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秦汉史研究概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秦汉论文,概况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1年的全国秦汉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表现在：一是学术活动活跃，大型的学术会议多，分别在徐州召开“秦汉兵马俑比较暨两汉学术研讨会”，在湖南长沙召开“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陕西咸阳召开“秦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二是科研成果累累，先后出版了30多本专著，发表了400余篇学术论文，还有不少考古发掘报告，学术研究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提高。
一、政治思想的研究
秦汉政治史的研究仍然是2001年秦汉史研究的热点之一，有多部专著和诸多论文继续探讨这一问题。阎步克的《乐官与史官》（三联书店7月出版），通过论述乐官与史官的关系，从另一个方面探讨了秦汉政治。孟祥才的《先秦秦汉史论》（山东大学出版社9月出版）也有多篇论述秦汉政治的。熊铁基的《秦汉新道家》（上海人民出版社3月版）是在原作《秦汉新道家略论稿》基础上修改增补后出版的，在论述的角度和深度上有较大的进展，用“历史篇”和“思想篇”两个方面通揽全书，颇有新意。孙家洲的《两汉政治文化窥要》（泰山出版社12月出版）从学术理念与政治实践、政局、政论、政策着手分析两汉时期的社会政治，并对神秘主义笼罩下的汉代政治、社会心态与行为进行深刻论述。
对秦汉政治的研究论文有不少是高质量的。张政烺的《秦汉刑徒的考古资料》（《历史教学》第1期）一文认为：刑徒是古代专制国家的官奴隶，这是没有问题的事情。近年来有的史学家怀疑这一点，实在是不必要的。刑徒虽然是由自由民转化来的，但既然转化成刑徒便已不是自由人了。卜宪群的《两汉之际建制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0月出版）对两汉之际的政治建制进行了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宁可的《五斗米道、张鲁政权和“社”》（《庆祝何兹全先生九十岁论文集》）一文对汉代“社”的功能和结构进行了深入探讨。汤其领的《西汉郡国并行论》（《史学月刊》第4期）对西汉时期出现的郡国并行体制进行了研究。黄留珠和日本学者富谷至发表的《秦刑法思想初探》（《西北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统一后的秦刑法思想曾一度向缓刑化方面转化，但总的方面却是向极端化、绝对化发展。关于秦汉时期政治的论文还有：汪清的《西汉后期刺史州牧反复罢置的原因及影响新探》（《河南大学学报》第3期）、谭景玉的《西汉前期诸侯王国经济的发展与影响》（《济南大学学报》第1期）、石云贵的《汉代刺史制度述沦》（《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第3期）、田旭东《西汉时期的大司马与外戚专政：读〈汉书〉札记》（《西北大学学报》第1期）、于振波《汉代法律运行机制的启示》（《湖南大学学报》第3期）、宋艳平《阴阳五行与秦汉政治史官》（《史学史研究》第3期）、李新城《论秦汉相权之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孟祥才的《析戾太子之狱》（《齐鲁学刊》第5期）、晓红的《试论西汉前期治国方略的两次转变》（《山西大学学报》第4期）、夏增民的《从张扬到压抑：汉武官僚群体的精神历程》（《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第4期）、朱顺玲的《论西汉陵县废置的原因》（《南都学坛》第4期）、刘梅的《东汉奢侈腐败之风》（《湖南社会科学》第3期）、吕宗力的《感生神话与汉代皇权正当性的论证》（《秦汉史论丛》第8辑，云南大学出版社9月出版）、田延峰的《两汉时期的黄帝文化》（《周秦汉唐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6月出版）。
