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凝聚发展民主的基本共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识论文,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转型期的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矛盾：在获得持续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整个社会却不时面临着公民权利的无法保障与国家权力的不作为之间激烈冲突，而引发的维权抗争事件的居高不下，以及因无法共享改革发展收益而出现在底层群体中的怨恨与不满……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的讲话中则直陈执政党现在面临着“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如何走出这种“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律”？历史上，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意识到：只有发展民主“才不会人亡政息”。改革开放以来，党也一再承诺“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发展民主是党始终不渝的追求”。但是，中国社会各界不论在是否要发展民主上，还是在发展民主的方向抉择上都分歧严重，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民主发展的实践，最终使得再多发展民主的承诺也只是停留于空泛的原则层面，而始终无法充分落实。因此，当务之急是尽快就发展民主形成一些基本共识，并按照基本共识尽快推进民主建设的落实。
为何要凝聚基本共识
在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结构变迁中，出现了“赢者通吃、负者满盘皆输”的利益分配格局：强势阶层为了维护和增加其既得利益，结成强大的利益既得者联盟，直接或间接地借助公共权力干预利益分配，使得弱势阶层利益不断受损且无法得到救济。最终，就必然使利益受损的弱势群体的不满与怨恨迅速地扩大。而且，在不满与怨恨产生的同时，弱势阶层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却因为强势阶层对公共权力的“绑架”，而在相当程度上淤塞并日渐失效，法律制度安排与政权体制的设计无法显现效力。于是，在社会底层与弱势群体既缺乏“呼吁权利”，又被实质上剥夺了“退出权利”的背景下，社会底层仇官、仇富与仇政府的怨恨与不满，由于既无法通过利益再分配来得到缓解，又无法通过有效渠道与制度安排得到释放，从而不可遏止地以各种暴力化程度日益增加的社会冲突形式表现出来。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全国发生的包括请愿、示威和罢工等“群体性事件”，已由2000年的4万起增加到2009年的11万起，增长了近3倍。同时，群体性事件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人数平均增长17%，由2000年的163万多人，增加到2009年的572万多人，其中百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由3200起增加到8500多起。
这种利益冲突主要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利益诉求问题。社会利益分化必然导致不同群体有差异化的利益诉求，但关键是其能否有相对通畅的渠道得以表达。二是利益协调问题。差异化的利益诉求之间不可避免会存在矛盾与冲突，但关键在于是否有健全的制度性安排对之进行有效的预防、疏导、协调、化解、消弭，以使社会矛盾能控制在秩序的范围之内。在现代政治学理论中，这两个问题都是通过发展有序政治参与并最终实现民主政治来解决的。正是因为既无法合理合法表达利益诉求，又缺乏制度化的利益协调机制，才往往使得利益矛盾导致严重的社会冲突。而泛政治化定性、动用国家暴力机器的强力压制等，虽然可能换来暂时的稳定与秩序，但却可能再生产出导致更激烈社会冲突的怨恨与不满、制造更大的社会断裂与仇恨。只有民主政治才能正视和容忍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并认可冲突(非核心价值的冲突)的正面价值。自然也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不同阶层和群体相互冲突的利益才能得到公开、合法和畅通的表达，冲突双方才具有相对统一的组织，才可能对冲突双方的成员及其行为进行有效的控制，并建立协调机制，对冲突进行调停、仲裁或协商和解。因此，要从根本上缓解当代中国的利益冲突，将因社会利益矛盾而引发的冲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围之内，必须通过发展民主政治，畅通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实现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
但是，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中不仅对是否发展民主存在分歧，而且对如何发展民主也存在着根本的认识性冲突。
首先，对于民主的好坏在理论层面争论激烈。有论者基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指出，民主是人类社会制度安排中负面影响与风险最小的一种选择；或者如俞可平明确地提出“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也有论者把民主说成是底层民众的暴政，认为“代议”、“自由”、“多元”、“宪政”阉割了民主的精髓，甚至将民主说成是“冲突与失序”的“罪魁祸首”。
