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从党国体制到军人独裁的国民党社会权威再造路径分析
□郭英东 徐冰旸
【内容摘要】 辛亥革命以后，在经历了短暂的议会政治和昙花一现的洪宪复辟之后，中国进入了军阀割据时期，统一的政治权威散落了。此后，权威再造一直是中国的第一政治任务，而实现权威再造的最大障碍是军阀割据，其社会基础是已经半军事化或者军事化的乡绅统治。国民党试图通过建立一党专政的党国体制来解决这一问题，但因其自身局限性未能成功，继之而起的军人独裁凭借军事力量企图建立一个军事化社会，但因其天生的缺陷，在与传统地方统治者的竞争中依然失败了。
【关键词】 党国体制；军人独裁；社会权威；富豪乡绅
晚清叛乱频乃，清王朝无奈以地方团练应对之，威权下移，叛乱戡平，但地方社会军事化尾大不掉，为清王朝的失败埋下祸根。辛亥革命将专制王权的躯壳最后摧毁了，传统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来源也就随之消亡。因之，中国近代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也就始终伴随着动荡与不安，整个转型过程失范、混乱。重拾散落在地方的权威也就成为革命者的第一任务，也终将决定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一、国民党党国体制的建立
辛亥之后，革命者们准备将他们崇高的革命理想付诸实践，在中国第一次实践了欧美的议会民主制，一时间政党和议会在中国大量涌现。议会政治是想通过代议制的形式将各个地方和中央连接在一起，以自下而上的方式统一全国。这是一条典型的欧美道路，但最后以袁世凯复辟告终。洪宪帝制想用传统的专制王权终结议会的争吵，统一离心离德的地方政权，恢复大一统，将政权的合法性重新建立在传统王权之上，但这条路终究是不可能的。昙花一现的洪宪帝制之后，中国进入了军阀割据时期，政治权威彻底的四分五裂。
中国国民党从开始的兴中会、同盟会，到国民党，再到中华革命党，期间名称不断改变，但其组织结构少有变化。经过屡次的失败后，孙中山认识到了国民党组织体系的问题，决心改变国民党软弱无力、纪律涣散的状况。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时，为了建立纪律严明、领导有力的政党，孙中山要求入会者要按照传统会党的方式，按指模宣誓入会，此举因遭到反对而没有继续执行下去。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也引起了孙中山的注意，但孙中山对俄国的兴趣主要在于其短期内迅速崛起的军事力量，而不是俄共组织结构。1922年，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认识到：光靠军事革命事业不一定能成功，而扩张党务则有胜无败。1923年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了改进，提出了联俄、容共的政策，但此时孙中山联俄的目标仍然是得到俄国的军事和物质援助，而不是学习苏联的政治制度和俄共的组织形式。后来经过俄国人的劝说，尤其是在鲍罗廷的劝说之下，孙中山才同意学习俄共的组织模式改组国民党。当然，孙中山“以俄为师”是有明确的选择性的，主要是学习俄国布尔什维克建党、治党的技术，而非全盘俄化。学习俄共建立了涵盖每一位国民党党员的基层组织，更坚定了“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信念，还学习俄国建立了在国民党领导和控制下的军队。
1928年国民党北伐成功，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建立了全国性政权的南京政府，按照孙中山的建国路线，国民党进入了“训政”时期。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了胡汉民起草的《训政大纲》，明确南京政府的政治体制为“以党治国”。所谓“以党治国”就是孙中山所说的“党在国上”，其核心思想是“一切权力皆由党集中，由党发施”。《训政大纲》是党治体制的最高原则，为国民党的“以党治国”奠定了法律基础，是国民党训政时期的治国方略。国民党拥有中华民国的全部政治权力，对全国人民进行保姆训政，教导人民受民主之训练，训导人民自治之方法。“从这个《训政大纲》可以看出国民党的权力和地位大为提升，充分显示党治的色彩浓厚，不仅取代了民权和民治，也掩盖了军权和军治。”国民党还起草了《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以及《国民政府组织法》等文件，对国民党训政时期的党政关系、政权治权关系、政府人民关系等方面的问题提供了基本原则和实施方案。“国民党自认为是一个肩负着改造和建设近代中国历史责任的党，是先进人物的集合体，是人民的代表，所以排斥他党存在，不许党外有党。”至此，国民党的“党在国上”的党国体制已经形成，胡汉民本想以党驭权、以党治军，集权于党，但历史做出了其他的选择。
二、军人独裁的形成
国民党党国体制的法理顺序应该是党、政府、军队，但实际的顺序却是军队、政府、党，其顺序整个颠倒过来了。名义上以党统政、以党治军的党国体制，最终却形成了一个以党治为表、军治为里的军事独裁政体。这一点可以从国民党中央机构职权的变化中清楚地看到。在国民党中央机构中，中央执行委员会(简称“中执委”)是国民党最高权力机构，下设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简称“中常会”)、中央政治委员会(简称“中政会”)、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军会”)。在法理上中常会是中执委的常设机构，是中执委权力的实际实行者，但在具体分工上中常会负责党务，中政会主管政治，中军会负责军事。
