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经典——新时期关于鲁迅的几次论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几次论文,新时期论文,经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在鲁迅研究者和广大读者心目中，鲁迅作品的经典地位是确定无疑的。所以，有的学者宽心地说：“鲁迅作品已经进入经典，无须任何人来保卫。”
何谓“经典”(canon)？据我理解，文学经典应该是历代作家作品中长存在读者记忆中的那一部分；或者说，是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学。它垂范后世，但却为数有限；它并非流行，但却比流行更为久远。每次重读，都会感到历久弥新。判断经典学术价值的是批评家，决定经典流传价值的是读者群——在经典与读者之间，也经常进行互动。
毫无疑义，经典的构成有其相对稳定的因素，也就是说，判断是否成为经典有其客观的标准，如内容的真善美，形式的不可重复性，思想的穿透力，对历史进程和文学自身发展的推动作用，等等。但经典又是流动的，随着时代的变迁，观念的更新，长期被人视为经典的作品也会受到质疑挑战和重新审视。在这种再选择的过程中，伪经典将被淘汰出局，而真正的经典却经过冲击和磨砺而放射出更加耀眼的光芒。无论古今中外，经典作品都会面临诸多挑战。
新时期以来，围绕鲁迅问题展开过多次论争。这一时期时间跨度有二十五年，即从1976年10月至今。其中，人们又习惯于把开始确立市场经济模式的1992年作为后新时期的开端。在这四分之一世纪中，鲁迅研究是在中国社会历史发生重大转折和变化的条件下，在中外文化和文学思潮空前冲撞交汇的形势下进行的。作为对鲁迅研究发生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首先应该提及发生于1978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正是这场讨论，砸碎了现代迷信、教条主义和新蒙昧主义的精神枷锁，使文学从政治的附庸、从属地位中解脱出来。一个凝固的、板结的、一体化的文学秩序由逐渐松动而终于解体。这场思想解放运动重新确立的尊重实践、尊重科学、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原则使鲁迅研究领域恢复了活力与生机。
一
新时期关于鲁迅的第一次论争，是围绕重评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功过而展开的。众所周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切与30年代左翼文艺、左翼文化有关的人士都遭到了残酷整肃，《国际歌》问世到“革命样板戏”出台这中间一百多年的中国文艺史，变成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发表了《“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讲话，同年7月21日又发表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讲话，从而拉开了新时期思想政治战线拨乱反正的序幕。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鲁迅研究界根据教学和科研的迫切需要，由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三院校的中文系联合发起，於同年底先后召开了“三十年代文学讨论会”，对“革命文学论争”、“左翼作家联盟”和“‘两个口号’论争”进行专题研讨。这几次研讨会彻底推倒了“四人帮”对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诬蔑不实之词，充分肯定了这一运动在继承“五四”文学革命传统，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及培育一支坚强的左翼、进步的文艺队伍等方面的伟大历史功绩。讨论中也出现了不少分歧，其中论争最为激烈的是对“‘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两个口号’论争”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论争，当年参与的左翼文化界人士有一百多人，发表的论争文字达二百余篇，近一百万字，直接涉及对鲁迅后期的历史评价。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无论是以周扬为首的“国防文学”口号的倡导者和拥护者，抑或是以鲁迅为首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倡导者和拥护者，双方都竭诚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愿为此而斗争。由于当时正处于党的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革命大转折时期，处于地下状态的上海文化界党组织又跟陕北党中央关山阻隔，因此左翼阵营内部认识产生差异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究竟哪一个口号更符合党的统一战线需要，更能全面地体现党的方针、政策，与会学者的看法却见仁见智。
