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宏观调控优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调控论文,财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财政宏观调控作为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通过税收、预算、国债、贴息、转移支付、政府采购等工具以及财政支出增减变化的结构性安排，影响社会总供求，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近年来，我国财政宏观调控能力日益增强，尤其在我国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情况下，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推进各项改革以及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深层次矛盾仍然存在，来自国际方面的不确定因素也需要认真对待。今后一个时期，要在借鉴相关国际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财政宏观调控的作用，在提防国际金融危机“二次探底”危险和寻求国民经济运行转为自主增长状态的同时，统筹处理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要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效防范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风险放在宏观调控的重要位置，准确把握宏观调控的力度、节奏、重点，促进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一、财政宏观调控的一般理论分析
(一)财政宏观调控的内涵。
财政宏观调控，即利用财政政策工具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的一整套政策体系。财政宏观调控既能够调整总需求，还可以影响总供给；不仅能够促进总供求的总量稳定增长，还可以完善总供求的结构。财政宏观调控工具主要包括国家预算、国家税收、公债、财政支出和财政投融资等五类。国家预算调节力度强，具有直接调控性，它的规模和结构直接制约和影响经济规模和调控效果；国家税收手段运用广泛，集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于一身，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影响社会总供求，能够对个人收入和财产进行调控，以实现特定的收入分配宏观调控目标；公债手段与货币政策相协调，其借助于公债规模、发行对象、偿还期限和公债利率的变动来实现国民收入调节、货币流通以及社会总供求的宏观调控目标；财政支出工具在不同性质的财政支出上表现为不同的财政支出形式，比如购买性支出的增减会引起社会总供求的变化，转移性支出则不直接影响社会总供求，而是对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财政投融资工具是政府作为投融资主体直接介入经济运行之中，着眼于改善宏观社会效益，可壮大国家宏观调控的实力，增强财政调控产业结构的力度。
(二)当前我国优化财政宏观调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优化财政宏观调控是“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也是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的关键时期。2010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税体制”，为深化我国财政改革指明了方向。财政宏观调控作为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应紧紧围绕科学发展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主动适应环境变化和挑战，增强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科学把握财政改革和发展的规律，强化政策支持和体制机制创新，保持总体稳定并注重相机抉择，积极引导经济有序、自主增长，为顺利实现“十二五”规划目标任务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2.优化财政宏观调控是处理短期应变、中期风险防范以及长期可持续发展关系的必然选择。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经济的成长性非常明显，可谓进入了一个“黄金发展期”。但与之伴随而来的“矛盾凸显期”特征也已开始显现。如何有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以及如何防止因多种矛盾制约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性挑战。由于总体经济社会转型的路径依赖和长期过渡性质，我国宏观调控方面的每一个短期政策，都必然要与中长期防范风险、化解深层结构体制矛盾紧密相连，从而使“十二五”时期转变发展方式的主线落到实处。财政政策应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与节奏，增强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力求在“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之间统筹处理短期、中期以及长期发展的关系，着力培育和刺激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为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3.全球经济面临“二次探底”风险之际，中国优化财政宏观调控更为迫切。当前，全球宏观经济再次面临重大挫折，发达经济体存在“二次探底”的可能。中国经济在外部经济遇冷和主动的宏观调控作用下，防止了经济过热的风险，抑制了通胀高企的趋势，保持了总体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总体上看，宏观经济避免了过热的趋势，正在接近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区域(增速8％～10％)中枢运行。下一阶段，中国既需要防止国内经济过热再次出现，避免宏观经济失速影响就业，又要提防外部经济再次陷入低迷的风险，这必须加强和优化财政宏观调控。
二、我国财政宏观调控的现状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财政宏观调控从来没有停止过，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到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再到调节收入分配和通货膨胀防治，国家财政一直在采取不同的调控方式和调控手段消除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因素和不健康因素，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协调发展。
(一)近年来财政宏观调控的措施和成效。
