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春夏[1]2004年在《抗战时期延安地区的史学建设》文中研究说明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以延安为政治中心，经略陕甘宁边区及其他若干根据地。从历史的前后延续来看，延安根据地政权建设其实已启动了对新型国家机器的全面打造。这种全面性，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制度领域，还表现在极富远见的新文化建设领域。史学建设作为当时红色政权制度建设中的一环，实已具有一种新文化体制的特征。延安的史学建设，不仅顺应国内局势的需要，体现了学术研究为抗战服务、学术中国化和学术思想通俗化的趋势，并且还在观念、方法、功能和体制上，都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运作模式。 本文就将通过各类相关资料的爬梳，着重对人们过去较少关注的延安史学运行机制，包括其建设路向和举措、历史知识的重构趋势与传播方式，以及专业研究机构的设置运作等作一认真考察。 除导言、结语外，全文共分四节。 第一节主要论述延安抗战时期史学的基本趋向，不仅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也与当时延安根据地所处的特殊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抗战建国”的目标出发，党中央对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建设提出了“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和“大众的”四项要求。这四项要求，也是当时延安史学建设所追求的目标。 第二节重点解析延安“融历史知识于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之中”的历史教学体制，来体现延安史学的时代精神和社会功用。由于，所面对的主要不是从事决策的高层领导和学院派，而是一般的干部和民众，因而延安史学建设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历史知识的大众化传播和学校的历史教学环节。 第叁节集中分析延安史学在强调为时代政治服务的同时，对基础性的学术研究也给予了一定的重视。这一点，突出地反映在中央研究院历史专业研究机构的设置与运作中。 第四节专论延安史学的传播与影响。以报纸期刊作为传播载体，在关于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有关古代社会性质和分期、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的争鸣聚焦中，延安史学界通过内外沟通，发展和壮大自己，向全国学术界发出了不同凡响的声音。 由于本文以1937年1月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作为考察的上、下限，并又以抗战时期为主时段，所以还未从新中国史学运行形态的层面，来发掘延安史学对当代中国史学建设的实际影响和意义。这只能有待日后继续深入研究。
黄静[2]2013年在《抗战时期延安和重庆两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析论》文中研究指明抗战时期延安和重庆两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了各自的研究规模与研究群体。两地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在中国通史、古史分期、中国社会史、中国思想史、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等诸多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初步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框架体系和话语系统。两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着不同的风格与特点,共同壮大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的声势,在中国史坛形成了不可忽视的一个史学流派,为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徐春夏[3]2005年在《管窥抗战时期延安史学成果的传播机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专论抗战时期延安史学成果的传播机制。延安史学界顺应局势需要,秉持学术敏感,以非常有限的报纸期刊作为传播载体,在关于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有关古代社会性质和分期、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的争鸣聚焦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见解。这对当时的学术交流和学术走向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
杨凌林[4]2006年在《抗战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抗战时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在面临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五四以来以追求“科学”与“民主”为主题的中国文化思潮迅速转型为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抗战文化运动。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界也以史学为战斗武器，迅速地融入到抗战文化运动中去，为鼓舞中国广大军民的士气，推动全面抗战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抗战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重要阶段。在“抗日救亡”这一时代主题的影响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发展历程，逐步改变过去轻视中国历史、中国历史传统的种种认识，强调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同中国历史的具体研究相结合，在史学理论与方法、断代史、通史、民族史、社会史、人物史等诸多史学研究领域都取得丰硕成果。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播方式进一步丰富，传播渠道也得以拓宽，对中国社会各界的影响日趋扩大。本文主要就是以这一时期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状态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当时一些重要的历史理论刊物上所刊发的学术论文，解读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出版的一系列历史着作，并结合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一些相关文件，全面展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理论方法、社会功能和研究范式等方面的发展情况。 全文包括绪论和正文两个部分。 在绪论中，笔者主要从简略追述了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并从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两方面说明了论文的选题缘由。 正文分为叁个部分，主要论述了以下问题： 第一部分论述了抗日战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转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是总结了五四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基本情况：然后简略分析了抗战的全面爆发对中国文化思潮的影响；最后着重分析了全面抗战的爆发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影响，并通过解读文本的方式指出了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新目标。 第二部分论述了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与史学成就。首先是对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做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划分；然后总结了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各个史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最后还从专业研究机构的设立以及传播方式的创新等
