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知识分子形象、职责与价值关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职责论文,形象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不仅仅是当今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也是整个社会的政治观念、文化意识和思维方式的变革，是生活方式和价值关怀的变革。这种变革既给人诱惑又使人困惑。这是社会转型中的诱惑与困惑。这种诱惑与困惑更多的来自于知识分子。因此，转型中知识分子的形象、职责与价值关怀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人人可以感受和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 知识分子的形象
知识有二种，一是作为工具的知识，二是包含价值关怀的知识。前者是确定性的，如科学与技术知识，后者是非确定性、非普遍性的，如人文知识。前者反映客观规律，后者反映人的内心感受与人生体验。与此对应，我们也可以认为有二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即知识型知识分子与思想型知识分子。这种划分不是以从事的职业为标准，而是以一种内在的精神价值关怀为标准的。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并不就是受过高等教育、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仅仅是知识的拥有者与使用者，而是既有知识、又能时刻意识和领悟到那种非实用性的人文知识和思想的人。他具有一种对人文精神和终极价值的强烈而深沉的意识与关怀，必须思考人为何而活？怎样在活？必须思考人为何在世？怎样在世？知识分子仅仅学习和运用那种可以传递的固定知识还不够，他应该有对人的此在之关怀与领悟，应该具有一种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就是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也就是马克思本人自始至终所坚持的原则。它是人类走向文明、防止毁灭的一种内在动力和机制。只有具有这种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才可能具有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学术理想、人生理想；才可能提供新的价值准则，稳定人心，平息大众那种浮躁心情和急功近利的生存冲动与内在骚动；才可能冷静地反思道德行为规范、价值观念与社会理想。也就是说，具有真正的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为人生提供意义的说法和参照，同时也真诚地裸露自己的心灵。在裸露中净化，在反思中超越。他甚至不是出于使命感的有意教化，而是因为裸露和净化后的人格力量和言谈的本真价值所具有的心灵沟通、交融和共鸣而形成自己的独特形象。
以学术（知识）研究为目标的知识分子和以思想（内在真理与价值）探求为人生本身和必然走向的知识分子，二者之差别在于前者把知识的价值放在生命的意义和生存方式之上，试图发现一种外在于人的客观规律，以为真理在自身之外；而后者则把生命的体验和生存的处境融入自己的思想和价值选择及行为方式中，在个体的真实性中来寻求对历史与现实的理解。也可以说前者是学者型的，后者是思想型的，二种类型在大多数知识分子身上兼而有之。
思想家当然是知识的聚大成者。他可以选择知识或者说某一门学术研究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追求，但却超出知识和学术研究所能达到的那种内心境界和人性完美。他不是某种传统价值、大众理想和神圣之物的守护者与注释者，而是生命价值、存在意义的发现者与实践者。他天生具有一种对生命的惊讶、敏感和对世俗功利价值的怀疑与否定。他虽食人间烟火，但又不沉溺于酒色财气。哪怕神圣之物一再被渎亵和践踏，他仍然以绝对的自信和无碍的智慧与勇气去寻找；哪怕他身无分文，衣衫褴褛，但他内心深处依然充满了宁静的喜悦；哪怕他遭受毁谤，面临绝境，也能有无限的宽容与忍耐；哪怕他处于社会的最低层，也仍然有亲切高雅的气质与风度，他不会为权力和利益而牺牲自己内心中固守的准则。
这既可以说是对苏格拉底的一种写照，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形象的一种楷模。人的言行体现人的形象。知识分子的形象更多的是在言中体现，言是内心世界的反映。尤其是思想型的人文知识分子，他的言论就是他在我们心中的形象。
