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情出发以长时段的基本规律把握中国问题——略谈吴承明先生关于中国传统与现代化道路关系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国情论文,时段论文,中国论文,规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论争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延续数千年农业社会而未中断的文明。鸦片战争列强入侵，导致其发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从而开始了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按照流行的但也是模糊的概念，本文将这个转变称为“现代化”过程。① 中国的现代化，是由于外强武力入侵、中国不敌而直接引发的。为避免亡国灭种，不能不向外国学习，但此时的外国先进，既是很不相同的社会环境和历史土壤的产物，又是武装到牙齿的资本主义“列强”。如何处理中国本土农业文明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关系，就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首待解决的根本性问题和难题。 本文将视点集中到传统经济对现代化的影响这一个问题上。对于传统经济对现代化的影响和作用，历来就存在不同的看法和争论。从鸦片战争开始，对中国走向现代的路径、传统农业经济②对现代工业经济的作用、二者相互关系等问题，争执达170余年仍远未平息。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朝野就有了“以工商立国”和“以农为本”的激烈论争。至20世纪初至40年代，又发生过数次全国性的大争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处理好工农业关系，对全国经济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成为执政党核心决策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计划经济的终结，也是以农村破除“集体经济”体制，实行“家庭责任联产承包制”(实际上恢复农民家庭生产)为开端。直至当前的城市化大潮，要处理的关键性问题仍然集中在如何处理好城市、工业与农业、农民、农村经济的关系问题上。③ 分析争论可以看出，有二类完全相反的观念：一种是，“传统小农经济”是现代化的基本障碍，与现代化不能并存；另一种是，农户经济是中华文明的历史基础，其深远影响直至当代，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现代经济在改造小农经济的同时，应充分利用其积极的能动性。笔者认为，两种观点对立的根源，在于如何认识现代化道路与本土历史与国情的关系。为进一步理解这一问题，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近代以来有关中国现代化思想的变化历程。 对于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的东方国家来说，自强图存的第一个回应是强烈的民族主义的，而这一回应的具体措施就是模仿西方先进，即：“‘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这是近代中国志士仁人为拯救民族危亡而取得的一点基本共识。”因此，对现代化认识最早的理论一般都是西方化。④但是，由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后，约在20世纪20年代，时势的演变致使原先一致以西方先进为救国方向的“先进中国人”发生了不同方向的裂变。一个方向是随着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代表是中国共产党发动的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之一的、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为目标的革命。第二个裂变方向是反思以前西方道路走不通的原因，认为不能一切照搬外国。只有在参考国外先进的同时，注重从中国本土、国情出发，即从中国民众的主体农民出发，解决农民的主要需求，才能解决中国问题。其代表是梁漱溟、晏阳初等为首的乡村建设运动(本文中我们简称“乡土派”)。裂变的第三个方向是仍然坚持一切学习西方，认为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前进的唯一前途。这一派后期在言论上的重要代表是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序经及吴景超等人。在这三种不同取向之外，还有各种中间、过渡型的认识和主张。本文不能就这三大力量及其思想进行详细评述，至少至1949年止，这三股力量相互之间和各自内部，都有所变化，不可一概而论，这涉及到整个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⑤本文的讨论仅局限在“小农经济”与工业化的关系问题上。 首先看中共。它的目标是用革命的办法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虽然它认识到农民问题是中国根本问题之一，但在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之前，中共对农民问题重要性的思考主要是从“革命力量”角度出发的，是为了“解决革命的主力军和革命的道路问题”。因此中共虽然在革命根据地实行了土地改革和部分合作经济，但还很难说是从“现代化”角度去系统考虑传统小农经济与工业化关系问题。从本文的主题出发，以下将不多讨论1949年前中共在传统与现代化关系问题上的看法。 不难发现，在讨论中国现代化道路时，许多人会有意无意地把“已经现代化国家”作为衡量、评价中国现代化程度的标准。而由18世纪英国肇始的工业革命，常被认为是这条全球现代化道路的开端。就“全盘西化”论看，从20世纪初到抗日战争后，其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是：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就是落后国家应该走的，这是社会发展必然规律。中国要想改变贫穷落后，就必须完全彻底革除自己的传统——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非如此不能“现代化”。具体到传统农业经济，前途只能是被西式工业化消灭。至于在欧美式现代化中，如何处理中国传统农业经济与现代经济的关系，对数千万家只能在小块土地上谋生的农户究竟如何才能实行工业化和机械化等等关系全局的大问题，我们在全盘西化派的言论中极难发现其思考的迹象。可以说，其基本论证方法就是拿西方发达国家的各项指标与中国比较，其中不顾中、外具体国情和历史实际，任意举例对比。典型言论如吴景超，对于提倡以农立国、农本政治等见解，他说： 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名称。便是“经济上的复古论”。我们对于一切的复古运动，都不能表示同情……我们以为筋肉的生产方法，对于人民福利上的贡献，无论从哪一方面着眼，都不如机械的生产方法……我们认为中国人现在应当积极努力，用机械的生产方法去代替筋肉的生产方法。朝这一条路走下去，自然是工业化，自然是商业发达，自然是农业方面的人口减少……⑥ 至于说国之不强，由于农业之不兴，那是无稽之谈了。假使这种理论是对的，那么英国不会强了，德国不会强了，日本不会强了。若说中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所以现在也要以农立国，那又是食古不化了。古今的情势不同，我们不能以古绳今。150年前的英国岂不是以农立国吗？100年前的德国也岂不是以农立国吗？50年前的日本又岂不是以农立国吗？⑦ 这种思维定式一直延续至今。如某机构的《中国现代化报告》⑧，谈及中国现代化的衡量标准时，以不容质疑的权威口吻给出的唯一回答：“第一次现代化是世界性的，第一次现代化进展评价当然要采取国际统一标准和方法”；“城市化指标是关键性指标之一。”⑨ 我们再看乡土派。乡土派的组成和内部思想并不一致，难以将其归之为一个统一“派别”，其代表人物的思想也历有变化，但他们却有不容置疑的共同点，即将乡村建设视为“救国”的基本途径。乡土派清醒看到传统农民的诸多弱点弊病(如愚贫弱私)，认为这是造成中国落后挨打的基本因素。要挽救国家，只有用先进科技、文化、工业等在农村推广，去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改良农村，中国才有希望。乡土派还有一个基本共同点，即着眼于从实践中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从建设农村、改造农民做起。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调查，19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有600多个，有实验区1000多处。⑩对乡土派及其代表人物，本文稍后将予以评析。 二、吴承明先生对中国小农家庭经济的重视及基本看法 总结已有的研究，笔者认为，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行程中，新式产业与传统经济的关系，远非一方增长另一方就消灭的线性关系，其中既有“相克”关系，也有大量的“相生”关系，还有着“互不相干”关系。这从近代初期直至当代都普遍存在。从“消极”方面看，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农民家庭经济难以被替代和清除，对它无法消灭，只能改进和提高。从“积极”方面看，必须很好利用农民家庭经济的内部积极因素以助益新式产业的发展。因此，只有一个出路：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在改进“小农经济”的同时，不能不利用、而且必须很好利用“小农经济”的积极因素。 吴承明先生充分认识到传统社会经济的种种问题和弊端，但从不主张全盘否定乃至消灭传统，而是认为“小农经济”也有内部的积极因素。在普遍认为小农经济是落后的代表、是现代化对立面的大潮下，吴老却中流砥柱，着重指出：中国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并非完全对立、非此即彼，在一定条件下二者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联，这正是中国历史和国情的体现。挖掘、发挥二者关系中的积极因素、改进消极因素，对构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1)如吴承明先生谈到中国早期工业化时说： 我国新式产业是在汪洋大海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这两种传统经济中诞生的，它与传统经济的关系如何，决定它的发展道路。(12)此话虽简，但表明了吴承明对中国近代基本国情的把握：传统小农家庭经济的绝对优势是客观存在，它是影响中国新式产业发展道路的决定性因素。吴先生以两项足以表明宏观经济基本特征的统计数据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第一项数据：1920年，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包括农业、手工业，但不计工场手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88.5％，近代工业为4.4％；至1936年，同项指标为79.5％，10.1％。