蒂文森关于反对日本入侵和建立伪满洲国的建议。为避免美国像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卷入新的战争，1936年8月31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中立法》。1937年4月29日，美国国会又通过新的《永久中立法》。而这一时期的美日两国正处于经济的合作伙伴关系：美国资本家需要利润，日本军阀迫切需要美国的资源。特别是在日军侵华战争初期，两国贸易往来密切，美国一直向日本提供钢铁原料、石油及用于制造军备的高强度钢材等大量战争物资。1938年，日本所消耗的战争物资有92％从美国输入，侵华战争头三年所消耗汽油有70％从美国进口。在外交场合，接受美国战争物资的日本甚至与美国有盟友的感觉。罗斯福在1939年1月4日对国会说过，美国现行的《中立法》，是“厚于侵略者而薄于被侵略者”的④。这正是美日关系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真实写照。甚至在“帕奈号”的事件上，美国也是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对日本提出赔偿账单时，仅是就军舰、人员损失计算，连额外处罚的要求都没有。
因此，尽管罗斯福总统曾提出了“隔绝侵略国”的号召，中国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也曾寄希望于美国和国联能够主持公道，但在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和国际上绥靖思潮的浓重氛围下，陶德的建议根本不可能奏效。据美国外交关系档案记载，“帕奈号”被炸沉后，美国驻日本、中国大使和驻上海领事与国务院往来电报频繁，但多是关于处理“帕奈号”事件的电报、外交备忘录。⑤在这种形势下，1937年12月29日，出于对绥靖思潮的无能为力和不满纳粹统治，陶德辞去美国驻德国大使职务。
(二)陶德与东乡茂德
陶德(William Edward Dodd)
威廉·爱德华·陶德(William Edward Dodd，1869—1940)，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杰佛逊自由主义的拥护者。1900年，陶德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作为威尔逊政府的顾问，陶德参与规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会议，成为制定国内及国际政策的高层，是当时美国少有的“学者与公共政策界不寻常的交集”。正是陶德与威尔逊内阁紧密联系的背景，1933年罗斯福上台后，提名六十四岁、已退休的历史学教授陶德担任驻德国大使，以期改善美国与德国的关系。罗斯福本来指望陶德的留学德国背景和学者声望有助于影响希特勒政府，而对德国文化充满景仰的陶德也认为，出使德国是实现威尔逊主义理想的绝好机会。当时美国所有外交使命中最具意义的莫过于驻柏林大使职位，但选择退休历史教授、且非职业外交家担任派驻一个非常重要国家的大使，陶德的这一任命曾出乎很多人意料。对此，观察家勒尼恩写道：“如果我们时代的这一纪录不至于成为悲剧的关键，至少也可称为一流的讽刺喜剧。一方面，痛恨民主、不懂历史的权利狂热者刚刚成为德国的统治者；另一方面，我们却派遣一位具有民主秉性、并且也许是在全美国最纯粹的杰弗逊主义者，一位退休学者去代表美国利益。”⑥
1933年6月上任后，因目睹纳粹上台独裁统治的种种行为与其根深蒂固的民主思想格格不入，陶德对德国美好的印象破坏殆尽。随着陶德开始认清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和对世界的危害，也使他成为最早认清希特勒即纳粹的本质、并坚决主张同纳粹斗争的美国政府官员。1936年，陶德曾呼吁美国抵制柏林奥运会，并公开揭露美国工业界与纳粹的合作；1936年和1937年连续两年抵制参加纳粹德国在纽伦堡举行的阅兵游行。作为外交官，陶德在纳粹德国多次表现出对纳粹愤怒和厌恶，引起德国的不满，德国外交部甚至要求罗斯福召回陶德。陶德也惹恼了国务院希望并主张与德国与其说是友好不如说是绥靖的上司、副国务卿韦尔斯。韦尔斯认为，直言无讳的陶德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柔性运作的障碍，极力主张陶德早日辞职。但陶德的信念至死都未改变，他认为，了解历史才是合理的公共政策的基础，民主理念才具有恒久的价值。对此，曾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查尔斯·毕尔德评价道，作为学者、教师、作家和共和政体的信徒，陶德将以对世界的贡献而永存于世界记忆；“我敢担保说，陶德先生是与庸俗做不懈斗争的无与伦比的战士。我把这话撂在这，没人能超越他”⑦。
