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结构性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加强供给侧宏观调控 2015年12月底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定为我国当下及今后一个时期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中心任务，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动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的体现，是我们党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科学认识新常态、主动适应新常态和自觉引领新常态的重大战略布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在宏观层面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提高供给侧管理水平，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能否实现宏观调控体制创新和提高供给侧管理水平，决定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败。 供给侧管理与需求侧管理一样，都属于宏观经济调控的范畴。需求侧管理是一种间接性宏观调控体制，指在宏观经济调控中主要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等经济手段对需求进行调控，靠需求的变动引导供给，以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需求侧管理具有间接性、诱致性、全局性和事后性特点，需求侧管理的逻辑是：政府调控需求，需求引领供给。供给侧管理则是一种直接性宏观调控体制，指在宏观经济调控中主要基于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应的产业政策，通过经济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对供给进行直接调控，以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供给侧管理的逻辑是：政府调控供给，供给创造需求。供给侧管理具有较强的直接性、强制性、倾斜性和事前性特点。与需求侧管理相比，供给侧管理具有显著优点，具体说，就是有助于对现有企业进行快速的关停并转，淘汰落后产能；有助于对优秀企业进行精准定向支持，提升经济运行质量；有助于推动企业兼并重组，优化产业组织结构；有助于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形成自主创新能力；有助于激励企业提高产品质量，生产更加适销对路的产品；有助于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实现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发展。这是供给侧管理的最大优势。供给侧管理与需求侧管理各有特点，各有利弊，将二者结合起来，有助于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有助于防止经济比例关系失调，有助于克服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有助于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协调稳定运行。 改革开放以来，在推进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不断加强，政府主要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经济手段对需求侧进行调控，以达到间接调控供给，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目标。应该说，这一改革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主要靠行政命令管理经济的做法是重大突破，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但是正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指出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的同时，还应该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二者不可偏废，表现在宏观调控上，就是在重视需求侧管理的同时，还应该重视供给侧管理，否则，生产要素的不合理配置、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失衡在所难免，目前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产能过剩严重、库存大、杠杆高、产品质量等级低下等问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央提出加强供给侧管理是借鉴和吸取了美国供给学派和里根经济学的主张和做法。这一认识是完全错误的。20世纪80年代初，针对经济停滞、失业率高企的困难局面，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接受美国供给学派提出的主张，放弃了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政策，实施了一套以大规模减税、缩小政府开支、放松政府管制、削弱政府干预、强化市场自发调节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纲领，力图推动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这套做法被称为里根经济学。历史经验表明，里根政府信奉供给主义经济学，大力削弱政府干预和强化市场自发调节，并没有解决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问题，反而使美国经济的内在矛盾进一步激化，催生了金融和经济危机：投资自由化驱使垄断资本大规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大量传统产业，如服装、鞋帽、纺织、造船、炼钢、电子等，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加快了去工业化和产业空心化进程，导致美国制造业严重萎缩；金融自由化旨在为庞大的金融资本寻找谋利机会，金融机构突破原有的专业分工界限，综合经营各种金融业务，银行和非银行存款机构间的利率限制差距被取消；金融工具不断创新，传统信贷业务逐年减少，银行业脱媒趋势加剧；融资方式的证券化趋势出现，金融风险不断扩大；经济的服务化和金融化程度不断提高，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减税导致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攀升，债台高筑，寅吃卯粮；政府放松管制，限制工会活动，公司高管薪酬不断上升，高出普通工人数百倍以上，收入不平等加剧；经济增速低迷，产品竞争力不断下降，外贸赤字激增。所有这一切最终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经济受到重创，世界经济也遭受严重拖累，至今没有走出停滞阴影。供给主义经济学和里根经济学理论上逻辑严重混乱，实践上也未达到预期目的，早已破产并被历史唾弃，根本没有资格，也不可能成为我们加强供给侧管理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绝不能将供给侧管理与供给主义经济学和里根经济学混为一谈。 加强供给侧宏观管理也不是要实行计划经济。传统的集中计划经济是以行政命令调节资源配置的经济形式，它要求实行生产资料的单一公有制，由国家统一组织和管理国民经济，这一体制已经被实践证明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实行集中计划经济无助于解决今天我们面临的经济发展问题。加强供给侧管理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要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这就是，一方面要尊重企业的市场供给主体地位，充分尊重企业经营自主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创业、创新活力；另一方面要尊重和利用按比例发展规律，基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运用经济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对企业的投融资行为和生产行为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方面进行干预，确保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在结构上和总量上保持平衡。虽然供给侧管理具有较强的直接性、强制性、倾斜性和事前性，但是，它与集中计划经济中的事无巨细、无所不包的行政命令管理完全不同，也不是要替代需求侧管理，而是与需求侧管理密切配合，相辅相成，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完成宏观调控任务，实现宏观调控目标。 目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状况是好的，经济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有好的态势，经济结构出现积极变化，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大量涌现，就业和收入稳定增长，中国经济有巨大的韧性和回旋余地。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资源、能源、环境约束加大，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企业创新能力不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供给结构不适用市场需求，既存在低端产业的严重产能过剩，也存在中高端产品和现代服务业的有效供给不足；经济增速放缓，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这些问题不能单靠市场去解决。市场调节具有盲目性、滞后性、自发性的弊端，单靠市场调节必然会在短时间出现严重的企业大面积倒闭潮和大量人口失业，导致经济发生断崖式危机，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单靠需求侧管理也难以解决这些问题。如前所述，需求侧管理具有间接性、诱致性、全局性和事后性的特点，对小的经济波动尚可发挥熨平作用，而对已经发生的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局面则无力加以扭转。