(13)第二项数据：1933年，全国非农部门就业人口3900余万人，主要在城镇。这中间，约85％是在传统部门中就业，现代经济部门即工厂、矿业、轮船业、铁路、汽车、电车、航空等，仅占就业人数的15％强，主要分布在第三产业。而现代化工业只吸收100余万人。(14) 以上数据告诉我们，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庞大，绝非在短期内可以改变。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最好的1920-1937年间，虽然新式产业有了明显增长，但仍远远不能对传统经济“一举取而代之”。 除了中国传统小农经济体量之大，对其性质，吴承明先生也有系统的、理论化的看法并一直坚持到晚年。我们可以从他晚年与方行先生的几封通信内容中了解这一点。在2004年10月的一则通信这样说： 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是一种经济结构，也是一种社会组织。它的形成、发展以至解体，与传统的义利观、本末论、家庭观念、多子继承，以及国家巩固自耕农的政策，榷关制度等等，都是分不开的。对小农经济的研究，从经济学方面转入社会学方面，加上非经济因素的分析(当然都需要实证)，就大有可为了。说不定会多少修正原来的评价和结论。(15) 作者理解所谓“原来的评价”，即长期以来居于主导地位的、将传统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立起来，并认为前者阻碍后者发生的观点。2004年11月的一则通信中说： 问题又回到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小农经济……回忆70年代末我们写《中资史》一卷时，徐新吾提出“小农经济万恶论”，因为它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当时我觉得过分了，改为“自然经济的分解”(16)。 可见，相对于“小农经济万恶论”，晚年吴承明先生仍然对小农家庭经济高度重视，认为有必要再行认真研究；而且，已有的、仅仅局限于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小农经济这类复杂对象是不够的；对此前通行的对传统小农经济看法，有重新评价的需要。 即使仅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吴承明先生认为，传统小农经济仍然是有效率的： 复种和精耕细作，是我国传统农业的最大特点。清代农业理论，就强烈批评“广种薄收”。高复种率和精耕细作会产生劳动生产率下降问题，但从经济学的观点看，以最少的土地生产最多的农作物应该是一个经济原则。即以现代技术而论，农业工厂化和无土培植仍是未来的理想。就20世纪末流行一时的小农经济“内卷化”理论，吴承明先生论道： 黄宗智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可以用微观经济学来解释：对于一个有剩余劳动力的小农来说，把这个剩余劳动力投入到他的田场，尽管只能获得较小的边际收益，却可获得很大的“边际效用”，对于在饥饿边缘的农家来说尤其是这样。我觉得，不仅在微观上，在宏观上也可以这样看。按照劳动边际生产的理论，边际产量开始下降之时，应是人均产量达到最高之际，而此后虽然边际产量递减，人均产量也下降，但总产量仍会不断上升。在农业上这个时期可以很长，我国整个近代可能都是这样。这种生产，从资本利润的角度看也许划不来，但从效用或效果看，它可使土地得到充分利用，使人民得到足够的食用，对小农经济养家活口来说，仍是可行的。从理论上说，这种生产要待到边际产量等于零时，总产量才达到最高峰，这一点恐怕在整个近代时期都未达到，这从解放后五六十年代的总产量上升中可以得到证明。在这个意义上，近代农业仍然是个进步……小农经济是精打细算的经济，它不浪费资本，也不会浪费劳动力。农民不会在自己的田场上“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或去搞什么“人海战术”。以为人口压力会迫使农民将剩余劳动力无限投入土地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尤其是在近代，他们还有到外区域或城市佣工、从事家庭手工业等其他出路。边际产量下降的生产是有的，但对小农求生存来说总是有效用，否则不会存在。(17) 吴承明先生的“小农经济不论在微观的效率方面，还是宏观对于国民经济的贡献方面，都有其价值”的看法，绝非孤立或偶然，我认为这是他整个理论体系中的一个关键性环节的体现。为什么这么说？吴承明先生多年前就提出：有不同性质的商品，甚至有不同性质的商品生产(方行先生进一步深化为价值规律的体现不同)。对小农的商品生产与“一般商品生产”加以区分，这个观点吴承明先生不仅一直坚持且有所深化，所谓深化就是将它与小农经济的性质判断联系起来，从而对中国社会经济的长期特点加以新认识。吴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至2004年间多次提到对小农经济性质(主要表现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家庭生产)和历史作用的重新认识问题，并涉及如何结合中国的实际，认识和把握社会分工对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作用。 由对传统小农经济的再认识，再扩大到对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整个中国封建时代文明的再认识，吴承明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数次提出不赞成把古代中国发生的一切坏事都归之于封建主义，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也是非历史的。他说，有一种“泛封建论”，即凡是封建社会的一切事物都是封建的，至少是封建性。这样，一切民族传统都变成封建，一无是处。这样看历史，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就只有全盘西化了。(18)吴先生认为，封建社会也和任何社会系统一样，有它本质的东西、非本质的东西，还有异化的东西。大量存在的是非本质的东西，如自耕农、个体手工业和运输、服务业，它们从属于封建经济，但也可以从属于他种经济，它们并不决定社会性质。还有大量中性的东西，从生产技术到语言文字，它们构成民族传统，但不就是封建传统，不能因为反封建而一律反掉(19)。吴先生说，我曾请教过几位农学家，他们认为中国“传统农业”的基本特点就在于精耕细作，以致亩产量始终居于世界前列。这种传统也不是由于封建制度，而是由于人口和人民的智慧造成的(20)。 吴承明先生重视传统，重视研究中国古代传统的特点和规律性，当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要追根溯源，探求影响中国近代、当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前因。至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吴承明、方行、李根蟠以及林甘泉、郭松义等先生就经常举行各种形式的论坛，深入研讨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特点和问题，古代社会是讨论重点。吴承明先生对此项活动非常重视，发表了诸多振聋发聩的高见。吴先生认为： 我国的传统经济，甚至在封建和半封建内部，都有它能动的因素。这一方面是说，封建主义只有经过所有制的改造(土改)，才能停止其发展；另方面，在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上，无论何时，都有可能利用传统经济内部的能动因素(21)。 应该补充说明，方行先生在专著《中国封建经济论稿》、《清代经济论稿》等多篇论文中，李文治、江太新先生在专著《中国地主制经济论》等多篇论文中，李根蟠先生在专著《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研究》、《中国古代农业》等多篇论文中，都详细论证了中国古代传统小农经济的特点及其对中国历史和文明的影响。 三、探索、理论与实践：小农经济与工业化的互动 基于对传统小农经济和封建经济的上述认识，吴承明先生认为： 在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传统经济十分发达的中国，二元经济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期间，经济上是现代与传统的对立统一体；就是说，二者间不仅有对立的一面，还有互补作用的一面。西方学者往往把传统产业看成一钱不值，在国内也有人把二元社会看成是“二律背反”，我看不妥。传统经济和传统文化一样，有它有价值的东西，有它的能动作用。二元经济的发展也不是简单地用现代化产业去替代传统产业，而是多途径的，扬长避短，发展前者，也改造后者，共同创造克丽奥之路。(22) 吴先生曾以中国近代工业化过程中反面的历史教训，来论证传统小农经济与现代化关系问题： ……洋务派的“机船矿路”路线最后终于失败。后来，中国新工业中唯一略有发展的反而是棉纺织工业。这是中国的不幸，也是中国近代化步履蹒跚的原因之一。“机船矿路”路线的失败有种种政治的和经济的原因……不过我想至少原因之一是它与中国传统的经济脱节，不能发挥经济效益。而后来的棉纺织业之所以略有发展，则恰是因为当时的纺织厂都是以纺纱为主，将纱卖给农村织布户，充分利用了传统手工业的能动因素。棉纺织业以外，他业也有类似情况。(23) 棉纺织是近代中国的首要大工业。1879年李鸿章创办上海织布局，1890年张之洞创建湖北织布官局，当初都着眼于织布，成效不彰。以后成立的纺织工厂，主产品大都改为纺纱，名曰“纱厂”。大工厂为农民家庭织布手工业提供生产原料，这才为纺织工业成为中国最大的产业提供了市场，其中以张謇在南通创办的实业体系为典型。张謇创办大生纱厂，以南通本地农民家庭纺织手工业的发展为市场，厂纱又支持了南通土布业的兴旺发达；大生的成功又得力于张謇开辟的盐垦事业为大生纱厂提供棉花原料，而盐垦区的开创又离不开大生纱厂在资金上的全力支持……吴承明先生对“南通经验”予以高度重视，将其作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一个方向性案例。他说： 在南通，由张謇创建的、包括农、工、商、运输以至银行的“南通实业”体系，人或讥之为地方主义或封建割据，其实，他那包括农业在内的十几家实业公司都是由大生纱厂资助或保证，是建立在大工业资本之上的。在幅员辽阔的中国，这种以大工业为中心，以农村为基础的区域或乡土经济发展路线，不失为中国式的近代化的途径之一。它比之那种以洋行为中心，以租界为基地，脱离农村的口岸经济发展路线，应当有更广阔的前途。(24) 我国地区辽阔，人口众多，有高度发展的传统农业和传统手工业，这就决定了机器不能轻易地取代手工。传统是个巨大的力量。中国的工业化必须走与传统产业协调发展的道路，而不能一举而代之。即使在清除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的障碍后，也还是这样，这可以从解放后行之有效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发展战略中得到启发。(25) 这反映出吴承明先生对中国工业化必须对农业、农民家庭和整体农村经济形成一种相互支撑、相互促进才能顺利发展的全局观念。