东乡茂德(Shigenori Togo，1882—1950)，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疯狂扩张的外交路线的策划者和执行者。正是他在担任日本驻德国大使的任上，向陶德透露出日军屠杀50万中国平民的秘密。东乡茂德的先祖是朴姓朝鲜人，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时被掠到日本鹿儿岛，后改姓东乡。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德文专业的东乡茂德，1912年进入外务省，先后出任驻中国奉天(今沈阳)总领事馆领事官补、驻德国大使馆参赞及驻美国大使馆一等书记官等职。1933年，升任外务省欧美局局长；1937年10月，被任命为驻德国特命全权大使；1938年，转任驻苏联大使。1941年10月18日，东乡被刚上台的东条英机任命为外务及拓务省大臣，并参与太平洋战争的筹划和准备。1941年11月27日，美国国务卿赫尔提出《赫尔备忘录》，要求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出一切军队。11月28日和29日，东乡连续给驻美大使野村发去密电，指责《赫尔备忘录》“无视东亚的现实，极大地损害了日本的威信”，并训令野村口头要求美方“自我反省”。12月1日，日本内阁决定对美、英、荷宣战后，东乡正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夕以外交手段迷惑罗斯福政府、掩护日本舰队长途奔袭的策划者。如果说日本舰队是刺向斗牛的利剑，外务省及其主管东乡就是引诱、迷惑、欺骗斗牛的红布。这一“红布”与“利剑”共同构成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罪恶。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东乡称偷袭珍珠港是内阁全员一致的意见。这说明，东乡虽属文官，但他始终是站在殖民统治者的立场上，极力维护日本帝国主义的所谓“国益”，因而是地地道道战争罪犯。1946年4月29日，东乡茂德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决为，犯有破坏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违反人道罪的十四名甲级战争罪犯之一。
陶德与东乡茂德，两人都算是德国通。陶德曾在德国留学，东乡茂德早年就在德国任职并娶德国人为妻。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曾是美、日外交的重点，派什么样的人出使德国，对美、日两国来说都有深度的考量：美国在绥靖主义的主导下主要是想修好与德国的关系，而日本则是发展和巩固与德国的结盟关系。两人出使德国的不同在于：陶德是带着民主的理想去试图影响德国，东乡茂德则是作为日本军阀政府的核心圈成员前去协调“反共产国际协定”缔约国的干将。东乡茂德是1937年10月到任，陶德是12月底离任，两人的短暂交往在陶德的日记中几乎没有提及。然而在历史长河某一瞬间，这两位民族、身世、信仰、行为截然不同的大使之间一个信息传递、并在档案中的凝结，为人们留下极为重要的历史记录。
(三)美驻上海领事高斯的专题报告
对日军的暴行，美国外交关系档案中还记录有美国传教士在上海、杭州和苏州的目击记录。如美国驻上海领事高斯1938年1月25日在发给国务卿赫尔的电报写道：
以下信息是基于归档的书面报告以及美国传教士的口述汇编而成。
高斯电报影印件
1.上海及其周围。由于长期严重的敌对情绪，上海周围的百姓几乎已经全部逃离家园，有的到内地避难，有的跑到国际保留区或法国租界。结果日本人发现除了浦东和南市外，上海周边不见人迹。关于浦东的情况，由于没有外国人进入，因而没有关于日本军队在这一地区行为的外国渠道的消息。有关这里所发生的屠杀中国平民、强奸妇女、抢劫并烧毁财产情况，中国人的报道是确凿无疑的。关于南市的情况，据美国医生和传教士报告，日本军队刚一进入该地区就发生一些强奸案、枪杀了大约80名平民，抢劫并烧毁中国人的私有财产。现在情况有所改进，但时常发生强奸。
2.杭州。美国传教士报道表明，12月24日至1月5日，发生日本军队大量强奸妇女、枪杀平民和抢劫毁坏中国人财产的行为。而且有些妇女已经跑进美国及其他外国传教士领地又被日本士兵强行拉出去强奸。
3.苏州。刚刚收到从留在苏州城西南大约10英里处的Kwangfoh照看难民的美国传教士传来详细报道，他们曾经在11月21日至12月21日几次往返苏州。日本军队放纵于令人胆寒、毫无节制的奸淫和洗劫中。一篇报道说“要到达我们在苏州的住处，必须穿过该城重要的商业及住宅区。我们所看到的是，日本士兵强行闯入每一家商店、银行、民房，出来时携带着一捆捆丝绸、鸭绒被子、枕头、衣物等。这些掠夺物不仅是士兵个人利益的行为，而且是得到日本军官的默许和同意，一些物品被装上军用卡车就是证明。我们看见一辆装满红木家具的卡车停在日军司令部门口。日本人在苏州的这种抢劫行为是很可怕的，但最可怕的应该说是日本掠夺者对所有妇女强奸、亵渎。受害者的数量极大。”类似的劫掠行为毫无疑问也发生在许多其他城镇，但证实的报道可能要到传教士被允许返回驻地时才能得到。⑧