对秦汉思想的研究在2001年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晋文的《以经治国与汉代社会》（广州出版社9月出版）一书对经学与汉代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内容包括经学何以成为汉王朝的统治思想，汉代以经治国是如何形成发展和衰变的，经学对汉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深刻影响和特点。陈苏镇的《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3月出版），是一本专门论述关于《春秋》学对汉代政治作用的书。由吴雁南和秦学颀、李禹阶主编的《中国经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9月出版）是一部对我国古代经学的总结性著作，其中的两汉经学研究也是很有见地的。陈启云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历史论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月出版）中有3篇是关于秦汉思想文化的，很有深度，有启发作用。梁锡峰的《汉代的〈诗经学〉与政治》（《南都学坛》第2期）对汉代的《诗经》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经学的研究还有：安作璋、刘德增的《齐鲁博士与两汉儒学》（《秦汉史论丛》第8辑，云南大学出版社9月出版），臧知非的《春秋公羊学与汉代儒生的人格蜕变》（《苏州大学学报》第4期），张涛的《经学与汉代语言文字学的发展》（《文史哲》第5期）、《经学与汉代的丧葬、祭祀活动及复仇之风》（《山东大学学报》第4期），杨天宇的《略论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郑州大学学报》第2期）。张文立的《秦之道家》（《秦汉史论丛》第8辑，云南大学出版社9月出版）对秦道家在秦历史上的作用进行了探讨；秦彦士的《从〈淮南子〉到〈太平经〉中的墨学——异端浮沉与汉代学术政治变迁》（《南都学坛》第5期）探讨了墨学在汉代的历史文化作用；对汉初黄老之学的研究有邓文峰的《武帝时代黄老之学的兴衰》（《社会科学论坛》第4期）等。
研究汉代的儒家思想是研究汉代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关这方面的著述有：萧平汉的《汉武帝与董仲舒的神话哲学》（《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王保京的《游士文化传统及其终结——西汉武帝以前士人阶层的演变》（《江海学刊》第1期），于迎春的《汉代士人的仕事与谗嫉》（《晋阳学刊》第1期），傅永聚、范学辉的《论正统儒学对东汉史学的影响——以〈汉书〉、〈汉纪〉为中心》（《齐鲁学刊》第5期），胡克森的《儒家理想政治与西汉政权》（《北京行政学院学报》第5期），马亮宽的《仕人与汉初社会发展》（《天津社会科学》第6期），张峰屹的《政治、经学的衰变与西汉后期士人心态的走向》（《南开学报》第2期），姚波的《试析东汉末年太学生离心倾向及其成因》（《史学集刊》第1期），张强的《西汉帝王与帝王之学及经学之关系》（《淮阴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李军的《论东汉士人阶层的政治权力基础》（《浙江大学学报》第3期），赖美琴的《论董仲舒的二元政治观》（《江西社会科学》第3期）等等，可谓硕果累累。
王彦辉的《汉代豪民研究》是目前研究汉代豪民问题的力作。对于汉代的豪民研究，还有萧放的《〈四民月令〉与东汉贵族庄园生活》（《文史知识》第5期），王彦辉的《汉代豪民研究论纲》（《史学月刊》第6期）、《论汉代的豪民役使与人身依附关系》（《东北师大学报》第4期）、《汉代豪民与乡里政权》（《秦汉史论丛》第8辑，云南大学出版社9月出版），尹建东的《试论汉代地方豪族的宗族组织：以关东豪族为中心》（《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第4期）、《汉代抑豪政策的变迁与关东豪族势力的发展》（《四川大学学报》第2期）、赵沛的《汉代的豪强政策与地方豪族势力的发展》（《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等等，都从不同方面对汉代豪民进行多角度的考察，使这一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
对秦汉时期政治人物的研究，一年来也取得很大的成绩。卢鹰的《秦始皇嬴政》（陕西人民出版社3月出版）和杨生民的《汉武帝传》（人民出版社8月出版）都是有分量的著作。二书对秦始皇和汉武帝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汪高鑫的《秦始皇历史意识散论》（《人文杂志》第5期）、孟祥才的《秦皇汉武异同论》（《先秦秦汉史论》，山东大学出版社9月出版），对秦始皇和汉武帝这两个在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进行了认真的对比研究。张晓峰的《“公孙病已立”谶言的出现与昭帝统治局势》（《中国史研究》第1期），分析了汉昭帝时代复杂的政治局势，并对当时的谶纬现象出现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论述。朱绍侯的《汉元成帝论》（《洛阳大学学报》第1、3期）对汉代元成两个皇帝进行了论述。