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作品初传日本考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苏轼论文,作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轼的诗文集究竟何时以何途径始入日本，遍查有关书籍，均无明确记载。只有片鳞只爪的材料，表明至晚在平安朝后期至镰仓时代前期（即公元十二世纪至十三世纪中），苏轼其人已为日本人士所知晓，作品亦有传入。
平安朝后期左大臣藤原赖长的《宇槐记抄》“仁平元年（1151年）九月二十四日”条云：去年（1150年）宋商刘文冲将《东坡先生指掌图》二帖等书赠给藤原。（注：《宇槐记抄》是藤原赖长的日记《台记》的一个摘抄本。因《台记》散佚较多，抄本往往可补阙存逸）虽然此书很可能是假托误名之书，（注：今苏轼著作中无此书。《宋史·文艺志》有《指掌图》一卷，不录作者名氏。日人有以为是苏轼所作的“《切韵》的指南书”（见西尾光一、小林保治校注《古今著闻录·文学部》，新潮出版社）；有认为是假托苏轼之名，实为税安礼的《地理指南图》（见早川光三郎《苏东坡与国文学》，《斯文》第10号，1954年7月），长泽规矩也在述及仁平元年刘文冲献书一事时，则把书名迳改为《历代地理指掌图》（《和汉书的印刷及其历史》第五章，《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二卷，汲古书院刊）
查《四库总目提要》，《经部·小学类》三有《切韵指掌图》二卷，宋司马光撰。且云：“孙奕《示儿编》辨不字作逋骨切，惟据光说”，因此，司马光《家集》虽不载此书，但确系光所作。另《史部·地理类存目》一有《历代地理指掌图》一卷，“旧本题宋苏轼撰”。又引《梁溪漫志》（费兖），认为“此书之伪，南宋人已言之。”要之，《提要》中所言此二书均非苏轼所撰，刘氏所赠，或为伪书，或真一佚书）但无论如何，这是东坡名字首次在东瀛出现。此时距苏轼去世（1101年）不到五十年。
进入镰仓时期（1192-1333年），有关苏轼的记载便屡见不鲜。其中有两书的记载颇为重要，即成书于1253年的《正眼法藏》（道元著）和成书于1254年的《古今著闻集》（橘成季著）。《正眼法藏》九《溪声山色》中称苏轼为“笔海真龙”，并抄录苏轼的一首偈诗（“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这是介绍苏诗、并称颂苏轼文名的最早记载。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早期五山僧的道元，他是后世五山诗僧解读苏诗的先驱，而他的以苏诗与禅学因缘关系为着眼点的读苏方式，也奠定了苏诗在中世日本传播的一个主要切入口。《古今著闻集·文学部》除记载刘文冲赠《指掌图》等书给藤原一事外，还提及“苏轼非难白居易作品”。据日本学者分析，这指的是苏轼《祭柳子玉文》中“元轻白俗”一语。（注：见上引早川光三郎文）若然，则可见苏轼文章亦流传至日本了。
到此时为止，除了以上这些零星记载外，并未涉及苏轼诗文集的流传状况。当时，商人之外，渡日的宋僧（如兰溪道隆于1246年、大休正念于1269年，无学祖元于1279年渡日）及入宋的日僧（如十二世纪后期两度入宋的荣西、1223年入宋的道元等等），往来不绝。这些商人、僧侣在出入宋境时，往往捎带书籍，而其时南宋坊间苏轼诗文集并不难觅，况且他又被日僧（如道元）视为悟禅得道者，所以其诗文集不被购求，是很难想像的。但限于史料，只能付之阙如。