其次，对于中国是否应该发展民主存在根本的认识性冲突。20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界就围绕“新权威主义”等展开过激烈论战。对于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目标模式，则分别有咨询型法治政体说、合作主义国家模式说、民主的国家制度建设说、增量民主说、民主的法治型体制说、混合型民主政体说的争论。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知识界关于中国政治优势和“中国模式”的争论方兴未艾，近来还出现了关于“广东模式”与“重庆模式”的争论。有论者认为：“中国世纪”正在到来，中国经济奇迹的产生恰恰是因为一党执政，因为这给经济发展提供了社会和政治的稳定，民主则会导致不稳定和混乱，中国应该拒斥民主。或者认为“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与中国的崛起已经充分证明了现有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成功”。而另一部分论者则对这些问题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危险状态正是因为缺乏民主所致，所谓的“中国模式”是错误的，民主既是普世价值也是世界潮流。
最后，即使在支持民主的阵营里，对中国应发展什么
样的民主以及发展民主的突破口和路线图的分歧也很大。有论者认为，在当今中国的政治思想领域大致有五种有关民主政治的理论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理论、自由民主理论、左派激进的民主理论、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理论、审议民主理论，或者是替代民主论、自由民主论、直接民主论、中国民主道路论、增量民主论；有论者则超越政治民主而大谈发展“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也有论者力图用发展民生替代发展民主，还有论者力图在中国特色的民主与所谓的西方式民主之间划清界限。尤其是近20余年来，知识界对于中国民主发展的突破口更是争论激烈，在诸如是优先发展公民社会、基层民主，还是党内民主以及选举民主等问题上莫衷一是。近年来，又有不少论者开始推崇“协商民主”、“预算民主”以及“共识民主”。最近，还有论者试图对未来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路线图”与“时间表”进行设计。
正是因为对是否发展民主以及如何发展民主无法形成基本共识，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党和政府众多关于发展民主的承诺在实践中的落实，最终导致当代中国民主制度的供给不足。
政治科学的常识告诉我们：民主是共同体成员以普遍认同的程序和规则为依托，和平地解决利益冲突，使得各利益主体追求利益的积极行为得以持续进行的制度安排和实际行为过程。但这必须以建立基本的社会共识为基础。诚如罗尔斯所言：“社会的统一建立在各种合乎理性的学说达成重叠共识的基础上。只有当政治上积极行动的公民的确认，而正义要求与公民的根本利益又没有太大冲突的时候，稳定才有可能。”[1]因此，我们必须尽快就发展民主形成一些基本共识。
共识在哪里
经济转轨、社会转型、观念转变……面对今日中国之现状，达成发展民主的共识和凝聚共识比任何时候都重要。不同群体之间的权利摩擦，需要寻求共同的行为准则；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博弈，需要建设内在的政治伦理；市场与道德的龃龉，需要厘清明晰的界限……一个和谐的中国，需要凝聚社会成员的基本共识；民主政治的推进，也只有在达成基本共识中才能不断深化。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言，“在同群众交流互动中形成社会共识”，在各抒己见中搭建对话交流的平台，在不同观点的表达中寻求认识的“最大公约数”，为发展民主政治凝聚基本共识。
那么，共识在哪里？显然，应该从解决当下中国最为关键的问题入手。既然当代中国面临着逐渐加重的社会矛盾与尖锐冲突，而民主就是通过妥协与合作来缓和社会冲突的政治机制。那么，凝聚发展民主的共识就应该从缓和社会矛盾与冲突入手，寻求从冲突到民主的转型之路。从总体上看，当前的社会矛盾属于利益矛盾，绝大多数社会冲突都反映了民众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和公民意识，与制约缺失、监督不力的国家权力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在缺少自主的市场和自主性社会的情境下，国家权力非但解决不了经济和社会的问题，甚至也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而国家权力一旦失控，即“国家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时，不作为、腐败与肆意妄为就必然处于“不可治理”的状态。如此，上无约束、下无监督、左右无制衡的不可控的国家权力运行，必将导致国家权力正当性的丧失。更危险的是，“权力市场经济”的发展将“国家权力之恶”与“资本之恶”的效果叠加在一起，国家权力和资本结合而形成垄断性的特殊利益集团，垄断稀缺资源，攫取超额利润，影响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从而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正。于是，法律制度意义上的国家权力运行规则形式化和虚化，实践中各种潜规则大行其道，对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和道德理念造成严重侵蚀。与此同时，公众的信任感和社会认同也会急剧丧失。山西的“黑砖窑”事件与新疆的“残障奴工”事件，就是国家权力腐败与不作为导致底层生态的丛林化和整个社会生态恶化的典型个案。
另一方面，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国家权力运行的失控与滥用无异于雪上加霜，在无法通过合法方式获得权利救济的情况下不得不选择自力救济。进而，以极端的方式应对不公正的待遇和巨大的伤害，“以命相抵”、“以身抗争”有时是弱者被逼无奈的选择。事实上，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因利益分化造成的各种矛盾冲突本属正常现象，民众利益诉求与表达既是争取或保护自身权益，也同时表现了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但是，面对民众的正当利益诉求，国家权力往往被资本“绑架”，不作为甚至是胡作非为，最终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国家权力部门，在遭遇侵害时诉诸暴力。而在利益冲突加剧、社会不公明显的情况下，国家权力如一味采取高压“维稳”的处置方式，必然导致愤怒和绝望迅速升级。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国家权力运行中的“刚性维稳”举措实际上沦为对强势阶层与既得利益群体的保护伞。