所以在发挥市场自发调节作用和政府需求侧宏观调控职能的同时，还要大力加强政府供给侧宏观调控职能，具体来说，就是要积极推动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创新，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要对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产品不适销对路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淘汰落后产能；要对优秀企业进行精准定向支持，提升经济运行质量，推动企业兼并重组，优化产业组织结构；要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形成自主创新能力，激励企业提高产品质量，打造品牌竞争优势；要进一步提高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增强发展的协调性，统筹好协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比例关系。 加强供给侧宏观调控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进行，具体说，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提供更多高质量产品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通过供给侧管理加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通过加强供给侧管理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更好地发挥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管理协同作用，提高宏观调控的质量和水平，确保国民经济稳定快速运行；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通过供给侧改革着力打造中国制造新品牌，提升国际竞争新优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 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概念提出以来，学术界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读。在这些解读中，存在两种明显不同的理解和思路，一种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解和思路，一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和思路。我们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的基本观点及其现实意义 第一，社会经济发展过程表现为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四个环节同时存在并且相互转化的过程。这四个环节之间存在着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但是生产在其中始终起着支配的作用，社会生产过程的性质和特点始终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性质和特点。因而，必须始终重视生产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同时又必须高度重视分配、流通和消费对于生产的巨大反作用。认识经济发展问题，必须始终坚持从生产出发去进行分析的方法论原则。颠倒生产与其他几个环节的关系的观点是错误的。 第二，在社会生产中，始终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及其对立统一关系。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过程来看，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决定着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但是，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下，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对生产力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甚至决定性作用。因而，片面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一种庸俗机械的唯物主义观点，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或决定作用则是一种唯意志论和唯心主义观点。 第三，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其中既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运动这样的一般规律，同时，不同性质和阶段的社会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又具有不同的特殊规律。因而，仅仅从抽象的、一般意义上去谈经济发展是没有意义的；仅仅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出发去解释和解决特殊条件下的经济发展问题则是无效的。 第四，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其特殊性在于它以追求无止境的价值增殖或赚钱为目的，因而，剩余价值规律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全部过程，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发展生产力是资本获得剩余价值的手段，与此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又与资本的内在要求相矛盾。 第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表现在各个方面：（1）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含义正在于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更多，从而单位商品的劳动量及价值量必然下降，可是资本追求的恰好是剩余价值，而不是物质财富。这样，资本生产的商品越多，单位商品的价值以及剩余价值就越少，从而平均利润率具有一种下降的内在趋势，这就迫使资本更快地积累并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使同一单位的资本获取的剩余价值会更少，平均利润率进一步趋于下降。这就形成一种循环，正是这一循环推动着资本主义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2）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的实现以及剩余价值的实现需要一系列严格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最重要的是：必须有足够的市场购买能力能够消化或购买大量生产出来的商品。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恰好不能保证这一点，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与生产供给相比总是不足的，因为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造成财富占有在资本一方和劳动一方的两极分化。除此之外，资本主义生产表现为一种无政府状态，即使是资本之间的相互需求也具有不确定性和经常的不平衡。因而，生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与最终消费之间的矛盾，是一个标准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型无法解决的问题。于是，这些矛盾总是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方法来进行一种强制性的解决。（3）资本为了获得利润或收益的最大化，在职能资本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一个庞大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系统。信用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资本的集中和一定阶段的经济增长，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创造出一套投机和欺诈机制，使现实资本更多地转化为虚拟资本，从而产生了国民经济金融化，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最终必然产生金融危机并进一步引发经济危机。 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自1825年以来，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矛盾产生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于是，产生了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但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所以，出现了1970年代长达十年的滞胀。滞胀之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虽然短时间内经济增长状况有所改观，但是最终又产生了新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和经济发展的持续低迷。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的基本理论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践都表明：迷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没有出路的。因此，在我国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必须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解和思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 二、经济体制的改革才是治本之策 之所以必须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来看待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问题，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理论基础，而且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中国经济发展状况越来越接近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做的分析。概括起来说，由于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同时又发展出大量的私人资本，并且公有的生产资料也采取了资本的形式，市场与资本叠加，使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更加接近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进行的分析及其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因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具有现实性和有效性。 