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堂月令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月令论文,明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2)05-0105-06
先秦时期的明堂制度，是古今聚讼不已的老问题。如据礼书所载，“或言明堂祭五帝，或言明堂为祭文王之庙。或言朝诸侯于明堂，或言明堂亦名辟雍，或言明堂亦即寝庙。”[1](P183)是关于明堂的记载虽多，但零散不集中，且各言其是。清代惠栋作《明堂大道录》，试图对历代关于明堂的研究作一总结。他认为明堂是兼具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古代庙堂建筑。他说：“明堂为天子太庙，禘祭、宗祀、朝觐、耕耤、养老、尊贤、飨射、献俘、治历、望气、告朔、行政皆行于其中，故为大教之宫。”[2](P801)惠栋之说虽更细密，但大体未出汉儒以明堂、清庙、辟雍、灵台“异名同事，其实一也”之说[3](P902)。其后阮元作《明堂论》，提出“明堂者，天子所居之初名也。是故祀上帝则于是，祭先祖则于是，朝诸侯则于是，养老尊贤教国子则于是，飨射献俘馘则于是，治天文告朔则于是，抑且天子寝食恒于是，此古之明堂也。”是后宫室制度渐备，于是分化出路寝、圜丘、宗庙、朝廷、辟雍学校等。为示不忘本和存古制，又于王城近郊东南别建明堂，“藏古帝治法册典于此，或礼五帝，布时令，朝四方诸侯，非常典礼乃于此行之，以继古帝王之迹”，这是后世的明堂[4](P57-58)。阮元较惠栋说法的可贵之处，是他能用发展进化的历史观点理解明堂制度，影响亦较大。是后孙诒让在《周礼正义》中提出明堂与宗庙、路寝、大学不同，宗庙、路寝在王宫之中，大学与明堂在南效，但大学、明堂异宫，明堂乃祭五帝及听朔布政、会同诸侯之所[5]。孙说与阮说之间的联系很显然。现代学者顾颉刚指出：明堂在“古代只是一个朝南的大礼堂，是集众开会之所，本不神秘，但经汉儒鼓吹，则与辟雍、灵台合而为一，为帝王所专有。”[6](P99)又说：“至《月令》式之明堂，乃阴阳家言之集中表现与其最后成就，全出理想，不必以事实求之者也。”[7](P149)所言已超出清儒视角，富有启发性，评说明堂的起源及其性质，是现代关于明堂认识中有代表性的认识之一。当然，关于明堂研究是十分复杂的问题，至今并未完全解决。本文所欲论者并非直接剖析明堂，而是结合相关的明堂月令问题为入手凭借来加以讨论。明堂月令问题之重要，一方面因为其在文化上乃至制度上对后世留下不容忽视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明堂问题之引起后世关注，也主要因明堂月令的传布所引致，故对于明堂月令的探讨，对明堂问题之解决亦有助益。
明堂月令乃旧中国末期阴阳家提出的一个概念。《汉书·艺文志》著录《明堂阴阳》三十三篇，《明堂阴阳说》五篇。《汉书·魏相传》“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郑玄《三礼目录》谓《礼记·月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记”[8]。据以上所引几则记载，则阴阳家中自有明堂阴阳一派，明堂月令应属于明堂阴阳家之说的范畴。今考《大戴礼记·明堂》已见“明堂月令”一词，则明堂月令已被采入儒家礼书。许慎于《说文》中屡引“明堂月令”，细按其文即《礼记·月令》，故段玉裁曰：“许称《月令》皆去‘明堂月令’。”（注：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骴”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66页。其他如
、僟、舫、
、乳、蠲、虹、耐等字说解亦引“明堂月令”，内容亦与《月令》合。）蔡邕《明堂月令论》及《后汉书》本传所上封事引《明堂月令》，内容基本同于《月令》。故所谓明堂月令者，借《礼记·月令》可窥其大概。
所谓明堂月令主要利用明堂作为布政之宫的性质，提出一套在天人感应理念指导下法天施治、顺时发政的政教合一主张，是具有浓厚阴阳五行色彩的政治理想模式。古今关于明堂之异说虽多，但明堂月令则由于其乃典型的阴阳五行理论，故其特点亦较为明显。同时借助其传布，明堂制度也成为战国秦汉之际的议论热点。阴阳家思想中的明堂特征，大致亦借上面所言之天人感应、法天施治、顺时发政以及政教合一诸理念之贯彻而表现出来。下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记载说明之。
《黄图》：“明堂者，明天道之堂也。”
桓谭《新论》：“王者造明堂辟雍，所以承天行化也。”
《礼记·明堂阴阳录》：“明堂阴阳，王者之所以应天也。明堂之制，周旋以水，水行左旋以象天，内有太室象紫宫，南出明堂象太微，西出总章象五潢，北出玄堂象营室，东出青阳象天市。上帝四时，各治其宫，王者承天统物，亦于其方以听国事。”[9]
以上几则记载指明明堂月令效法天道的性质，其指导理念即天人感应、法天施治和奉天行化。又如，
《礼含文嘉》：“明堂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据下附郑玄注，明堂乃天子颁十二月政之地[9]。
