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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0)07-0035-07
在西方，公共性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其源头往往被追溯至古希腊的城邦生活。在中国，公共性则是一个引入性话题。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全球化、现代化的力量让我们开始面临愈加复杂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冲突；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生活也在市场化、现代化的过程中被重构，物质利益、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多元化格局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个体之间的差异，群体之间的分歧，个人、群体与国家、社会之间矛盾和冲突日益凸显。寻求世界范围内的差异性共在，实现一国范围内的和谐社会生活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为现实的问题，公共性则是这一时代问题的核心。那么，公共性研究在中国是如何展开的？应该如何看待国内的公共性研究现状？如何进一步推进公共性问题研究并使其更好地关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解答？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对国内公共性问题研究加以述评。
一
从总体发展趋势而言，公共性问题在中国并未首先作为哲学问题被关注，而是在最接近社会现实问题的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内首先引起重视并引起热烈讨论，再逐渐进入教育、文学、艺术领域内，最后才上升为哲学问题。
20世纪80年代，西方兴起了一场政府改革运动，目的在于调整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关系，从而使政府更有效地为社会发展服务。虽然中国与西方的现实境况千差万别，但从某种意义上需要处理同样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历了复杂的社会调整，国家和政府都出现了许多不适应的方面，国家和政府应如何界定和行使自身的职能，并解决机构庞杂、效率低下、贪污腐败等问题，从而更有效地管理国家、促进社会和谐与发展成为最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政治学领域内的学者把这些问题归结为“公共”问题。因此，中国学术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兴起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的学科建设。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厄尔·威尔逊、尼古拉斯·亨利、特里·库珀等西方著名学者的著作先后被翻译成中文出版。随着这些著作的引进，“公共性”概念首先借助西方公共行政学、公共管理学走进了中国人的视野。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组织编写了公共行政学、公共管理学、公共关系学的教材，竺乾威、张成福、齐明山、孙柏瑛、王乐夫、俞可平、张康之等一批学者的相关著作和文章也相继出版或发表。在这些学科的视野中，公共性被认为是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的本质特征，国家和政府应按照社会的共同利益和人民的意志行事，从保证公民利益而不是私人利益这一基本点出发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公共性意味着公共权力的运用中政府工作人员应以人民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应具有民主、公正、公平、合法的公共精神；公共性还意味着政府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一切公共权力行为都公开，公民以监督和批判的方式参与公共事务。①
此外，“公共性”概念还被引入经济学、教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中，在这些领域中，“公共性”的含义主要是公开性、公益性、共同性等，没有超出甚至低于政治学的理解。应该说，这些具体学科领域内的公共性研究当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对公共性研究的推进也富有启示意义，如公共性与私人性的关系、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等公共性问题域中的一般性问题被提了出来。但在这些领域内公共性的意义常常仅限于字面意思，在概念含义最为丰富的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等领域中则无批判地接受以契约论为前提的“公共性”概念。“国家和政府的公共性从何而来”这一“公共性”的前提追问在契约论的解释中只能追溯至抽象的人性假设前提，如果停留在这一层次，公共性研究就是看似繁华却不得要领。在政治学领域中已有学者意识到仅在政治学领域内并不能真正解答公共性问题，“当代公共问题的复杂性，使得任何一个单一学科的知识与理论实不足以解决公共问题，多元科学的研究途径符合复杂世界的本质。”②公共性问题体现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以不同的方式反映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当中。但是，这些学科领域内的“公共性”不过是更高的“元公共性”的某一方面和某一层次而已，因此，要真正解释这些问题除了需要跨学科的研究模式，更为紧要的是必须回到人的存在方式本身，以一种总体性的视野解释公共性的普遍问题，只有哲学才能达到这样的高度。