1924年改组完成后，国民党有常务委员，但没有设常务委员会，1926年鉴于党务的实际需要才设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全代会和中全会都不经常开会，作为常设机构的中常会则经常开会，其地位是很重要的。但30年代开始，中常会由中执委权力的实际执行者变成了专门办理党务的机构，其地位开始由实变虚，逐渐的“中常会所讨论的，主要是一些琐碎的例行‘党事’，诸如地方党部人事改选任免，介绍、开除党员以及褒扬和抚恤死难党员等。”张治中在回忆录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国民党党员常说以党治国，以党建国。这完全是个空话。党的中常会从来很少讨论到政策问题，党对党员从政干部从来就没有约束的力量，无组织、无纪律。中常会和代表大会是有政策性的讨论和决定的，但皆类成具文，一到行政院，相应置之不理，所谓‘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能，最后更变成‘好话说尽、坏事做尽’党只剩下一块招牌，名存实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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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政会在法理上是国民党中执委的隶属机构，是最高政治指导机关。孙中山在世时中政会受到中执委和孙中山的限制，权力较小。但国民党宣布实施训政后，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中央政治会议暂行条例》，条例规定政治会议为全国实行训政之最高指导机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负全责。中政会被赋予五项职权：一是建国大纲；二是立法原则；三是施政方针；四是军事大计；五是国民政府委员，五院正副院长及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委员长，各省政府委员、主席及厅长，各特别市市长、特使、公使及特任特派官吏人选。此条例赋予中政会国家立法权、最高决策权和人事权，使中政会成为了“太上政府”。“训政初期，国民党正是通过这一制度化的党治输入管道，在法理上实现其对国家政治的全面垄断和绝对控制的。”即国民党通过权力巨大的中政会来实现他们的党国体制。但后来中政会权力受到削弱，其表现就是从一开始一二十人的核心权力机关变成了多达200人的臃肿机构。最后中政会委员蜕变成了一个没有实权的荣誉性职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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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军人独裁是在与胡汉民的权力争夺中形成的，但这只是蒋介石军人独裁政权产生的过程，不是原因。蒋介石之所以能在这场权力斗争中获胜，根本原因在于与地方实力派的战争中，军事权威得到了极速的膨胀，蒋介石正是凭借着军队的力量而在与胡汉民的权力斗争中胜出。其实质则是，蒋介石的军人独裁能够比党国体制更好地解决国民党政权面对的历史难题——权威再造。
（3）确定火焰加热范围：根据火焰加热后再冷却后工件收缩的原理，根据间隙测量的绘图，在测量法兰间隙最小的一侧进行火焰加热，加热范围按照连续加热半圈为宜，加热曲线可选择抛物线区域。图5为测得的法兰间隙值，A点为所测得法兰间隙的最小值，D点为所测得的法兰间隙的最大值，图6所示阴影区域为火焰加热区域范围。
三、军人独裁形成的原因及其局限性
“全代会、中常会和中政会之所以逐渐变得无足轻重，人数太多只是一个表面因素，实则党权已为其他力量所侵夺。而侵夺党权的力量，不外军权与政权，其主要是军权。”在当时国民党内部最高领导权的两个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胡汉民和蒋介石，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在党内资历最老，远远高于蒋介石，并且掌握了巨大的党政权力。随着北伐战争的迅猛推进，军权急剧上升，蒋介石的个人威望和在党内的地位也急剧上升。胡汉民对这种情况是很清楚的，所以，北伐刚刚结束，就在随之开始的训政中把党权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试图以此来控制蒋介石的军权；并且十分注重厘清党、政、军的关系，他反复强调军不能越政，更不能与党平行。但是国民党只是实现了表面的统一，地位实力派依然离心离德，不断挑战着南京政府的权威。1929年“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等想借“联省自治”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对南京政府构成了巨大的压力，蒋介石只能以武力拆除地方分裂势力。蒋桂战争之后，又爆发了蒋冯战争、蒋唐战争和蒋石战争，战争的实际需要使军权的重要性日益突出，逐渐的党权再也无法控制军权了。法理上规定军权隶属于党权，但现实中军事首脑成了权力中心。蒋介石为了“剿匪”设立了南昌行营，南昌行营才是真正的政府权力中心，蒋介石权随人走，蒋介石在那里，权力中心就在那里。军权膨胀意味着党权的衰落，军权势必高居于党权之上。军权与党权之争由来已久，最后以胡蒋二人的“约法之争”为导火索，以胡汉民被软禁的“汤山事件”而告终。蒋介石以军权裹胁党权建立了一个以党治为表、以军治为里的独裁政权。