这封电报所披露的日军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劣行，与东乡茂德所透露的日军屠杀50万中国平民的时间部分吻合，前者是目击者的数字，后者是日本军方统计数字；同时，高斯电报也与近年发现的“广田电报”中田伯烈有关30万平民被杀报道也完全吻合⑨。广田电报是1938年1月17日，高斯电报是1938年1月25日，时间仅相差一个星期。此外，2000年，美国颁布《日本帝国政府(档案)开放法案》后，为配合各方面对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罪行的研究，美国国家档案馆针对馆藏开始编辑检索工具。2006年，长达1700页的《美国国家档案馆日本战争罪行及相关主题档案指南》出版，专门介绍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中有关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犯战争罪行的档案文件。这些文件对全面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是重要的证据资源。
二、不容否认的第三方与加害方证据
时至今日，不少日本人仍置铁的事实于不顾，对南京大屠杀提出所谓“疑问”和“争论”，并进行种种诡辩。日本一些知名的政治家、学者更是顽固地咬定，南京大屠杀从未发生过，是中国人捏造和虚构的，是中国文件和书籍的一面之词。在妄图否认大屠杀存在的人中，梦想重温军国主义旧梦的政客是蓄意的，而有些学者则是民族利益与学术研究的混杂体，用纠缠于细节的“严谨”以达到部分、进而全部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目的。但是，这些挖空心思的辩解在无数证人、证言、证据面前，特别是东乡茂德的自供状及其他第三方档案证据面前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已被挖掘出来的加害方老兵的证词、日记所证实。
(一)美国外交关系电报档案分析
陶德与高斯的电报均出自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的RG59档案。RG59是美国国家档案馆第59号档案组合(Records Group)，它是美国国务院最重要的中央档案，包括美国国务院与驻外机构、外国驻美外交机构与国务院所有信函及备忘录。这部分档案按主题排列，以十进位进行分类，基本是以预先设定的主题，以十进位编码：0杂项，1美国政府行政管理，2、3私人及国家利益的保护，4权属谈判，5国际会议，6国际商贸，7国际政治，8国内事务。每个国家、大陆或地区被赋予两位数代码。如西半球10，美国11，欧洲40，远东90，中国93，日本94。斜杠后是文件连续号。十进位文件归档编码及同类顺序号被加盖或打印在每份文件首页。如“793.94/11631”，表明是涉及中国(93)与日本(94)政治关系(7)的第11631份文件。
档案作为历史记录不仅保存当时的电报，而且还记载着文件处理及管理信息。这里从文件处理和档案管理的角度分析一下两封电报正文之外的一些信息。
陶德密报首页：
·这封电报在传给任何人之前必须仔细释义。
·发自：柏林，1937年12月14日 下午3：00；
·收到：下午12：35，编号294。
·总统密件；
·国务卿收到 1937年12月14日(收文印章)；
·副国务卿韦尔斯 1937年12月14日(收文印章)；
·归档时间：1937年12月31日。
·档案号：793.94/11631。
陶德这封直接给罗斯福总统个人的密电，是他在德国外交活动的重要情报和建议。该电报正文主要有三项内容：一是向总统报告日本的暴行；二是对国际时局发展作出预测；三是对罗斯福总统提出派舰队到远东抵制日本的建议。由于是给罗斯福总统个人的密电，电报上没有国务院其他部门的传阅章，只是经由国务卿赫尔和副国务卿韦尔斯之手。该电报是涉及国家利益、非常严肃的外交密报，其报告内容必然要真实准确，其建议必然是基于大使本人的经验、知识、价值观的判断。并且由于涉及对德、意、日关系的外交政策，因此被标明“在传给任何人之前必须仔细释义”，以免外泄美国外交政策的走向。特别是其中陶德有关外交情报以及对墨索里尼、希特勒的预言，是作为驻外大使向本国总统的秘密报告，其内容的真实性不容置疑。
那么为何这封电报要直接密报给总统？
第一，这是由美国外交决策体制所决定。美国国务院主要负责代表政府决策国际事务，其日常与外国谈判工作、采取措施保护美国的利益、促进和巩固友好国家关系以及处理大量美国驻外领事及代表的信函由国务院负责。而一些更重要的决定则须由总统做出。陶德直接密报总统的直接起因，是他得到日军屠杀中国平民的情报。陶德认为，当时远东和欧洲的法西斯的侵略扩张正在危及世界和平、已经不是一般的国际关系范围，而是事关世界和平的大事，因而应直接向总统报告。“无论如何，发出这一警告是我的职责所在。”⑩
第二，从陶德日记看出陶德处境的端倪。该电报发出当天，陶德刚与中国驻德国大使程天放会见。程天放留学芝加哥大学时曾是陶德的学生，1936年出任中国驻德国大使。从“七七事变”后到12月23日，程天放五次造访美国大使馆，请求并期待美英能够帮助中国并出面阻止日本的侵略。而此时美国国内则是就中立问题争吵不休，甚至在国务院内也形成两种意见。陶德与国务院直接上司韦尔斯的矛盾已经表面化。仅仅在几个月之前，国务院内就曾泄露出陶德有关抵制希特勒每年强迫外交官参加纽伦堡阅兵式的报告，差点引起一些美德之间的外交风波。此时关于对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看法和关于派军舰到远东的建议，更是涉及国家外交关系，以陶德的秉性直接向总统表达看法，而不是向直接上司汇报。在12月14日的日记中，陶德特别提及了给罗斯福总统的电报和与程天放会见，但未提及日本大使所说的50万中国平民被杀的信息和关于派军舰到远东的建议，也未将这一数字告诉程天放，只是在日记中提及他对程天放表示无奈，并且是悲伤地与之分别。