从20世纪末开始，万俊人、任平、张铭、王南湜、何怀宏、郭湛、袁祖社等学者就先后明确提出了构建公共哲学的主张。归纳起来有三个观点：(1)文化多元化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全球化的公共空间已形成，公共哲学的主题是公共理性及其运用，其话语涵盖社会基本结构（政治、经济体制、文化观念形态等）、社会生活和公共事务等各个方面，作为对公共生活智慧追求的公共哲学正是顺应了当代中国发生的时代变化，因此要建立基于公共生活事实的自下而上的公共哲学模式。③(2)在一体化与多元化并存的新全球化时代的主题就是交往、文化与公共性，要解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公共哲学，交往实践观应成为公共哲学的基本范式与视界。④(3)在新的世纪，哲学的关注对象和表达方式应该相应发生变化，未来的哲学应该主要关注公共领域、面向公众，哲学的表述也应运用公众语言使公众易于掌握和接受。⑤
在哲学领域关注公共性问题之初，学界对公共哲学的理解尚存在较大差异，及至现在，公共哲学的面貌也尚未见清晰，更谈不上完整的公共哲学体系。有学者指出，“就当前的研究水平和层次而言，尚处在初级的提出问题、寻索主题话语、明确问题意识、划定言说论域、确定叙述立场等阶段，尚未形成公共哲学研究应有的学科范畴、模式和辐射效应。”⑥但必须承认，构建公共哲学是基于中国社会的时代特征的理性判断而做出的设想。事实上，这种世纪之末的呼吁在新世纪得到了更多的回应，公共、公共性、公共领域、公共理性、公共文化、公共价值等话语得到了凸显，公共哲学的问题走向了更深入的探讨，新世纪公共哲学的倡导者们认为，构建着眼于多元共在、以和谐共生作为追求的公共哲学可以看做是新世纪中国哲学寻求突破性发展的努力，也是实现与世界文化有效对话与交流的契机与生长点。
二
作为一个引入性并且具有强烈实践指向的话题，公共性研究在我国推进的典型路径是从对西方学者公共性理论的引介与研究、概念界定等基础性工作开始，走向对公共性概念的中国适用性问题考察，进而对当代中国公共生活进行反思与批判。
卢梭、康德、阿伦特、哈贝马斯、罗尔斯等西方思想家的公共性思想都受到了中国学者的重视，其中对阿伦特和哈贝马斯的相关著作的引介和研究是最重要的成果。曹卫东等翻译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邓正来等主编的《国家与市民社会》、汪晖、陈燕谷主编的《文化与公共性》、竺乾威翻译的《人的条件》等关于公共性的著作先后出版，从而为我国学者研究公共领域、公共性奠定了基础。另有一批研究者发表了大量论文对阿伦特、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性、公共领域概念进行了澄清，对他们的公共性思想进行了梳理、评价与对比。最早如朱士群在1994年就发表《公共领域的兴衰——阿伦特政治哲学思想评述》一文，对阿伦特的公共性思想进行了介绍，并指出“公共领域”的兴衰是牵动阿伦特全部作品的主线，她的目的即揭示政治的公共性本质。⑦汪晖则发表了《公共领域》一文专门对公共领域一词进行意义梳理。刘建成对哈贝马斯的公共性概念、公共性概念的转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哈贝马斯的公共性概念不仅意味着公开与对公众开放，更为重要的含义是以公众舆论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批判活动。作为政治制度的组织原则，公共性具有理性的标准，是资产阶级法律的合法性来源，但是随着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公共性也发生了从批判到整合的变化。⑧
以引介和概念梳理为基础，公共性问题迈出了“中国化”的第一步，即对公共性概念中国适用性问题的讨论，这一讨论又进一步深入到对中国公共生活的反思与批判。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景天魁在致函请教哈贝马斯的问题中，除了希望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特征及其与交往理论的关系做解释以外，还问及是否可以用公共领域这一概念来分析和批判中国社会。⑨针对中国有没有形成自己的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及公共性概念是否适用于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与批判有两种相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公共领域只是西方语境下的特殊概念，中国从来没有明确划分公域与私域，中国不存在公共领域的历史传统和土壤，因此公共领域并不适合用来分析中国的社会和发展道路，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以曹卫东等为代表。另一种观点恰好相反，他们经过社会历史考察，认为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形成形式与西方完全相同的公共领域，但并不能否认中国历史上存在着公共领域式的公共空间，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就形成了以商会、学社、报刊为阵地的中国的公共领域形式。⑩持这种观点的有许纪霖、邓正来、廖申白等人。后一种观点显然是主流，在利用这一概念对当代中国现实公共生活进行的批判性考察中，许纪霖发现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也出现了一个公共的文化空间，由若干公共杂志组成舆论空间，形成了若干著名的知识分子群体，拥有数千万知识公众作为基础，形成了一个公共讨论话题、共同知识背景和密切交往网络的统一文化场域，这就是类似于哈贝马斯所描绘的公共领域。不过，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出现了公共文化空间萎缩、消费文化市场扩张的趋势，中国的公共生活出现了严肃的、批判的公共空间的消亡，虚假的公共生活的繁荣。(11)袁祖社则从文化的角度反思了中国的公共生活，他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缺乏公共性信念，处在现代化与市场经济进程中的当代中国社会正面临文化伦理与价值观上的不自足，无法提供社会“公共价值”的产生空间、不能培育出现代“公民社会”所需要的合作精神与“公共责任”感。公共性作为一种文化合理性理想，同时更是一种合主体性、合目的性的价值生存信念，应以一种文化意义来引导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与公共生活。(12)