今天回顾发生在新时期之初的这场论争，感到应该吸取以下三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一，必须克服文艺界长期存在的宗派主义残余。开展这场讨论时，左联时期的许多老战士尚健在。他们在“十年浩劫”中倍受磨难，劫后余生，因此，对历史上论争双方观点评价的高低，就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历史功过，而且难免影响到他们的现实处境。所以，他们直接参与新时期的这场论争，难免夹杂历史上的恩怨，因而在文字上有情绪化的表现，妨碍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对这些问题作出恰如其分的学术评价。二，既要敢于正视左翼文艺运动历史上曾经产生的缺点、错误，又要善于用科学态度对待和分析这些缺点、错误。在这次讨论中，虽然不同意见的双方都承认“‘两个口号’论争”发生的历史必然性，但涉及到具体问题时仍过分纠缠於个人责任，把一些错综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地归结於个人品质。比如：冯雪峰在“文革”时期的政治高压之下，撰写了题为《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的交待材料，后在1979年2月《新文学史料》第二辑公开发表。这份材料涉及到30年代上海文化界地下党的领导人周扬、夏衍等同志，同时也谈到“当时茅盾以及生活书店等对鲁迅的态度也不好”。冯雪峰在这份材料中郑重声明：“在一九三六年时，我没有发现周扬、夏衍等人同王明有什么组织的联系，现在也想不起可供追查的线索。”事后周扬感动地说，冯雪峰“没有乘‘四人帮’恶毒诽谤我的时机，对我落井下石，把一切错误和责任都推到我的身上，虽然，他在当时的情况下，也说了一些所谓‘揭发’我的话，其中也有传闻不实之词，但并不是存心诬陷我。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公道。”但夏衍的看法跟周扬不同。1980年初，他在《文学评论》第1期发表了《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又於1985年出版了长达三十三万字的《懒寻旧梦录》，再于1991年在《新文学史料》第4期发表了《夏衍谈‘左联’后期》的访谈录，多次对鲁迅和冯雪峰进行或委婉或直接的批评，诸如指责冯雪峰有“宗派、行帮情绪”，“偏见和固执”，“一言堂”。他还认为“鲁迅究竟不是党员”，标新立异提出新口号，“不利于统一战线”。夏衍的上述看法在鲁迅研究界引发了争论。三，评价左翼文艺运动内部论争的是非曲直，应该就事论事，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宜粗不宜细，不应机械地跟路线斗争和路线错误挂钩，比如：当时有些学者认为“国防文学”口号的倡导者未能充分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是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而在党的历史上，直到1938年右倾投降主义才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这就使被批评者难以信服。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邓小平指出：“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现在应该怎么看？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说了。”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过去，我们讲党的历史上多少次路线斗争，现在看，明显地不能成立……”所以，对待左翼文艺阵营内部论争的功过是非，也应该具体分析，实事求是，是什么就是什么，原则上不应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
二
由于冯雪峰在上述交待材料中提到“当时茅盾以及生活书店等对鲁迅的态度也不好”，促使茅盾在新时期率先提出了反对“神化”鲁迅的口号。在1979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和同年出版的《鲁迅研究年刊》创刊号上，他尖锐指出：“鲁迅研究中有不少形而上学，把鲁迅神化了，把真正的鲁迅歪曲了。鲁迅最反对别人神化他。鲁迅也想不到他死了以后，人家把他歪曲成这个样子。”（《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的访问》）茅盾举出的例证之一，就是有人把鲁迅的旧体诗《湘灵歌》说成是为纪念杨开慧而作。茅盾说“据我所知，鲁迅并不知道杨开慧，我也没有给他谈过杨开慧”。然而，1981年8月出版的《新文学史料》第12期，刊登了茅盾回忆录之十二：《左联前期》。文中说，1931年底的一天，他跟雪峰同志拜访鲁迅。他告诉鲁迅：“毛泽东是共产党里的大学问家，博闻宏论，谈笑风生；他的夫人杨开慧却相反，是个贤淑腼腆之人，整天不声不响，带着两个孩子。”可见他又跟鲁迅谈过杨开慧。茅盾还指出：鲁迅研究中也有“两个凡是”的问题，即，凡是鲁迅骂过的人就一定糟糕，凡是鲁迅赏识的人就好到底。在《需要澄清一些事实》一文中，他举例说，在胡风问题上，就表现出鲁迅的“失察”。由于“没有看透胡风的真面目”，“不但冯雪峰为胡风所利用，鲁迅亦为胡风所利用”（1979年2月《新文学史料》第2辑）。但1980年9月，中共中央就颁发了第76号文件，作出了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正式平反的决定；同年底，胡风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顾问，全国文联委员，并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鲁迅是否在胡风问题上“失察”，也就不言自明。
在反对现代迷信的历史大背景下，提出反对神化历史人物的意见，无论涉及何人，无论所举的例证是否妥当，都具有积极的意义。鲁迅生前就撰文反对神化任何个人，并亲手撕毁了别人强加于他的一顶顶纸糊的假冠。反对神化鲁迅，有利于冲破长期以来教条主义对鲁迅研究的无形束缚，有利于挣脱僵化的单一的政治解读模式，创造出一种自由探讨、平等切磋的宽松的人文环境。