但是，我们不能将中国经济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这是因为中国不仅存在大量的公有企业和农村土地集体公有制，而且我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始终起着主导性作用。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实践表明，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时又必须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从理论上来说，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决定了一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角度来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在于地方政府在实际职能上的企业化。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造就了中国经济在一定阶段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又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体制性根源。 自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出一系列问题：对外贸易增长乏力、部分产能严重过剩、产业结构失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资源生态危机等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些问题都具有供给侧的性质。因而，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符合实际的。但必须深究的问题是，产生供给侧问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不找出产生问题的真正原因，必然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问题，可以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但是，必须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牛鼻子”，这个“牛鼻子”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特殊经济体制以及由此产生的特殊经济增长模式。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指出的那样，全面深化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中，如何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尤为重要。因而，改革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模式才是治本之策。因而，改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特别是改革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如何通过改革，使地方政府一方面在经济增长中继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又能够贯彻落实中央制定的综合改革和发展目标，这是能否解决供给侧问题以及能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环节和关键。 三、全面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仅仅从供给或需求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是片面的，把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割裂开来更是错误的。因而，必须全面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前中国经济的突出问题在于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而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直接来源于企业的活力不足；而企业活力不足的根源在于企业生产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没有市场，企业生产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市场是因为它们生产的东西与市场的需求之间存在矛盾。而供求之间的矛盾既来源于供给侧，也来源于需求侧。因而，在强调和注重供给侧改革的同时，必须进一步重视需求侧的作用和需求侧的改革，其中，投资体制的改革和收入分配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把供给侧的改革与需求侧的改革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改善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状况。 不仅如此，还必须正确理解和处理好长期经济变量和短期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供给侧更多地具有长期的性质，而需求侧更多地具有短期的性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供给侧也存在短期的经济变量，需求侧也具有长期的效应。就供给侧方面来说，不仅存在产业结构、技术创新能力、在价值链中的地位等长期经济变量，也存在产品库存、过剩产能、产品质量等短期经济变量。就需求侧方面来说，出口、消费和投资不仅具有短期经济效应，同时也会产生长期经济效果。 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须注重影响长期经济变量的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采取有关政策措施解决短期经济变量方面存在的问题；既要把这两个方面区别开来，又要对它们进行统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路径与实现条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和增长的过程，既是生产力提高的过程，又是经济关系调整的过程。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然会对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关系的调整产生重大影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的视角解读供给侧改革，对增强改革的自觉性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供给侧存在的问题及供给侧改革的实质 我国供给侧存在的问题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它表现为生产领域的产能过剩、流通领域的库存积压和金融领域的债务风险不断增大。这种结构性问题，一方面是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我国企业盲目扩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滞后的结果。往日的全球制造业大国，开始经受以各种形式出现的经济过剩的折磨。 从形式上看，此次结构性调整与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结构调整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结构调整所面临问题的性质和经济主体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已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60年代初期进行的结构性调整，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农产品供应严重不足，它是在公有经济范围内，在国有和集体经济之间，通过行政指令性方式和调整集体经济内部关系途径，辅以市场调节方式完成的。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确立的今天，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非公经济已经在经济活动中发挥重大作用，即便是国有企业，其适应市场的经营性质也更加明显。对利润的追求是非公企业即资本的内在要求，而资本之间的竞争，又把它“作为外在的必然性现实地表现出来，而竞争无非是许多资本把资本的内在规定互相强加给对方并强加给自己”①的手段。这种以追求利润为核心的经济运行及以此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市场机制理论，是解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取得巨大进步的适当框架，也是说明我国当前所面临的供给侧问题的有效手段。 依据这一理论，可以看到，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供给和需求，基本上是直接或间接受谋利行为决定和制约的。当经济形势向好、利润率较高或有较高利润预期时，供给会不断增加，由此又造成人们对资本品和消费品的不断需求；当经济形势逆转，现实或预期利润率下降时，人们对产品的需求会绝对或相对下降，而由于固定资本的专用性和空间相对固定性，②企业产能却不能随之减少，其库存积压甚至会更加严重，债务风险也会加剧。目前，我国供给侧存在问题及其形成过程，已经基本具备上述特征。所不同的，就是近年来国际经济的衰退加速了我国经济的上述转变。因此，我们有理由把我国目前供给侧存在的问题，称为全球经济形势变动下在我国表现出来的资本过剩。这种过剩，首先表现为存在于钢铁、煤炭、水泥、建材等行业以产能过剩形式出现的生产资本过剩，还表现为存在于上述行业和建筑业以库存积压形式出现的商品资本过剩，以及与上述过剩相联系的以债务杠杆过多形式出现的使用借贷资本的过多、过滥。 由此决定，我国当前所面临的供给侧改革，绝不是解决经济短缺问题；所面临的工作对象，也主要不是国有或集体企业，而是资本主导的供给侧结构性过剩；加强对资本结构和行为的调控，是整个改革的重点。抓住这一点，才能对中央提出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在“战略上坚持持久战，战术上打好歼灭战，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抓好“去产能”等“五大重点任务”，有更深刻的理解。 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 我国基本国情和世界经济基本格局决定了，我国推进供给侧改革，既不能回到传统计划经济的老路，也不能接受新自由主义特别是供应学派的主张，走资本主义的邪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也是我们顺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指导思想。 首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作用。