1.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对摆脱金融危机的袭扰发挥了关键作用。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袭扰我国，首当其冲是出口受阻，造成我国部分出口加工企业倒闭，国内经济出现滑坡迹象。为此，国家果断决定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及时采取了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制定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并调整了出口退税政策，有力地支持了经济增长。近两年，国家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了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措施包括：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合理把握财政赤字和政府公共投资规模，着力优化投资结构；调整完善税收政策，促进结构调整和引导居民消费；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等。这些政策的实施对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2008年我国GDP在受到国际金融危机袭击的条件下仍然保持了9.6％的增长，2009年为9.1％，2010年为10.4％，2011年为9.2％。
2.充分发挥财政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调节作用。加快实施科技重大专项，推动科技创新；加大对战略新兴产业的财税政策支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实施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大力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企业组织结构合理化；支持十大重点节能工程，扩大节能产品惠民工程范围，支持“两型社会”发展；扩大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力度，积极扶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进一步提高财力薄弱地区落实各项民生政策的保障能力，促进区域结构合理化。通过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了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3.调节供需，稳定物价。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物价出现不断攀升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财政及时出台了一系列稳定物价、治理通胀的政策和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措施，如增加对主要农产品的价格补贴，大力支持粮油、蔬菜、棉花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生产，稳定化肥、煤炭、成品油等供应，加大房地产价格调控力度，加大保障房安居工程建设，提高居民特别是城乡低收入者收入。这些措施对于发展生产、增加供给、搞活流通、保障民生、稳定物价发挥了显著作用。
(二)现阶段财政宏观调控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财政宏观调控已取得显著成效，但是宏观经济运行中深层次矛盾仍然存在，给当前财政宏观调控带来新的挑战。
1.物价上涨的潜在因素仍然存在，影响宏观经济稳定运行。我国是一个能源和原材料消费与进口大国，有关数据表明，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煤炭、钢铁、铁矿石、氧化铝、铜、水泥消耗最大的国家，是世界上能源消耗的第二大国。2010年，我国进口原油2.39亿吨，同比增长17％，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上升3个百分点，超过55％，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和消费国。但是，近几年国际市场铁矿石、原油价格不断上涨，客观上推动及继续推动国内与原油和铁矿石有关的工业品成本推高和价格上涨。此外，2008年以来国家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仍在实施中，近年来的贷款规模也超常规增长，因此，需求拉动的因素还会持续一个时期。我国的经验表明，农产品价格在CPI中权重较大，当前，农产品价格尽管有所回落，但从长期趋势看农产品价格仍会呈上升态势，特别是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粮食、生猪、蔬菜中的优质和绿色食品还会稳中有涨。其他诸如紧缺工业原料的市场炒作不可小视，一遇机会还会兴风作浪，成为推动物价上涨的源头。所以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应始终关注容易引发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和敏感商品，防止影响宏观经济平稳运行。
2.城乡居民即期收入增长乏力，居民消费增长缓慢，社会保障覆盖面和保障力度有待加强。近几年我国收入分配矛盾十分突出，表现为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和城乡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出现一定幅度下降，而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有扩大趋势。为了改变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现状，国家财政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限制高收入者收入、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的财税政策，如增加粮食价格补贴、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离退休职工养老金待遇、提高优抚救助标准，支持企业提高职工最低工资等措施，对缓解收入分配矛盾、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但收入分配矛盾是收入分配制度长期不合理的结果，要在短期内消除这一矛盾较为困难。此外，近年来由于各级财政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投入力度，使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出现较快增长，但是收入分配的行业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并未缩小。城乡居民消费虽有较快增长，但后劲不足。虽然储蓄存款增长幅度降低，消费需求明显提高，但储蓄倾向依然较高。说明人们对现行社会保障体系和制度缺乏足够信心，事实上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碎片化”严重，且未覆盖所有人群，人们对未来生活信心不足而增加储蓄。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逐步提高城乡低保和救助标准，为城乡居民消费解除后顾之忧。