它在流行的多种经济学理论中，难以找到相应的理论解释，甚至与诸多经济学理论相悖：与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分工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商品供求机制和价格分析理论，与主流现代化理论，与发展经济学中的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截然对立观念，与“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之破坏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兴起的前提条件”等等观念，都有不合之处。吴承明先生反复论述种种与“基本定义”不相符的现象，正说明他非常了解中国历史发生的实际过程对构建中国式近代化道路的重要意义，只有基于对这些基本史实的确切了解，才可能形成对中国经济的历史发展进程的“中国式思维”，为学术界深化“广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问题研究打开思考的大门。正如吴承明先生针对棉纺织手工业时所分析的： 棉手工业的分解过程，地区间有先后，各时期速度不同，商品布和自给布情况迥异，前进中并有回潮。而最足以启发我们思考的是，植棉与纺纱的分离、纺纱与织布的分离、纺织与农业的分离，属于不同层次，具有不同作用，形成不同市场。这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现象，不能用“洋纱破坏土纺、洋布排挤土布”的简单概念作伤感性的回顾。(26) 笔者近年的研究完全支持吴承明先生的观点。我国近代的主体和主干是以棉纺织工业为主的轻纺工业。以棉纺工业看，其原料和市场均取决于农村经济和农业。原料要靠国产棉花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充分供给才有发展条件和前景而不能主要依赖进口。而纱厂的产品市场，更是以广大农民为发展家庭织布手工业，广泛采用机纱为织布原料，方得以形成。棉纺织工业的形成和发展，直接促使和带动了中国早期重工业即机器修理和制造业的建立和发展。而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又是带动钢铁冶炼、铸造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这又促进了电力等能源重工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农村中织布手工业的发展、粮食加工业的发展以及农业动力灌溉的需要，直接促使了农机制造业和农村电力工业的发展，成为中国重工业起步阶段的重要内容。因而，就全局看，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实实在在是建立在农业、农户家庭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的，尽管这个发展的水平还很低。(27) 需要指出的是，吴承明先生的思想并非是他一个人关起门来发动“头脑风暴”的结果，他不止一次地提到张謇、穆藕初、方显廷、费孝通，以及梁漱溟、顾翊群、马寅初、刘大钧等思想家、学者、实践家的思想和活动。吴承明先生说： 在近代中国的理论界，也不乏全盘西化论者。但是，以卓越的工业家穆藕初为代表，也曾有一种农本主义思想，认为工业化不能脱离农业，应从改革农业入手。还有以著名经济学家方显廷为首的一批学者，根据中国国情，主张优先发展乡村工业，以就地利用资源和剩余劳动力，降低运输成本；且众擎易举，有类今日之乡镇工业；顾翊群、马寅初、刘大钧等也都提出了向内地发展小工业的主张。(28) 30年代，梁漱溟曾提出，小农经济工农结合很好，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应当是在农村复兴中发展工业，工业与农业“合作”生长。90年代，乡镇企业兴起，费孝通写了文章大加赞扬，说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工农结合在家庭转化为社会上的结合，是完全正确的道路。我同意费公的看法。(29) 笔者认为，在注重从中国本土国情出发探讨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思潮中，乡土派的思想特别值得注意。乡村建设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建设乡村，教育和提高农民，达到再造中国的最终目标。乡土派并非文化保守主义，(30)从思想变化过程看，他们肯定向西方学习的必要，也认识到工业化对重建中国的重要。他们只是强调，学习国外先进与革除中国之痼疾应该是同步的，而且，一切步骤均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决不能盲从外国。而这些，都要紧紧围绕中国农民这个“人”的方方面面进行提高和革新，从解决农民最大困难入手，在革除乡村诸多积弊过程中培养农民的人格和能动性，使其自觉自主地融入现代经济的洪流。梁漱溟和晏阳初是上述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 梁漱溟就非常重视新式工业，认为这是中国发展的方向。但他反对用西方资本主义方式发展中国的工业，而主张用传统与现代相互帮助的方式，用农业与工业协调发展的方式，从中国本土积极因素出发来实行工业化。他说： 我们的目标在工业，必须引发到工业上去，达到工业化的目的，中国经济方可望翻身。现在我们要问：究竟在发展农业的时候，工业能否跟着抬头而渐次促成工业化的实现？我们的回答是一定可以成功的。不但一定成功，我们还可断言，中国工业的建立，如不借着农业的引发，是没有旁的道路可寻。(31) 如果说梁漱溟的思想渊源主要来自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观，有着浓厚的“本土情结”，那么另一些有西方学术背景的学者也提出类似的思想，则又一次说明了从本土特征出发认识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客观性和重要性。晏阳初说： 现在人们对中国的工业化谈得很多，我认为这是十分重要的。但现在有一种危险，那就是对工业化考虑得太多，没有认识到工业也依赖于农业的发展……只有农民的购买力提高了，才能有力地支持工业化。在亚洲，农民占人口的80％，如果农村人还处于原始和文盲状态，他们就很容易变成旨在权力和征服的独裁者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工业化倒是比较实际或有利的。(32) 乡土派之外，有其他学者，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对中国传统小农经济与工业化相结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费孝通对中国从“传统社会”转入“新型社会”的基本理念，建立在他对中国国情的总体把握基础上。他说：“我一直认为，中国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认识中国社会特点，应该从认识农民和农村开始。中国社会的变化，一定会从广大的农村开始。”“如果中国工业只能以牺牲农民为代价而发展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个代价未免太大了”。(33)费孝通从调查江村入手，努力认识中国农业社会的传统，认识渗透传统的农民和农村经济的运作机制，得出多数中国农民的经济特点是“人多地少，工农相辅”的结论，由此产生出他终身一以贯之的中国现代化基本思路。 无独有偶，被费正清誉为中国两位真正经济学家之一的方显廷，在获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于1929年回国，受聘于南开大学，随即开始了对天津手工业的系列调查。(34)他对宝坻、高阳农村织布业深入研究后产生的关于中国“新工业制度”的思想，对中国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至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和参考价值。他认为，现代工业向大城市高度集中绝非历史的必然趋势和最后结局，而是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过渡现象。在他所处的20世纪30年代，世界各工业化国家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工业高度集中的弊端，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出现了都市工业向乡村分散的现象： 近数年来，工业分散化之趋势，已由学理之讨论，而变为事实之必需；其大部原因，不外今日之整个工业机构，已逐渐改变其形态。新原料及代替品之发现；熟练工人被自动及半自动机械所排挤；电力较汽力用途之扩大；资本减趋于有利可图之企业，不问其在都市或乡村；消费地近，亦有工厂之星布；以及乡村环境之宜于工业劳工；凡此起彼伏种种，更加其他因子，足使高度工业化之国家亦趋于工业分散化之一途。(35) 对于大工业和包括家庭工业手工业在内的小工业，城市工业和乡村工业的相互关系，方氏予以特别之注意。 韩稼夫从专业技术角度，详细分析了桐油、造纸、瓷器、火柴等众多门类的生产手工与机器生产相结合的实例，强调了农村副业、手工业和小工业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可变性，认为“农村工业亦随社会发展而有进步；国家工业化、工业发达，农村工业亦可逐渐走入现代化及机械化之路”(36)。有说服力地从优化资源配置角度，以事实论证了农村工业完全应该也完全可能“现代化”，批驳了那种一概排斥农村工业、将其与现代化绝然对立的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外国专家学者对于中国经济基本问题的看法。在20世纪30年代作为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顾问的国联专家沙尔德，对农民农村农业对中国经济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性之认识，决不亚于梁漱溟和晏阳初。他认为，中国经济最重要的特点，是农业为经济的生命。认为中国经济生命，必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增加农业生产，以改进农民状况，或增添他们的农业附属工艺技能，是根本性问题。沙氏观点的逻辑性相当鲜明：中国要迈向工业化，首要取决于市场，而这个市场只能是国内农村市场。农村市场的形成又只能在农户经济剩余增长后才有可能实现——“中国工业产品之销路，系以国内市场为基础，而国内市场又全以农村经济为基础，必农人以其所获生产品，于自供消费之外，尚有剩余，始能以其剩余，形成市场上之购买力也。”(37)这是沙氏报告中，对于中国要摆脱经济困境、迈向经济发展所走的方向和道路问题上反复强调的最主要观点。 20世纪30年代，与沙氏同样重视中国“三农”问题的还有另一些国际著名学者，英国著名经济史教授陶内是其中之一，他径直指出：如果因为有少数大企业由于大量生产而取得了经济的高效益，就以为一切企业的发展均需如此，这实在是大错误，中国尤其应该警惕。若不顾农业和手工业的优势传统而硬行模仿，对中国是极不明智的。(38) 总之，无论穆藕初、梁漱溟、晏阳初，以及方显廷、费孝通、韩稼夫等等，还是沙尔德、陶内，都属于对农民和农村经济特别重视、认为“三农”对中国的“现代化”特别重要者。