高敏的《论汉文帝》（《史学月刊》第1期）和洪煜的《评汉武帝》（《史学月刊》第4期），分别对汉文帝和汉武帝进行了重新评价。孟祥才的《论荀彧》（《史学月刊》第1期）对荀彧进行了论述。他的另一篇《论孔融的悲剧》（《山东大学学报》第4期）则分析了造成孔融悲剧的原因。对秦汉人物研究的文章还有：黄中业的《重评秦始皇》（《社会科学阵线》第5期），李裕民的《重评秦始皇统一文字》（《晋阳学刊》第4期），张仲立的《关于秦始皇权力威势的思考》（《秦文化论丛》第8辑，陕西人民出版社8月出版）。王晖的《李斯心态个性及其人生喜剧》（《文史知识》第1期），谭前学的《试论秦始皇的法外擅权》（《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8辑，三秦出版社6月出版），史炳军的《秦始皇与神仙思想》（《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金其帧的《秦始皇刻石探疑》（《北京大学学报》第6期），王绍东的《秦始皇执着求仙的原因探析》（《秦文化论丛》第8辑，陕西人民出版社8月出版），武绍民、郑润霞的《论韩非的历史观》（《社会科学辑刊》第1期），乔健的《韩非对君主专制绝对确定性的追求》（《兰州大学学报》第1期），崔向东的《论韩非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秦文化论丛》第8辑，陕西人民出版社8月出版），施丁的《谈章邯军与王离军》（《史学月刊》第3期），王子今的《白描吕不韦》（《光明日报》5月8日），田静的《读〈史记·扁鹊列传〉札记》，吴夏平的《项羽败因论》（《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第1期），贺润坤的《论汉武帝的人才观》（《周秦汉唐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6月出版），刘晶、赵华的《王莽经济思想探析》（《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2期），李伟的《王莽币制改革》（《中州古今》第4期），杨共乐的《甘英出使大秦线路及其意义新探》）（《世界历史》第5期），汪高鑫的《贾谊对历史盛衰之理的探讨》（《学术界》第5期），杨天宇的《郑玄生平事迹考略》（《河南大学学报》第5期），赵梦涵的《桑弘羊财政工商调控论》（《文史哲》第5期）等等。
二、秦汉社会风俗的研究
社会风俗的研究是多年来秦汉史研究的热门之一，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彭卫、杨振红的《转型与契和——解读秦汉风俗》（《史学理论研究》第3期）不仅注意到风俗的动态演变，还注意到风俗的多元区域构成，也论述了秦汉风俗的世俗化色彩，认为春秋时期开始的风俗到秦汉时期已经全面展开。贾丽英的《论汉代妇女的家庭地位》（《四川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汉代妇女不仅有一定的财产所有权和支配权，在家庭中有一定的地位，而且有对家庭重要事务的决策权。杨志玲、杜卫东的《论南阳汉画像石中汉代妇女的服饰文化》（《南都论坛》增刊）通过汉画像石对汉时的妇女服装进行了研究。孟华的《浅议两汉皇室婚姻的变迁》（《西北大学学报》第1期），对两汉时期的皇家婚姻进行了考察研究。高颖飞、高伟杰的《浅议西汉妇女的地位》（《郑州工业大学学报》第3期）也对西汉时期的妇女地位问题进行了研究。岳庆平的《汉代的家庭伦理》（《秦汉史论丛》第8辑，云南大学出版社）对汉时的家庭伦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赵沛的《汉代的家族与同居：汉惠帝诏“同居”解》对汉时的“同居”进行了研究。
马新的《论汉代民间的巫与巫术》（《文史哲》第3期）认为汉代民间社会中的巫祝已经成为一种职业。但汉代的巫并没有转化成相对独立的宗教僧侣集团，而是一分为二，或者成为朝中辅佐君王与天沟通的工具，或者成为民间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到东汉时期，巫的功能进一步下降，成为纯民间的一个社会阶层。关于巫的研究还有具圣姬的《汉代的鬼神观念与巫者的作用》（《史学集刊》第2期）等。
对于汉代乡村社会生活的研究也有不少的成果，马新的《试论两汉乡村工商业与高利贷》（《东岳论丛》第2期）、《人生哲理谣谚与两汉世风》（《民俗研究》第1期）、《时政谣谚与两汉民众参与意识》（《齐鲁学刊》第6期）对汉代的乡村社会结构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黄婉峰的《汉代中州民风的嬗变及其意义》（《秦汉史论丛》第8辑，云南大学出版社9月出版），彭年的《“束发椎髻”非南越之俗——兼论束发之俗的起源及其他》（《秦汉史论丛》第8辑，云南大学出版社）则对不同地区的风俗进行了研究。
三、秦汉经济史研究