《五经释例》：“告朔行政，谓之明堂。”
《黄图》：“所以顺四时，行月令，宗祀先王，祭五帝，故谓之明堂。”[10]
以上几则记载反映出阴阳家关于明堂顺时发政及政教合一的性质。此外蔡邕在《月令篇名》中有一段很值得注意的议论：“因天时，制人事，天子发号施令，祀神受职，每月异礼，故谓之《月令》。所以顺阴阳，奉四时，效气物，行王政也。成法备具，各从时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不敢泄渎之义，故以明堂冠月令，以名其篇。”[11](P903)虽然所言乃是对《月令》篇名的解释，但据之可较全面地认识明堂的性质功能，且与上文所言大体相符。明堂月令实为阴阳五行家的政治理论模式。具体讲，一方面出于对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的自然崇拜为信念根基，这主要表现为对相关神灵的蔡祀；另一方面则根据四时气物的运行法则颁布政法教令，以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律，用以合和天人，承天统物，顺时行化，协调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最终为达到构设理想世界秩序的目的。阴阳家明堂月令的性质如此，其明堂形制则有五室与九室二说，《三礼图》曰：“明堂者，布政之宫，周制五室……秦为九室。”[9]所谓五室或九室并非周制与秦制不同所导致的制度之异，根本原因是由于阴阳家理论中的时令划分有四时与八节之异。若循此进一步分析，则会发现无论五室还是九室，全是以阴阳五行思想为据而设计的明堂制度，且明显代表着明堂月令的思想倾向。
阴阳家的时令划分主要为四时、八节、十二月及二十四气，所有阴阳时令大体不出此范围。当然亦非没有例外，如《管子·五行》所代表的五行时令异于上述时令体系。此为阴阳五行说形成后在时令书体系上引致的最大变化。其特点是一年按五行分为五时，每时72日。由于其时令直接与五行配合，与四时自然不甚相合，很难实行，故对后世影响不大，仍以四时时令为主。明堂五室说出于《考工记》，郑玄注曰：“堂上为五室，象五行也……木室为东北，火室于东南，金室于西南，水室于西北……土室于中央”。其说虽以明堂五室与五行相配，但其实际根据是以四时配四方。五室说如《礼记·月令》，乃是把一年时令四分和十二分，即以四时为总纲、十二月为细目的时令体制。其中以春夏秋冬四时与木火金水相配，又于季夏之后虚置“中央土”一项。“中央土”仅是为使四时能与五行相配而拼凑的项目，于自然时令及四时节候的运移并无实质妨碍。朱熹认为《月令》明堂“当有九室，如井田之制……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遗意，此恐是也。”[12](P2237-2238)朱熹据井田制推测明堂九室之说不合《月令》本义。《月令》明堂有四堂八个，中为太室，其主旨乃以四时配四方五行，又以五帝配五行，所以实际是以四堂连同太室合于五室之制。北魏袁翻曾论明堂五室之制曰：“案《周官》、《考工记》……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义则明矣。及《淮南》、《吕氏》、《月令》同文，虽布政班时，有堂个之别，然推其体例，则无九室之证……明堂九室，著自《戴礼》，探绪求源，罔知所出，而汉氏因之……汉为九室，略可知矣。”[13](P1537)袁翻明确指出《月令》为五室明堂，九室说乃出《大戴礼记》，为汉代所行。汉代之所以盛行明堂九室说，乃太一九宫说影响所致。九室说出于《大戴礼记·明堂》，其文曰：“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户八牖，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茅盖屋，上圆下方……明堂月令，赤缀户也，白缀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乃明堂九室取法之数，王聘珍说以五行生成之数曰：“此五行生成之数，明堂九室所取法也。”[14](P150)按以五行生成之数说九室之数本无不可，因为明堂九室确与五行相关，但这还要加以证明。
首先，明堂九室之数与九宫之数相关。九宫之数为：
九宫之数与方位相关。因为按《灵枢·九宫八风》之说，二在西南，七在西方，六在西北，九在南方，五在中央，一在北方，四在东南，三在东方，八在东北。因此方位关系，故九宫之数只能排列为上述形式不能动。九宫之数的最大特点是纵横相加之和皆为十五，此十五乃易数。《易纬·乾凿度》曰：“故阳以七，阴以八为彖，易一阴一阳，合而为十五之谓道。阳变七之九，阴变八之六，亦合于十五，则彖变之数若一。阳动而进，变七之九，象其气之息也。阴动而退，变八之六，象其气之消也。故太一以其数，以行九宫，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15](P31-32)“按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即九宫之数纵横相加之和皆为十五。十五本为易数，据上《乾凿度》所言乃七八九六卦爻之数合成，故九宫与易卦体系相关。明堂九室之数亦可分列三层：