高斯电报首页：
·格雷
·发自：上海 经由N.R.；1938年1月25日，下午3：00；
·收到：下午9：06，编号135；
·抄送：海军情报局、战争部军事情报局(印章)；
·国务院远东事务局，1938年1月26日；
·归档时间：1938年2月2日；
·档案号：793.94/12207。
从这些信息可知，该电报属于日常的动态及情况报告，主要抄送海军情报局和战争部军事情报局等部门处理。由于报告内容未直接涉及美国利益，所以电报收到一星期后就被编号归档。另外，根据上述美国外交关系档案编号方案可知，从1937年12月14日第11631号文件，到1938年1月25日的第12207号文件之间，美国外交档案有关中日关系部分至少有多达560多份文件涉及1937年到1938年日本侵华，特别是“南京大屠杀”内容，这些文件对弄清日军侵华暴行具有重要凭证作用。例如，美国国家档案研究人员依据国家档案馆所存部分档案记载的日军暴行记录断定，“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燃起时，日本至少已经杀害两百万中国人”(11)。
总之，这两封电报从不同地点、不同渠道，包括加害者和目击者，相互印证了日军从上海到南京途中的暴行，是曾发生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第一，以美国当时与日本的政治、经济关系来看，日美大使之间交换信息是可信的，特别是日本驻德国大使是在日本占领中国首都南京得意忘形时向第三方炫耀性地透露、并被其记录的数字是不能否认的。第二，按照常规惯例，美国驻外大使向国务院报告情况都是给国务卿发电报，陶德大使给国务卿的这封电报却直接要求转呈罗斯福总统、直接向总统报告，说明所反映情况的重要性。第三，大使通过国务卿给美国总统提供所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的报告，是基于大使的经验、情报的理智判断而形成，绝不可能把一些道听途说的不实数字上报，他对罗斯福总统的建议也是建立在对客观存在事实分析的基础上所提出。因此，该密电所披露的日本在远东屠杀中国平民的暴行应是较为客观的第三方记录，它与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反映的传教士目击记录相互印证，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日军大肆屠杀中国平民事实的存在。
(二)电报所披露屠杀中国平民的印证
为了掩盖罪行，日本在投降前曾大量销毁档案。战争期间日军形成的文件至少有70％被烧掉或销毁。(12)但是，曾目睹日军暴行的在华欧美人士的报道、调查，以及受良心谴责而揭露日军暴行的日军士兵的证言、日记告诉人们，日军从上海向南京进攻的路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1.日军杀俘令。日本侵华期间，大肆屠杀平民。凡铁骑所过之处，生灵涂炭，精华毁灭。一位外国观察者曾几次去过那些地方，据他审慎估计，这一次扬子江三角洲地带战争的结果，至少有30万中国平民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其中一部分是惨遭屠杀的。据他观察的结果，认为日军向南京推进时，曾采取一种有计划的恐怖政策。(13)1938年12月上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香宫鸠彦发出一连串由他本人盖章签署的命令，上面标有“机密，阅后销毁”。命令十分简单：全部杀掉俘虏(14)。日军在华所犯的种种暴行，究竟是在胜利的高潮中士兵失去常态所致，还是当局所采取的有计划的恐怖政策呢？据事实推断，后者较为可信。士兵失去常态的暴行往往发生在占领一个城市之际，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则持续了三个月。(15)
2.广田电报。1994年，美国政府解密的一批外交文件中，有人发现一封由日本外务大臣广田签发的电报提及“不少于30万中国平民遭杀戮”的内容。孙宅巍经对广田电报的研究后认为，实际上是英国记者田伯烈现场目击、综合分析的报道。田伯烈所统计30万死难者的时间与南京大屠杀并不完全吻合。他把自“八一三”以来、淞沪会战以来日军的屠杀暴行，如金山、宝山、苏州、无锡等地的屠杀惨案均已计入(16)。这说明，早在日军侵占南京之前就已存在着残忍的屠杀。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就有关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审判中，前日本驻华无任所大使作为诉方证人出庭，也证实了其在上海期间，“收到了外交使团和新闻界有关日军在南京所犯各种暴行的报告”，但他“没有核实这些报告，只是将这些报告的摘要寄往东京外务省，收信人为外相”(17)。