中国的公共性问题研究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实践指向，公共性问题的出发点与归宿就是要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概念的引介、有无之争不过是中国公共性问题研究的序曲，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公共性问题，深入分析并解决中国问题才是最终的理论指向。因此，公共性问题应该放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背景中去考察，深刻分析中国问题才是公共性问题研究的发展方向。在我们看来，中国知识界虽然已经总体上把握了这一理论指向，也有学者对此付出了不少努力，但总体而言，对“中国公共性问题”的分析还不够深入，在成果上表现为仍以研究西方学者的公共性思想居多，即便将“中国问题”纳入研究之中也容易停留在一种相对西方化的对比研究，没有真正形成针对中国问题的公共性理论，因而对促进现实问题的解答所起的作用仍显不够。
三
中国的公共性问题研究以对公民社会、公民观、公共知识分子等问题的讨论为背景而逐步展开，并走向公共性的来源、内涵及其样态或层次、公共性危机、公共性的建构等问题的讨论。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发展至一个新的阶段，在重新思考和定位国家和社会的现实需求中，公民社会／市民社会理论因与中国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相符合而被广泛关注。一批著名学者参与并持续关注这一问题的讨论，1992年邓正来、景跃进发表《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中国社会科学》香港版）；《哲学研究》（1990年第1、5期）、《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6期）、《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等刊物都进行了专题式的讨论。公民社会／市民社会讨论的核心就是在国家与社会分离的趋势已形成的基础上，如何促进多元利益的正常表达，从而形成多元利益主体间、国家与个体、社会的良性互动的问题。现代公民的公共生活与日常生活（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合理划界、公民个体的公民身份与私人身份的辩证统一等问题作为其中的重要方面被加以重视，事实上，有不少学者从公民社会的问题自觉转向了对公共性的直接讨论。
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从80年代呼吁“自由”转向在市场化中对“公共性丧失”的自我反思。这种反思表现出了强烈的忧患意识：(1)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就在于利用其专业知识在公共媒体或论坛上就社会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分析和评论，把自己的专业知识予以大众化并能获得一定社会关注。(13)(2)由于受国家体制和文化商业化外部环境的制约，以及知识分子反思后的自觉选择，后现代话语和学科专业化成为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主流现象，至20世纪90年代末，知识分子公共性的丧失成为不争的事实。(14)(3)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传统儒家的“天下”思想的影响，由于受到技术理性的制约、财富和权力集团的控制，知识分子的公共性确实越来越弱，但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公共性的丧失并不是因为专业化，不能将专业化与公共性简单对立，应区别对待不同学科领域内的知识分子。(15)
无论是知识界对公民社会的讨论，还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归根结底是对一种和谐的、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相对协调的公共生活的追求，这必然要走向对公共性的深入思考，因而一些学者逐渐将这些讨论聚焦于公共性的来源、内涵及其样态、公共性的现代危机、公共性的建构等更为根本的问题上。
第一，可以从系统论和生成论两种路径来探讨公共性的原始发生：从系统论视野来看，由于人的片面性和非自足性，人必须以共同协作的方式进行生产实践，在交换、交往的过程中人们产生共同感、确立主体间性，并构建我们的生活世界；从生成论的视野来看，公共性则表现为通过共同目的、借助共同感所产生的原则上为人们共同享用的物品，即“合作剩余”。“合作剩余”是公共性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人的丰富性、全面性和多样性的重要标志，在样式上表现为公共实体和物品，它的历史展开主要有机械和有机两种方式。公共活动构成公共性的社会基础；公共理性是公共性得以发生的主体性条件；公共价值是公共性的本质。(16)
第二，公共性问题的实质是人们的公共生活如何可能的问题，当代的公共生活极其复杂，与之相对，公共性必然是多层面的。当今公共性主要表现为四个典型层面：民族—国家内部的公共性层面、民族—国家之间的公共性层面、跨越国家界限的个体之间的公共性层面、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公共性层面。(17)
第三，公共性问题产生于个体与他人之间的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公共事务，公共性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属性与要求。公共性在人们共在于世的过程中会呈现出不同的样态(18)，而随着国家、政府由消极转向积极，国家、政府公共性受到了自利性的侵蚀，其公共性的真实性出现了危机，要重建当代公共性就应把公共性不仅看做是一种道德要求和法律责任，更应成为公共职业精神与信念。(19)