经济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关注的成果。何兹全的《战国秦汉时代的交换经济和自然经济、自由民小农和依附性佃农》（《史学理论研究》第3期）一文，指出战国秦汉时代是城市交换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是城市交换经济支配农村经济的时代。奴隶、佃农、依附性佃农都是交换经济发达、发展的产物；奴隶主地主、庶民地主也是交换经济发展的产物。他们的地位都是受交换经济支配的。周长山的《汉代城市研究》（人民出版社10月出版）是对汉代城市研究的一部力作。薛瑞泽的《汉唐时期河洛地区经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0月出版）一书对汉唐时期的河洛地区经济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汉唐间河洛地区经济的发展体现出当时整个北方经济的水平。杨振红的《汉代长江中下游农业经济区域初探》（《秦汉史论丛》第8辑，云南大学出版社）对汉代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农业经济区域进行了研究。马新的《正确估计两汉农业经济水平》（《山东大学学报》第4期）提出了要正确估计两汉时期的农业发展水平。陈乃华的《论汉代的市》（《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倪根金的《汉代夜市考补》（《秦汉史论丛》第8辑，云南大学出版社）对汉代的商业市和夜市进行了研究。张德芳的《从悬泉汉简看两汉西域屯田及其意义》利用汉简资料研究汉时西域的屯田。李振宏的《汉代屯戍生活中的古典人道精神》（《历史研究》第5期）使用汉简资料，用新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这一时期的屯戍生活中充满着古典人道主义精神。张金光的《银雀山汉简中的官社经济体制》（《历史研究》第5期）不仅对战国秦汉时期的经济体制提出了新的认识，也对当时的国家形态、社会结构发表了独特的见解。黄今言的《汉朝与边境少数民族的关市贸易》（《秦汉史论丛》第8辑，云南大学出版社）对汉王朝与当时边境少数民族的贸易关系作了研究。
李令福的《论郑国渠的引水方式》（《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期）认为从实际遗存、文献记载、当时泾河水文特点及引浑淤灌性质来看，郑国渠初修时采取的是筑导流土堰壅水入渠的引水方式，后来转变为凿渠引水。
社会环境与生产发展的关系是近年来关注的重点。陈业新的《秦汉时期生态思想探析》（《中国史研究》第1期）认为秦汉时期生态保护思想已经大体成熟。他的另一篇《秦汉时期北方生态与民俗文化》（《社会科学辑刊》第1期）一文，从秦汉时期的生态环境与民俗文化的关系入手，进一步考察了生态环境对区域文化的影响作用。王子今的《两汉的沙尘暴记录》（《寻根》第5期）认为两汉时期出现的沙尘暴是生态环境被破坏造成的。温乐平的《汉代自然灾害与政府救灾措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东汉时期自然灾害显然比西汉时期增多，而且灾害的爆发有明显的地域性。朱士光的《秦国富强卒并诸侯之地理环境条件探析》（《秦文化论丛》第8辑，陕酉人民出版社）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来分析秦国统一天下的原因。王福昌的《汉代荆扬二州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论略》（《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则对两汉时期的荆扬二州的土地开发利用进行了研究。关于这方面的文章，还有官德祥的《两汉时期蝗灾述论》（《中国农史》第3期），王子今的《战国秦汉时期中国西南地区犀的分布》（《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2000年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10月版），陈雍的《渤海湾西岸汉代遗存年代甄别——兼论渤海湾西岸西汉末年海浸》（《考古》第11期），阎希娟、郭文毅的《汉唐长安城园林的绿化及其现代启示》（《唐都学刊》第2期）等等，充分显示出学者们对秦汉时期社会环境的重视，也显示出历史学为现实社会服务的作用。
秦汉时期对西南地区的开发成为2001年研究的热门。发表的论文有熊铁基的《秦汉时期云南的大开发》，林朝民、秦树才《秦汉西南夷新论》，陆韧的《试论秦汉时期的蜀身毒道》，丁毅华的《试论秦汉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刘敏的《论秦汉中央政权对西南夷的经营》，方铁的《蜀汉南中治策新论》，黄今言的《汉朝与边境少数民族的关市贸易》，杨兆荣的《秦汉时期边郡社会物质生活初探》（以上均见于《秦汉史论丛》第8辑，云南大学出版社）等等，这些论文从不同的方面对秦汉时期酉南地区的经济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四、秦汉考古文化研究