徐春夏[5]2005年在《管窥抗战时期延安史学成果的传播机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专论抗战时期延安史学成果的传播机制。延安史学界顺应局势需要,秉持学术的严肃态度,以非常有限的报纸期刊作为传播载体,在关于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有关古代社会性质和分期、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的争鸣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见解。这对当时的学术交流和学术走向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
徐玲娜[6]2011年在《1935-1945年间延安音乐文化结构的生成与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35—1945年间在延安所生成的音乐文化是构成中国音乐文化中一个特殊的文化领域。它的特殊性不仅仅是由于在那个血雨腥风的革命年代所催生出来的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它的特殊性更是对五四新音乐、左翼音乐等革命音乐文化内在本质规律的深层次的自然延续和创新发展。在以中国共产党政治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延安社会群体,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在经过自我思想改造之后最终形成了一种新的文艺观,从而为延安音乐文化的生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一时间民族的、大众的、革命的、政治的文艺思想观充斥着延安各个领域的文化发展。延安本土的民间音乐文化与专业的精英音乐文化在经历了一番磨合和打造之后最终形成了一种适合延安社会发展的音乐文化形态,并以一种崭新的精神面貌矗立于民族之林。本文试图把延安音乐文化置于当时特定的时代大背景中,从宏观的角度运用音乐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去考察延安音乐文化(1935-1945年)的构成及其变革发展。
林国华[7]2007年在《范文澜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文中研究说明二十世纪叁十年代，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是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史学领域带有决定意义的重大事件是毛泽东史学思想的成熟和提出。从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开始了有组织地建设。范文澜是第一个以毛泽东历史理论为指导从事历史撰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可以说是毛泽东历史思想的外化，全面贯彻了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的一系列论断，用大量事实来注释这些论断，并紧密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通史体系，奠定了后来中国历史研究的流行的框架。范文澜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实践印证着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发展的历程。因而对范文澜史学研究的考察，对于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发展与特质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以范文澜的通史成就为研究重心，对比延安版与修订本，重点剖析其历史理念的特征和差异。通过分析范文澜的史学实践，较为深入地探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其成熟时期的若干特征。本论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有六章。绪论部分是对此前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范文澜研究的一个综述。总结前人研究的成果与不足，介绍本文研究的方法与着眼点。第一章“范文澜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特殊地位”概括范文澜史学的主要成就，从“角色的特殊性”“开创马克思主义通史体系”“着眼于中国的特殊性，具有民族色彩的治史风格”“抵制教条主义学风，倡导历史主义思想”四个方面论证了范文澜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特殊地位，指出他最主要的成就是第一个阐释毛泽东历史思想，开创马克思主义通史体系。第二章“范文澜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机构的创建与发展”梳理了以范文澜为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机构，自延安时期的中央研究院下设的中国历史研究室直至建国后近代史所的沿革与特征。在现代史学的发展进程中，一种史学形态的产生和发展，往往以一定的学术机构为依托和载体。史学形态的荣枯又与史学机构的兴衰息息相关，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同样如此。延安时期的史学十分注重组织机构建设，并且取得了相当的实效，产生了深广的影响。但以往的研究者对延安史学的中心人物范文澜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机构创设和沿革的关系留意较少。本章就对延安时期史学机构的产生背景、沿革过程及其主要特点进行初步探讨，以弥补这一缺憾。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机构的产生与中共当时面临的反击国民党的复古教育和批判党内教条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意识形态任务密切相关。它经历了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央研究院中国历史研究室、北方大学历史研究室、华北大学中国历史研究室和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5个阶段。它的主要特点是：非纯学术机构，具有强烈的政治关怀；成员专业化、职业化程度不高；以宣传普及为主导，不以研究高深学术为职志。其利弊得失值得认真总结与反省。第叁章“范文澜与战时史学范式”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实际上是“战时史学”，它从属于救亡与战争的史学规范。本章集中阐述了范文澜史学的基本框架，考察了其古史分期理论的依据与构成。索解出战时文化心理和毛泽东战时史学观的基本内涵，论述了战时规范对范文澜历史研究的影响。第四章“范文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上)”首先进行了学术史的回顾。论述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研究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中的地位，揭示其研究走向与中国现代史走向的关联；介绍了《中国通史简编》各种版本。重点评述了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所反映的历史理念：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的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被剥削阶级的一切思想和活动都是好的、进步的，统治阶级的一切思想和活动总是坏的、落后的、反动的；劳动人民对剥削阶级的反抗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等等。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这些历史观进行了深入剖析。分析《中国通史简编》所涉及的重大史学问题，唯物史观的运用，总结其特点、成就与不足，研判范文澜的为学取向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编撰的意义。第五章“范文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中)”本章与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作比较，总结了修订版《中国通史简编》的特色。细致辨析了修订版的历史观，修订版对延安版的缺陷做了深刻的反省，强调历史主义地研究历史，为避免得出极端结论，又不违背毛泽东的历史思想，修订本以“让步政策论”解释历史上新王朝的重建。在历史理念上修订版是对延安版的补弊纠偏。《中国通史简编》是在救亡与革命的的语境下诞生的，具有贴近社会现实和强烈的战斗性、批判性。