3.田伯烈的书。英国记者田伯烈于1938年出版了《1937：一名英国记者实录的日军暴行》一书。书中写道，一名英国记者赴松江视察后，曾于1月14日致电伦敦：松江是沪杭路上一个有10万人口的繁华县城，现在断垣残壁，焦土灰烬，这真是可怕的景象。所看见的生物只有野狗，因吃了死人肉而不自然地臃肿起来。松江的情形可以说明上海、南京广大繁荣的三角洲地带内整个情形。几百万中国人事实上已经离开这一区域，但谁也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他们究竟陷入怎样的境地？一位在中国居住35年的美国人在1938年3月19日上海《密勒氏评论周报》增刊“中国之毁灭”号报道：11月21日回苏州，须小心避免践踏尸首。(18)这与美国住上海领事高斯给国务院的电报所述一致。
4.日本士兵日记。Hosaka Akira是上海远征军的军医，他的日记始于1937年8月24日的上海，终于12月7日的南京郊外。其中记载道：“11月29日上午10点，我们出发到常州去清理敌人。中午进城时收到杀死居民的命令，80名不同年龄的男女被枪杀。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看到这种场景。人群被驱赶到一起，他们都在祈祷、哭泣和乞求，我真不忍看这可怜的场面，接着重机枪开火，人们惊叫着倒在地上，即使我有魔鬼之心都难以面对，战争太可怕了。”另一日本兵的日记中写道：由于“Wu Jing”是抗日据点，我]对整个镇进行了“扫荡”，不分男女全部杀死。(19)日本随军摄影记者河野公辉对日军暴行曾有以下描述：“日军在杭州湾登陆，从上海到昆山，到处都可以看到下部插着竹尖的女尸横七竖八地倒在路边。”(20)
5.“百人斩”竞赛。杀害211名无辜中国人而臭名昭著的“百人斩”竞赛，就是发生在攻占上海后向南京进攻的途中及南京沦陷之初的大屠杀中。1937年11月30日至12月11日，侵华日军野田毅、向井敏明两少尉，在从上海杀向南京的途中展开了杀人竞赛。当时《东京日日新闻》(即现在的《每日新闻》)，曾经连续4次以大标题刊登该报随军记者浅海、光本、安田、铃木等4人，先后于11月30日，12月4日、6日、12日，从常州、丹阳、句容、南京发给东京的4篇关于两少尉“杀人竞赛”的实况报道，详细记载了这两名日军少尉如何在无锡的横林镇、常州车站、丹阳北面的奔牛镇、吕城镇和陵口镇、句容县城、南京紫金山等地“刀劈百人”的经过，不仅时间、地点明确，杀人过程及其数字清楚，而且图文并茂，消息来源确实可靠。不仅《东京日日新闻》，当时的《大阪日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等许多报纸，也都转发了两少尉“百人斩”的消息。此报道曾风靡日本岛，两少尉成为当时日本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21)就连美国人在东京出版的英文报纸《日本报知者》(Japan Advertiser)也曾于1937年12月7日、4日刊载新闻，报道向井敏明与野田毅的杀人竞赛。(22)
对日军的屠杀行为，《澄清历史》的作者经多方研究取证、汇集大量证据后，对日军预谋、各级屠杀令、受军国主义和民族优越感的士兵在战场上心理变态后的冷漠、麻木与疯狂等，详细引述、引证多达五十多项(23)，其中大都是淞沪会战开始后日军罪行证据。这些证据足以印证出经由东乡茂德之口传出并记载于第三方档案中日本政府内部的情报的真实性。
三、军国主义野心与日军侵华暴行
尽管日本在战败前后有意销毁很多文件记录，但是保留在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真实的记录表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以及二战期间，日本共残杀了三千多万中国人，五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纳粹德国屠杀的犹太人。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屠杀犹太人被称为大屠杀，那么用“超级大屠杀”一词来形容日本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是最恰当不过的了。(24)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犯下的罪行是举世所罕见的。丹·温在《日本在中国的超级大屠杀》所提出的不应该再发生的十件最可怕的事情中，将日本侵略他国时，对千百万人的“超级大屠杀”列为第一。而这十项罪恶中有八项是日本人所为，且其中六项主要是针对中国人。(25)为什么日本军人如此残忍、而且还是绝大多数？东史郎等少数良心未泯的日本老兵或许能揭开原因。
(一)侵略野心决定了日军施暴的必然
在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时也应正确认识侵略、屠杀与抵抗的关系。如果不能否认大屠杀，那么为什么会发生大屠杀？有学者认为，如果“没有南京保卫战，就没有南京大屠杀”(26)。这种观点是荒谬的。怎么能把中国人民遭到屠杀归结为抗击日本、保卫家园呢？如果说没有自卫就没有犯罪、不抵抗就不会有屠杀，这就如同说，强盗入室抢劫、强奸，主人不能反抗，否则被杀的责任在于反抗。其实是，没有侵略、屠杀和犯罪，哪会有自卫和抵抗？！日军是一路从上海向中国的首都推进中“杀过来”，不仅是军队的厮杀，而且屠杀平民也成为作战的“日常功课”。还有的研究者认为，日军是攻破南京城后才开始残忍的屠杀。难道日本人在破城前是战斗的军人，破城后军人就马上变成杀人魔鬼了？