到了五山文学时期，（注：五山文学时期是日本中世文学的一个阶段，上自镰仓时代末（约十四世纪三十年代）下迄室町时代终结(1573)，约二百五十年，兴盛期主要在室町前期（十五世纪），其文学是以镰仓、京都两处五山的禅僧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汉文学）凭依着五山诗僧的推崇，苏轼诗文集的流传便从微转盛，由晦而显，进入其诗文在日本传播的兴盛期。此时苏轼诗文集按版本系统分成三类：
一、宋元刊本。今藏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的《[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二十五册一书，长泽规矩也氏《东北帝大附属图书馆贵重目录》题为“南宋刊本”，并说，此书中“有室町时代的书写痕迹，因而和臭很多。”（注：《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四卷。和臭，即指日人所做汉诗文中带有的日本味）可见室町时代的日本即有南宋刊本。另外，此时期的和刻本中有覆元刊本（详见下说），则其底本元刊本也必流入日本。
二、五山版本。所谓五山版，是指五山时期在禅寺开版印刷的书籍。五山版的苏轼诗集，被推定早在应安三年(1370)至应永二年(1395)间就有刊行。此时期正值日本南北朝(1336-1392)，故是南北朝刊本。又因为是由当时避元渡日的刻工俞良甫等人参与刻写的，故又称俞良甫版。俞版即是《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的覆元刊本。（注：参见长泽规矩也《书志学考论》第二篇《旧刊本考》，《著作集》第一卷）这一版本系统，数量颇多，据长泽氏《镰仓至室町时期旧刊本汉籍外典现存书分类目录》记载，宫内厅书陵部（有四部）、东北帝国大学附属图书馆、东洋大库、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近卫家阳明文库、静嘉堂、德富家成篑堂文库、高木家高木文库等等均藏有此刊本。但此书可能被多次重印，其至重刻。长泽氏在著录时，对有关成书年代，下语颇为谨慎，如对足利学校藏本，长泽氏据框廓下有“良”等刻工名字，推为俞良甫所刻的南北朝刊本。（注：《足利学校贵重特别书目解题》，《著作集》第四卷）而对宫城县图书馆藏本，仅云：“旧刊本，有室町时代的书写痕迹。”（注：《宫城县图书馆汉籍善本书目》，《著作集》第四卷）想必此书内无刻工名字，故长泽氏只能笼统言之。可见两书不一定是同板所出。（注：另外，中田祝夫《四河入海解说》一文说，国会图书馆藏本《王状元集诸家注东坡先生诗》（卷一、二缺）十二册“为覆元刻本，虽是南北朝期的刊本，但第十二册（卷二四、二五）为室町时代的刊本。……版心上有刻工的名字，可知是让西渡来的刻工开版刻印的。”（《四河入海》第十二册，东京，勉诚社，1972年6月）这表明王十朋集注的五山版覆元刊本确有不同时期的刊本）
三、五山僧的注释本。喜爱苏诗的五山诗僧，不但持有五山版的苏集，又有专门的“坡诗讲谈师”，历代相沿，建立起苏诗注释学的学统，涌现了大量记录他们读苏心得的注释书。五山僧的注释本在方式上自成一统，即把王十朋集注分类本拆开，切除边框，逐页粘贴在较大的和纸上，再装订成册。然后即在和纸上写入自己的见解，或抄录他人的讲述。其中较著名的有瑞溪周凤(1392-1473)的《脞说》、大岳周崇(1345-1423)的《翰苑遗芳》、一韩智翃的《蕉雨余滴》（又名《一韩翁闻书》，为抄录其师桃源瑞仙的坡诗讲义之书。此书未单独刊行。）、江西龙派(1375-1446)的《天马玉津沫》（又名《续翠》，亦似无单行本）、万里集九(1428-?)的《天下白》（综合《脞说》、《翰苑遗芳》、《续翠》三种注释，予以评判，并加按语）、周馥的《翰林残藁》（已佚）、林宗三的《东坡诗抄》等等。而笑云清三的《四河入海》则是集大成者。此书亦以王十朋注本为底本，汇集《脞说》、《翰苑遗芳》、《蕉雨余滴》、《天下白》四注，加入己见。历时八年，于天文三年(1534)完稿，二十五卷，每卷均分上、下，共五十册，有“自稿本”、“古活字本”存世。（注：参见上引中田祝夫《四河入海解说》）