面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和社会利益的急剧冲突，各种治理方略在不断出台。但是，过往的经验表明：错误的判断和错误的治世药方，常常是治标不治本，甚至是头痛医脚、脚痛医头，无异于画饼充饥甚至饮鸩止渴。不受监督制约的国家权力与无法得到充分保障的公民权利之间的结构化困境，应该是当前社会矛盾与冲突日益尖锐的根本原因。暴力的流行实际上也是在以一种令人不安的方式提醒我们：民主政治缺乏之日，必然就是各种暴力开始之时。从逻辑上看，暴力行为不是民主政治失败的原因，而是民主政治匮乏的产物。显然，应该通过发展民主政治来将社会冲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围以内，重建公平正义，形成基本共识，这或许是我们走出困境的唯一道路。
现阶段，发展民主政治的基本共识应该是根据社会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首先，人类政治文明的经验证明，民主虽然不是万能的，但它是所有人类制度选择中运行风险最小的制度。因此，发展民主是大势所趋，不可逆之，这当是凝聚共识的前提。
其次，我们可以先暂时搁置关于民主模式与发展突破口的争论，按照民主的基本原理或基本规律，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一方面，要着力解决共同建设问题。所谓“共建”，是指各个社会阶层和群体都能参与国家公共事务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在当代中国公共事务管理中，普通民众往往被人为排斥在公共事务决策之外，不能对决策发挥决定性作用，其理由是民众欠缺专业知识、民众的复杂意见有可能影响判断的精准、交由民众讨论可能损害决策效率等。因而，吸纳民意这一环节往往被简化或搁置，专家提出意见、政府作出决策，这是大多数政府管理故事的通行版本。其实，民众关心自己的生活甚于其他人，民众爱惜自己的权利也甚于其他人。在民众合法权益受损时，他们理所当然地会表示反对。近年来，党一再强调要“发展有序的公民参与”，其关键就在于能真正解决公民合法权益被侵害后“有话无处说、有苦无处诉、有理无处讲”的困境，提供制度性平台去容纳公众的参与。
另一方面，要着力解决共同分享问题。所谓“共享”，就是指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分享到改革与发展所带来的生活改善与提升。这种分享可以有量的差别，但不能有质的不同。通过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来做大蛋糕，固然是天经地义。但更重要的是对于分不到蛋糕或很少分到的弱势群体而言，蛋糕做得再大也毫无意义。因此，第一，需要从收入分配机制上加以保障，政府应当将收入再分配问题置于突出位置，对低收入阶层和弱势人群给予特别的关注；第二，要赋予不同群体公平的就业机会和发展机会，在公共教育资源、医疗卫生资源的分配上要形成合理机制；第三，要科学设计社会阶层流动机制，从户籍制度、社会保障、税收和财政收支体制、利益表达机制等方面确保弱势群体的权利，通过制度变革使国家最大限度地代表民意、凝聚民心、集中民智。
如何保障共识
发展民主政治，既不可能寄希望于强势阶层“良心发现”而给予弱势群体以怜悯与恩赐，更不应该是强势阶层强加于弱势群体的单方意识表达。其实，任何社会中必然有不同的利益群体存在，这些群体都需要有能够保护自身利益并且表达各自利益诉求的机会与制度化机制。因此，发展民主政治之基本共识的形成，应该来源于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平等协商后达成的妥协。民主政治就是要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谈判和妥协提供保障与规范化程序。此外，当前发展民主政治要着力解决的共同参与和共同分享问题，都直接涉及改变当前日趋固化的利益结构问题。因此，形成发展民主的基本共识必然涉及新的利益结构调整，要突破当代中国现有的利益结构固化困局。而要突破现有的利益结构，显然也不可能完全寄希望于既得利益阶层的“主动利益让渡”，当然也不应该寄希望以底层民众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来解决问题。我们同样希望，底层弱势群体为改变当前不合理的利益结构而采取的“夜晚政
治”与“街头政治”，能逐步走向“圆桌政治”，从诉诸暴力走向谈判协商。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社会多元利益主体可能走向谈判桌，就未来利益分配与利益冲突进行协商乃至最终达成妥协呢？政治科学的常识告诉我们，政治冲突中只有当冲突各方的力量相对均衡时，才会使得社会冲突各方在多次重复博弈后通过谈判协商寻求妥协的“互利共赢”之道。因此，一个社会要成功运行民主制，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是社会力量大体上具有一种均衡格局，如此才能产生相互妥协的需要。如果由一方占据绝对优势，自然一切由它说了
算，它为什么还要妥协？因此，社会力量的均衡格局是使各方通过谈判达成妥协的前提条件。基于此，保障共识的关键在于促进中国各利益阶层之间的力量均衡，让每一个社会群体都有合法途径表达自己的声音，都有合法力量维护自己的利益。
考虑到当代中国的实际，至少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促进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力量均衡：