事实上，侵略本身就意味着与犯罪相伴。日本人成为罪恶的战争与屠杀机器，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育和侵略他国的野心所决定。对军事行动中因同乡被杀而起报复心是正常的，如日军在三个月的攻打上海中死伤数达98400多人。(27)但这毕竟不能解释所有日本军人都那样残忍的原因。几乎全体日军都参与对平民的屠杀就必须要反省罪恶的根源。日本士兵是在日本本土就被军国主义教育摘掉人的灵魂、从侵上海即开始练就、在未攻打南京前绝大多数已经变成“魔鬼”，50万中国平民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培育魔鬼的牺牲者。因此，即使没有南京保卫战，日军一样会屠城，就像在上海、嘉兴、绍兴、苏州、无锡、常州、杭州的所作所为一样，这是由日军侵略中国的政策所决定。侵略引起中国军民的保家卫国，而保家卫国的失败才引起侵略者的屠杀。如果认为是抵抗才招致屠杀，这就完全颠倒了因果关系。
有意识销毁罪证文件，并不能全都毁灭；实行军国主义教育，也不能泯灭所有人的良心。日本老兵东史郎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讲到：“我们毫无罪恶感地杀死了很多农民，大叫着‘讨伐支那！山川草木皆敌人，要杀尽宰光！’实在残酷之极”(28)；使我们失去人性的军国主义教育让我们轻视中国人，灌输民族歧视的思想；我们没有尊重人类的思想，有的是决死效忠天皇，仅此而已；这是一种放弃自我，是奴隶劣根性，是道德上的无知，是对非正义、丑恶缺乏反抗的思想。(29)
一个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军人后来讲，他们当年接受的教育就是“忠贞重于泰山，生命轻于鸿毛”(30)。为天皇而死是至高无上的光荣，被敌人生擒活捉则是最大的耻辱。“如果我的生命不值钱，那么敌人的性命就更不值钱。这种哲学让我们轻视敌人，最终造成大屠杀，并恶意凌辱俘虏。”许多日本军人后来回忆说，当他们以新兵的身份初上屠场时，心里还很害怕，但不久后，感觉就迟钝了，逐渐学会了屠杀，把暴行当作例行公事。这说明了一些正常人是如何被训练成为有效的杀人机器。所以，反省、研究日本侵华罪行必须从根源算起。
(二)陶德密电揭开的“泛南京大屠杀”
逻辑不是历史，但在大多数证据被加害方有意销毁的情况下，逻辑可以帮助我们依据关键证据勾画历史。对美国国务院来说，这两封电报来自于相距万里的不同国家，是加害方和第三方的不同消息来源，但却相互印证了同一事实：1937年11月至1938年1月，日军在侵略南京为目标的长江下游地区中曾经大肆屠杀中国平民和俘虏。种种证据表明，不仅“南京大屠杀”真实可信，而且事实上在南京沦陷之前、之后，以及在南京周边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日军曾施以大量屠杀中国平民的暴行。一些日本人否认“百人斩”竞赛两名刽子手照片的真实性，说两人是炮兵，不可能参与近距离战斗。事实上，炮兵所进行的“百人斩”竞赛当然不是什么近距离的“战斗”，而是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和俘虏。而如果连炮兵都参与到不经战斗的对平民的屠杀，那么指望陆军优待俘虏、善待平民更是不可能了。上海南市主要是国际安全区并靠近英法租界，据高斯电报，即使在这里也发生强奸、枪杀，那么上海到南京无数城镇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人们只要把外国传教士的人数与日军的人数、以及传教士能去的有限地方与日军侵犯的范围作一个比较，就不难看出这两封电报间的联系与证实：日军人数是传教士人数的多少倍？！日军到达的范围是传教士的多少倍？！日军所犯罪行是被目击的多少倍？！
如果我们把第三国的档案与其证据(电报、日记、书)连贯起来就能明晰地看到，从日军侵略中国开始就伴随着一系列屠杀、奸淫、抢劫等残暴的反人类罪行。“南京大屠杀”并非孤立事件，它既不是日军犯罪的开始，也不是其暴行的结束。它告诉人们并证明：自1937年11月到1938年1月，不但存在“南京大屠杀”，而且曾发生更令人震惊的“泛南京大屠杀”。这不是被加害一方(牺牲国)的抗辩，而是加害方(犯罪者)自己的供认、经第三方记录的证据。如果说陶德密电所披露的是日本军队在中国所进行的大屠杀的“序幕”，那么“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在中国实行“三光政策”就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必然了。
关于“泛南京”概念已有多位学者提出。如孙宅巍认为，许多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暴行的记载已经超越南京市的范围，似应适当延伸；如果考虑到施暴部队相同、暴行时间相近，地域相邻等因素，则还存在着一个“大南京”的概念，一个北至陇海线、南达杭州湾，西抵津浦线，东临大运河的广阔地区。在这一时空范围内，日军共屠杀中国军民40万人。(31)陈在俊也提出，在“长江三角洲大屠杀”中，有三四百万中国人遭屠杀的推论。(32)