第四，公共性问题在各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这是因为公共性危机本身是多方面的，表现为生态公共性危机、知识公共性危机、文化公共性危机、社会公共性危机的重叠，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表现为文化自身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危机。公共性问题不仅限于民族国家内部，而是存在于世界范围以内，随着世界交往的形成，“世界公民时代”已经来临，与之相适应的是建立公共性社会，倡导“新公民文化”。(20)
对于公民社会的讨论、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与公共性问题的展开是相辅相成的，从公民社会、知识分子的讨论必然走向对公共性的关注，而对公共性一些根本性问题的深入探讨则对公民社会建设、知识分子的自我重新定位具有启示作用。应该说，中国学术界基于中国境况对这些公共性的基本问题的讨论取得了一些成果。不过，一方面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由于公共性是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难以描述，并且与其他如共在性、社会性、共同性等概念紧密相关又互相有别，因此进一步辨析公共性及其他相关概念的内涵，使公共性的真实涵义得以完整显现仍十分重要；另一方面公共性作为一个历史性存在，其内涵、样态都发生了“结构性转型”，当代公共性尤其是当代中国的公共性及其危机都是极具历史性和复杂性的问题，如何从中理出层次并为重建公共性提出建议就必须在这些问题上进一步深入挖掘。
四
近年来，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的公共性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新的生长点。长久以来，公共性问题研究主要以哈贝马斯、阿伦特、罗尔斯等人的思想作为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并没有引起重视。但是，一些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一旦进入公共性的问题领域，就发现虽然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直接讨论公共性问题，但在公共性问题上马克思的不少思想具有启发性的内容，因而有必要对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进行深入挖掘。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提出应把公共性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问题，呼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
首先，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主要发生在主体及其活动的领域，包括主体性质（前主体性—主体性—主体间性—共同主体性）和活动性质（群体性—个体性—互动性—公共性）两个系列，由于两个系列是互相规定的，因此不难看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性的范式转换是：前主体性—主体性—主体间性—公共（共同主体）性，公共性作为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中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问题，理应成为当代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焦点。(21)
其次，马克思对传统的理解与批判世界方式的变革在于他是立足于“公共实践”，凸显了实践的公共品性，强调通过“公共实践”来实现人类的自我造就，在对异化的人类活动的超越的基础上追求新的实践理性，建立人与人关系维度上的个性自由、人与社会关系上平等主体间交流理性基础上的公共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维度上的生态公正的共产主义社会。在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中含有明显的实践的公共理性的价值预设，对公共性问题的本质的研究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有之义。澄明新全球化时代人类合理性生存与实践基础上的公共性思维、立场和理想信念，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变革的内核。(22)
再次，马克思的历史科学蕴含着公共性意蕴，人们共在于世本身就表明一种对公共生活的需要；马克思对个人利益、普遍利益、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论述事实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公共领域问题；马克思在对政治国家批判的基础上对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进行了批判；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是公共性的理想旨归；对现存矛盾的公共性批判是最大程度协调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促进现实问题的公共性解答的途径。由于马克思立足于社会化的人类，因此揭示马克思思想中的公共性意蕴能使公共性在更宽广、更深刻的层次展现出来，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公共性理应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心。(23)