纵观五山时期苏集流传状况，其特征有三：
第一，此期主要是刊行苏轼的诗集，尤其推重托名为王十朋集注的苏轼诗注本，上述三种，均属此一系统。我们知道宋人所编苏轼诗除王十朋集注本以外，还有施（元之、宿）顾（禧）注本系统。此本今尚未在日本发现，但大岳周崇的《翰苑遗芳》却忠实地过录了大量的施顾注文，足证在五山时代此本必已传入日本。（大岳曾访问过金泽文库，此《施顾注苏诗》本极可能为该文库所藏）。另外，米泽文库藏本《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集二十五卷》（十五册，元刊本）一种，也很值得我们重视。内田智雄编《米泽善本的研究和题解·汉籍题解》曾记录其版式：“此书切除原本的外框，贴在和纸上，加以改装。又在栏外有不少每半叶三十一行六十余字的细字识语，其中频频引用施注。识语到卷第三《归真亭》为止。”这也说明在江户前期以前，日本曾有过施顾注本。因为在修撰于元禄十二年(1699)的该文库入藏书目《官库御书籍目录》上，此本已有著录，可见江户前期已入庋。从其拆书粘贴，旁加小注的做法来看，完全是五山僧的作风。中田祝夫则认为，该书在“本文中有朱笔的训点，是具有中世传统的训点，与笑云的东坡诗的训点有一致之处。”（注：同上注）如果这一本子的加注确是成于五山僧之手的话，那么，也可助证早在五山时期施顾注本已传入日本。
此外，苏轼的诗文集现存日本的最早版本，即为著名的宋孝宗的《东坡集》刊本，一存内阁文库，一存宫内厅书陵部（均残）。两本何时传入日本已不可考。但阁本在日本传承情况，据附于该书中的市桥长昭作于文化元年(1804)的跋文，知阁本原为京都西禅寺所藏，其后归妙心寺大龙院僧懒庵，大龙院创建于庆长十一年(1606)，而僧懒庵是该院创建时期的主持僧，故推知其十七世纪初在世。宫本则为金泽文库旧藏。大致可以推断，阁本和宫本在室町时代已存于日本，传入的时间当更早。
第二，五山时期虽然王十朋注本盛行于世，但当时对苏轼作品的了解，并非仅限于王十朋集注本，别有两种途径：一是总集。收有苏轼诗文的《精选唐宋千家联珠诗格》（宋于济撰，蔡正孙补）、《古文真宝》（宋黄坚编）等，在五山时期也受推崇，且均有南北朝时期的和刻本，（注：参阅长泽规矩也《书志学考论》第二篇《旧刊本考·镰仓室町期外典的翻刻》，《著作集》第一卷）因此对时人了解苏轼诗文尤其苏文，不无帮助。二为诗话。成书于1372年左右的《太平记》曾抄录苏轼的《春夜》（即“春宵一刻值千金”）。此诗不收于王十朋集注本，只见录于《诗人玉屑》、《诚斋诗话》等诗话（直到明成化四年(1468)吉安府本《东坡集·续集》卷二才收入本集）。而《诗人玉屑》则早在正中元年(1324)即有和刻本，（注：注同(3)）因此，此诗很可能借助了《诗人玉屑》等诗话的媒介，才传入日本，并很快传诵一时，其语句、意象往往被日人采入诗文、谣曲狂言。
第三，五山时期的苏集主要在僧人中流传，五山学僧成了苏诗学的权威。一般世人很少有机会接触到苏轼诗集，除了《春夜》之外，未见有其它被反复称引的苏诗。相反，许多佛理诗、禅意诗却附会成苏轼之作而行世。可见，在日本苏轼与禅林的纽带之牢固远甚于在本国。