有人把知识分子视为社会精英。但长期以来已很难感受到精英的形象，很难从他们的语言中得到信念与力量。如果我们不把责任推向他人，就必须反思自身的角色意识。我们为什么说不出属于自己独特体验与领悟的语言？为什么形象苍白？
知识分子之“言”的教化作用，超出一般大众的日常言语。不仅要慎言，更要慎义。言要载道，行要证道。这个道之义就是真理、准则、终极的价值关怀，就是内在智慧。
自然知识的规律性和真理性，从本体论意义说与人类行为实践和价值选择没有直接联系。但人文知识的真理性则直接关系到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选择。因此，人文之道不是一种脱离实践的纯粹知识，而是融入生命与心灵的内在智慧，是人的那种不受他人观念和说教影响的自性，是原初的本真。他不受影响却又最能倾听他人由自性而发的智慧之声，是自性的智慧了悟了人的此在。
人的此在是言，也是行。
言也是思。当思变为言，言又化为文字与话语时，形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是言者内心世界的敞开。这种敞开是言者的一种形象。知识分子之言应该表达和传递出人文之道，而他的行为也应该是对这个道的实践。但是言与行的分离却损害了言之权威与力量。也使自身的形象变得苍白。形象的苍白也就是话语的苍白，品格的苍白，也就是学术的苍白、哲学的苍白。
形象的苍白一是言不载道，二是言不由衷，三是即使言中含道，但行又不践言。言不载道是由自身求道之真诚、努力、方法、师从、机遇、天赋、气质、环境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言不载道，但自以为是，又由于权威的虚假性使一些不求究竟的倾听者和阅读者误以为是，信以为真，严重的危害了真理的探求与传播。
我说言不由衷，是指口里的信念与内心的信念相分离，甚至有意地掩饰。在不同人面前说不同的话，还认为这是一种正确的方法，或者说已无什么坚定的内心信念了。神圣的理想在一而再、再而三的政治运动与“文化革命”中已成为泡影。那种神圣理想也因为还不是终极的，没有自己的体验和艰苦思索而是靠灌输或者是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产生和接受的，因而经不起世俗功名的冲击，这种现象和后果已经显现并将在未来社会中继续显现。
转型中知识分子堕落的痞子化倾向，也是丧失内心信仰和终极价值关怀之后的世俗化、功利化倾向。至于行不践言，恐怕是人人都有的毛病。知识分子不能原谅自己的是一方面口口声声仁义道德，教化别人要慈悲善良、光明磊落，但在生活中却自食其言。劝人要公正无私，但自己却又贪心难改，见风使舵。知识分子由于有知识，更易找到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实际上一个人越有知识，越容易在任何事情上都显得有道理，有见识，越容易自以为是。
知识分子的良知是对真理的真诚与虔敬。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彻底的超越世俗功利与价值的，也只有以这种态度去言道（真理），生命本身的价值才会体现出来，其外在的人格形象才会有感染力。知识分子的形象，不是他的面孔和装饰，而是他的心灵的至善至美，是他的言行的至真至诚，是他的行动扫除了手段与目的的矛盾的自然，是他言与行的合一。
二 知识分子的职责
讲到职责，一是对他人负责，二是对自己负责。
他人即社会。社会的抽象性淡化了人的职责意识。当他人成为具体的他人时，又多少是对职责的强化与明确。来自自我意识的职责是那种不需要外在压力的内在动力，除了使命感外，还有一种不得不这样的内在心态。具有终极价值关怀的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这样的心态和生存状态的职责意识，这个职责不是一个确定任务，而是栖居于一种内在化的精神家园中。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家园，知识分子的特殊形象以及与大众的差别就会消失。这个精神家园，体现在哲人的思想中，体现在诗人、作家和画家的作品中，体现在音乐家的旋律中，体现在圣人的言行中，也是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用不同的语言和符号共同建造和表达出来的。