3.地方政府预期的投资目标处于高位，投资结构有待优化，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任务仍然艰巨。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在我国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据统计，1995～2010年GDP从71176.6亿元增加到401202亿元，增长5.63倍。年均增长12.22％；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20019.3亿元增加到278121.9亿元，增长13.89倍。年均增长19.18％。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快于GDP增长速度，GDP与固定资产投资之比1995年为3.11∶1,2010年为1.44∶1，说明我国经济增长更多是依靠投资拉动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是地方投资的两大热点，不仅推动地方经济增长，而且通过土地收益和房地产税收使地方财政收入得到较快增长。这里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一是投资规模存在一定程度失控。投资对经济的直接拉动作用，使地方政府热衷扩大投资规模，而忽视消费的作用。从前面投资与GDP的对比关系可以看出投资扩张的惯性，1995～201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9.18％，大大超过消费和GDP增长。二是投资趋利行为与投资结构趋同并存。由于地方政府和企业都有较大的投资自主权，完全可以根据市场价格变化决定投资去向，汽车赚钱各地都投资汽车，房地产赚钱都去搞房地产，家电过剩、纺织品过剩、皮鞋过剩都反映了市场投资的趋利行为和盲目性，导致大量资源和劳动力浪费，加剧了产业结构失调。三是投资调控手段软化和缺乏，加剧投资无序扩张和投资结构不合理。国家财政虽有税收和财政贴息调控投资结构，但都是诱导手段而非控制手段，银行虽然可以通过贷款规模和投向及利率等手段控制投资规模和结构，但银行本身是企业，也受利益驱使而弱化控制功能；发改委虽有产业政策指导，但缺乏控制手段。对市场投资行为缺乏有力的调控手段，使投资规模膨胀和投资结构失调得不到有效调控。如何避免投资的过度趋利和投资结构的趋同，始终是调控投资结构的难点。如何把地方政府投资冲动与产业结构优化结合起来，使投资成为地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推动力，是新一轮宏观调控必须把握的重点。
4.区域和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任重道远。当前，我国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表现在：一是义务教育的差距在缩小，但差距依然较大。以普通小学生师比为例，2010年东部地区为13.42∶1，中部地区为16.77∶1，西部地区16.92∶1，东部地区分别比中部低3.35点、比西部地区低3.5点，而中西部地区比较接近。从生均经费看，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城市高于农村。从办学条件和教学设备配备看，东部地区也好于中西部地区。二是医疗卫生服务差距明显。不仅人均医疗卫生支出城乡差别仍然较大，东中西部地区差别也较大，而且医疗卫生设施和卫生技术人员也存在城乡差距和东西部差距，据统计，2010年城市每千人口拥有医院和卫生院床位城市为5.33张，农村为2.44张，每千农业人口乡镇卫生院床位仅1.12张。城市每千人拥有医院和卫生院床位除新疆和西藏较高以外，最高的北京为7.05张，最低为重庆3张。农村除新疆外，最高为天津3.38张，最低为江西1.85张；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2010年城市为7.62人，农村为3.04人。城市中最高为新疆14.52人，北京为13.94人，最低为重庆3.92人。农村中最高为上海7.67人，最低为贵州只有1.78人。三是城乡和区域间社会保障差距仍然较大。目前城镇已基本建立了五项社会保险、低保、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住房保障等体系完整、内容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在农村虽然也建立了新农合、农村低保、农村社会救助及正在试点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等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是覆盖面、缴费水平、支付标准等方面大大低于城镇；从区域分布看，东部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程度、覆盖面、待遇标准、管理水平都要高于中西部地区，保障能力也要强于中西部地区。从上述几方面看，实现城乡之间、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政府财政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三、今后一个时期优化我国财政宏观调控的政策建议
(一)充分发挥财税政策稳定物价的作用。
1.大力支持和促进粮油、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和供应。一是努力破解农业增产“硬约束”，整体推进农村土地整治示范和农村土地整治重大工程建设，支持中低产田改造和高标准农田示范工程建设，加强水利设施建设，切实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二是努力破解农业增产的“软约束”，加快农业科技进步，重点支持农业领域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研究、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研发等，为农业不断增产提供科技支撑；同时，加大财政投入，实施种子工程项目，支持农业科技转化推广和服务体系建设等，推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三是建立利益保护机制，切实调动农民积极性和地方政府抓好农产品生产和供应的积极性。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农业补贴政策，有针对性地增加对种植粮、油、棉等主要农产品的直接补贴力度，新增补贴重点向主产区、重点品种、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倾斜，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进一步完善产粮大县奖励、产油大县奖励、超级产粮大省奖励等相关政策，增加中央财政对粮食、油料、生猪调出大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扩大奖励补助规模和范围；对主产区实行利益补偿机制，不断增加资金投入规模，扩大粮食风险基金规模，切实调动地方政府抓粮、油、棉等主要农产品生产的积极性。
2.进一步清理、规范流通领域各种收费，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稳定化肥、农药、薄膜等农用生产资料的供应。流通是商品从生产转入消费的桥梁。在这一过程中，会产生相应的费用和损耗，并计入商品价格，最终由消费者负担。现在城市消费的农产品大都来自全国各地，这在丰富百姓餐桌的同时，也会因过高的流通成本推高价格。具体来说，流通成本主要包括：一是流通费用。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要经过5～6个环节，流通费用层层增加。对此，政府加大清理规范交通运输、质检、检疫等相关收费项目，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二是损耗。农产品的损耗一般达到1/3。对此，财政要大力支持农产品储存、保鲜等方面的技术创新，降低损耗成本。三是经营负担重。租金、摊位费、进场费近年来大幅上涨。对此，政府要加大市场整顿力度，加大对农产品市场扶持力度，降低相关市场管理费，同时，加大补贴力度，扶持农产品市场发展。另外，要结合完善农资综合补贴机制，扶持化肥、农药、薄膜等农业生产资料发展，增加总量供应，保持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稳定。
3.积极做好必需商品的进口以及重要物资的储备和仓储投放工作，努力保持市场物价的稳定。一是建立重要商品(包括生活必需品)价格运行监测制度。加强市场运行监测，密切关注其供求及价格变化情况，为政府干预提供依据。二是利用进出口政策调节国内物价。根据影响物价稳定的重要商品的特点，对国内较为紧缺的商品，适时调整进出口政策。严格控制出口，适当增加进口，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调节国内物价。三是建立重要商品储备制度和主要农产品临时收储制度。要建立和完善粮食、食用油、肉类等生活物资以及化肥、石油等农业生产资料储备制度和临时收储制度，建立应急物资储备专项资金。积极探索建立实物储备与商业储备相结合、生产能力储备与技术储备相结合、政府采购与政府补贴相结合的应急物资储备方式。