其中，要特别注重发挥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金融机构的引导作用。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有了更具体的部署。本文所要关注的，是如何使市场在化解过剩、优化结构中起决定性作用。 如前所述，在我国市场运行中，资本已经发挥了重要的支配性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更好地发挥决定性作用，实质上是如何让资本在资源配置中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或者说，如何使其在经济发展中选择最优行为。在我国市场上，政府是约束资本行为、推动供给侧改革的首要因素。但是，实践证明，政府行政手段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使用经济手段还会增加改革成本，增大信贷风险，③难以成为影响资本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历史和现实表明，制约资本行为的决定性因素是市场的内生因素，即资本与资本之间的竞争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竞争。对于前者的作用，我们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所谓利用对外开放的倒逼机制，实际上就是利用资本之间的竞争迫使我国企业主动实现自我变革、自我完善，走向行为优化的道路。而对于后者的作用，我们的认识却远远不够。 从根本上说，劳资之间的竞争，本身就是市场机制的内容，是市场供求关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劳动市场供求关系的基本形式。因而，承认和启动劳资之间的竞争，是完善市场机制、发挥市场决定作用的应有之义。近年来，我国劳动市场中的工资水平有所提高，这是顺应我国劳动市场状况的积极信息。然而，有人却把工资看作提高竞争力、实现经济发展的死荷重，说现在是“未富先高”，应限制工资水平的上升走势。这种试图限制和否定劳动市场机制作用的观点是与改革大势不相容的，是完全错误的。应看到，企业员工工资水平的提高不仅可以提高劳动供给，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增加消费需求，而且可以推动企业转型，实施技术和产品创新战略，逐步走上以创新为主的高路。④对此，我们要有充分认识。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几次谈到在资本支配的市场经济中，机器的使用并非无条件的：只有当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之间存在差额时，机器才得以使用，而较高的工资则是机器替代劳动的条件。马克思指出，美国人之所以对技术发明和使用持积极态度，是因为美国工资水平高：“美国人发明了碎石机。英国人不采用这种机器，因为从事这种劳动的‘不幸者’（……）的劳动只有很小一部分是有报酬的，所以对于资本家说来，机器反而会使生产变贵。”⑤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劳动力价格低于使用机器的成本时，企业怎能具有使用机器的愿意呢？由此推断，我国几十年来结构调整缓慢，很可能是由工资水平较低、没有发挥工资撬动产业升级的杠杆作用造成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陷阱，也有可能是由工资水平低而导致的“中低技术陷阱”，而不是“中等收入陷阱”。因此，首先从供给侧改革视角看待工资水平的变动，把它作为另一种倒逼机制，而不仅仅是扩大需求杠杆，是顺利推进这一改革的关键。 三、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现条件 从静态看，提高工资水平确实会抬高产品的工资成本。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规模以上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的成本，2012年以来一直维持在85元左右的高位。2015年1～11月为85.97元，同期企业利润仅为5.57%。⑥很多企业成本居高不下，使降低成本成为“五大任务”之一。 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央提出要打好降低成本的“组合拳”。我们认为，这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不能单纯盯住降低成本这一面，如果仅关注于此，有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启动工资杠杆设置认识或行动障碍。我们提出，在通过适当途径着力降低成本的同时，还应关注保证企业获得正常、合理的产品价格；从理论上讲，这一价格应是“自然价格”，或是与价值基本一致的价格。近年来，我国工业品价格持续下降，这是企业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从国内外经济背景看，产品价格下降是产能过剩这个结构性矛盾作用的结果，但资本之间的竞争特别是大资本、国际资本的垄断性竞争显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此形成的不合理价格体系，对我国中小企业形成了无形挤压，把部分价值转移到大资本、垄断资本手中。在两种倒逼力量不对称的情况下，挤压工资，增加劳动的外延量和内含量，而不是改进技术，就会成为中小资本的必然选择。 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积极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提高集中度，有针对性地实行必要的贸易保护政策，进而保证企业获得合理价格，也是发挥工资杠杆作用，最终顺利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条件。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0页。 ②哈维认为，协助完成商品和人口空间移动的道路、铁路、桥梁、码头、机场、房屋等建筑凝结了大量的固定资本，由于这类固定资本被嵌入土地之中，所以，它们往往由于不能移动而“特别容易受到贬值冷风的袭击”(David Harvey,The Limits to Capital,Verso,London,2006,p.415)。如果我们用这一方法分析实体经济中的固定资本，它们也大多具有这一特点。 ③中央工作会议指出，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实行减税政策，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 ④戈登根据企业劳动关系状况和对技术创新的态度，把西方国家所走的道路分为高路和低路，前者在合作劳动关系的基础上更具效率特征，而后者则相反。(David M.Gordon,Fat and Mean,The Free Press,1996,pp.148-170) ⑤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载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2-453页；《资本论》（第3卷），载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1-292页。 ⑥转引自《降低成本“组合拳”怎么打》，《人民日报》2016年1月4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则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向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部署，这为我国今后一个时期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应对国内外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挑战提出了新方略。会议首次强调在新时期的经济工作中“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这是一个全新的提法。对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学界认识尚不一致，有必要在学理上加以探讨，笔者谈一点不成熟的想法，借以抛砖引玉。 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具体结晶，因此，坚持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经典原理，又要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具体实践性相结合不断创新和发展的过程，这绝非朝夕之功。中央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无疑为经济工作者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提供了工作理念和行动指南。 从学理上说，“原则”要高于方法论和基本原理本身，是一种行动准则和理念。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则来说，它既要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高理念和本质特征，又要超出这一学科本身的方法论和基本原理的内容。因此，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以人为本原则。确切地说，这里的“以人为本”是指以“劳动者为本”。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区别之一是立场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方法论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它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强调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在阶级社会，人总是从属于一定阶级的人。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关系中不存在孤立的、抽象的人，而是从属于一定阶级利益的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是人的劳动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出供人类消费的物质资料，终点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的前提下，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劳动者在不同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始终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动力源泉。西方经济学则是以“经济人”假设作为出发点形成的理论逻辑，这一理论体系的逻辑实质上就是资本发展的逻辑。所以，在西方经济学逻辑中存在悖论：一方面把人假设为可以按照最大化原则进行理性选择的“经济人”，另一方面又把劳动者仅仅视为与资本、土地相同的生产要素，根本无视与其他生产要素相比，劳动者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这一事实本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是强调以人为本，以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本，理应成为它的首要原则。 