笔者认为，他们之所以与“全盘西化”的主张不同，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对待“中国问题”上，他们的思维不是被西方世界所流行的“西方社会发展模式”——包括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相关联的社会经济理论——所主宰，而是忠实于他们对中国历史和实际生活的观察和理解。 四、吴承明先生的方法论、历史观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39) 吴承明先生对传统小农经济与现代化关系问题的重视，是从中国近代变化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的，其特点是最大限度从中国国情出发，即最大限度地从中国历史的具体时空环境出发去探讨问题，这与当年以至当前那些从理想或美好愿望或从教科书的理论教条甚至意识形态出发而争论问题、坐而论道者有本质不同。 从事实而非先验(即未验证过)的理论出发，是认识客观世界的前提，这也是吴承明先生科学研究中最基本的准则。吴先生说：“我以为经济史首先是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40)“经济史有广阔的天地，无尽的资源，它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经济学的流”。(41) 笔者体会，吴承明先生强调“历史是理论之源”，关键之处是：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任何理论，都离不开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土壤，而这在不同地区和国家，特别是自然环境和历史发展很不一样的社会中有明显差别，对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唯一具有数千年延续不断文明的国度而言，更是如此。因此在运用某种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时，头一条就是必须考察它产生的前提，它由以成立的先决条件。吴先生这个主张，可从两个维度来把握：其一，时间维度方面。社会发展变迁理论要经受得住历史性长时段的检验，而历史学研究的本质特点之一，就是对实际情况在长时段中的描述和归纳。其二，观察问题的多角度和多面性方面。实际生活由无穷无尽的多种因素构成，模型或抽象而成的理论，不可能不舍弃大量原生因素。而历史研究本身，则要求尽量全面考虑由具体时间、空间构成的实际。只有经受住时间跨度和观察事物的多重性多角度这两方面的检验，才谈得上构筑认识基本规律的前提条件。 除了方法论而外，我理解吴承明先生“历史是源而理论是流”的观点，还有更值得注意的“历史观”意义。我们多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对于着眼于长期性的、有概括规律性质的理论而言，则可以说，“历史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反之，没有长期的连续性历史事实为支撑的理论不能被认定为真理，至多是没有把握的理论、有待验证的假说。 除了时间的验证外，理论的适用性还必须经受空间的检验。任何理论是否靠得住，至少要检验它成立的先决条件，包括特定时代的历史背景，但远不够，还要检验历史背景的变化和发展，并做出相应的条件修正，而这一切，都是具体发生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是一定的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产物。时间和空间的具体性决定了任何理论都有其特殊的针对性也即它的局限性。吴承明认为：“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即使最一般的经济规律，如价值规律，也不能无条件地适用于任何时代或地区。”(42)“没有一个古今中外都通用的经济学”；“任何经济学理论都要假设若干条件或因素是不变的或者可以略去，否则不可能抽象出理论来。这种假设是与历史相悖的，因而，应用时必须用历史学的特长来规范时间、地区特点和考察范围”。(43) 当然，并不能因特殊性而否认历史发展具有的一般规律性，但吴承明先生对于“规律”持以特别谨慎的态度。他说： 鉴于发现和证明一项规律是很难的事，我主张在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多讲事实和经验，少讲规律。又规律过于概括，反不如说明事实和经验对人有用。至于用规律推导出事实或结论，更不可取。(44) 笔者理解，吴承明先生“史与论”观点的重心正是上段话的最后一句，即坚决不赞成以没有根据的“理论”去推衍历史、制造历史，甚至以此作为“规律”来指导实际。他强调：“治史用演绎法，大前提必须根据史，且必为信史，始得当。”(45) 不过，笔者以为，“以先验理论套用和裁剪事实”的思维定式，在历史研究和现实政策研究中实非罕见。以传统小农经济在现代化中的作用而论，大多数的意见是持否定看法的。这些意见最主要的大致可以归结一点：新式大机器生产的生产力要远远超过传统生产，故后者被消灭以至淘汰是历史必然。与生产力密切相关的，是社会组织形式、社会经济联系、社会发展方向等等，可能是因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这些方面传统经济的落后似都勿庸置疑。对历史发展和进步而言，其被消灭是当然也是必然。在这种意见中，“先进生产力、劳动生产率”被认为是人类任何社会的终极统制力量。但它忽略了一个基本史实：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和“后工业化”或“后现代”社会中，单纯重视生产力的大小——特别以劳动生产率为标准——恐怕都不是社会“主流富祉观”的表现。(46) 吴承明先生注意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从国外引进了一些新式工业，如火柴、制洋皂、制西药、搪瓷、毛巾、油漆、化妆品等，这些在国外用动力机器生产的工厂，引进后却“退化”为手工生产，成为手工工场。那么在近代中国，关于机器与手工生产的效率问题应该如何认识？吴承明先生说： 在一定的条件下，工场手工业又常成为工业化过程中的不可逾越的阶梯。甲午战争后，我国从国外引进了一些新工业，它们在国外已是机器大生产，引入中国后，却变成了手工业。这并不是中国人习于落后，也不完全是中国劳动力便宜。例如针织业，20世纪初，上海一部美式电力织袜机约售900两，一台德式手摇织袜机约售80两。电力机与手摇机的产出比率约为6∶1，而资本投入比例为11∶1，在当时的市场下，手摇机具有较大资本边际效益，工场手工业便是最佳生产规模。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棉织业和丝织业，由投梭机到手拉机，再到足踏铁轮机以至足踏自动提花机，这种手工厂，就足以和机器大工业竞争了……更可引人深思的是，上述这些手拉机、铁轮机、提花机、皮辊轧花车等等，原来都是来自日本，后由中国仿造。那么，在已经有了英美式的机器纺织厂后，日本人为何还费力去研制这些手工器械，难道专为销往中国吗？不，原来日本的工业化就是这样走过来的。(47) 这里，吴承明先生用资本边际效益概念，解释了日本和中国用手工器械代替动力机器生产，终能在市场中不败的道理。据我了解，资本的边际效益，又是由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决定的。不同的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状况下，生产要素的禀赋和比例都会不同，在“先进国家”最佳，不等于完全适用于不同地区和社会。在19世纪的中国和日本，劳动力价格与资本价格，与欧美工业化国家显有差别，由此造成人工加上改良机械的生产效益明显胜过由资本主导的动力机器。这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可以得到进一步解释：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能的。吴承明先生曾介绍过日本学者将帕累托关于选择商品的无差异曲线理论用于二元经济，提出生产的无差异曲线观点。在这个曲线上，资本与劳力两要素的不同配合可以获得同一的经济利益。吴承明先生针对中国说：“近代化企业需要较大资本，工场手工业需要较多劳力，按不同情况，两者并用，即可形成无差异曲线的生产”。(48)这就考虑到具体历史环境中的生产要素构成比例、生产要素价格及其形成基础，以及与之竞争的国家的相应要素价格等多种因素。 以上还仅涉及到洋货—土货竞争问题的经济层面，分析还远未到位。吴承明先生对工农结合为一体的小农经济的分析，还须放在更深远的眼光下，即在历史的长时段中总结出的中国经济基本特征的角度去认识，不能“就经济论经济”。这就是说，还应考虑“工农结合”的社会作用和影响，考虑它对就业和民生问题的重要性。吴承明先生在对此问题的研究中，不止一次地将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过程加以比较。他认为，传统产业的最大效果是在就业方面。以日本为例，直到1935年，日本农林产业的就业人口不断下降，而“在来产业”(本土产业)的就业人口不断增加，所占全部就业人的比重也增加，就是说，近代化过程中农业释放的劳动力不能全部转入近代化产业，而需要由传统经济吸收。20世纪20年日本近代工业就业人口172.3万人，但“在来工业”179.1万人，“新在来工业”94.9万人，即手工业占61.4％。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工业化已有一定的基础，同时手工业逐步电力化、机器化；日本工业的结构也转入现代化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并行发展上。原来日本为发挥劳动力优势，大企业多行多班制，而将一些工序和零配件制造转包给中小企业。二次大战后，中小企业又对日本经济的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1980年日本政府发表《中小企业白皮书》称：“实际上它们在支撑我国经济基础的同时占有核心地位”。(49) 总之，传统农村产业在中国转型中的兴衰原因及其社会影响，不仅要看到生产率高低(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率—利润率才具有指导经济的功用)，也要看到全要素生产效益问题，还要分析经济以外的社会效益，其中包括是否有利于普通民众的生存改善，因为这决定了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至少在中国近代——劳动力的基本状况。之所以要从多种而不是单一角度分析中国近代的传统经济，根本原因在于，不能以某种理论观念去先验地观察和判断历史本身。中国近代阶段的社会，不是为资本主义经济所主导，鸦片战争至今已170年有余，我们仍处在过渡阶段。史实告诉我们，中国已经走过的现代化道路既不同于西方道路，也无人可以预知这种过渡阶段会持续多久。据国情看，它的发展方向，特别是今后具体的发展路径是否一定会等同于现代发达国家，还是一个大问号。在这种情况下，将一种根据成熟资本主义发展归纳出来的理论作为“必然规律”来认识(实质是裁剪套用)历史，指引未来，难道不存在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回忆一下俄罗斯伟大学者恰亚诺夫的重要观点该是有益的。恰亚诺夫在研究20世纪初之前的俄国农村经济时，极其深刻地领悟到基于国情的传统因素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能动作用”(或可曰之为“反作用”)。这种作用，很可能会使“非原生”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走上一条与“原生”资本主义不同的、密切体现本国特点的现代化道路。