不过当时鲁研界李何林、王得后等人也对茅盾的上述提法进行质疑，认为反对神化鲁迅，首先要明确“神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否则进行论争就像近视眼看匾那样，双方争得面红耳赤，明眼人一看，匾还没有挂出来。你说毛泽东神化了鲁迅，他说毛泽东不但对鲁迅有所批评（比如批评鲁迅对中医、京剧的看法片面；对农民的落后面描写多，斗争性表现少；杂文谈社会现象多，关注经济问题少），也有所保留（比如肯定鲁迅后期杂文没有片面性，就是对他的前期杂文有所保留；说杂文时代已经过去，就是对鲁迅杂文的当下意义有所保留）。其实毛泽东对鲁迅的论断只不过是站在政治家的立场和高度，根据鲁迅其人及其创作的实际，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出发，综合了广大读者对鲁迅的看法，对鲁迅作出了总体性评价和本质性概括，毛泽东对鲁迅的基本评价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你说“四人帮”神化了鲁迅，他说“四人帮”实际上是在歪曲鲁迅，在政治上利用鲁迅，并不是准确意义上的神化。
不少鲁迅研究者还认为，在反对神化鲁迅的过程中，有两点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一，公允的提法不一定出自公允的目的，概念与事实之间有时会存在很大的差异。在反对神化历史人物的同一旗号下，有人在用放大镜从伟人的相对完美之处寻找疵点，对伟人进行酷评苛责。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这些人又为那些大节有亏的人曲意辩解，绞尽脑汁从阴暗处寻觅亮点，极力用人性的普遍弱点来抹杀大是大非。他们对待鲁迅和周作人的不同态度就是明证。二，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并不在于他具有人的普遍性，而恰恰在于他具有区别于一般人和一般作家的独异性。比如，鲁迅的个人阅历极为丰富，具有不可替代性；鲁迅思想具有平民性、深刻性；鲁迅广采博取，气魄恢宏，其作品体现了民族化与现代性的高度融合，等等。正是上述独创性，非凡性，才使鲁迅成为了中国近百年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成为了中国十三亿人当中的“这一个”。
三
跟反对“神化”鲁迅有关，1980年初，王蒙在《读书》杂志第1期发表了《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一文。他认为，鲁迅提出的“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虽然是一个富于革命的彻底性的命题，但“缓行”并不是超时间、超空间的真理，“缓行”并不是“永不实行”。在共产党改变了被镇压、被迫害处境而成为了执政党之后，已基本上具备了“费厄泼赖”的实际条件；特别是在林彪、“四人帮”肆虐十年之后，提倡“费厄泼赖”更是一剂对症的良药。王蒙对fairplay这个外来词语内涵的界定是：“‘费厄泼赖’意味着和对手的平等的竞赛，意味着一种文明精神，一种道德节制，一种伦理、政策的和法制的分寸感，一种民主的态度，一种公正、合理、留有余地、宽宏大度的气概，意味着‘三不’主义和‘双百’方针。”王蒙特别强调：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注意“费厄”，在学术问题上尤其需要“费厄”，对敌人也非绝对地无条件地不实行“费厄”。王蒙的上述看法是在总结了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深刻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切中时弊，发人警醒。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得到了一些杂文作家的呼应，但在鲁迅研究界也引发了一些不同意见。对王蒙文章的异议主要在于，他在当前提倡的“费厄泼赖”和鲁迅当年反对的“费厄泼赖”是不是一回事？王蒙说，“对待鲁迅也不能搞句句是真理”，“在‘费厄’问题上不能搞僵化和‘凡是’”。那么，鲁迅提出的“‘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原则究竟是不是真理？在新时期要不要当作孩子洗澡后的脏水泼掉？
王蒙在这篇文章的“作者附注”中特意说明：“据说‘泼赖’的英文原意是凡事以游戏态度对待，不要过分认真。本文提到的‘费厄泼赖’，是指我们在历次运动中反对的那种‘费厄泼赖’，是指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平等讨论、留有余地之意，并不包含提倡游戏态度之意”，可知王蒙谈的并非fairplay的原意，而是在借题发挥。其实，此前半个世纪，鲁迅撰写《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时候，开篇解题也曾经声明：“我不懂英文，因此也不明这字（按：即fairplay）的函义究竟怎样，如果不‘打落水狗’者也即这种精神之一体，则我却很想有所议论。”可见，鲁迅在文中谈的并非英国文化，而是中国国情。鲁迅谆谆告诫中国读者的是：“对于“落水狗”（即指本性不改的敌人）未始不可打，或者简直应该打而已。”在《写在〈坟〉后面》中，鲁迅再次强调：“最末的论‘费厄泼赖’这一篇，也许可供参考罢，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显然，鲁迅在这里讲的是被压迫者面对压迫应取的态度，所反对的只是对怙恶不悛的摧残者实行恕道，“即‘费厄’必视对手之如何而施”。这种用鲜血换取的历史经验不仅在当年是真理，在当前仍然是真理。至于在‘左’的专横下对人民内部实行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绝不是鲁迅“缓行”论导致的灾难性后果，而恰恰是对封建专制主义残余没有穷追猛打酿成的苦果。