4.完善补贴制度，建立健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在切实抓好生产供给的同时，要密切关注和积极应对物价过快上涨对群众生活的影响，特别是对城乡低收入群体生活的影响。当居民消费价格持续出现较大幅度上涨、低收入群体生活消费支出明显增加时，及时启动联动机制，运用价格调节基金对影响物价涨幅的重点产品给予限价补贴，或向低收入群体发放价格临时补贴，缓解因价格上涨对低收入群体生活造成的困难。近年来，随着我国宏观调控机制的完善和政府调控经验的增加，很多地方积极探索实施这种联动机制，最大限度地降低物价快速上涨对群众生活的影响，以维护社会稳定，取得了很大成效，值得肯定，要继续坚持。下一步，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健全价格调节基金制度，加大财政投入，增强政府运用经济手段平抑市场价格的能力，保持市场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同时，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财政要加大对联动机制运行的支持力度，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到位，充分发挥政策效果。
(二)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1.促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居民特别是低收入者的收入。一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增加对种粮农民的农资综合直补、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等各项补贴规模；健全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稳步提高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增加农民生产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等。二是增加城乡低收入群体收入。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增加城乡低保补助水平；支持逐步提高并落实企业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三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落实公务员津贴补贴改革政策，推进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落实好义务教育学校以及基层的公共卫生和医疗卫生服务单位绩效工资等政策；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加强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监管。
2.进一步加大强农惠农政策力度，促进农业农村发展。一是以农田水利建设为重点，大力支持中小河流治理、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和山洪地质灾害防治，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二是推进农业综合开发，支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农业技术推广和科技成果转化。三是加大对农村金融发展的扶持力度。引导金融机构增加涉农信贷投放，确保涉农贷款增量占比不低于上年；加大政策性金融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建立农业再保险和巨灾风险分散机制，构筑农业生产的“安全网”。四是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推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加快推进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管理体制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完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机制，全面推开农村义务教育债务清理化解工作，健全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等，逐步破解农村公益事业发展难题。
3.继续实施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等政策措施，积极引导消费需求。实践证明，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等政策在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下一步要继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和制度办法，积极引导民众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一是继续实施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政策，简化操作程序，方便政策落实，增强政策吸引力。二是支持农村和中小城市商贸流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农村商业连锁经营和统一配送，优化城镇商业网点布局，积极发展电子商务、网络购物等新型服务业态。三是研究制定促进文化消费、旅游消费和养老消费的财税政策，积极引导居民的消费需求。
4.进一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一是推进教育改革，加大教育投入，完善投入机制，实现到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4％的目标，提高教育水平。二是按照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要求，支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逐步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提升卫生服务水平。三是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资金，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完善城镇职工和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推进城镇企业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推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实现城乡社会救助全覆盖。四是支持增加中低收入居民住房供给，加大公共租赁住房、廉租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五是支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强技能培训，提升技能水平，努力扩大就业。
(三)合理把握财政赤字和政府公共投资规模，着力优化投资结构，支持经济结构调整。
1.保持合理的财政赤字规模，切实防控财政风险。一般来讲，赤字增加必然带来财政风险增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10年赤字规模猛增至10500亿元，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赤字纪录。随着国民经济的企稳回升和宏观调控政策的微调，2011年，全国财政安排赤字9000亿元，主要考虑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还面临很大不确定性，还要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保持一定的刺激力度，拉动经济增长。赤字规模比上年预算减少1500亿元，但赤字率已从2010年的2.5％回调到了2011年的2％，风险可控。应该看到，当前形势下，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绝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不断调整中逐步淡出。随着“十二五”开局，中国经济进一步回升向好，财政政策有必要淡化扩张性色彩，逐步向中性调整，财政赤字也将进一步下降。赤字的可控性对政府财政风险至关重要，尽管中国赤字会有所下降，但仍要注意防范风险，特别是要加强对潜在风险的防控，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债务管理，增强财政的可持续性。