恰亚诺夫指出，这是西方古典经济学说不曾考虑过的一类问题，却对“非原生”国家极端重要。他说：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家庭经济构成生产的主体阶段与家庭经济变得微不足道的阶段二者之间，国民经济的结构与功能(就价格确定、收入分布、生产区域等等而言)是否存在某种关系？差别无疑是存在的。大量家庭农业生产部门，一般说来是被动地卷入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并从属于资本主义的组织中心。一旦如此，家庭农场本身也开始以其经济行为的特殊性质影响资本主义的组织体系，并且，在某些方面这种影响很快便具有了决定性意义。换言之，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现阶段上，大部分工业与商业以使用雇佣劳动的经济组织形式为基础，而农业则有相当一部分以家庭农场组织形式为基础，因此，当代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两种类型的经济活动的影响。 就理论而言，从李嘉图直到今天，关于国民经济的种种研究一直以作为资本主义企业主、在雇佣劳动基础上从事经营的经济人的动机与经济预测为依据进行推论。然而事实表明，这种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并非都是资本主义企业主，而往往是家庭生产的组织者。因此，那种将经济人当作资本家、以其经营活动为依据的理论，显然是片面的，用它来认识具有复杂多样性的经济现实显然不堪胜任。(50) 吴承明先生在研究中国近代化时，同样极其深刻地认识到了传统社会经济对外来新经济因素的作用问题，认识到中国传统因素会使外来资本主义事物产生“变异”，中国的国情和社会土壤会使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产生出众多中国特色。 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不同看法远非是局限于中国本身的理论问题，它涉及包括发展经济学在内的经济学理论整体。吴承明曾经指出：“在晚近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中，曾有一种在国际上广为流行的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式，它是把传统农业看作完全无所作为的，只为工业发展提供无限劳动。这种模式，以及它的修正模式，显然不能适用于中国。”(51)而近年来有日本学者杉原薰提出，从长期历史角度看，世界经济发展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或经济发展模式，一种是源于西欧的工业化道路，另一种是东亚的勤劳革命道路。西欧道路的特点是资源和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发展，而东亚道路特点是资本节约、劳动密集型技术及用工制度，是一种“劳动密集型工业化道路”。(52) 无疑，“勤劳革命”的观点对已有的现代化及相关经济理论有巨大冲击，难免引起质疑，即便原则肯定者也可能会有局部异议。但是，如果承认该理论提出的一个构建前提，即：“由于东亚人口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是如此巨大，很难使他们的生活水准全部提高到西方国家的水准，无论从技术能力还是从资源能力方面都无法达到。无论如何，美国技术都太偏重于资源密集和资本密集形式，因而很不适合发展中国家”(53)，是历史过程中的和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基本事实，那么，对严肃的学术研究而言，在研究非西方国家现代化问题时，坚持“西方工业化道路”是“全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之路和方向，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至少是需要讨论的。 如果说，“勤劳革命论”是突破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西方工业革命道路”的唯一性观念的革命性创新，那么，我们从上世纪20、30年代一批志士仁人在中国大地上大声疾呼和亲历亲为的试验中，从吴承明在数十年的艰苦思想求索所得出的认识中，可以发现，我们国家的这批先贤早已形成了中国的现代化不能照搬西方模式而是有自身特色的思想。这类思想与“勤劳革命论”的共同之处是，二者都强调现代化道路不能脱离地区和国情特点；因所处生态和生存大环境的不同，中国、东亚的现代化路径是与西欧国家不同的。正是从这个认识出发，二者都突破了单纯从资本密集度、资金回报率、规模大小等等照搬西方工业革命道路的经济发展观，从而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道路评价从单一的GDP数值大大扩充为考虑优化资源秉赋、扩大就业、改进国民所得分配等等方面。二者的不同之处是，“勤劳革命论”更偏重强调资源秉赋特点使东亚地区经济发展走上了充分利用劳动力和节约资本之路(54)，而中国先贤则在这些方面之外，更深入讨论了中国传统与现代化的各种关联，特别注意到中国现代化与小农经济的关系问题。这就将现代化的内涵从经济领域扩大到社会变革领域，将一个短暂时期的问题纳入了数千年文明史的演变过程中。这些思想，对中国的现代化而言，都较“勤劳革命”的内涵更丰富更深刻。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先贤们的认识在至今近一个世纪前(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已开始，其可贵之处是突破了史料和文献的局限，在思想和理论认识之外，还加上现代化的改革实践活动和实际经验的总结。但令人惭愧的是，国人自己却没有对这些对本国现代化弥足珍贵的思想宝藏予以足够重视，以致在国外学者提出现代化有不同路径学说的若干年后，国内学术界有不少人仍然沉溺于西方式现代化为唯一榜样、唯一模式的泥潭中不能自拔。 五、结论：中国小农经济的现在与未来 以上，围绕吴承明相关研究，集中讨论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的代表——农民家庭经济与现代经济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那种完全否定传统的现代化观，无论从历史本身，还是分析问题的方法论来看，均不足取，其结论不符合中国现代化以来的国情实际。 有人很可能会提出异议：不管怎么说，现实生活已经表明，农民家庭经济完全不能和现代经济抗衡，农民家庭织布业，不是被现代纺织工业打败了吗？现在的商品市场上，哪里有多少农村工业品的生存空间呢？这类疑问仍然是将传统与现代化截然对立、非此即彼观念的反映。其实，若尊重事实，将视野放宽至中国国情的历史长河中分析判断，或许能更清楚问题症结所在。欲探索“数千年未有之奇变”的中国古代社会向现代“转型”的特点问题，不能脱离特定时空即具体时代条件，但仅此尚不够。只有从长时段角度，才可能认清历史变迁中传统小农经济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小农家庭经济是中国长期国情的产物，它在中国古代社会至少存在了数千年以上，屹然不动且有更新变化。自鸦片战争后至今天，虽天翻地覆，一度被行政强力硬行驱逐出历史舞台，但迄今仍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细胞。仅以短期的、局部的现象判断其走向和命运，再加以视角的偏颇，结论殊不能令人信服。诚如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认为的，历史研究有短、中、长时段的角度：政治、军事等变动都是“短时段”的事件史，充满偶然性，不能解释历史本身。因而需要研究“中时段”的情态史即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人们的心态演变。又须研究“长时段”的“构造史”即地理环境、气候、生态等的演变。(55)本文所论中国国情，也可理解为有短、中、长之别。我们这里强调的是长期国情，它是影响中华文明历史变化的、起长期作用的基本因素，即它不但影响了中国历经数千年的古代社会，也影响了中国百余年的近代社会，还在继续影响中国的今天，也还将影响中国的明天。以消灭农民家庭生产为目标的、在新中国实行了二十余年的农村“集体经济”的解体，已经明确无误地宣告，与数千年历史一脉相承的小农家庭生产的生命力及合理性。这只能从中国长期国情的特点中予以理解。 什么是中国长时段国情的主要特点？笔者的认识是： 1.中国是一个只能自己解决庞大人口吃饭问题的大国，主粮不能依赖国外进口。 2.中国是一个只能自己解决庞大人口就业的大国，能向国外输出的劳动力数量有限。 3.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是生活在农村的农民，无论城市化的水平有多高，甚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农村人口都将达数亿，超过任何一个已经“现代化”国家的全部人口总和。 4.中国发展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和能源是高度紧张的，中国要想达到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其规模和总量将可能远远超过本国的自然储备。与此同时，绝大部分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和污染都会留在本土。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消费和生产，不但不可持续，在客观上也是不可能的。 5.中国不大可能主导国际市场。无论是主要原材料和能源的进口还是产品的输出，至少从当前看，中国都不居于可控地位而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 上述特点迄今依然存在。它表明，从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到最乐观的工业发展和国际贸易前景，中国都不可能依赖国外资源解决国民基本生存问题，不能不仍然以农业和农村为基础，不能不高度重视和妥善处理好农业与工业、城市与农村的相互关系。如果正视历史，在农民家庭经济仍然是农业经营体制的主体和基本单位的状况下，毫无疑问，农户经济的健康发展，事关国计民生，是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现代化的关键性问题之一。 “工副农结合”在中国古代和近代，一直是农民家庭经营的主要特征，现今这个特征虽然在形式上有所变化，但实质仍在，这就是：农民要生存、要致富，仅仅依靠农业和粮食生产不行，只能靠工业、副业与农业相结合，这正是中国人口多，人均资源少，生存和就业只能以国内条件支撑的长期国情的反映和具体体现。在中国经济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剧烈冲击以来直至最近，工业、科学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经济突飞猛进，农业和农村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变，现时的农民家庭经济较百余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农村发展何种工业，农村工业的种类有多少，生产地域有多大，兴衰时间有多长，会因时空条件而变。