与上述问题相联系的，是所谓“鲁迅为专制利用”的问题。青年批评家谢泳在《鲁迅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一文中提出质疑：“为什么鲁迅以反专制为基本追求而却总是被专制利用？”“为什么新时代愿意用一贯反专制的鲁迅来做为自己的旗帜，却不用一直想做政府诤友的胡适呢？”（1998年7月20日《岭南文化时报》）他认为这是鲁迅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非得拨开这些迷障不可”。
其实，利用原本是一个中性词。“利用”的性质各不相同，“利用”者与“被利用”者的关系各不同，“被利用”的对象也有主动与被动之分，有自愿与无奈之别。鲁迅生前多次被利用，有他乐意的，也有他不乐意的。鲁迅也预见到他死后会有人谬托知己，以他的死尸为沽名获利之具。但如果因为“文革”时期鲁迅曾被政治势力利用，就认为鲁迅的思想实质与专制主义相通，则大谬不然。因为鲁迅提倡的是以弱势群体为本位的斗争哲学，其实质是反压迫，反专制。专制主义需要的是奴隶哲学，而不是以维护被压迫者利益为前提的斗争哲学。如果要鲁迅对“学生打死老师”一类历史悲剧承担责任，那显然是不公平的。至于新时代用鲁迅做旗帜，那是因为鲁迅曾经旗帜鲜明地反对过以专制主义为特征的旧时代；而胡适是旧政权的诤友，新时代自然不会高抬一个肝脑涂地为旧政权补台的人。
四
80年代中期，围绕《杂文报》和《青海湖》杂志发表的两篇文章，又引发了一场声势很大而学理性很差的论争：一篇文章题为《何必言必称鲁迅》，刊登于1985年8月6日《杂文报》；另一篇文章题为《论鲁迅的创作生涯》，发表于同年8月《青海湖》文学月刊。《何必言必称鲁迅》用轻薄的口吻把鲁迅的文化遗产（特别是杂文著作）称为“鲁货”，把接受鲁迅的影响称为“鲁化”，并给鲁迅扣了一顶“受王明‘左’的路线影响”的大帽子。《论鲁迅的创作生涯》一文把鲁迅的文学创作分为三个时期：准备时期(1906-1918)，创造时期(1918-1925)，衰退时期(1925-1936)在“准备时期”，鲁迅“文学活动实质上只是习作”，“实际上，这个时期的文学活动是失败的”。在“创造时期”，鲁迅的作品瑕瑜互见，“有泛泛之作与充数之篇”。即使为中国现代白话小说奠基的《狂人日记》，在该文作者看来也只停留在“模仿”的程度，“而不是创新”。享有世界声誉的《阿Q正传》，在该文作者看来更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即以所谓的本质代替形象”，把“典型化”变成了“脸谱化”。包含了鲁迅全部人生哲学的散文诗集《野草》，居然被该文判定为“二流作品”。在“衰退时期”，鲁迅“唯一称得上创作的文学作品”是《故事新编》，“但是艺术价值不高”。
除此之外，该文还提到鲁迅“有两项不能算为创作的工作：杂文与翻译”。文章认为鲁迅的翻译是失败的——“诘屈聱牙，不堪卒读”。而鲁迅的杂文，“宗旨是谋生的手段与论战的需要”，“这就从本质上决定杂文缺乏文学价值”，“不过是鲁迅先生创造力衰退的又一例证”。经过作者这样一描绘，鲁迅构筑的辉煌的文学殿堂就成了一片废墟。
《何必言必称鲁迅》一文的作者当时是安徽铜陵财经专科学校二年级学生。他后来认识到：“青年人不了解鲁迅，简直是一场悲剧。鲁迅先生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巨人，他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中国人民永远值得骄傲的财富。如果我稍微多读一点鲁迅的书，也不至于写出如此浅薄的文章。”
《论鲁迅的创作生涯》一文的作者认为，“重新认识鲁迅是历史的必然”，这无疑是正确的。他为撰写这篇文章而花费了六年的业余时间，精神也颇为可嘉。但“重新认识”不等于恣意贬低，全盘否定；要重新认识，至少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方法论前提和理论前提。该文作者在论文的开首援引了丹纳《艺术哲学》中的一段话：“只消看看艺术家的生平，就发觉通常都分做两个部分。……第一个时期是真情实感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墨守成规与衰退的时期。”这就是他把鲁迅中期和后期统统划归为“衰退时期”的理论依据。其实，对于丹纳的上述观点，不能作机械理解，更不能作为普遍的创作规律看待。因为在中外文艺史上，象“庾信文章老更成”（杜甫：《戏为六绝句》）一类作家并不乏其人。创造力取决于智力因素、动机因素、个性因素等综合性因素，它可以属于所有年龄段的人。有很多伟大人物寿命很长，晚年一直从事创造活动，直至去世为止。比如：托尔斯泰在他创作活动的晚期(1881-1910)写出了长篇小说《复活》。歌德晚年仍然诗情洋溢，完成了收入《西东合集》里的不少抒情诗和哲理诗；他的代表作《浮士德》写作延续了将近60年，直至逝世前一年才完成。雨果发表小说《九三年》时已经72岁。伏尔泰创作出色的哲理小说《老实人或乐观主义》时已经65岁。萧伯纳完成他的政治讽刺剧《苹果车》时已经73岁。可见该文作者以丹纳的观点为依据，将鲁迅后十年的文学成就一笔抹杀，在理论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在听取了多方面意见之后，《青海湖》杂志在1986年第6期刊出了编辑部的自我批评：《我们的教训》。文章总结了该刊编辑思想的两个失误；一，对于创作自由、评论自由和文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理解片面，强调了前者而忽略了后者。二，刊物在激烈竞争的情况下应该以质量求生存，以质量求发展，而不应该去迎合一种争奇骛怪的社会心态。《青海湖》杂志总结的教训，仍然值得当前的报刊借鉴。
五
在新时期有关鲁迅的论争文字之中，最引人注目也最具代表性的是汪晖跟辛平山之间的论争。
汪晖的《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一文原载1988年《文学评论》第6期，而辛平山的《究竟要塑造出什么样的鲁迅形象》则刊登在1990年《文学评论》第6期。这两篇观点针锋相对的文章在同一家刊物先后揭载，作者都在极力捍卫他们各自的价值观（不仅仅是文学价值观）。两文之间相隔了一年——正是在这一年的6月，发生了众所周知的政治风波，所以这两篇文章所反映的其实是风云激荡的时代思潮的或一侧面。汪晖的论文一开头就把“鲁学”比喻为一座历史辉煌、结构稳固的“古堡”。他自觉承担的使命，就是要对鲁迅研究进行历史性批判，以拆卸这座“古堡”，使“鲁学”与当代生活一系列问题建立起对话关系，“参与当代思想与文化的最重要潮流”。
