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资产资本化研究综述_利息资本化论文

我国资产资本化研究综述_利息资本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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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原来的资源要素优势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在逐步递减。积累起来的庞大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在资本市场日益发达的当今时代,成为拉动经济加快发展的重要动力。特别是金融证券市场的发展,给资产大规模的资本化创造了条件,使大量的固化资产借助资本经营工具充分的流动起来,资产的合理优化配置得到不断地提高,资产效益最大化与资本逐利最大化紧紧捆绑在一起,从而使整个社会财富与日俱增。

一、资产资本化的内涵

资产为企业所控制的、能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资源。资本为能够带来增值的价值,泛指一切投入再生产过程的有形资本、无形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

简单地讲,资产转化为资本就称为资产资本化。具体来讲,本文所称的资产资本化是指在产权明晰、权责明确的基础上,通过适当的金融中介或产权交易中介,主要以股权投资形式,将个人、集体和公共部门所拥有的实物资产、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转换为企业股权的过程。其经济学本质在于将处于固化的、无收益或低收益的资产,转换为有收益或高收益的股权资本,或是以固化的资产存量吸引增量,从而扩大资源利用的生产函数边界,进而提高资产和其他资源的收益水平,实现静态资产的动态增值。也就上说,资本化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和促进增值为目的,以价值形态经营为特征,通过流动、重组、调整等多种经营方式,对资产配置和生产结构进行动态调整,对企业内部和外部资产综合运营的系列经营行为。与资本的本质一样,资本化的本质就是通过资产的资本化交易或使用获取利润,求得资产价值的最大化或获得更大的收益。

二、资产资本化的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提高资产收益率。资产转化为资本之后,就由之前不能顺利流转的财富变成能顺利流转交易的财富,加速了财富的流动速度。而财富只有在流动中才能增值,所以资产资本化是增加社会财富,提高资产收益率的必由之路,这也为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所证明。

(二)有利于提高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商业银行法》第39条规定,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而我们银行的资金来源以短期存款为主,但资金的运用则很多投向长期贷款。这种“借短贷长”的资产与负债不匹配的风险经常会使银行陷入流动性不足的困境。国有企业低效运行带来的沉重负债全部由银行买单,大量的呆账坏账挤压了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运作空间。而资产资本化可将缺乏流动性的长期国有资产提前变现,也可通过债转股的形式让国有债务得到化解,国有银行资本得以补充。

(三)有利于缓解资金短缺困境。由于资产资源产权的拥有者可以用资产资源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也可以通过组织合作经营公司、股份经营公司,发行投票或者债券,向社会融资。所以,融资功能是资产资本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而且,随着资产资本化的进行,资本的交易融资比资产的交易融资更为方面快捷。因此,推进资产资本化对于拥有丰富资源但是资金短缺的企业或者落后的农村集体经济而言,是化解融资困境的重要选择。

(四)有利于优化资本结构。对于企业来说,资产资本化是一条很好的融资渠道。在我国,企业以间接融资方式为主,因而资本结构中存在大量负债。如果通过资产资本化,企业不会增加资产负债表上的负债,不仅可以大大改善自身的资本结构,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同时,资产资本化还有利于国有企业盘活资产,提高资金周转率。对农村而言,大量沉淀的资源性资产和部分非资源性资产,一直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可借资本化的推力,使这些资产焕发出活力,给农村带来更多的资本。

(五)有利于推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资产资本化是一项复杂的技术,需要多方面的密切配合才能完成,如资产所有人、投资人、资产评估机构、信用评估机构等。同时,资产资本化还要求有一个完备规范的制度环境,包括产权制度、交易制度、财务制度、信用评级制度、金融担保制度和税务制度等法规体系。因此,发展资产资本化的同时也会带动其他相关金融基础环境和交易市场的成熟和发展,推动我国资本市场的现代化和规范化发展。

(六)有利于为投资者开辟新的投资空间。由于资产资本化是以能带来预期收益的资产为基础而进行的,资本收益率较稳定。这就为投资者开辟了比股票、公司债券风险低,又比银行存款、国库券等收益高的投资渠道。像很多资源性的资产预期收益较高,但在没有资本化之前缺乏流动性,资产价值难以充分体现,资本化后可以多次公开交易,获得比原来高得多的市场价值。并且通过设计不同的资产资本化品种也能为投资意愿、资金实力、风险承受能力不同的投资者提供不同的投资选择。

三、资产资本化的过程与前提

资产资本化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涉及很多环节和过程,有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与此相应的是,资产资本化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环境下都能进行的,在开始时要创造一些前提条件,只有条件具备了,资产资本化才能顺利地进行。