最后，马克思的思想作为一种改变世界的新世界观具有公共性品格，其主题性话语就是立足于公共性的视角，把个体的生活和实践提升到公共生活和实践的高度来探讨，其对传统理论的现实基础的深刻批判就是对公共性异化的批判，马克思“改变世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就是为人类描述了一个公共理想世界。马克思社会关系与交往理论、实践观、“现实的个人”、历史与时间观、社会观及其共产主义社会理想都深含公共性旨趣。同时，公共性是人类在当代社会实践中凸显出来的重要课题之一，应当把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提高到公共性这一新视域中，拓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理解。(24)
致力于从马克思的思想中挖掘公共性意蕴、从马克思思想中寻找解决当代公共性问题的启示，这种对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挖掘无疑有利于推进公共性理论的丰富与发展；把公共性作为核心问题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下，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公共性范式转变，则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未来发展提供了一个新领域、新视角和新模式。这样一种努力在近年来刚刚开始并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虽然由于与以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路径相异而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拒斥，但是这种努力显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支持，各种关于公共性的学术研讨会、报纸杂志上以公共性为主题的讨论越来越多，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的公共性研究必将成为公共性研究中的重要方面。
五
公共性研究在过去十几年确实取得了不少成果，作为一个无疑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的新课题，公共性必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公共性问题在中国展开的路径及其研究现状看来，要进一步深入推进公共性研究可能有赖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
一是从哲学的高度对公共性进行学术定位，赋予公共性更为普遍的意义，继续挖掘其深刻的哲学内涵，为具体学科的公共性讨论提供前提性批判。即便是现在，公共性在其他领域中的研究相比哲学要繁荣许多，甚至是某些学科的核心概念。在公共性没有直接进入哲学的视野这一问题上，我们当然不能指责学者们的“短视”，而必须认识到这是因为公共性问题在现代社会中表现为国家和政府的公共性，并突出地表现为公共行政问题。一旦我们认识到公共性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多领域交叉、需要整体性视野去关注、许多根本性问题尚未得以完全澄明的问题时，就必须推动从哲学的高度对公共性问题进行定位，解决公共性问题域内一些最为一般的问题，对公共性问题进行前提性批判。当然，公共性问题在哲学领域内有越来越热的趋势，受到了越来越多承认，公共哲学被认为是中国哲学未来发展的可能形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有不少研究者对公共性的理解有简单化的趋势，甚至是停留在政治学的层次上，公共哲学在一些著作中还成为简单的公共行政学、公共管理学的综合体，这样的研究不仅不能为具体学科的研究提供前提性批判，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倒退。真正从哲学的高度上把握公共性问题就需要超越具体学科的视角去挖掘公共性问题中最为根本性、普遍性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实现对现实的关照，并实现与具体学科中的研究互动。
二是将公共性作为一种视野、方法、思维方式观照当今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促进一系列问题的解答。公共性问题在中国的提出本身是解答现实问题的需要，公共性研究的根本就是要指向现实问题的解决。因此，除了从理论上厘清公共性的根本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将公共性作为一种新的视野、方法和思维方式。公共性作为一种视野、方法和思维方式使人们不丧失其主体性的同时正视他者的共在；抛弃先验的同一性的同时也避免陷入相对主义；正视差异与冲突的存在的同时追求一种理性同一。这种理性同一性的达成要求在平等、理性的交往与对话中关注共同的对象，并在对话与批判的过程中历史性地达成一些必要的共识。事实上，无论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与他人的共处中、人们的政治公共生活中、民族国家间的交往中，这样一种姿态与思维方式都有可能促进现实问题的历史性解答。
三是探讨公共性与唯物史观的关系，在挖掘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的基础上，凸显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独特性、科学性。唯物主义视野下的公共性研究在近年来已经起步，这种研究为公共性理论的丰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时代的发展都提供了新的方向。不过，在推进这一研究的发展上，不能仅仅停留在从马克思的只言片语中去寻找其公共性思想，因为在我们看来，除非过分纠缠于词句而忽略思想的实质，那么马克思具有公共性思想是不言而喻的。因此，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公共性与唯物史观的关系问题，即唯物史观与西方公共性思想有何内在联系、公共性思想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公共性思想在马克思思想体系内部的逻辑展开、唯物史观的公共性本性等问题；另外，要注意挖掘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独特性和科学性，即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何以区分并超越哈贝马斯、阿伦特等人。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以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去丰富和发展公共性理论，并且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