我国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涉及多方面深层矛盾和利益关系的调整，这种调整甚至会带来社会阵痛。我们的各项改革措施如何最大程度地减少阵痛、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应该成为深化改革坚守的重要理念。 （2）满足需要原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需要”（need或want）和“需求”（demand）有重要区别。“需要”通常是指人的生存和发展对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客观要求。马克思在分析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构成时指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由生活资料的价值表示的，而劳动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构成具有层次性，包括劳动者自己和家属所需要的“生存资料”，如衣、食、住、行等，也包括教育、文化、健康保健等“发展资料”。因此，“需要”是以使用价值来衡量的。而“需求”概念则不同，它用以描述市场中的交换行为，只要有货币、有购买力，就形成“需求”，“需求”是从价值实现角度分析的。“需求”不一定是客观“需要”，比如市场上有1万套商品房，从客观需要即使用价值角度来说，可以满足1万个家庭的需要，但也许由于房价过高，1000个家庭购买了这1万套商品房，从市场的角度看，商品房的价值得到了实现，也就形成了市场“需求”，但显然这些买房者不是为了“需要”，而是为了资本的价值增殖，其后果必然是房价虚高，一方面是需要房子的人买不起房，另一方面是不需要房子的人囤积大量房源。类似的问题还存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其他公共产品中。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表明，我们的生产是以“满足需要”为根本目的的。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还要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借助价值规律来满足需要，但这不妨碍“满足需要”理应成为指导我们各项经济工作的重大原则。 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说，化解产能过剩，可以以“满足需要”为原则制定相应政策，比如化解商品房过剩，可以采取政府购买、百姓廉租的形式；化解钢铁、水泥等过剩，可以考虑增加基础设施尤其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结构升级，可以考虑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能力、消费需求差异性问题；等等。 （3）共享发展原则。共享发展理念是我们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理念之一。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指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表明共享发展已经属于社会制度深层内容。共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追求的理念，这一理念与以劳动者为本理念一脉相承。马克思在科学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运动规律基础上，指出了共享是未来社会的重要制度特征。我们党从强调“共同富裕”到强调“共享发展”，在理念上是一个新发展。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强调先富带动后富，这在一定历史时期有其必然性，但今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新阶段，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有了较好的经济实力，强调“共享发展”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增强发展动力，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提到共享发展，人们往往想到劳动成果分配方面的问题。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共享发展包含的内容很丰富，从微观领域看，企业层面的共享既包括分配领域的共享，如提高工资，也包括生产领域的共享，如劳动条件、劳动资料、劳动保护、劳动管理等。在宏观领域，不仅包括基础设施、公共资源的共享，还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共享；在消费层次上，不仅包括生存资料的共享，还包括发展资料的共享等。 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共享发展意味着在微观企业领域，不能一味把降低工人工资作为提高企业效率的口实。影响企业效率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技术高低、生产资料的性能好坏、企业管理的先进与否、工人积极性创造性的高低等。尽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新创造的价值是V+M，二者之间存在此消彼涨的关系，降低工资就可以提高利润。这是一种静态认识，马克思这一公式揭示了劳资之间的对立关系。但利润和工资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因此不能用线性思维套用马克思这一思想，认为降低工资就能提高利润，即提高企业效益。 （4）公有主体原则。“公有”是指公有制，“主体”是指主体地位，即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原则。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有根本区别。西方经济学是把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理论前提，认为市场经济与私有制是孪生兄弟，并把二者看作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制度，整个理论体系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源配置问题。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把资本主义所有制以及由其决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可以与不同所有制相结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特征是公有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资源配置方式上，也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它是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满足需要原则和共享发展的制度保障和物质基础。同时，坚持公有制主体性原则，也就坚持了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我们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原则，意味着要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原则，不能因为产能过剩，就轻易消灭国有企业；也不能简单认为产能过剩就是政府干预过多的结果，那种把化解产能过剩完全交给市场的说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没有“有为政府”的强大力量，以人为本、满足需要、共享发展，都可能变为空话。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前，我国经济虽然仍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态势，但世界经济格局变动调整导致外需出现常态性萎缩，资源、能源、环境约束加大，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经济发展中深层次问题的逐步凸显，供需之间在总量和结构上的矛盾的不断加深，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较为严重，迫切需要宏观经济管理和改革突破旧有框架，在深入分析国际经济新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和创新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5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恰恰是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问题的系统性回应，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理论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贯彻执行，将为我国经济持续保持又好又快的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理论甫一提出，理论界、政策界就展开了各种解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认识上的误区和混乱。党中央明确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发展。据此，笔者认为，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正确理解，绝不能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和正确轨道，因此必须在以下几个问题上保持清醒认识。 一、绝不能将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美国里根政府时代推行的“供给学派政策”混为一谈 社会上有人把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相提并论，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供给学派是兴盛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他们奉萨伊定律为圭臬，认为市场会自发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反对政府干预，主张利用减税、压低工人工资、削弱社会福利、放松政府管制、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等政策恢复资本利润率，从而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增长。从本质上说，供给学派旨在提高资本家的利润率，代表了资本家的利益，集中体现了美国右翼保守主义的经济主张。 美国里根政府20世纪80年代初曾大力推行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但是并未获得该理论吹嘘的效果。