但是，只要农民仍然以土地、农业为基本生存条件之一(否则就不是农民)，在可能条件下，农业与各种形式的工副业包括第三产业的结合就难以避免。这是农民谋求生存和改善生存的内在要求所致，无论是外国资本还是本国资本的冲击，无论是计划经济的高压严禁还是市场经济的自由选择，都难以阻挡农民在农业之外从事经营活动的努力。 从历史变迁的实际来看，在中国生存了数千年的农民家庭纺织业的“消亡”，绝非是机器大工业生产力排挤所致，而是中央计划经济强力断绝原料和市场的政策后果。(56)上世纪80年代，一旦政策放开，包括纺织业在内的农民家庭工业迅速兴起，其中就包括近代史上著名的棉纺织区域河北高阳、江苏南通、山东潍坊等地区。曾一度“三分天下有其二”的乡镇工业，对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起了极大推动作用。吴承明曾联系中国国情历史特点评价道：“手工业对机器大工业的补充，手工业对近代化、现代化的贡献，至今不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德出现的‘手工业复兴’，曾引起西方经济史学家的重视。在我国，近年来乡镇工业的勃兴，尤其是‘温州模式’(主要是家庭工业)，以及它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功能，也应当对我国经济史学有所启发。”(57)包括家庭组织在内的农村工业，至今在全国大量地区仍然生生不息。部分地方政府甚至提出了将发展农民家庭手工业作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的政策(58)。说明农民家庭经济的顽强生命力，确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59) 另一方面，破坏农民家庭经济、违背农民根本利益的片面城市化，却暴露出重大问题。这里仅结合当前“三农”状况最扼要地提一下：我国粮食生产的主体仍然是农民家庭，农户经营状况直接关系到粮食生产和安全问题。人们以为，我国粮食已连续多年丰收，在供给总量上似不成问题。但是，尽管在201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58950万吨，但全国粮食进口超过7200万吨，相当于每个中国人进口107斤粮食，是历史上进口最多的一年。与此同时，肉类进口增长同样迅速，猪肉从2008年由净出口转为净进口，进口量增长迅速。有学者指出，从2004年开始，9年期间，我国从农产品贸易顺差国转变为农产品贸易逆差国，并成为世界农产品贸易逆差大国，其速度转变之快，逆差金额之大，在世界上实属罕见。2012年，我国农产品出口额增长率为4％，进口额增长率为18.7％。从2003年至2012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从43070万吨增至58950万吨，年产量增长36.8％，但是同期粮食进口量增长217％，粮食缺口越来越大，我国粮食自给率下降至88％，突破了原定粮食自给率不低于90％的要求。(60)2013年，粮食进口量又进一步加大，净进口量增至7680万吨，(61)占国内粮食总产量的12.78％。 粮食生产的“供求缺口”突出了农民和农村社会经济与中国整体现代化目标的不协调和严重滞后问题。若干年来，与城市化大潮相伴随，虽然在城市和工业的支持下部分农村出现了繁荣，但同时，许多农村显现出空心化问题、农民失地问题、农民家庭“破碎化”问题、农民工转化为真正意义的市民问题(即至少拥有和市民一样的稳定就业及失业保障、住房、社会及医疗保险、受教育等)，等等，引起了层出不穷的社会冲突事件。这里还未涉及人类生存的最基本条件——环境和资源问题对近14亿人口的中国形成的困境——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工业化城市化单方面发展就能够自行解决的。 历史发展到今天，历经无数曲折反复，说明了一个道理：现代与传统截然对立、非此即彼的观念与作法难以通行。只有将“传统”与“现代”中的能动因素相互融合，扬双方之所长，去双方之所短，方有可能向前迈进，这就是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特点。正如吴承明反复强调的： 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离不开传统，离不开它原有的经济基础，不能平空架屋。也正如此，每个国家的近代化，都应该走自己的路，有自己的模式而不能照搬西方。(62) 中国是一个东方大国，中国的近代化经济，只能在传统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事实上，以高度集约化耕作为特点的、以致单位产量居世界之冠的我国传统农业，至今还是我国工业化的基础。对于传统工业(手工业)、传统商业、传统金融业也应该这样看待。人们不能抛开它，只能而且必需利用它。像传统文化有糟粕也有精华一样，传统经济中也有它能动的、积极的因素。发现、利用或暂时利用这些因素，就会形成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或说中国式的近代化道路。(63) 对小农经济的未来，将其置身于历史长河之视野，与只根据某些先验理论生搬硬套，结论完全不同。恰亚诺夫和吴承明两位大师对小农家庭经济在受到资本主义强大影响后的地位和发展前景的看法，给人以大启发。吴承明先生说： 我的想法一直是：中国现代化必须利用传统经济、特别是小农经济“能动因素”或积极因素。……怎么样利用呢？我意思是通过市场，而不是大企业(大企业是科斯定理，那时我还不知道科斯定理)。通过市场也就是通过分工，也就是自然经济的分解。现在看来，农业与手工业密切结合的小农，能不能不分解，直接过渡为工农结合的现代化经济呢？那样最好，但恐怕不能。(64) “那样最好”是持希望和肯定意见，而“恐怕不能”则是基于担心。担心什么？可能要联系他有关传统经济与现代化关系的整体论述来体会，方可以理解，这使我们想起恰亚诺夫的著名论点。恰亚诺夫认为： 农民农场作为一种生产组织类型，存在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从理论上说，它是多种经济制度的组成成分，它可以是自然经济的基础，可以是由农民农场和城市家庭手工业作坊构成的经济制度的一部分，也可以成为封建经济的基础。当然，在不同的制度中其内在结构是有所区别的。在这些经济制度中，农民农场都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它会以不同的方式同其他社会阶级相联系…… 我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农业中资本主义影响的增大与生产的集中的发展，不一定如人们曾经预料的那样采取大地产的形成与发展形式，更可能的情况是，商业与金融资本主义会建立起对数量极多的农业生产组织的经济控制。而就农业生产过程而言，仍会一如既往地由小规模家庭劳动农场来完成，后者的内在组织方式则遵循劳动消费均衡原则，通过实行合作制，农村经济的相当部分将会融入社会化生产之中，它将表现为在所有的技术加工领域内实现机械化和电气化过程，亦即建设一个利用了全部农业科学与技术成果的新型农村。(65) 在相距80多年后，面对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农业社会体，两位经济学大师居然会产生如此相通的思想火花，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化理论在美、欧兴起，迄今已大半世纪，该理论本身也有重要发展变化。其中“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互动”，早已被一些理论家认为是一国现代化中的关键问题之一。(66)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全盘西化与经济现代化的正相关性，并没有被世界大多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历史验证，也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撑。(67) 现代化是过程，现代化的目标体现于“现代性”之中。2013年8月8日至9日召开的“首届世界现代化论坛”，各国学者展开了深入研讨。其中，意大利米兰大学教授阿尔伯特·马蒂内利提出，现代性存在多种形式，走向现代性和现代化社会的路径存在巨大差异，现代化不能简单等同于西方化。波兰科学院院士彼得·斯汤帕教授认为，现代化是一个非常模糊且多争议的概念。现代化在社会学理论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强调现代化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它的唯一目的性，这其实是19世纪的一种社会思维。另一种则认为，现代化是一种随机的而且是多种非线性和开放的过程，现代化是一种可能性而非必要性，是一种成绩而不是宿命。这种可能性能否实现，要取决于各个不同社会成员的决定、行为及他们的选择，同时还需要有适合的环境来促进这种行为。由于这种行为和环境的随机性，导致了各种不同的轨迹和不同的现代化结果。该院士持后一观点。(68) 对于以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中的一些关键性指标，是否注定是“现代化转型”国家必须的参照系，也有质疑必要。在这次会议中，美国新泽西理工学院的科恩教授，针对很多理论将现代化定为“高消费状态”提出异议，认为，当前到了需要进行纠偏的时候。人类不能只是通过消费来推动现代化。我们生活的世界在空间、资源等方面是有限的。现代化应该是生态的。一个尊重环境、尊重生态系统的现代化过程，往往在现代化理论探求中被忽视。(69) 笔者认为，现代化目标和路径的选择在极大程度上受制于各个国家的国情、历史和面临的国际环境，突出了传统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性。传统是历史—国情的凝结和沉积。它可能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却不能由人的意志而被随意否定，更不可能被完全消灭。传统中会包含精华和糟粕，但如何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统的哪些成分能够适应国情又能够经受新时期发生的重大问题的考验，这极难。只有经受住长时段历史的反复，或许才有答案，这在短期内特别是民族危机冲击下(如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是几乎做不到的。故而，历史不可能“直线前进”。但越是清醒地认识到正确把握传统与当代甚至未来关系问题的难度，就越需要长时段、多角度地审视事关社会走向之类的大问题，愈需要多学科、多见解的交锋和集思广益，力避短期行为、仓促拍板，特别是不能盲从被片面理解的所谓“社会发展规律”。对世界上唯一保持了数千年之久的中华文明传统，更要重视其长期延续的内在动因。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借鉴，要细之又细；所采取的“现代化改革”方略，要慎之又慎；被认为是“小农经济”的农民家庭经济与现代化的关系，是这类问题中的一个。 注释： ①吴承明说：“什么是近代化，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定义。我想，从广泛意义说，近代化就是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一个较大的国家或民族，随着时间的演进，它总是要向近代过渡的，只是迟早、道路不同而已。”(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页)吴承明(1917-2011年)是享誉中外的经济学与经济史学大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吴老认为各国的现代化可以有不同道路。