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鲜明特征之一。《中国通史简编》既详述阶级斗争又细书民族斗争，高扬爱国主义，贬斥投降卖国，目的是动员人民群众献身抗战事业，起到了揭露敌人、鼓舞人民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过度强调致用性，延安版《简编》具有“借古说今”和“轻率的历史类比”等非历史主义弊端。范文澜的史学研究受浙东学派影响甚大，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在叙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时，常以汉族为本位，具有反满倾向。范文澜的民族史理论既借鉴了斯大林民族形成要素的理论，又强调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认为汉民族在秦汉之际就已形成。第六章“范文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下)”以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为中心，探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近代通史体系的形成、成就与缺陷。范文澜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的看法特色鲜明，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展开，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体现。本章最后指出，近代史研究应超越“革命史”与“现代化”两种范式，走向多元叙事共存。余论部分对《中国通史简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作总体评价和总结。
王发栋[8]2006年在《延安时期革命史叙事范式初探》文中指出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根据地时期的延安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典型形态，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这种典型性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体制方面，还表现在作为文化体制重要一环的史学形态上。抗战爆发后，延安形成了以范文澜、张闻天、吕振羽、何干之、尹达、叶蠖生、金灿然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他们在红色政权体制下，建构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独特形态，形成了“谁敢与之争锋”革命史叙事模式。这一史学形态在建国后长期执中国大陆史学牛耳，相应地，革命史叙事范式则成为中国历史叙事的至高规范。本文从分析革命史叙事范式的形成与嬗变入手，在分析革命史叙事范式的的框架特征后，集中阐述延安时期革命史叙事范式的主要表现，然后具体分析延安时期革命史叙事范式兴盛的外在原因与内在学术演变逻辑，从而为揭示延安史学在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发展过程中的思想价值和学术史意义，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近代中国百年是急剧变革的大动荡时期，革命构成了这一时期历史的主旋律，中国革命史也就理所当然成为历史研究关注的核心，这势必导致中国历史叙事范式的变革。以政治事件与精英人物为历史叙述主题的传统历史叙事范式，已经无法回答和解释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尖锐的革命现实问题，不得不转型以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在这种情势下，一种以“革命”为中心的历史叙事范式——革命史叙事范式逐步形成，并逐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叙事范式，在延安时期乃至建国后很长时期内占有绝对支配地位，对大陆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革命史叙事范式产生于革命斗争的年代，在战时史学的规范下，这种叙事模式形成了一套以“革命意识形态”为观念基础的战时历史叙事框架，并呈现出了高度的革命意识形态特征。所谓战时历史叙事框架，是指在战争年代形成的新的通史体系，它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经济为骨干、以阶级斗争为动力来描述中国历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是这一叙事框架的典型代表。同时，作为革命现实与史学互动的结果，革命史叙事范式与政治意识形态高度契合在一起，表现出高度的革命意识形态特征。 延安时期，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革命史叙事范式也逐步走向成熟。初步建立了新的通史体系、革命史研究体系、近代史研究体系等叙事模式，革命
胡纬[9]2012年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和影响》文中指出延安时期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辉煌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在当时的延安和重庆两地,汇集了以郭沫若、范文澜、吴玉章、何干之、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尹达、陈伯达、胡绳、徐立群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团体。同时,随着日本的大举侵华,国共统一战线建立等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以毛泽东为首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将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提升到影响抗战胜利和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高度来重视。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多次对党内强调了加强历史学习的重要性,并在193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一个领导伟大革命的政党如果没有历史知识而要想实现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也是在这一次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想在中国实现发展,要想能够指导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必须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中国的实际情况又包括了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历史,现实根植于历史,因此,全党就必须加强对中国历史的学习和了解。中共中央也曾多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要求全党加强对中国历史的学习。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下,以延安、重庆两地为主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们,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历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出色的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独有的革命性与战斗性的特点,不仅在中国历史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一大批优秀的学术成果,使得百年史学出现了新的局面,开创出了新的天地,更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第一次飞跃——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以及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研究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状况,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联系,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各个阶段的理论成果,也可以对在新的时期史学研究应如何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自身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很好的借鉴作用。