民国时期国民党想要完成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就是实现政权的统一，权威再造。实现这一目标最大的障碍无疑是各自为政的地方实力派。地方实力派割据一方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晚清为了应对叛乱实行的地方团练。中国自古皇权不下县，中国乡村一直处在地方乡绅的统治之下，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只是废除了产生乡绅的制度化渠道，但乡绅依然存在。“乡绅代表地方上的一种长老权力，”它既代表地方，也代表政府，具有一种双重身份，传统乡绅在乡村的统治主要是依靠知识、传统和经济实力。但晚清团练的结果之一就是乡绅开始和军事力量相结合。“许多地方记载证明，农村名流通过控制自治的机构力图维持他们在村社的统治，这个过程我们已经追溯到了晚清的团练制，并且顺利地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国民政府时期。”清朝大一统的政治权威正是散落在这样四分五裂的地域里，这正是民国初年军阀割据的历史和社会基础，也是国民党政权要解决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党国体制面对这个问题时的失败导致了军人独裁的产生。
按照孙中山《建国大纲》里涉及的建国的三阶段：军政、训政和宪政，国民党北伐成功后就进入了训政阶段。训政的根本目标是培育地方自治，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实现权威再造。但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下，这是不可能的。正如孔飞力所言，“孙中山的思想尽管有许多含糊之处，但有一点是相当清楚的，即他支持现代性——特别是广泛的参政——不能自上而下强加于人，而是必须在地方村社中产生，然后逐步扩大到全国。孙中山认为，地方自治造成的结果并不是权力分散，而是全国政治的一体化。但是另一方面，更进步的地方自治倡导者的具体的现代化目标却被传统势力大大地削弱了，为了这些目标，自治运动干脆认为晚清时期乡绅行使的地方统治权是正确的，并决心使它永久存在下去。”孙中山自下而上的民主自治运动合适于西欧的情况，在中国它只能造成地方分裂主义。所以，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以后，胡汉民制定的《训政大纲》并不是按照孙中山的设想实行一种自下而上的自治运动，相反，实际建立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党国体制。但1924年国民党“以俄为师”的改造只学了俄共组织技术层面的东西，实际只学了半套表面功夫。国民党基层组织尤其是农村基层组织涣散无力，本质上国民党只是一个城市政权。“国民党始终未能建立一个具有严密渗透性和强大内聚力的政党政治体系”，“执政以后没有触动既存的社会结构。在社会整合方面，国民党的组织和影响也未能深入到社会底层和辐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国民党尽管建立了一党专政的党国体制，因自身的先天性缺陷不可能完成政治一体化、权威再造的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军人集团从边缘入主社会中心，其社会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军人阶层成为社会秩序更替与重建的主角，同时也赋予军人阶层在社会政治参与和社会资源分配中的优先地位。”在中国近代社会，要实现政治一体化，军人主政似乎有其合理性，乡绅“这种地方威权或者土霸权力可以发展到政令自行的方式，他们就是政府或者统治者，可以私定里卡，购置军械，私定刑律，反抗政府的干涉，不受官家法理的制裁。”每一个乡绅就是一个土皇帝，每一个土皇帝都统治各自自封闭的小王国。很显然，要荡平这些小王国靠地方自治和软弱涣散的国民党是没法完成的，所以，军人独裁才走到了历史的前台。
但这又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军事问题，它关系到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本质上是一个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问题。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无论执行什么样的政策，只要触动乡村传统权势集团的利益，就招致极为顽强的抗拒，而国民党南京政权恰恰缺乏足够的权威来应对和化解这种抗拒。”通过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依然无法最后完成统一权威的再造，根源在于这种军事独裁的局限性，“作为一个靠营房支撑的城市军政权，国民党军人集团狭隘的利益准则使它丧失民心而陷于孤立地位。尽管蒋介石极力通过军事强制建立起一个军事化社会，但他始终未能使军事化的社会整合获得成功，国民党的社会军事化运动只会使缺乏群众基础的军人政权作茧自缚，最终陷于军事化社会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所以，国民党最终仍然没有完成权威再造的历史使命，也就难逃在大陆溃败的命运，历史最终做出了新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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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郭英东，徐冰旸；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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