运用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相结合的办法是秦汉史研究的重要途径。贺西林的《古墓丹青——汉代墓室壁画的发现和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1月出版）对发现的汉代墓室壁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考察，对于20世纪发现的30多座汉壁画墓从时代性、地域性进行了全面综合与系统整理，并在对壁画所反映的时代思想与观念形态的探索基础上展开图像学的研究。周学鹰《徐州汉墓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8月出版）在宏观的汉文化背景中，以西汉楚国、东汉彭城国的墓葬建筑为出发点，通过考古发掘实物资料与古典文献、近现代研究相结合，考察了我国汉代墓葬建筑结构的特点。《张家山汉墓竹简（24号墓）》（文物出版社11月）的出版引起了秦汉史学界的高度关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中国文物研究所组织人力对其进行认真研读。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简帛研究·2001》对一年来的简帛研究进行了汇总。秦始皇陵近几年不断有新的考古资料发现，极大地弥补了秦史文献资料的严重不足。例如：石铠甲的发现、百戏俑的发现、文官俑的发现、秦铜仙鹤和家禽的发现、深达30余米的秦陵阻排水渠的发现等等，为秦史研究及中国古代陵墓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解决了许多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秦始皇陵考古队发表的《秦始皇陵园k9801陪葬坑第一次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第1期），对秦始皇陵封土东南石铠甲坑进行了报道，使人们对秦的石质铠甲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秦封泥从前些年发现后，2001年又有新发现和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考古队发表了《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的发掘》（《考古学报》第4期），为秦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刘庆柱、李毓芳的《西安相家巷出土秦封泥考略》（《考古学报》第4期）对这批封泥进行了考证和研究。王辉的《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秦封泥选释续》（《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8辑，三秦出版社6月出版）、《秦印封泥考释》（五十则）（《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40周年暨冯汉骥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对秦封泥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李学勤的《秦封泥与齐陶文中的“巷”字》（《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8辑，三秦出版社6月出版）也对秦封泥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洛庄汉墓出土首套西汉编钟》（《人民日报》2月2日）报道了山东济南洛庄出土的西汉编钟，这是西汉考古的重要发现，对于充实中国音乐考古资料有重要的意义。汉景帝阳陵邑的发现也为研究秦汉时期的陵邑制度提供了新的资料，阳陵邑的面积非常大，这是目前发掘的唯一汉帝陵邑。陕西宝鸡考古工作队、眉县文化馆发表的《陕西眉县成山宫遗址试掘报告》为人们研究秦汉时期的成山宫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王学理、韩伟根据汉阳陵发现的罗经石分别写出文章，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详见王学理《太社乎？陵庙乎？——对汉阳陵罗经石为“男性生殖器座”论驳议》（《文博》第5期）、韩伟《罗经石乎？太社乎？西安阳陵罗经石性质探讨》（《考古与文物》第2期）。程林泉、韩国河的《西汉北郊出土博局镜探析》（《考古与文物》第5期）对西汉博局镜进行了分析研究。