笔者深以为是。 ②按通行的或习惯理解，中国传统经济是以“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小农经济”为主要体现的。而什么是“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小农经济”？这又是一个历史的动态概念。约从中国本土出现了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农业生产开始，就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农业与手工业、副业相结合的生产方式，经年数千，屡有变化，但总的说来仍然保持着其基本特征，这就是：家庭是一个生产和生活为一体的经济单位和社会细胞，家庭成员是主要生产者；家庭对主要生产要素如土地、生产工具在生产活动中有支配权(可与所有权一致或不一致)；长期以人力手工劳动为主(或影响至今)，生产物虽主要满足自己消费但并不排斥商品生产和交换，甚至可能以之为主。本文所说的“小农经济”“传统小农经济”“传统家庭经济”大致均指具有上述特征的农民家庭经济。在当代，小农经济正在发生重要变化，如部分地区农户生产工具和动力实现局部机械化、家庭经济分裂为“打工”和“务农”两部分等等，但就农业和农村看，仍保留着传统小农经济的许多特点。这将在本文中随研究对象的变化而做出说明，但不宜对小农经济作一个超越时代和地区的“概念界定”作为讨论前提。对中国小农经济的深入研究已有诸多杰出的、专门化的成果，挂一漏万讲，中国大陆近期如李文治、江太新《中国地主制经济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方行《中国封建经济论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清代经济论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及林甘泉、何兹全等人的著作等等，都较著名。国外学界对“传统”小农经济的理论分析亦极丰富，以现代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全面评介可见[英]弗兰克·艾利思《农民经济学》(胡景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美]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梁小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美]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经济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等；俄国恰亚诺夫的《农户机制》，国内译为《农民经济组织》(萧正洪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在大量统计资料基础上分析俄国农户经济，尤值得注意。 ③参见拙文《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变化与当代问题》，《中国农村观察》2014年第5期。 ④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⑤关于中国现代化与向西方学习及与中国本土特点关系等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已有大量研究成果。罗荣渠《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从“西化”到现代化》代序)中，有精要评论，指出从“自强”运动以来，中国历经了“五四”前后的中西方文化问题论争，20世纪30年代初的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持续至40年代的“工化”与“农化”之争，等。他认为，1933年开始的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论争，“在深度和广度上大大超过了东西方文化观之争，提出了‘现代化’的概念来代替‘西化’的褊狭概念，将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从文化领域延伸到经济领域。在这场论争中，全盘西化论刚亮出旗帜就遭到从西化派到中国文化本位派的批评与责难，说明其立论很脆弱”。又指出：“在讨论中，对如何认识西方文化的问题，持分析态度的意见显然占上风，不论对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都提倡进行客观的科学研究。就是大力支持西化论的人也客观分析了西方生活方式的缺陷。”不过，对罗荣渠代序中表达的对“工化”“农化”争论的评介，笔者持不同看法，详见本文对乡土派评述。钟祥财在《20世纪上半期“以农立国”思想的再审视》(《中国农史》2004年第1期)一文中对“以农立国”提出了正面评价。 ⑥吴景超：《我们没有歧路》(1934年11月4日)，转见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第723页。 ⑦陈序经：《乡村建设理论的检讨》(1936年5月)，转见罗荣渠编：《从“西化”到现代化》，第857页。 ⑧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该报告是国家科技部“十五”科技攻关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资助项目。 ⑨对此本人数年前曾著文加以批评，参见拙著：《良性互动与恶性循环—关于中国城乡关系历史变动的一点思考》，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5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1-52页。 ⑩参见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 (11)只有了解吴承明写作的学术史背景，方能明白他所强调观点的由来并加以理解。由于直至目前，思想界主流仍然对小农经济持明显否定看法，本文侧重评论吴老对传统经济能动性的思想。因篇幅所限，暂不多论吴对小农经济的负面批评。希读者能尽量阅读吴承明著作原文，以免偏颇。 (12)吴承明：《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文史哲》1991年第4期，收入氏著：《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第152页。 (13)1920年数据据吴承明：《论工场手工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收入氏著：《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第170页、第209页计算。1936年据该书页209数据计算，均为1993年吴承明新修订数。 (14)吴承明：《论二元经济》，《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收入氏著：《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第199-200页。当前以二元经济刘易斯拐点分析中国的论文中，甚少见到在学术史的回顾中提及吴老的二元论观点。 (15)吴承明：《关于传统经济的通信》，《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2期，第19页。 (16)吴承明：《关于传统经济的通信》，《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2期，第19页。应该申明，对于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看法，吴承明虽与徐新吾先生不尽一致，但这丝毫不抹煞他对徐新老在经济史研究中重大贡献的高度评价。 (17)吴承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59年第2期，收入氏著：《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第144页，第146-148页。 (18)吴承明：《谈封建主义二题》，《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第21-22页。 (19)吴承明：《谈封建主义二题》，《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第24页。 (20)吴承明：《谈封建主义二题》，《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第24页。 (21)吴承明：《谈封建主义二题》，《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第28页。 (22)吴承明：《论二元经济》，《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收入氏著：《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第189-190页。 (23)吴承明：《中国近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收入氏著：《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第12页。 (24)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第20页。 (25)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第157页。 (26)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8页。 (27)拙文《民生工业与近代经济的兴起—中国工业早期发展的农村市场与产业关联》，未刊。 (28)吴承明：《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吴承明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4-75页。 (29)吴承明：《关于传统经济的通信》，《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2期，第19页。 (30)参见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梁漱溟全集》第5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7-78页。 (31)梁漱溟：《中国经济建设的路线》，《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991页。梁对中国建设道路的思考有变化深化，限于篇幅不能详述，参见《梁漱溟全集》各篇。 (32)赛珍珠：《告语人民—与晏阳初谈平民教育》，转见《晏阳初全集》第2卷，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611-612页。 (33)费孝通：《江村经济》，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9页。 (34)方显廷：《引言》，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8页。 (35)方显廷：《华北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1935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出版，《工业丛刊》第六种。见《方显廷文集》(3)，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出版，第116-117页。 (36)韩稼夫：《中国农村工业问题》，正中书局印行，1945年重庆初版，第4页。 (37)沙尔德：《中国与经济恐慌》，《全国经济委员会报告汇编》第三集，全国经济委员会丛刊第十种(1934年5月)，第1-70页。 (38)转引自方显廷《华北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1935年印行，高阳纺织博物馆筹备组2003年重印本，第88页。陶内(Tawney)当时译为“唐烈”。 (39)吴老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贯穿于全部研究中，博大精深，即便局限于小农经济一个专题，本文亦难概括，这里仅以举例方式略见其概。 (40)吴承明：《洋务运动与国内市场》，《文史哲》1994年第6期，见氏著：《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第281页。 (41)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吴承明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322页。 (42)吴承明：《论历史主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收入氏著：《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第97页。 (43)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282页。 (44)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第38页。 (45)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收入氏著：《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第53页。 (46)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率之所以在经济活动中被认为有决定性影响，是因为它决定了利润率。在利润并非社会追求的主体目标时，该观念并不会成为经济行为的指导。 (47)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5-16页。 (48)收入氏著：《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第166页。 (49)转引自吴承明《论工场手工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收入氏著：《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第165-166页。 (50)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中译本)，第221-222页。 (51)吴承明：《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吴承明集》，第74-75页。 (52)参见[美]乔万尼·阿里吉、[日]滨下武志、[美]马·塞尔登著，马援译：《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50年为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版。我们注意到，一些国际知名学者如乔万尼·阿里吉、滨下武志、彭慕兰等等，都在研究的不同角度上采用了“两种类型的经济发展路径”的视角。 (53)乔万尼·阿里吉、滨下武志、马·塞尔登：《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50年为视角》(中译本)，第131页。 (54)顾琳教授说，方显廷和费孝通的观点引起了一位全球史领域的知名学者、京都大学杉原薰教授的共鸣。杉原认为有一个独特的劳动密集型的亚洲发展道路，指出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化，利用相对廉价但熟练的劳动力在相对小规模的单位工作，与西方资本密集型的大工业发展模式相比，结果之一是更公平的收入分配。这种劳动密集型工业化模式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当前中国的“三农问题”。([日]顾琳著，王玉茹等译：《中国的经济革命：20世纪的乡村工业》，“序言”，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55)《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收入氏著：《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第75-76页。 (56)参见徐建青：《棉花、棉布统购统销政策与手工棉纺织业：1954-1965》，《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2期；《统购统销制度下农民家庭棉纺织成本收益探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4期；《制度变革与手工棉纺织业：1954-1965》，《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4期。 (57)吴承明：《中国近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收入氏著：《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第17页。吴老相关论述极多，限于篇幅，不能备举。 (58)进入21世纪以来不难看到，不仅浙江、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而且在四川、河北、陕西、广西、新疆等省区，都出台有县以上甚至省一级政府的相关文件。鼓励和推动农村工业甚至新型家庭手工业，以带动农村经济发展，解决农民在当地充分就业问题。 (59)有关改革开放后的农村二三产业发展状况有大量文献，限于篇幅不能详述，仅浙江一省，即可参考朱华友等：《浙江省现代工业型村落经济社会变迁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盛世豪等《浙江现象》，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李丁富主编：《温州苏南深圳比较研究》，温州：东方财富2002年出版；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温州市场》，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高波等《温州—中国鞋都》，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等等，以上只列举了一小部分。 (60)翁鸣：“重新审视农产品贸易大出大进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在线www.csstoday.net/Item/79978.aspx。 (61)《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 (62)吴承明：《世潮、传统、近代化》，《近代史研究》1990年3月号，收入氏著：《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第129页。 (63)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第21页。 (64)吴承明：《关于传统经济的通信》，《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2期，第19页。 (65)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中译本)，第16-18页。 (66)杨豫：《译者前言》，[美]西里尔·E.布莱克著，杨豫译：《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 (67)林毅夫认为：“尽管人们在谈论亚洲的崛起，在过去几十年中，只有少数的东亚经济体实现了从低收入到高收入的转变。此外，从1950至2008年间，世界上只有28个经济体——其中只有12个非西方经济体——能够以10个百分点或者更快的速度缩小与美国的人均收入差距。与此同时，150多个国家被困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状态中。缩小与高收入工业化国家的差距依然是世界发展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将20世纪80、90年代描述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失去的数十年”。林毅夫：《发展经济学3.0》，财经网http://comments.caijing.com.cn/2012-06-15/111896044.html，2012年6月15日。 (68)《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8月12日，A2版。 (69)《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8月12日，A2版。美国学者对将现代化定为“高消费状态”提出异议，实际提出了对“现代化”概念的重大修正和挑战。对中国而言，是否还应深入思考“城市化”(或何种标准的城市化)作为现代化的关键标准、是否以扩大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消费水平”作为现代化的基本指标、如何极其慎重地对待所谓“人口红利”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改变计划生育政策，等等，都是现在和未来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甚至是中国人生存的重大问题，都需要从国情出发，放在长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的角度去加以认识。标签：小农经济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现代化论文; 工业生产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经济学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经济论文; 农民论文; 家庭论文; 手工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