在室町时代与江户时代之间的安土桃山时代(1574-1615)，有不少朝鲜活字本、刊本流入。僧人啸岳鼎虎藏有三苏文合选本《苏文正宗》一书。据阿部隆一氏《洞春寺开山啸岳鼎虎禅手泽现存本》记载：“存首一四卷（缺卷一），宋苏洵、苏轼、苏辙撰，朝鲜阙名编。朝鲜[古（十六世纪）]刊。四册”，因该书“与朝鲜的申公济等所编的《韩文正宗》书名相类，所以推想大概是李朝人所编。”阿部氏更进一步推测此书的由来，大概是1592年丰臣秀吉攻打朝鲜（所谓文禄之役），鼎虎随军入朝时获藏的。（注：《阿部隆一遗稿集》二《解题篇一》，汲古书院）
到了江户时代(1603-1867)，由于学术普及，汉籍由中国、朝鲜输入，并经由幕府官刻、诸侯藩刻、民间私刻三个渠道进行翻刻，苏轼作品集的种类远富于前一时期。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江户中期（享保时代1716-1736），由于大儒荻生徂徕、服部南郭等鼓吹明诗、排斥宋诗，影响了一代诗风，“学者逐李（攀龙）王（世贞）之臭，不知李杜之后有坡公者几乎七、八十年矣”。（注：村濑栲亭《苏东坡绝句序》，《苏东坡绝句》文化十四年刊）这七、八十年间，苏轼的作品大受冷落，《胆大小心录》云：“东坡的诗集（刊于明历二年(1656)等者），纸质虽佳，书价只值五、六
（六十分之一两为一），然问津者乏。”（注：转引自中村幸彦《汉籍的传来与和刻·和刻本》，见《日本汉学》，大修馆书店《中国文化论丛》丛书之一）身价一落千丈，自然会影响到翻刻苏集的热情。下面所列江户时期翻刻苏集情况，虽只依据几种主要书目，网漏甚多，但也清楚地显示出十八世纪是苏集翻刻的低潮期。
1.《（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东坡纪年录》一卷，大二十七册。宋苏轼撰，王十朋等注，刘辰翁评，明历二年(1656)，京都上村吉右卫门刊本。
（案：此本甚多。又长泽氏主编《和刻本汉籍文集》收入刊行，得之颇易。）
2.《新刻东坡禅喜集》，九卷，宋苏轼撰，明徐长孺编，元禄二年(1689)，洛阳（指京都）中野伯元刊。
3.《东坡先生诗抄》不分卷，四册，宋苏轼撰，清周之麟柴升选。朝川鼎松井元辅校，文化三年(1806)，台仙西村治右卫门等刊。
4.《东坡先生志林》，宋苏轼撰，文化六年(1809)，息耕堂刊。
5.《苏长公小品》，四卷，四册，明王纳谏评选，日本布川通璞校，弘化三年(1846)，浪华书林河内屋茂兵卫等刊。
6.《苏文忠文抄》二十八卷，宋苏轼撰，茅坤批评，安政五年(1858)，昌平黉刊。
（案：此书又有安政六年本，亦是“昌平学问所”刊本。昌平学问所是德川幕府直属的讲授中国学问的学校。）
7.《苏文忠公诗集择粹》十八卷，《目录》一卷，清查慎行原本，清纪昀评、清赵古农选，平田敬校，文久二年(1862)江户玉山堂浅仓屋久兵卫刊本。
（案：此书另有文久三年(1863)江户山城屋佐兵卫等刊本。）
除了翻刻汉籍苏集外，还出版了一些由日本人整理、评选的本子，如：
1.《东坡文抄》二卷二册，宋苏轼撰，赤松勋篡辑，文化元年(1804)江户山城屋佐兵卫等刊。
2.《苏东坡绝句》四卷，四册，宋苏轼撰，村濑修选、田能村孝宪订，文化十四年(1817)，浪华书铺松根堂刊。
此一类由日人辑选的苏轼作品集，到了明治时期仍方兴未艾，如藤森大雅编《东坡策》（明治三年，1870）、中川升辑《怀宝东坡集二卷》（明治十年，1877）、森川次郎选辑《东坡诗粹》一卷《文粹》三卷（明治十四年，1881）、近藤元粹选评《苏东坡诗醇》六卷（明治四十年，1907）等，虽然明治时期已不属江户时代，但可视为江户后期宋诗风回升的余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