袁仲一的《秦始皇陵与西汉帝陵异同的比较分析》（《秦文化论丛》第8辑，陕西人民出版社8月出版）指出：秦汉帝陵相同之处为建陵的指导思想原则相同；封土均为覆斗形，墓穴均为亚字形，陵园坐西向东；陵墓的周围均环有城垣，门阙均为三出阙；陵侧均有寝便殿等礼制建筑，均有陵邑；封土四周及陵域内均有众多的陪葬坑，均有大量的陪葬墓。其不同之处为汉摒弃了秦始皇陵一墓独尊的葬制，而采用春秋战国以来盛行的夫妇同茔异穴的帝后合葬制；汉始创于陵域内建陵庙；汉盛行给皇亲国戚大臣赐茔地于东司马道的左右两侧，每茔地有用壕沟环绕的墓园；汉帝陵的陪葬坑除车马仪仗外，突出显示了象征着财富的粮仓、家畜等各种附葬坑；春秋战国以来盛行用大批真马从葬的马厩坑汉陵尚未出现；秦陵的陪葬物形体大，汉陵则小。徐卫民《秦都雍城考论》（《秦汉史论丛》第8辑，云南大学出版社9月出版），利用大量的文献和考古资料，对秦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的都城雍城进行了考论。他的另一篇文章《秦咸阳与汉长安城的比较研究》（《秦文化论丛》第8辑，陕西人民出版社8月出版），通过对秦都咸阳和汉都长安的对比研究，找出了两者的异同点。梁云的《关于雍城考古的几个问题》（《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8辑，三秦出版社6月出版）对马家庄宗庙的始建年代、秦宫朝寝建筑结构定名、秦公陵园的排序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对秦人在天水一带如何发展的历史研究近几年也出现了新气象。张天恩的《礼县等地所见早期秦文化遗存有关问题刍论》（《文博》第3期）一文对犬丘的地望、秦人在陇右的活动时间、嬴秦民族西迁陇右的历史背景、秦人长期经营犬丘的原因分析进行了论证。徐卫民的《天水附近秦都城考论》（《周秦汉唐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6月出版）对秦在天水附近的两个都城秦邑和犬丘的地理位置、历史作用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徐日辉《秦建国前活动考察（续）》（《秦文化论丛》第8辑，陕西人民出版社8月出版）、《甘肃东部秦早期文化的新认识》（《考古与文物》第3期）对秦人在建国前的历史进行了论述。雷依存《秦汉兵马俑文化比较研究》（《文博》第6期）一文指出了秦汉兵马俑的异同，并对产生这种异同的原因进行了论证。徐卫民的《秦公帝王陵发展演变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文博》第6期）探讨了秦公帝王陵的发展演变特征，并从陵寝制度、陵邑制度、陪葬制度等方面对秦公帝王陵的历史影响进行了研究。与秦汉考古相关的文章还有张卫星的《秦始皇陵陪葬坑性质的新认识》，王学理的《秦鼎石甲二论》，史党社的《甘宁地区秦相关文物考察报告》，申茂盛的《秦陵大鼎纹饰讨论》（以上文章均见于《秦文化论丛》第8辑，陕西人民出版社8月出版），郑绍宗、郑滦明的《汉诸侯王陵的营建和葬制》（《文物春秋》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日联合考古队、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中日联合考古队联合发表的《汉长安城桂宫三号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第1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姜女石工作站发表的《辽宁绥中县石碑地遗址1996年度的发掘》（《考古》第8期），刘照建、张浩林的《徐州狮子山汉墓墓主考略》（《东南文化》第7期），郑清森的《芒砀山西汉梁国王陵墓葬相关问题初探》（《东南文化》第9期），乔梁的《洛庄汉墓所见北方草原文化的因素》（《中国文物报》9月21日），梁勇的《从西汉楚王墓的建筑结构看楚王墓的排列顺序》（《文物》第10期），沈瑞文的《西汉帝陵陵地秩序》（《文博》第3期），罗二虎的《四川汉代石室墓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第4期），杨爱国的《汉代墓室建筑装饰与随葬品的关系》（《四川文物》第4期）等等，反映出秦汉考古文化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总而言之，2001年的秦汉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在秦汉史的某些领域（如文化史、军事史、社会风俗史等）还有薄弱环节，要不断开拓新思维，利用新方法，开辟新视野，使秦汉史的研究向更高水平迈进，取得更加骄人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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