汪文最重要的论点就是鲁迅研究必须摆脱“作为规范的意识形态体系”的束缚，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呈现出梦幻性、宗教性和强制性，它扼杀了研究者的思想自由，排斥了研究对象精神世界中“与其不相吻合的独特而复杂的现象”，使鲁迅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对权威意识形态的既成观念的论证”。
应该承认，汪文剖析了鲁迅研究历史上存在的种种弊端，提出了不少深入剀切的见解。比如，鲁迅研究的基本构架应该由鲁迅自身的精神结构为基准，不能忽略或否定鲁迅精神中具有独特含义的思想范畴（如孤独、寂寞以至悲观、绝望），不应斩断鲁迅顽强执着的批判和否定精神跟当代生活的有机联系，普泛性的意识形态不能取代对丰富复杂的研究本体的学术探讨，等等。对于究竟要塑造什么样的鲁迅形象，辛文提出了跟汪文截然对立的看法，其中涉及到对毛泽东的鲁迅观和几十年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所形成的鲁迅研究传统如何科学评价这一重大问题。
汪文指出：“思想解放意味着对旧的意识形态权威的反叛。”在他看来，“意识形态的特点在于，它总是使人自觉自愿地服从于某种至上权威，正如封建时代的人们对于‘礼’的主观自觉地服膺。人的思想自由在意识形态的范畴内是被自觉、自愿、自由地奉献于一个更高的圣坛。”显而易见，在这位论者心目中，意识形态成为了“错误意识”的同义词，是一个跟思想自由水火不容的概念。
什么是意识？什么是意识形态？意识就是人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意识形态就是跟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意识形态并不是跟科学认识相对立的贬义词，而是作为跟经济形态相对应的一个历史唯物主义重要范畴。人的意识各有不同，不同社会历史阶段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也各有不同。按其阶级内容和它所反映的生产关系，意识形态可分为奴隶主意识形态、封建主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同一社会历史阶段，意识形态又可分为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反映旧时代的旧意识形态残余，反映社会发展前进方向的新的意识形态萌芽。总之，意识形态有科学进步与腐朽没落之分，集中体现了不同阶级、阶层和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在现阶段，不属于任何意识形态范畴的观点、观念是没有的。我们长期恪守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包含着需要坚持和需要发展的两部分，既不能墨守成规，原封照搬；也不能全盘排拒，一律反叛。
再现或逼近历史上客观存在的鲁迅形象，是鲁迅研究的根本任务。然而，在鲁迅的精神世界中，究竟什么因素最具深刻而独特的心理内含？不错，鲁迅的情感世界是异常丰富的，其中确有短暂的“孤独”，一时的“绝望”，“独战”的悲哀，“横站”的瞻顾，布不成阵之后的“彷徨”，对本性不改的邪恶势力的“复仇”心态……但是，作为鲁迅毕生战斗的力量源泉，则是对民众、民族的挚爱。如果只取鲁迅精神世界的一个侧面而无视或有意割舍其另一侧面，那自然是不全面、不客观的；但如果不顾鲁迅精神境界的不断升华而夸大其阴暗面，那也同样是不公正、不客观的。1934年11月7日，萧军、萧红去函询问鲁迅平时是否有一种孤独和落寞的感觉。鲁迅在12日的复信中明确答复：“没有这种感觉。”同年12月10日，鲁迅在给二萧的信中谈到左联的基础不牢，成员质地不纯，“好的也常有，但不是经验少，就是身体不强健”。但结论是：“被压迫的时候，大抵有这现象，我看是不足悲观的。”鲁迅在跟萧军谈及《野草》时，指出这本散文诗集“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这是他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他希望文学青年“脱离这种颓唐心理的影响”（1934年10月9日致萧军函）。如果夸大孤独、寂寞、绝望、复仇这类“与现代文化思潮有着内在联系的精神现象”，以此作为鲁迅身上最具深刻而独特的心理内含，是否会使九泉之下的鲁迅为之不安？
六
在20世纪之末，当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的时候，中国文坛又发生了“断裂”和“哀悼”事件。所谓“断裂”，指《北京文学》1998年第10期刊登的《断裂：一份问卷的五十六份答卷》。参加问答的是一群“体制外的文学写作者”。他们自诩为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最具真正独立的精神立场的一代。他们要实行的“断裂”，是跟“现行体制性写作垄断”断裂，跟传统文学观念断裂，跟我们长期以来信守或追求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信仰、趣味断裂。在他们眼中，传统是垃圾，文学是自生的。被他们局部肯定的中国作家只有张爱玲、沈从文、汪曾祺等个别人。他们要给以毁灭性摧击的对象，已从鲁迅扩展到钱钟书、金庸、余秋雨、王蒙、贾平凹……他们的政治主张，也从知识分子边缘化发展到要对权力采取敌对立场、批判态度。这批新生代自由作家的鲁迅观，是他们文艺观、价值观的一个部分。他们在答卷中狂妄宣称鲁迅已成为“一块老石头”，“反动性不证自明”，“应该到一边歇一歇”。显然，这种“断裂”主张是前一时期甚嚣尘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中的一股泡沫，但由于他们只有命题，没有阐释和论证，因而只能达到情绪宣泄的目的，而缺乏进行学术论辩的理论原创性。