显然，有目的、有计划地屠杀中国人民，曾是日本灭亡中国战略的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早期，日本记者Honda Katsuichi在采访多位幸存者、并审阅了现存的日本档案后断定，日军在南京所犯暴行决不是像某些日本人所言的孤立事件，相反，它是日军在扬子江区域针对中国人的暴行的模式，开始于上海之战。(33)《另一个纽伦堡》的作者布雷克曼也认为：“南京大屠杀并不是战时常见的而孤立的偶发事件，它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它是一个策略，东京政府对整个事件的过程了如指掌。”(34)大屠杀的根本就是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和侵略、掠夺他国的野心。
(三)陶德的历史性贡献
从1933到1937年，在亲历了德国重占莱茵兰、与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意大利占领阿比西尼亚并与德国和日本结盟等事件，陶德大使认识到，德意法西斯挑起的新的世界大战只是时间问题，日本对中国的蚕食性侵略即是先兆。从1936年起，陶德曾因屡次警告如果不采取联合行动，德、意、日注定要诉诸残忍行动——侵略战争，因而被国内(绥靖主义的)批评者冠以“警告主义者”、“精神过敏者”的绰号。由此可见，正义、勇敢的外交官，有时却难以被接受，特别是在孤立主义、绥靖主义与中立政策盛行的30年代的美国。但是从1937年12月14日到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不到两年时间他的预言即被证实。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查尔斯·毕尔德在《陶德日记》前言中指出：“外交活动所特有的野心、敌视、谣言以及阴谋的交织与冲突，是国与国有正式交往以来就形成的特征，陶德决不是那种沾染上这种特征的肤浅奉行者。”(35)1937年12月16日，已经准备辞职的陶德对法国驻德国大使说，如果英法与美国合作抵制日本，两个月内将制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难道你们不能为这一合作做点什么吗？否则就太晚了。法国大使说，如果意大利为夺取法国和西班牙在北非的殖民地、德国为吞并捷克斯洛伐克而发动战争，我们不得不进攻他们，而英国将支持我们。这也是为什么英、法两国不能出借海军援助中国的原因。(36)甚至到1938年1月，卸任后的陶德依然写信给罗斯福总统，再次建议不要派外交代表参加希特勒在纽伦堡举行的阅兵式。
陶德就日军的暴行和对德意法西斯所提出的抵制日本的建议，以及对国际形势发展的判断、担忧和预见，被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所证明。尽管在英美牺牲他国、保护自身利益的“远东绥靖主义”政策主导的政治气候下，陶德大使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但是这一电报仍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它是由不平凡的人在不平凡的年代记录下了不平凡的证据，并对不平凡的历史作出了不平凡的预见。尘封七十年的陶德密电档案，将帮助后人进一步揭开1937年秋冬日军从上海到南京的路上所作所为的真相。
注释：
①美国外交关系档案RG59—793.94/11631。
②美国外交关系档案RG59—793.94/12207、12345。
③美国外交关系档案RG59—793.94/11631。
④刘明翰、海恩忠主编：《世界史简编》，第898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
⑤美国外交关系档案RG59。
⑥http://www.lib.uchicago.edu/e/spcl/centcat/fac/facchl8_01.html
⑦Ambassador Dodd's Diary,edited by William E.Dodd,Jr.and Martha Dodd,Harcout,Brace and Company,INC.1941xvi.
⑧美国外交关系档案RG59—793.94/12207。
⑨孙宅巍：《澄清历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第268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⑩Ambassador Dodd’s Diary,edited by William E.Dodd,Jr.and Martha Dodd Harcout,Brace and Company,INC.1941,p.439.
(11)Japanese War Crimes and Related Topics:A Guide to Records at the National Archives,Compiled by Greg Bradsher,p.103 http://www.archives.gov/iwg.