本文旨在通过对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取得辉煌发展的原因、史学研究的成果的分析和展示,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巨大作用以及在提高民族自尊心,作为抗战建国的有力武器之一在推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伟大作用。全文共分为引言、正文、结语叁大部分,总计六章内容。第一章“引言”部分,概括了本文研究的研究意义和文章研究综述,以及研究的目标和拟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第二章到第五章为本文的正文部分。第二章“延安史学发展的由来”总计共四节。第一节首先指出了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辉煌发展是建立在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接着指出这一时期抗战建国的时代大背景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获得迅速发展不可或缺的土壤,最后着重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一时期取得辉煌的发展是和中国中央的高度重视以及毛泽东本人的积极参与是密不可分的。第叁章“延安史学在专业领域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共两节。第一节,详细论述了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专业成果,并对重要的学术着作进行了列举。第二节则是对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近代史、革命史、党史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经行了论述,由于中国近代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国人民反对侵略和压迫的革命史,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也是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因此将这叁个部分放在一起来写。第四章“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点”,共叁节。第一节指出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第二节论述了这一时期的史学研究实际上是主要服务于当时抗战建国的政治斗争需要的,但却也很好的将“求真”与“实用”很好的结合了起来。第叁节则是从“学术中国化”的角度,对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做了阐述。第五章“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是本文的重点,也是笔者在文中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本章共分为四个部分,前叁个部分分别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对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革命的进程带来的影响上做了详细的探讨,第四部分则着重探讨了延安史学对今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产生的双重影响。第六章“结语”是对全文内容的总结,并指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进的道路当中离不开对中国历史进行研究,同时还分析指出在历史研究时要注意处理好历史和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历史既不能依附于政治也不能脱离政治,两者应实现良性的统一。
齐媛媛[10]2018年在《社会科学研究在陕甘宁边区建设中的历史贡献》文中研究指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相对而言,生存环境较为安定,这为边区成为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奠定了基础。近年来,很多学者致力于对陕甘宁边区各项事业展开研究,但集中在宏观领域,如研究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对边区建设的贡献;而对微观领域的课题,如科研机构的科研活动是什么样的?它们是如何对边区建设做出贡献的?关于这些问题研究较少。因此,笔者在梳理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吸收借鉴了前人的些许研究成果,对延安中央研究院的科研活动及它对边区建设的贡献做进一步的研究。本研究主要采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社会科学研究在陕甘宁边区建设中的历史贡献——以延安中央研究院的科研活动为例”进行深入研究,其主要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首先分析了选题的缘由及意义,接着在搜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梳理了文献综述;之后对本课题的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并确定该课题的研究方法;最后介绍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部分,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发展历史。首先,分析了中央研究院的创建背景。该研究院是在抗日战争的硝烟、实际工作的需要以及党长远发展目标要求的情况下创办的。其次,探索了中央研究院的创建经过。该研究院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两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央研究院的初创阶段;第二阶段是中央研究院的发展阶段。第叁部分,延安中央研究院的科研活动。中央研究院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个学术研究机构,下设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教育、历史、文艺、新闻、国际问题、俄语等九个研究室。这部分详细阐释了各个研究室开展的科研活动,并总结了各研究室所取得的科研成果。第四部分,延安中央研究院科学研究对边区建设的贡献。这部分主要是从第叁部分的科研活动出发,探讨这些研究机构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对陕甘宁边区建设的贡献:一是对陕甘宁边区“叁叁制”政权建设的贡献;二是对陕甘宁边区财税制度建设的贡献;叁是对陕甘宁边区哲学研究的贡献;四是对陕甘宁边区教育发展的贡献;五是对陕甘宁边区史学发展的贡献;六是延安中央研究院在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抗战时期延安地区的史学建设[D]. 徐春夏.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2]. 抗战时期延安和重庆两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析论[J]. 黄静. 学术研究. 2013
[3]. 管窥抗战时期延安史学成果的传播机制[J]. 徐春夏. 党史文苑. 2005
[4]. 抗战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D]. 杨凌林. 西南大学. 2006
[5]. 管窥抗战时期延安史学成果的传播机制[J]. 徐春夏.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05
[6]. 1935-1945年间延安音乐文化结构的生成与发展研究[D]. 徐玲娜. 西安音乐学院. 2011
[7]. 范文澜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D]. 林国华. 山东大学. 2007
[8]. 延安时期革命史叙事范式初探[D]. 王发栋. 山东大学. 2006
[9].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和影响[D]. 胡纬. 陕西师范大学. 2012
[10]. 社会科学研究在陕甘宁边区建设中的历史贡献[D]. 齐媛媛. 陕西师范大学.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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