事实上，施行供给学派的主张后，美国经济非但没有实现繁荣，反而在80年代中期就出现经济增长率跌至战后最低水平的情况。这是因为：削减了工人工资福利导致了总需求的收缩，同时，大规模减税计划导致美国政府赤字高企，而时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的高利率政策则导致了美国制造业企业利润率和投资率双双下降，失业率不断攀升，收入差距迅速拉大。本意在于刺激实体经济的供给学派却由于其理论上的面片性造成了实践效果的吊诡，其结果是美国实体经济衰退，而金融化则就此萌发，自8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经济去工业化加速，对广义金融业依赖越来越强，这也为其后的历次经济危机埋下了伏笔。 有人将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克林顿繁荣”归因于里根推行的供给主义政策，这种看法也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20世纪90年代美国“克林顿繁荣”，一方面来自于信息和网络技术的大发展（这一产业并非80年代里根政府着力提升供给的目标产业，比如，硅谷的研发者和被里根政府压低了实际工资的美国汽车产业工人显然是迥异的）；另一方面要归因于20世纪9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大大扩展（这也断然不是供给学派政策的结果）。 而当前我国所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供给学派毫无共同之处。从根本上说，我国的供给侧改革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共同富裕。而供给学派则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试图建立起更加严酷的资产阶级统治。从政策上来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在减税的同时配合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的政策，增加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通过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降低融资成本，实施精准有效的产业政策，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供给学派则主张实施紧缩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也完全没有产业政策的空间。 当前有些人虽然也在表面上强调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供给学派不同，但却在政策层面给出与供给学派并无二致的建议，这种瞒天过海的伎俩也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我们必须在理论上深刻认识供给学派的内容、实质、错误及其危害，把我国的“供给侧改革”与供给学派分得清清楚楚，绝不能混为一谈，才能在实践中把中央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图领会好、贯彻好。 二、在供给侧改革中要把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结合起来 市场机制能够通过市场交换促进社会分工协作，能够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企业优胜劣汰，能够通过价格杠杆调节供给需求，从而引导资源有效配置。因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本质要求，就是在经济活动中遵循和贯彻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和供求规律。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是市场供给的主体。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必须按照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发挥企业、企业家、创业者等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创业、创新活力，加快我国经济转型升级。 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动实现均衡，而是带有一定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需要政府对其进行合理的干预和调控。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如果仅仅寄希望于市场化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这就要求我们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发挥好政府作用。 一是要充分确保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服务供给侧的能力和水平。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政府既要进一步简政放权，降低企业负担，又要积极作为，做好协调员、服务员工作，帮助和促进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沟通、产销衔接，稳定和增强消费信心，推动消化库存；帮助和促进企业之间通过行业共商、联合限产、兼并重组等方式进行产能合作，化解过剩产能。 二是要进一步提高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增强供给侧的合理性、协调性。通过完善经济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体制，注重落实贯彻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筹兼顾的理念，对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和供给侧结构性问题进行合理规划。 三是要实施结构优化、目标精准、能够增加有效供给的中长期调控和产业政策，培育新动力，发展新产业。在当前条件下，结合当今世界科技产业发展的规律和大势，要补齐科技和产业发展短板，通过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必须发挥上下两个积极性，将加大政府科技研发投入与万众创新结合起来；必须破除“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错误观念，把自主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结合起来。要充分利用政府投资整体性、长期性、战略性优势，加大对生态环境、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劳动队伍、材料装备、技术研发、前沿科学等广义生产要素和国家战略性资产的投资，发挥政府投资对于国民经济的外溢作用和引领作用，短期可以消化部分过剩产能，长期则有助于全面提高供给侧的全要素生产率。 三、在供给侧改革中要把优化经济结构与提高经济总量统一起来 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经济下行压力，既有外部冲击的影响，也有内部自身矛盾的原因；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结构性问题。其中，供给侧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主要表现为产能过剩加剧、工业品价格连跌、实体企业盈利下降、金融债务风险加大等。这就要求我们采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办法，优化经济结构，完成好“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五大任务，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但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定要处理好结构优化和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既重质量，也重速度，绝不能片面强调结构调整，忽视淡化经济总量增长。 首先，必须明确，优化经济结构的根本目的，是确保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优化结构是手段，又好又快发展是目标。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确保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必须保持必要的增长速度，即“十三五”时期经济年均增长至少要达到6.5%。从国际看，我国发展水平还较低，追赶发达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不断提高发展水平；从国内看，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有利于改善民生，让人民群众更加切实感受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果。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的：“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要充分认识到，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重要目标，“降成本”也主要应当依靠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不是人为压低劳动者生活水平和环境保护标准。 其次，还要看到，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既是经济结构优化的目标，又是解决我国当前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关键。只有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结构性改革才能有充分的空间和稳定的环境，才能推得动、改得好。具体来说，庞大库存和过剩产能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有效吸收；金融债务杠杆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有效降低；科技、生态、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民生建设等诸多短板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获得充足投入有效补齐；产业优化升级，培育新的增长点需要一定的增长速度才能支撑；保障居民的生活水平，兜住民生底线，促进社会稳定和谐需要一定的增长速度才能实现。因此，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是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必要条件，绝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 最后，在供给侧改革中要注重发挥国有企业主导作用。