对建造精神家园的知识分子来说，不必去履行政治家和行政领导的职责。民众的温饱和经济建设这个物质世界的问题，不能由哲学家、诗人等有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直接参与和负责。哲学家、诗人、作家可以直观温饱和建设现象而思考国家、社会与个人，但如何直观、如何思考、如何表达则是他的自由。正是这种自由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精神世界，给公共世界不断提供价值参照和精神食粮。真正的哲人也是真正的诗人，是苦难的发现者，是创伤的抚慰者，最多也只是世界的解释者，而不是现实世界的直接改造者。这也不是说，知识分子就只能关在书斋里，而是说不在书斋里的知识分子能是知识分子吗？在书斋里也就是说在自己独立的精神王国里，在思想中，在对自身和他人、对人类命运的关注中。他不是一个百万富翁的梦想者，而是一个从苏格拉底到康德到马克思到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等所提出的问题的思索者，是能发现真理和提出问题的人。他的生命是他的思索，他的形象就是他思索的内容和表达的话语以及由此体现的终极价值关怀，而他的职责就是不断地创造出人类不朽的精神文化。
知识分子是精神文化的创造者。精神文化的作用主要在于对人的心灵的一种熏陶与启迪。它激起人对真、善、美，对崇高、对超越的追求与向往，是对人“此在”之揭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和思想力度与大众没有区别，知识分子就失去了自身的精英形象。总认为自身比大众优越，是知识分子的一个毛病，池田大作认为知识分子有区别于大众的心理倾向，自认为大众无知，这种倾向是一种高傲的毛病。
人生的境界实际上是一个与知识无关的问题。而思想的力度在于对人生和知识的深刻领悟与阐述。思想在语言中。思想家的思想是那种震撼人心的话语。思想家的话语虽不会像原子弹爆炸那样惊天动地，但对有共同关怀的人来说，当他理解了这些话语达到共鸣时，在心灵深处无不受到那种原子弹式的震撼，甚至于影响自己一生的思想观念与思维方式。心灵的震撼是人性的觉醒，而大地的震撼则是人性的毁灭。大地的震撼（如长崎、广岛原子弹爆炸）只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的意义是需要思想家或者说有思想家关怀的人来阐述和诠释的。
诠释就是意识到事实的某种价值，说出某种日常思维想象不到的意义和影响。对只接受事实、只谈论事实真假的民族，是一个不需要诠释或不听诠释或只听某一个人诠释或听不懂诠释的民族，是一个还不能避免相同事实、还没有去寻找苦难根源的民族。这种诠释和寻找是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思想型知识分子的职责。但所有的知识分子应该是最先倾听这种诠释和意识到这种诠释的价值的人。在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是精神文化或者说是真理和价值的发现者、创造者和传播者，是社会的精英。
当知识分子不能关注和倾听这种人性的光辉所映照下的声音时，知识分子与未受较高教育的大众的区别消失了。精神文化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深度、道德责任、审美态度和人生价值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思想和作品是个人的产物，但它们被群体所认同为文化而进入公共世界，既然在公共世界中，就必然会被评论和评价。如果能倾听那些真正的精英的评论，一种健康的更高品质的精神营养会丰富人们的内心世界，克服平庸与堕落。
谈到职责，并不是要知识分子固守一种职业。我们应理解“此在”的现实处境，但不是说放弃职责。在海德格尔那里，人的“此在”是在世界中，有不甘于现世的固定的存在状态，要积极筹划自己的未来和生存的可能性的意思。
时代的转型为知识分子筹划自己生存的可能性提供了外部条件。从从政热到出国热到经商热，都是知识分子为自己的人生谋划寻找到的现实出路。一方面反映了知识分子不安于书斋，另一方面也表明社会的发展变化需要有知识的人才，同时又表明知识分子的苦闷：在金钱的砝码上，知识却急剧贬值，知识分子仍然被政治、金钱、权力所操纵。
几十年的政治改造，知识分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灵与肉的“洗澡”。住牛棚当臭老九还不算什么，激进的理想和近乎狂热的忠诚所展开的那种“批斗”，一个接一个的“左”的政治运动，使一些知识分子已灵不安神，不敢表达自己的思想，甚至不断地把这种谨慎与胆怯传授给子女。这种后果是一代一代的人都蒙受着心灵的压抑而逃避对真理的探求、对正义的呼喊、对良知的真诚。如果自杀是一种避难所，那自欺则是精神的麻木与痴呆。转型中知识分子的出国和“下海”，改换与思想文化无关的职业，在某种程度上有对这种政治运动中精神蹂躏的一种逃避。但知识分子对权力的崇拜与迷失也仍然体现不出同世俗大众的差别。由于知识分子仍然接受国家工资，物质生活仍不是很丰裕，不能凭自身的知识和能力获得收入，自然是一种委屈。技术型知识分子虽然已开始有了多个饭碗，但人文型知识分子依然如故。当人文知识分子也把人文知识向实用转向时，实用哲学取代了思辨哲学，媚俗小说取代了高雅艺术，流行歌曲取代了交响音乐，一个民族已不只是道德的“滑坡”，也失去了对理想的热情向往与追求。当上帝与龙相提并论而被拒绝思考，或者要有特异功能才能思考时，一个抽象思维能力本来不太强的民族，在世界文化面前仍然没有培养出强健的消化功能和吸收功能。