首先，党要在凝聚社会共识的基础上将发展民主的政治承诺制度化。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既是领导党又是执政党，因此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对发展民主的坚定信念与支持，即使形成了发展民主政治的社会共识也无济于事。近年来，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多场合谈到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温家宝总理也不断发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既然执政高层有发展民主的信念，就应该充分发挥党自身的政治与组织优势，认真倾听民众的呼声与诉求，从制度上建构起与社会各阶层和利益群体沟通协商的程序，凝聚发展民主的基本共识，最终将发展民主的政治承诺制度化。而且，只有通过发展民主政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党所面临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事实上，党如果在尽可能挖掘现有制度潜力、充分发挥现有制度作用，把现有制度坐实、将党关于发展民主政治的相关承诺落到实处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和不断吸收当代政治文明的先进成果，这当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与推进中国民主建设的积极稳妥之道。
其次，重塑国家权力“自主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认为：国家在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权力，因为国家的基本职能在于化解社会矛盾并将社会冲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围之内。在现代政治学理论中，这被称为“国家自主性”问题。当前，中国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利益分化与冲突日益加剧，在孙立平等社会学家看来，“贫富悬殊的背后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失衡的结果，而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能力上的失衡又是他们之间社会权利失衡的结果”[2]。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社会权利之所以失衡，就是因为国家的自主性太低。显然，这就要求强化国家权力的自主性，在强化国家能力的同时摆脱强势利益集团的掣肘。所谓国家自主性，是指来自社会的国家享有超越社会的能力，国家超越于个人和群体利益之上而代表公共利益和公共意志，还原于国家本质性的公共属
性。就目前而言，一方面，由于政府行为呈现企业化，使得国家日益偏离其公共取向，国家自主性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削弱；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出现异化为强势群体实现、保护其利益的工具的趋势。于是，国家的自主性异化为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自主，从而不断激化社会矛盾。从根本上讲，为一个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国家自主性，很难建立在政府官员的道德良知或政治觉悟的基础上，更不能寄希望于政府行为过程中不受任何约束的专断权力，而只能建立在合理的制度构架及其营造的社会各利益群体的政治均衡机制之上。就当代中国而言，国家自主性的重塑面临着双重任务，即“在缩小国家权力范围的同时增强国家的能力，在限制国家专断权力的基础上强化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3]。当然，国家自主性的程度应该有一个限度，一方面，它不应使自身强大到成为一种任意干预市场和社会生活的专制性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它也不应使自己弱小到无法整合社会利益诉求，而等同于某一特定阶级或阶层的自主性。
最后，重建社会。当前，由于国家权力缺乏自主性，一方面是国家权力不作为与滥作为，另一方面是强势利益群体的过分自主。这就意味着重建社会面临着双重呼唤：既需要发展制衡国家权力的“公民社会”，也需要制衡强势群体的“能动社会”。公民社会以民主为第一要义，有助于避免葛兰西意义上的国家吞没社会的“政治专制”；能动社会以民生为第一要义，有助于避免波兰尼意义上的市场吞没社会的“市场专制”。所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在《走向社会重建之路》的报告中强调：当前的社会建设，必须从两个方面同时用力，即建立有效的劳资双方的利益博弈机制、以调整劳资关系为突破口的“能动社会”建设，和建立公民参与机制、以调整“官民关系”为
突破口的“公民社会”建设。[4]因此，面对当代中国各社会群体力量严重失衡的格局，重建社会的关键是锻造公民、培育或生产自组织的社会、争取信息透明和民意表达的渠道，使社会成为实在，形成市场—国家—社会之间能够相互制衡的结构，更重要的是使弱势群体也能组织起来以制衡强势利益群体。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民间组织发展空间越大，人民就越自由，公民权利的保障就越充分。社会重建的最终目的，是发展起民意代言人与自保性社会组织，并最终形成公民社会，这样既可以有效防止公共权力的腐败与滥用，又可以制衡强势利益群体对弱势群体权利的挤压，维护公平竞争的社会生态。
总之，中国社会各阶层共同面临着因贫富分裂、城乡分化、贪腐猖獗、资源浪费、环境恶化、利益集团顽固不化等亟须解决的矛盾所导致的社会风险，而发展民主是有效应对这些问题的必然选择。这应该成为我们凝聚发展民主的基本共识的起点。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学者赫尔德的民主理论值得我们记取——民主建设必须被重新构建为一种双向现象：一方面涉及国家权力的重塑，一方面与重构市民社会有关。[5]在当前民间与执政高层都在呼唤发展民主的背景下，如果能通过国家权力重塑与社会重建的双向互动，最终建构出沟通协商的制度化机制，当是最基本的发展民主之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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