注释：
①王乐夫、陈干金：《公共性：公共管理研究的基础与核心》，《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②张成福：《变革时代的中国公共行政学：发展与展望》，《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9期。
③万俊人：《公共哲学的空间》，《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
④任平：《新全球化时代与21世纪公共哲学》，《江海学刊》1999年第3期。
⑤郭湛：《公共领域的哲学：新的生长点》，《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⑥袁祖社：《“公共哲学”与当代中国的公共性社会实践》，《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⑦朱士群：《公共领域的兴衰——阿伦特政治哲学思想评述》，《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⑧刘建成：《哈贝马斯公共性概念探析——从批判到整合》，《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8期。
⑨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问答》，《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
⑩许纪霖：《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原初形态及其演变》，见《“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九届中国社会史年会论文集》，2002，第197-205页。
(11)(14)许纪霖：《从特殊走向普遍——专业化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可能》，《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第28-67页；第28-67页。
(12)袁祖社：《文化“公共性”的视野与个体生存意义根基之探寻》，《人文杂志》2004年第5期；《公共性的价值信念及其文化理想》，《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公共性”文化观念的危机与社会公正信念的伦理价值诉求——“构成性共同体”的理想与“生成性公正”的实践逻辑》，《第14次中韩伦理学讨论会论文集》，2006，第151-159页。
(13)朱苏力：《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天涯》2004年第5期。
(15)陈来：《儒家思想传统与公共知识分子——兼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与专业性》，《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第8-27页。
(16)晏辉：《论公共性的原始发生》，《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4期；《公共性问题的哲学前提批判》，《江海学刊》2008年第4期。
(17)沈湘平：《论公共性的四个典型层面》，《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4期。
(18)郭湛、王维国：《公共性的样态与内涵》，《哲学研究》2009年第8期。
(19)郭湛、王维国：《公共性论纲》，《兰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20)袁祖社：《全球化时代类群本位的公共生活理念与新“公民文化”及其价值观》，《哲学研究》2005年第8期；《公共性的价值信念及其文化理想》，《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21)郭湛：《从主体性到公共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走向》，《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22)袁祖社：《公共性实践的逻辑与人类自我造就和自为拥有的意义结构——现实个人的自主活动与马克思社群共同体的理想》，《河北学刊》2007年第3期；《公共性真实：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换的基点》，《河北学刊》2008年第4期；《实践的“公共理性”观及其“公共性”的文化—价值追求——马克思新哲学观的精神实质及其人文意蕴》，《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2期。
(23)沈湘平：《个人利益、普遍利益与公共性批判》，《哲学研究》2008年第10期；《历史性转折与公共性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域转换》，《哲学动态》2008年第6期。
(24)贾英健：《马克思“改变世界”理想的公共性旨趣》，《理论学刊》2006年第11期；《公共性的出场与马克思哲学创新的当代视域》，《湖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历史向世界历史的公共性转变——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变革的实质及其公共性旨趣》，《长白学刊》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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