(12)Edward Drea:Researching Japanese War Crimes Records:Introductory Essays,Published by th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for the Nazi War Crimes and Japanese Imperial Government Records Interagency Working Group,2006Washington,DC p.10.
(13)(15)(18)田伯烈；《1937：一名英国记者实录的日军暴行》，第87、158、88—89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14)戴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第85页，见朱荣基：《侵略炫耀与自供罪状》，第67页，海口，海天出版社，2005。
(16)孙宅巍：《澄清历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第226—272页。
(17)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笔录》。
(19)Yang Daqing:"Diary of a Japanese Army Medical Doctor,1937",Researching Japanese War Crimes Records:Introductory Essays,Published by th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for the Nazi War Crimes and Japanese Imperial Government Records Interagency Working Group,2006 Washington,DC p.x.
(20)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第52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
(21)朱成山：“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讲话”，http://vivi.sina.com.cn。
(22)田伯烈：《1937：一名英国记者实录的日军暴行》，第328页。
(23)(26)孙宅巍：《澄清历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第44、71—91、44页。
(24)丹·温：《日本在中国的超级大屠杀》，第1—3页，郝平、吴敏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5)丹·温：《日本在中国的超级大屠杀》，第75—76页，郝平、吴敏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不应该再发生的十件最可怕事情其他九项是：(2)对犹太人的大屠杀；(3)作为“待行的败退计划”，屠杀中国、美国及其它国战俘；(4)偷袭毫无准备的国家(珍珠港)；(5)屠杀平民；(6)解剖活人体；(7)活人体生物及毒气实验；(8)针对包括婴儿和儿童的活人刺杀练习；(9)必须为天皇而死的自杀飞行；(10)使用原子弹。
(27)毕洪：《1937年淞沪会战》，第163页，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
(28)(29)东史郎：《与“虚构派”挑起的南京战争审判作斗争》，见章开沅：《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第87、89页，附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
(30)胡平；《不仅仅是谴责——评〈被遗忘的大屠杀〉》，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4625
(31)(32)孙宅巍：《澄清历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第103、103页。
(33)Yang Daqing:"Diary of a Japanese Army Medical Doctor,1937" Researching Japanese War Crimes Records:Introductory Essays,Published by th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for the Nazi War Crimes and Japanese Imperial Government Records Interagency Working Group,2006 Washington,DC p.x.
(34)丹·温：《日本在中国的超级大屠杀》，第10页。
(35)(36)Ambassador Dodd's Diary,edited by William E.Dodd,Jr.and Martha Dodd Harcout,Brace and Company,INC.1941,p.xvi、4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