当前，我国经济所面临的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与所有制无关，各种所有制性质的企业都面临着去库存、去产能的艰巨任务。需要看到，当前中国经济产能过剩的根源在于终端供给的过剩，进而引发一些处于产业链上游的产能过剩。因此，处于能源、钢铁、建材等上游产业的国有企业的产能过剩是引致性的，也是终端供给产能过剩的受害者。去库存、去产能从终端供给着手，才能真正抓住问题要害。因此，在供给侧改革中，要通过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等形式，促使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一起发挥作用，相互协调合作，形成合力，实现共同发展，而不能将国有经济与非公经济对立起来。 此外，国有企业的制度优势，可以在供给侧改革中发挥关键作用，在供给侧改革中做优做强，充分发挥主导作用。一方面，国有企业与一般企业不同，从根本上说它不以短期盈利为目标从而可以与实现国家社会整体目标相统一。这一制度优越性使得国有企业能够在历次应对危机时都发挥关键作用，对于应对当前中国经济问题更是不可或缺，可以通过主动限产、整合重组、增加投资等方式实现去库存、去产能。另一方面，当前，制约中国经济更加优质高效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科技实力、创新能力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显著差距，供给的能力、水平尚显不足，在全球分工和产业链条中仍处于中低端地位，造成中国制造的效益低、竞争力不足。必须把充分发挥国有大型企业在科技进步中的引领作用和鼓励其他所有制企业创新创业、为企业创造更好的创新环境结合起来。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具有较强的技术研发优势，是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中坚力量，供给侧“补短板”、上水平、迈向中高端、参与国际竞争等主要还要依靠国有企业。 从供给与结构两个角度解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基于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现实提出的。从目前数据来看，2015年我国经济增长率维持在7%有一定的难度，这和我们1978～2012年平均10.3%的年增长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此情况下，在2015年11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我认为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概念必须要从“供给面”和“结构性”这两个角度来进行解读，当然，“供给面”和“结构性”这两个角度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首先来分析“供给面”，这主要是相对于传统的需求面政策来谈的。需求面政策主要是指由凯恩斯提出的总量层面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凯恩斯认为由于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这三大心理规律，市场经济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经济危机，这种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可以通过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扩大总需求而解决。但从学术界目前的研究文献来看，随着技术进步导致财政刺激政策的就业乘数变小、全球化的生产体现导致就业乘数外溢和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导致主权债务危机这三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出现部分失效或全局失效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持续的“滞胀”也从实践上证明了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缺陷。近年来更有一些学者如布兰查德指出，从根源上来看，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无法解决结构性扭曲。其指出在美国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无力无法解决美国以过高的消费率和过低的储蓄率为特征的消费拉动型经济发展模式；①这和国内学者如李扬、②刘骏民③指出的美国的去工业化和经济金融化无法利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来进行调整的逻辑一致。也就是说需求管理政策并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体系中深层次的结构问题，比如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并没有解决美国的经济金融化问题，中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重化工业的产能情况，恶化了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可以这么说，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基本上都使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但实施了这几年之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的效率已经严重递减，与此同时需求刺激政策带来的弊病在不断显现，这点在国际层面表现得非常明显：由于各国均实施需求扩张的政策，引起了国家和地区之间以邻为壑的贸易战和汇率战，导致了全球经济需求的进一步衰退。 从“供给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实际上正是由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无法解决经济体系内部的“结构性”问题，所以“供给侧改革”从逻辑上是与“结构性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学者在反思20世纪80年代之后兴起的以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为代表的宏观经济学，这种宏观经济学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为研究范式，主要探讨外部冲击对整体经济体系的影响，很多学者指出这种研究范式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无法揭示经济体系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因为从根源上来讲动态一般均衡研究的是一个单一产品模型，无法内生经济体系内部的结构问题，这点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截然不同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社会总产品实现的分析方法将经济体系分成了两大部类：生产资料生产（第1部类）和消费资料生产（第Ⅱ部类），这两大部类之间的数量对比关系是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是典型的将结构问题纳入经济分析的范式，所以我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有“结构性”分析范式的，是理论内蕴和逻辑自洽的，也即在分析经济“结构性”理论问题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较新古典的理论范式有优势。 从实践层面来看，很多人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就是减税，实际上这种理解是有失偏颇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在实践层面推进了很多结构性改革，比如货币政策领域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针对较长期限的抵押贷款证券进行购买，这是定向的数量型货币政策，突破了以往只盯住通胀缺口和产出缺口的总量货币政策；在产业政策方面，2009年美国的复兴和再投资法案、2011年美国高端制造合作伙伴计划都是主要要复兴美国制造业的特定产业政策；在资本管制方面，在金融危机之后，很多主流学者证明了这种资本流入流出的特定管制政策的必要性，瑞揭示了美联储主导的“全球金融周期”，提出发展中国家在面临此种全球金融周期的时候，没有传统理论上三元悖论的情况，只存在二元悖论，即要么资本管制，要么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二元悖论。④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尽管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在纳入结构问题时存在问题，但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层面已经在很多地方比如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资本流动管制方面实行了结构性改革政策。 我认为未来的经济学理论发展必然要纳入结构的因素，在这点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具有天然的优势，而未来的发展需要将中国特色的结构问题纳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进行分析，中国特色的结构问题包括所有制的结构（包括国有和非国有）、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和城市）、产业结构、地区结构（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分配结构等问题，这当中还有一个必须要考虑的复杂问题——中国特色的结构还在动态的变化过程之中。总之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机，将中国特色的结构问题纳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进行理论分析，是必然的。 ①Blanchard,Olivier J.,Lessons from the Financial Crisis,Wiley Press,2010,pp.587-594. ②李扬：《货币政策范式的调整》，《第一财经日报》2007年8月1日。 ③刘骏民：《打造虚拟经济平台是关键》，《中国证券报》2006年2月28日。 ④Rey,Helene,“Dilemma Not Trilemma:The Global Financial Cycle and Monetary Policy Independence”,NBER Working Paper,no.21162(2013). 