1999年底和2000年初，“断裂”答卷者之一的葛红兵在《芙蓉》文学杂志连续发表了《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和《为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判写一份悼词》这两篇惊世骇俗的文章。这两篇文章态度之粗暴，学理之匮乏，论断之偏激，文风之恶劣，均为历年文学批评文字中所罕见。在葛红兵笔下，鲁迅在创作上至多不过是一位“半成品的大师”，在文艺论争中“根本不在理上”，在生活中“压迫着他的正室妻子”……就连鲁迅“弃医从文”的崇高人生选择，在葛红兵看来也只不过是“学医失败的结果”。葛红兵认为，“鲁迅对梁实秋的批评几乎是没有什么理论色彩的，是非文艺的、非理论的方式的批评，或者就是谩骂。”（《为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写一份悼词》，《芙蓉》2000年第1期）事实上，把葛红兵对鲁迅的批评移植到他自己身上倒是恰如其分。近年来，在商品大潮冲击下，文学批评中出现了以个人表现和商业炒作为动机的传媒化倾向；以小题大作、信口雌黄为特征的粗暴化倾向；以及不顾事实学理，故作惊人之语，乃至剽窃、克隆他人成果的学术泡沫化倾向。葛红兵博士的上述文章，可以说是上述不良倾向综合症的病理标本。可悲的是居然还有杂志炒作这类东西。
七
继葛红兵的“哀悼”之作后，《收获》杂志2000年第2期“走近鲁迅”专栏中刊登了三篇文章，再次在文艺界掀起了阵阵风波，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鲁迅研究热点问题”的大讨论。这三篇文章是：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王朔的《我看鲁迅》，林语堂的《悼鲁迅》。但由此导致的学术争论集中于前两篇文章。
冯骥才是一位独具风格的当代作家，读者毫不怀疑他对鲁迅的崇敬之情。但是他的观点有很大的片面性；既是对鲁迅文本的误读，也是对后殖民理论的误用。众所周知，无论是在文学上，还是在思想上，鲁迅的成就集中体现于他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深刻揭露和犀利批判。但冯骥才的文章直截了当地说：“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来源于西方人的东方观”；西方人对中国国民性批判的背后，隐藏着一幅幅陈旧而又高傲的面孔，鲁迅的作品却“把这种西方的中心主义严严实实地遮盖了”。这也就是说，阿Q及其子孙的劣根性并不是他们所固有的，而是用西方传教士的价值标准观察和评价的结果。鲁迅是在按照西方人“东方主义”的眼光诊断中华民族的精神杂症，客观上印证了西方征服东方的合理性。
什么叫做“东方主义”？按照美国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在《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9年纽约文特奇出版社出版）一书中的解释，这是西方人出于对东方的无知和偏见而建构出来的一种“东方神话”。在这些西方人眼中，东方人一方面有着“懒情”、“愚昧”等恶习，另一方面又具有“香格里拉”般的令人向往的神秘色彩。说到底，东方主义本质上是西方试图制约东方而创造的一种政治教义，始终充当着欧美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支柱。如果鲁迅果真上了东方主义的当，那么他在客观上就成了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帮凶。
在鲁迅著作中，国民性与民族性(National character)是同义词，主要指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特质和由此形成的特有民族性格、民族风采、民族情调。国民性是一种相对于个性(Personality)的概念，它代表了该民族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先天生理因素和后天精神气质，但绝非代表该族群中的所有人。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形成过程中，曾经受到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A.H.Smith,1845-1932)《中国人气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该书日文译者涩江保的影响，这是毫无疑义的。此外，还受到了中国近代思想家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等更加明显、更加直接的影响。可见，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形成有着更为深广的中外文化渊源，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氛围。从根本上说，所反映的是当时先进中国人拯救民族危机的迫切愿望。此外，鲁迅对待史密斯的著作始终持有科学分析的态度。他一方面指出《中国人的气质》一书“错误亦多”（1933年10月27日致陶亢德信），另一方面又希望中国人“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是中国人”（《且介亭杂文末编·“立此存照”（三）》）。