(一)关于资产资本化的过程。孙良媛认为,资产资本化的过程实质是有明确权属的资产进入市场交换,以资本的形式流动起来的过程。在资本化之后,资产就以各种形式向各种方向流动,追寻能够实现最大资本收益的主体,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资源的效率配置。张洁认为,在这个转化过程中,资本所有者以股权资本或债权资本的形式,依靠一系列的契约关系构建资本组织,资本组织在资本一般性目的的驱动下,把各种生产要素结合起来,通过特定的过程更有效率地为社会提供有形或者无形的产品和劳务。同时,资本承载组织自身也被作为交易对象在产权市场上流通或者被整体出售,从而使资产与资本的分离成为可能。由于资产和资本的分离,作为生产要素的资产稳定地处于商品生产和劳务交换过程中,而作为资产价值表现的资本却可以在资本市场上被出售、收购、兼并,并相应地增值或贬值。资产资本化后,资产从静态的实物化资产转变为动态、价值化资本,资本呈几何级数增长,财富也与日俱增。在充分资本储备的前提下,经济便有了发展基础和强有力的后盾,资本在活跃自身的同时也促进了经济的良性循环。

(二)关于资产资本化的前提条件。资产资本化必须满足基本的两个前提。一是权属明确。正规的权属制度是资本的诞生地,通过用所有权契约来表述资产,就能够从资产中发现并提取资本。在资产资本化过程中,产权的主要功能就在于它能使人们在与他人的交换中形成明确的收益预期,从而为实现外部效应最大程度的内部化提供动力,以有效解决“搭便车”或“偷懒”行为。二是健全的交易制度。要实现资产的增值,有明确权属的资产就必须通过市场交易,并可以进行随意的分割与再组合,让资产的价值偏离实物载体,并能为无数的投资者所拥有,自由的向资本报酬率高的方向流动。这就要有一系列公平的交易制度,规范各种交易行为。

四、资产资本化的现实困境

(一)资产资本化的产权困境。与前面提到的一样,资产资本化在我国最困难的两个领域也是目前研究最多的领域,即一个是国有资产,另一个是农村集体资产。庞利英认为,国有产权仍然是一种共主占有,虽然从形式上看其产权主体只有一个即代表全体人民的国家,但国家仅仅是行使所有权,并将所有权委托给企业。企业在成为国家的代理人之后拥有一定的占有和使用的权利,使得国有产权的主体复杂化。这种多重的产权主体导致国有产权不明晰、权能虚置和交叉,而更突出的是没有所有权的人格主体,从而使国有资产的问题演化为国家作为投资者的资本权利人格化的确定问题。陈文通认为,无论具体情况怎样,只要国有资产是作为资本来发挥作用、以资本增值为目的,那么国有资产在投资和产业经营的诸环节中就应当资本化。与此相联系,管理和经营这些资本的出资人及其代理人就应当成为人格化的资本。但如何经营作为资本的国有资产,目前仍需从理论与实践环节上继续探讨,特别是行政授权产生的资本目标的多元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资本增值的弱化问题。至于农村资产产权,何琳认为,由于历史遗留及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农村资产的权属界定始终处于模糊与不清晰的状态,特别是集体资产的归属究竟如何界定仍然没有完全解决。而目前很多地区都采用社区型合作制的形式,将农村集体资产以股份的形式量化到人,合股经营,按股分红,这在沿海地区非常普遍。虽然这可有效解决农村集体资产所有权的虚置问题,但实际操作中因为要体现集体性质和应对庞大的公益开支,仍然保留了一定比例的集体股。随着集体经济的壮大,这部分比例的净值也会相应增加,从而再一次导致产权模糊。

(二)资产资本化的市场困境。完善的资本市场是资产资本化的前提,但我国的资本市场还不够发达。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数据,发达国家直接融资多数在50%以上,美国的直接融资占融资总额的比重高达88%,中国2005年直接融资不超过500亿元,仅占融资总额1.5%的比重。这也说明了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局限性。另外。截至2007年8月6日收盘,沪深两市股票的总市值虽然合计达到了20.68万亿元,但流通市值合计只有70290.53亿元,仅占总市值的33.99%。并且,在全部的国有股市值中。80%的股份因为国有控制性地位的政策要求并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流通股。再加上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我国股市目前还暴露不少问题,不足以让更多的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实现优化配置。而大量的国有经济结构要调整,大量的国有企业要改造,资本市场又比较幼小,因此,我国选择建立规模相对较小且更专业化的产权市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本市场起到替代作用。目前全国有200多家产权交易市场,但其规模狭小且交易方式单调,无法承担国有资产资本化的重任。相对国企而言,农村基础设施的薄弱、交易平台缺乏以及处于经济发展的弱势地位,更加缺乏资产资本化要求的市场环境。