我国农业发展中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农业问题是事关我国长远发展大局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2015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了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部署，随后召开的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又进一步明确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方向和着力点。下面就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和基本思路做一简要分析。 一、粮食“三量齐增”现象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 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很多问题的产生源自供给侧而非需求侧。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是，近年来我国粮食生产量、库存量、进口量呈现“三量齐增”的态势，出现了大宗农产品“洋货入市、国货入库”的奇特现象。这一现象说明，在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的迫切需要。 关于农业发展过程中的去库存问题。农产品库存量和进口量同时增加意味着我国农产品供给结构存在问题。当国内农产品供给量保持平稳增长时，库存增加往往是农产品的价格或品质方面的原因引起的。当国内农业生产成本较高导致农产品价格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足时，进口农产品会在一定程度上将国内农产品挤出市场，造成库存增加；当国内农产品品质难以满足需要时，同样会造成对国内农产品的需求不足、库存增加。于是，去库存需要着力在调整农产品的供给数量、价格以及改善农产品质量上下功夫。 关于农业发展过程中的降成本问题。单一考察农业生产成本的高低并不能解释农业发展过程中的“三量齐增”问题，因为当农产品能够完全满足需求方的需要时，即使是较高生产成本带来的高价格也不会减弱农产品的销售。当然，在保障农产品供给数量和品质的前提下，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有助于缩小国内外农产品价格差，有助于我国农产品销售数量的扩大，有利于农业的长远发展。 农业发展过程中的补短板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不足，比如灌溉设施、烘干设备、存储场所等供给不足；二是农产品的质量和品质亟待提升。补齐短板是保障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实效的重要途径。 总之，我国有必要从农业供给侧调整供给结构，主动适应和积极引领需求的变化和调整。 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改变现有的农业经营方式 关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字面上理解“供给侧”改革是研究产品供给问题，实际上供给侧改革是要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利用，更为根本的是要实现生产方式的调整与提升。而农业供给侧改革表面上是要改变农产品的供给品种、品质和数量，实际上是要改变和提升现有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进一步来看是要培育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我国目前正在发展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致包括两类：一是以农户家庭经营为主体的家庭农场、种田大户以及农业专业合作社；二是以农业企业经营为主体的农业公司或者龙头企业主导下的多种农业经营形式。 我国现阶段着力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必要的。这是因为一些特色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过程，需要在农业生产设施建设、农机设备购置以及农产品品牌构建等方面投入大量资本，在这些方面农业企业更为专业且具有较强实力。另外，在家庭农场、种田大户等以农户家庭经营为主体的新型农业生产方式中，通过适度规模化耕种，既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又提高了农地经营者的家庭收入总水平。当然，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是有约束条件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要解决好农地经营权流转问题。解决农地经营权流转问题首先需要解决好农地租金问题，而租金问题又与农地经营品种、价格和销售渠道、财政补贴等密切相关，还与农户的家庭收入和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密切相关。我国不断增加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口、农民工收入的持续增长以及各级政府的支农财政补贴等因素为农地经营权流转提供了现实基础。 关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结构性”问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结构性问题，也就是现有普通农户家庭经营主体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比例问题；二是农业经营种类以及与之相关的农产品供给品种、品质和数量等结构性问题。这两大结构性问题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不同类型的农业经营主体和与之相应的农业经营方式决定了农产品供给的品种、品质和数量。其中，一般粮食作物大都是由普通农户或种田大户生产的，具有较高品质和高附加值的农产品往往是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的。各类农产品的品种、品质和需求量等因素又会影响不同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比例结构。 需要注意的是，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及其经营模式都有特定的发展条件。在特定条件下，普通农户家庭经营模式未必不如新型农业经营模式。在我国很多地区，特别是以耕种大田粮食作物为主的平原地区，农作物从种到收大都实现了机械化生产。于是，通过不断提升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水平，同样可以让普通农户家庭经营模式较好地适应当前农业发展的需要。此外，无论推行什么样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都必须遵循和坚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这一改革的基本前提和改革底线。 三、五大发展理念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思路和路径 中央政府在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还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灵活运用好这五大发展理念，将有助于我国更好地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一，创新理念下的农业供给侧改革思路与路径。首先，推进农地产权制度创新，实现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离”，进一步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农业经营方式发展；其次，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不断提高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实现藏粮于技；最后，以“互联网+”架构为主体，推进农产品商业营销模式创新，积极打造各地独具特色的农产品品牌；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农资供应模式和农机经营机制创新，持续提升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水平。 第二，协调理念下的农业供给侧改革思路与路径。首先，推进农业产业“接二连三”，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实现三次产业融合发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还提出，要推动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思路；其次，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带动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跳出农业领域探寻改革的新路径，农业供给侧的改革发展和提质增效，离不开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带动与引领，离不开城乡一体化的融合发展。 第三，绿色理念下的农业供给侧改革思路与路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和农业生产过程的环境污染问题是当前我国农业发展领域备受关注的重点问题。因此，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既要推进农业生产过程绿色化，还要不断提高农产品质量，更多提供绿色、有机、无公害产品。实现农业的绿色化经营和发展，既可以通过测土配方减少化肥农药施用量的方式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又可以通过耕种绿色有机农作物，实现农产品质量和价格同步提高的良性循环。 第四，开放理念下的农业供给侧改革思路与路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众多资源、要素和商品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配置和利用。在确保我国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前提下，我国可以合理利用国际农产品市场，适度进口国内所需的农产品。这样做既满足了国内农产品多样化需求，又可以降低部分农田利用强度，进而使得其得以休养生息、保存肥力，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第五，共享理念下的农业供给侧改革思路与路径。广大农民是农地承包经营权的产权主体，任何形式的农业生产方式改革都需要农民群众的主动参与和积极配合才能行得通。只有实现改革收益共享，让农民切实感受到农业改革带来的好处，才可能真正调动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农民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参与度，进而实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实效。标签：政治经济学论文; 需求侧论文; 结构性改革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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