可见，鲁迅选择国民性批判的文化视角，并不是糊里糊涂套用和延续西方人的东方观，而是有其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表现出鲁迅直面人生的勇气，对人性的忠诚，以及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准确感受。从美学上看，这是一种文学审丑行为。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的确充满了病态、荒诞、畸形和丑陋，中国民众中的确有很多阿Q式的浑浑噩噩、懵懵懂懂的人物。也就是说，百年前中国国民素质的确存在普遍愚昧落后的事实，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之下，鲁迅创作一系列剖析国民性弱点的作品，是还丑以丑的本来面目，其目的是通过民族的自我反省实现民族的自我拯救。鲁迅展示中国人的丑陋面，并非印证西方侵略者征服东方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是在展示种种丑陋的过程中渗透了作家的忧患意识和否定性评介，使读者在否定性的体验中获得审美愉悦。在长篇小说《死魂灵》中，果戈理曾把作家分为两类：一类“沉浸在那些超凡脱俗的高贵形象之中”，用一层令人陶醉的烟云迷雾挡住了人们的眼睛；而另一类作家则毫不容情地用一把锐利的刻刀，着力地、鲜明地刻划“辛酸而又乏味的人生道路上的冰冷的平庸的人物”。前一类作家容易获得廉价的喝采，而后一类作家则容易被世人误认为是亵渎人类，缺少知音，得不到共鸣，象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孤零零在路上彷徨。从鲁迅生前和死后的遭遇来看，鲁迅接近於果戈理概括的第二类作家。
再谈谈对王朔的《我看鲁迅》一文。作为一个作家，王朔当然可以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作为一个读者，他也自然会有阅读鲁迅作品的独特感悟。然而不幸的是，作为一位狙击手，他的子弹并未击中鲁迅的要害；作为一个批评家，他的文章也十分缺乏学理性，因此进行反驳毫不困难。
比如，王朔有一个得意的论点：不写小说就不配称作家；不写长篇就当不了世界文豪。鲁迅却只有一堆杂文和几个短篇。如果这个论点能够成立，不仅鲁迅在文坛将无立锥之地，而且中国唐代之前就几乎无人能称作家，屈原、司马相如、司马迁等光辉的名字就统统都得从中国文学史上抹去。如果以篇幅长短判定小说的价值，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就会位居夏敬渠的《野叟曝言》之下，因为前者“偶述琐闻，亦多简洁”，而后者“庞然巨帙”，无所不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在世界文豪排行榜上，契诃夫、莫泊桑一类作家也会通通被除名。
王朔文章中还有一个高论，即认为鲁迅思想没有什么新鲜的。什么叫思想？思想就是观念，也就是对客观事物的一种理性认识。思想的范围极其宽泛，既包括社会思想，也包括哲学思想，逻辑思想，文学思想，科学思想，美学思想，教育思想，等等。王朔看重“给国家民族指条明道”，这属于社会政治思想。如果不能达到王朔这种期待值的人就不是思想家，那么从亚里斯多德到黑格尔、康德就都称不上思想家了。如果必须有严格逻辑体系的理论专著才称得上思想家，那么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也都称不上思想家了。被黑格尔视为“东方古代世界精神代表”的老子，主要思想基本保留在《道德经》中，而这本书只有五千字。被儒家奉为至尊的孔子则连一部专著也没有留下——《论语》至多不过是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们的听课笔记或访谈录。
鲁迅的思想主要散见于他的九百多篇杂文当中，其思想的深刻性和广泛性可以与同时代的任何思想家比肩。如果鲁迅不是思想家，他怎会只用“吃人”两个字就概括了数千年来家族制度和封建伦理的罪恶的本质？如果鲁迅不是思想家，他怎能对先儒所说的“一治一乱”进行鞭辟入里的阐述？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治”，就是中国人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所谓“乱”，就是中国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鲁迅寥寥数笔，就准确描绘出一部钦定《二十四史》中这种历史循环的怪圈。鲁迅其它体裁的作品，也包含有极其丰富的思想，比如散文诗《野草》，就体现了鲁迅深刻的人生哲学。在鲁迅的小说中，也有很多令人警醒的哲理。新时期以来，对于鲁迅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美学思想、历史思想、文学思想都有研究的专著，对于鲁迅的科学思想、翻译思想、伦理思想等也有研究的专文，这些难道不都反映出鲁迅思想的博大精深么？
笔者认为，鲁迅对世界文学的独特贡献至少有两个：一是创造了杂文这种新型的战斗文体，二是塑造了阿Q这个超越地域超越时空的精神典型。但在王朔眼中，“一大堆杂文”形同无物，而阿Q也变成了一个非常概念化的人物。鲁迅心目中的杂文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杂文是各类文体的杂集，包括一些与创作性质无关的广告、启事、勘误、书目……这些当然不能划归于文学范畴。但鲁迅笔下的正宗杂文，即那种将诗的因素与政论的因素溶为一体的战斗型的散文，则早已昂首阔步进入了文学殿堂。至于鲁迅笔下的阿Q固然是带有极大的普遍性、进行了高度理性抽象的精神典型，又是融合了感情具象的个性鲜明的“这一个”。所以，正如鲁迅所说，没沾染游手之徒的狡猾就不是阿Q，但流氓气多了也不是阿Q；戴瓜皮帽而不是戴毡帽就不是阿Q，上刑场时乘摩托而不是坐大车的也不是阿Q。
王朔作为一个所谓自由作家，他的文化思想有其一贯性，就是要亵渎神圣，消解崇高，反叛权利，颠覆传统。他对鲁迅进行酷评也是服从于这一总的目标。据说，王朔言行的理论依据是西方的后现代主义。
王塑对鲁迅的解构，其实是一种伪解构操作，即对于包括解构主义在内的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庸俗滥用。