这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一种失职，也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对个人而言，我们无权指责他的人生选择，但对人生选择的倾向而言，我们应该表示自己的关怀。当参政议政再也激发不了知识分子的天真热情，当股票钞票的海洋再也没有吸引力，当国内也有了博士、博士后这种镀金的途径时，留在书斋里的知识分子应作什么？能作什么？这既是一个个人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作为个人的问题，他应该用不懈的勤奋和热情在他热爱的领域里默默地耕耘，作为社会问题，指社会应该为其提供必要的生长土壤：自由开明的政治环境，轻松和谐的人际关系和正常密切的思想交流。
三 知识分子的价值关怀
价值问题只有落实到具体的选择中才不至于抽象。这也表明它不是一个可以思辨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
“对价值进行思考，就是对生活的某一实践领域进行考虑。 ”〔1〕选一项职业，干一件事值不值得，是价值观念的体现。隐藏在价值准则之后的是人的需要，而需要则是随一个人的文化教养、经历感受、处境与人生目的等因素而决定的。人的需要并无第一、第二之分。一个肌肠辘辘的艺人在街头卖艺，可能是为赚碗饭吃，但对贝多芬来说，那些不朽之作又有多少是在填饱了肚子之后作的？凡高不也是一生都未解决温饱吗？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人们首先要解决衣食住行才能进行物质生产与精神文化生产）的正确性是在对群体而言的社会学含义上，而不是在对个体而言的艺术与精神的发生学含义上。
因此，一个想先“下海”再来进行艺术创作与哲学、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好象是在讲述一个美丽的童话一样。在这里，不可能以一个需要代替另一个需要。只有影响你当下行动的才是需要。
知识分子是有意识地不断反省人们的行动和力求提供价值观念影响人们行动的人。行动反映了需要和价值。只有通过行动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而行动又不是纯粹的某种操作，而是一种包含着反思的实践。
当我们苦苦追求着某种成功时，也许我们并不能满足，因为新的需要又激励着我们，过去的价值消失了，被新追求的价值所代替。因此，对一个价值不变的事物的追求，就是对一种终极价值的追求。这个终极的价值是永恒的价值，超越的价值，是与世俗价值相对立的价值，是人的最终、最高目的。
有人以万人仰慕和赞叹为人生最大满足，而有人则以默默无闻只求了解人生与宇宙的一切奥秘为最大满足，追求“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2〕。”前者以万人知我为价值， 后者以我之智慧与解脱为价值。前者是一种世俗价值，后者则是一种超越价值。天道就是一种超越价值。世俗价值来自世俗的需要，任何世俗的需要仅仅是满足人生存的需要，都不是终极的需要。终极的需要是那种内心中默默超越现实和当下的需要，是那种想把握自己命运的需要，那种摆脱生从何来、死往何去的需要，是摆脱恐惧、苦闷、无聊、恶心的需要，如此等等的需要都不是物质享受的需要。物质享受如果没有内心中崇高的精神追求，谁又敢保证自己会越来越高尚、完美？至少，他还是处在马克思所批判的物化上，而没有走向彻底地扬弃物化和获得人的全面的自由与解放。
打开国门之后，我们羡慕西方的物质文明，但这还只是用肉体去认识西方。那些探讨精神的价值的知识分子看到的是一个文化文明背景下的物质文明，是站在东方传统文化土壤里所观照的西方文明。他更能反思二者的得失，而决不会只受到一种感官刺激而进一步提高享乐欲望。相反，他由此看到了西方文明之中的价值关怀而受到启示。
对终极价值的关怀，也就是对超越价值的关怀。超越的终极价值是那些在世俗价值上得不到或不想得到安慰与满足的人才寻求的，是靠想象和信仰而产生的价值。知识分子应该是最具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人。他不仅不断地反思终极价值，而且不断的为人们提供终极的价值信仰，他对终极价值的关怀是在自己的思想、行动与实践中完成和实现的。也可以说，本文是想带着终极价值关怀站在一种超越的角度来言谈知识分子的形象、职责与价值关怀的。但对于这样一个主题，只有当所有知识分子都来言谈时，才会成为对自身的反省而深入人心。
注释：
〔1〕〔美〕菲力浦·劳顿：《生存的哲学》，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老子：《道德经》，见《道德经百喻经俗译》，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