(三)资产资本化的制度困境。现在不管是国有资产还是农村集体资产都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来规范它们的资本化行为。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特别是涉及到资源性质的资源,由于所有权不明确,难以资本化。因为:一是法律法规规定资产资源的产权不能够流动。如农村土地,宪法就规定土地所有权不能够流动,新修订后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虽然允许土地承包使用权流转,但是并没有提出有偿流转,所以农民对承包土地进行流转的积极性就受到影响。二是资产没有进行严格的法律规范而无法流转。如农民的房产,因为农民的住房没有产权证,所以也无法进行规范的流动,也无法用来进行抵押来向社会融资。三是财产性不明确而不能流转。如农户承包地,只是一项有限的产权,农民并没有从法律上取得财产权或者物权,这种产权,其他的主体根本不敢购入。这也影响了农村资产资源产权的流动性。

五、资产资本化的对策

马克思说,资本的本性不是由它自己来实现的,而是由它的所有者或代理人来实现的。所以,资产资本化必须通过一定的所有者或代理人来保证实施。我国的公有制制度特征决定了资产所有权最终归属于国家和集体这一属性,而国家的代理人是政府,集体的代理人虽然直接表现为乡镇企业或者社区自治组织,但是都受政府的指导、监督和管理。因此,已有关于资产资本化的对策都充分注意发挥政府在资产资本化过程中的指引作用。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揭示出国家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加强和保护私有产权,提供维持自由市场的前提条件,诸如稳定的法律和秩序、契约公证、资本积累、基础产权、教育和技术以及组织创新。为保证交易的可确定性和可预见性,政府的作用不可替代,但必须明确政府的功能定位,规范政府的调控与服务功能。政府必须制定一系列的政策加以引导,使资产及其产权交易朝着最能取得配置效率的方向发展,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加以适当的宏观控制,但不能直接参与交易,而且要杜绝广泛存在的权钱交易等破坏公平市场交易环境的丑陋行为。

(二)要建立和完善交易体系。贸易所依据的载体是市场,能进行资产与产权同时交易的是资本市场。而资本市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是各种有形和无形资产及其产权的交易场所。但目前我国的资产市场现状是一般的商品市场较为发达,可进行法律所有权、经济所有权和其他权利的共同集合构成的一整套资产权利让渡的资本市场建设却并不乐观。因此,政府有必要根据不同地域的发展特点制定出能推动各地市场体系建设的政策框架,引导民间组织的进入以及尽力保持市场对交易行为的调控。在此过程中,健全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规成为当务之急。唯此,才能保证每一个进入市场的主体进行公平竞争,合法交易,并且需注意不应因扶持某一行业和某一企业,由政府提供优惠,变相损坏整个市场体系的平衡。

(三)要重新定位国有产权。针对国有产权长期性的模糊,一些学者提出将法律所有权和经济所有权进行分离,而不是一般意义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这样就将国有资产的权属分离从概念上得到了准确的界定。分离后,国有资产管理局代表国家得到了相当于租金或利息形态的资本增值,完成了国有资产的资本化,他们行使的是国有资产的法律所有权;另一方面企业的经营者成为人格化的资本,将责任与义务统一起来,按照契约关系最大化自身目标,经营者所行使的只是国有资产的经济所有权。这样在各自的权属范围中行使资产资本化的职能,既允许资产的经济所有权主体直接拥有对资产的处置权,享有处置损益,又通过法律所有权保证了国有资产的公有性质,通过经济所有权最大化了资源的配置效率。

(四)要准确界定农村资产产权归属。一般说来,对于农村集体资产中具有私人物品属性的资源和资产,应趋于私人所有,使得使用资源的收益和成本向个人集中。而那些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资产(如道路、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以及资源性资产(土地、水面、矿产等),则以保留农村集体产权为宜。土地作为农民的主要经营性资产,其产权界定与法律保障的程度直接影响到农民的收入以及农村经济的发展问题。宪法规定我国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而土地是由农民家庭长期承包经营。但这种承包经营权在经济学上是一种什么关系,从来没有明确的界定。这样在实践中出现了诸多问题,诸如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随意性,以及不能体现农户作为集体产权的一个主体份额应该享受到的收益。因此,在理解承包经营权时,应该与国有产权一样,应该以法律所有权和经济所有权的分离为前提,在清楚界定产权的基础上,让产权主体通过要素市场可以自由的出租、有偿转让、或者资产重组、抵押、质押以取得贷款等。通过产权界定,推动适合农村交易的市场体系的完善,以增强农村对资产的持有份额,并适时推进农村保险和农业保险制度的建设,创新农村金融资产,让农民拥有更多的资本性资产,从而实现农户资产的资本化转轨,促进农户资产向农业化资本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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