八
新时期鲁迅研究领域的上述论争，具有发生的历史必然性。这首先取决于鲁迅及其著作这一研究客体。高尔基在《俄国文学史》中说，普希金是俄国文学中“一切开端的开端”。套用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说，鲁迅是中国新文学“一切开端的开端”。鲁迅是中国新文学的天才创造者，出色的中国现代白话文的创造者。他不仅奠定了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导地位，同时又是新兴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开拓者。特别是他创造的杂文文体，将思想、情感、形象和逻辑高度统一，将科学分析能力和艺术想象能力高度统一，揭示出当时中国社会的危机，民族性的异化，存在的荒诞，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一般来说，艺术家与思想家的思想方式不同：艺术家重感觉，思想家重抽象；艺术家重个别事物，思想家重普遍规律。因此，一个人要想在理论思维与艺术创作两方面都屹立于时代潮头，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然而，鲁迅却把严谨的逻辑、深刻的思辩与生动的形象溶合在一起，把“思”和“诗”、文学和哲学溶合在一起，以思想家的睿智去从事文学创作，在作品中容涵了巨大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因而他成为了中外文学史上罕见的思想家兼艺术家。鲁迅是立足于现实的，然而正是他洞察现实的穿透力，使他的作品反而超越了现实，超越了时空，而具有了永恒性。鲁迅是为现实而创作的，但由于他把创作当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在创作中融进了自己的血和泪，因而他的作品又成为了他生命的延续，而不致跟他的肉体同时朽腐。因此，无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还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无论研究文学史还是研究思想史、文化史，鲁迅都是一个绕不开的存在，自然会成为研究者和广大读者长期关注的焦点。
另一方面，鲁迅作品所展示的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精神世界，其中既有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消长起伏，又有绝望与希望、消极与积极、阴暗与光明的纠葛，求索与彷徨、苦闷与乐观、退避与抗争的撕扭。这诸多对立而又统一的因素有机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伟大的启蒙者光华四射的生命整体。因此研究者要准确把握鲁迅的生命脉搏就成为了一场极为艰巨的学术攻坚战。从上述意义来说，鲁迅研究领域无尽无休的争论，既然是鲁迅的宿命，也是鲁迅研究者的宿命。此外，鲁迅参与和评价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跟众多的历史人物存在着为友为仇的复杂关系，因此在反思历史的过程中鲁迅不可避免地会一再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人物。
新时期鲁迅研究领域之所以论争频繁，还反映了我国经济转轨时期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趋势，总的来说，这种局面的出现是令人鼓舞的。凡是经历过单一刻板的畸形年代的学人都会知道它的来之不易。无比广袤的世界总是充满着千差万别——其实这也是它的魅力所在。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没有两滴相同水珠，当然更没有相同的精神世界，相同的情感空间，相同的思维模式。特别是在转轨时期的大变局中，人们的现实需求和利益不同，因而对事物的评价标准也会出现差异。有存在评价标准的差异，就必然产生评价的分歧，从而发生观念的碰撞，导致理论的交锋。因此，在鲁迅研究领域开展学理性的讨论和争论同样是正常的。只有在这种讨论和争论中，谬误才会得以澄清，偏颇才会得以纠正，鲁迅学的整体学科水平才会逐步得到提高。
但是，应该尽量避免那种非学理性的带炒作性质的论争，应该警惕在历史虚无主义影响下对鲁迅进行情绪化的酷评苛责。跟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一样，鲁迅研究也需要不断创新。这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蕴含风险并极具挑战性的超越过程。它没有边界，也不存在终结。然而，学术创新不能无视传统和前行研究。创新思想是求同与求异相统一的思维。不敢求异固然无法创新，但背离事实和学理的标新立异只能哗众取宠于一时，而成为迅速被岁月长河涤荡的泡沫沉滓。
在总结新时期鲁迅研究领域历次论争经验教训的时候，我们还必须看到，健康的学术论争固然可以为学术文艺的发展注入活力，提供动力，但论争并不是学术研究——包括鲁迅研究的全部任务。值此世纪之交，各门学科都在谋求该领域的学术突破，大力加强学科的自身建设。作为具有兼容性、开放性的“鲁迅学”在对自身发展进行反思的过程中也应该提出构建学术新格局的战略设想，以使鲁迅文本的阅读空间不断得到拓展，鲁迅的文化遗产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一部分人对鲁迅的偏见和误解，使鲁迅的传统真正成为中国文学、中国学术、中国文化的活性传统，使“鲁迅学”以现代中国文化显学的英姿在新的世纪放射出新的学术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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