2.政府公共投资重点用于加强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促进投资与消费良性互动。大力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水利设施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教育、医疗卫生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积极推进节能减排以及环境保护工作；加强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大力促进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等。
3.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优化投资结构，积极引导和带动民间投资增长。一是制定公开透明的市场准入标准，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以多种形式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等领域，支持民营企业加强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促进社会投资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二是继续发挥政府投资的积极引导作用，对于重点在建、续建项目的资金需求优先保证。严格执行投资项目用地、节能、环保、安全等准入标准，防止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
4.加大财政科技投入，推动自主创新。一是重点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等，推动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科研机构、大学科研力量的建设，增强原始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二是财政对符合国家战略方向的项目给予支持，鼓励企业共同出资开展关键共性技术研发，风险共担、成果共享。三是支持科技管理体制改革，鼓励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广大科技人员与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促进科技资源优化配置、高效利用和开放共享。
(四)大力支持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1.落实相关财税政策，增加对地方均衡性转移支付规模，推进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是在合理界定事权基础上，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二是健全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进一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加大对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以及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启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开发攻坚工程，加快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步伐。三是加快建立和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加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财力保障能力，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四是落实相关的财税政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民族地区实施跨越式发展；支持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地区率先发展；通过政策支持进一步发挥深圳等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及天津滨海新区在改革开放中先行先试的作用。
2.促进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一是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强财税政策支持和规划引导，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突破重点领域，加快形成先导性、支柱性产业，切实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和经济效益；强化核心关键技术研发，发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引领支撑作用，实施产业创新发展工程，推动高技术产业做大做强；继续对部分小型微利企业实施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有效发挥科技型中小企业作用。二是加大对改造提升装备制造业的支持力度。继续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增强新产品开发能力和品牌创建能力，提高能源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以及产品质量、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积极推动重点行业企业跨地区兼并重组，进一步完善落后产能退出机制和配套政策。三是加快完善促进服务业发展的财税政策体系。加大财政投入力度，重点支持现代服务业新兴产业、创新型企业和集聚区建设；研究、落实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各项税费优惠政策；支持引进和培养现代服务业发展人才。
3.大力支持节能减排，加快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推动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一是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积极发展循环经济，支持重点行业实施技术改造和清洁生产。二是组织实施好财政补贴政策，继续推行节能产品惠民工程，扩大对购买节能和新能源汽车的补贴范围。三是进一步完善节能环保产品的政府采购政策，积极推广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四是加强对一些重点地区、重点流域的生态综合治理，支持农村环境的综合整治。五是推动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巩固退耕还林等成果，支持重点领域低碳技术研究、推广和低碳经济的发展，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六是加快建立草原、森林等方面一系列的生态补偿机制和制度，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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