如把左右之数互倒，适与九宫之数形式相同，纵横相加之和皆为十五亦与九宫之数合。故《大戴礼》明堂概念与九宫相通，或者说，“明堂九室，为同一九宫”[16](P229)。明堂九室既合于九宫，而九宫与八风相关。《灵枢·九宫八风》：“太一常以冬之日居叶蛰之宫四十六日，明日居天留四十六日，明日居仓门四十六日，明日居阴洛四十五日，明日居上天四十六日，明日居玄委四十六日，明日居仓果四十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复居叶蛰之宫，曰冬至矣。”按太一所游九宫，中央为招摇，北宫叶蛰，东北天留，东宫仓门，东南阴洛，南宫上天，西南玄委，西宫仓果，西北新洛。太一游行九宫，由冬至日始，复至冬至日止，周期一年。当太一移宫之日必应以风雨，四正四维八宫应以八风，可据太一之变及八风方向占断吉凶。故九宫八风本为数术占验的一种，又见于九宫式盘之上。如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墓所出九宫式盘便如此。式盘边缘上有八处文字，可以连接起来读如下：“冬至汁蛰四十六日废，明日立春。立春天溜四十六日废，明日春分。春分苍门四十六日废，明日立夏。立夏阴洛四十五日，明日夏至。夏至上天四十六日废，明日立秋。立秋玄委四十六日废，日明（应作“明日”）秋分。秋分仓果四十五日，明日立冬。立冬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冬至。”[17](P238-239)太一移宫之日即冬至、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等所谓八节，这在九宫式盘上的文字得到证明。八节又称分至启闭，即二分二至及春夏秋冬四立。八节又适与八风相应。在其他记载中，如《淮南子·天文》亦有所谓八风，即冬至起各为四十五日的条风、明庶风、清明风、景风、凉风、阊阖风、不周风、广莫风等，此八风亦与八节相对应。以八节为本的时令书是《管子·轻重己》，如其中有曰：“以冬日至始数四十六日，冬尽而春始……以冬日至始数九十二日，谓之春至……以春日至始数四十六日，春尽而夏始……以春日至始数九十二日，谓之夏至……以夏日至始数四十六日，夏尽而秋始……以夏日至始数九十二日，谓之秋至……以秋日至始数四十六日，秋尽而冬始……以秋日至始数九十二日”。此八节时令划分在《尚书大传·洪范五行传》中亦可见其大概，如谓：“自冬日至数四十六日迎春于东堂……自春分数四十六日迎夏于南堂……自夏日至数四十六日迎秋于西堂……自秋分数四十六日迎冬于北堂”。在《淮南子》中亦可见八节大概，如其《天文》论十五日一节而生二十四时之变，其中有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实际亦是八节时令体系。据上文所述，可知八节时令体系在战国秦汉之际有相当影响，这恰是阴阳说最盛的时代。明堂九室说的流行，也与八节时令体系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这在后文要谈。四时与八节相通，因而如四时配四方一样，八节亦与八方相配。前文已言九宫与易卦相关，易卦亦与八方相关，如后天八卦方位即是，而后天八卦又与八节相应，如《汉书·律历志上》所言：“时月以建分至启闭之分，易八卦之位也。”历来以后天八卦与五行相配，由此可推出九宫与五行的关系。
有学者曾对与式盘相关的“式图空间结构”加以分解，指出应包括四方、五位、八位、九宫、十二度等，其中五位之重要是在其配合五行；一个五位图，若像二绳四维作十字交叉，可得一九宫图。按《淮南子·天文》，二绳指子午、卯西二绳，相交成四正；四维即报德之维、常羊之维、背阳之维、蹄通之维，分值东北、东南、西南、西北等所谓四隅，又称四维。若五位图像二绳与四维相交适成八位、八方，就相当于构成一个中宫重迭、八宫环列的九宫图，图示如下。
这是利用图位变化关系证明五位与九宫相合，因而九宫与五行相关。那么前引王聘珍以五行生成之数说明堂九室之数亦无不可。“式图”中的四方、五位、八位、九宫、十二度等可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四分、八分和十二分的系统，一个是五分和九分的系统[18](P120-125)。按此分法，五位与九宫归为一类，而如上文所言，二者相关应与它们都与五行有共同的联系。如再从图位关系上对后天八卦与五行加以分析，九宫与五行的关系会再一次得到证明。
所谓后天八卦见于《易·说卦》，历来相承说以五行之象，即震、巽为木，离为火，坤为土，乾、兑为金，坎为水，艮为土，其配数正应为生数和成数。按《尚书大传·洪范五行传》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天五生土。”是一二三四五为五行生数，六七八九十为五行成数。此生数、成数与八卦的关系，也可以用分别象征天地的两个五位图示意如下：
震、巽居东，坎、离居南北，乾、兑居西，坤、艮居中，合于木火金水土配东南西北中之序。此二图重迭即为河图（注：宋儒有九图十书说与十图九书说之辨，今从朱熹以十数图为河图、九数图为洛书之说。见《易学启蒙》，苏勇校注《周易本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07-208。），即上为二、七之数，下为一、六之数，右三、八，左四、九，中间为五、十。两五位图交午即为一九宫图：
图稍加变易，即左旋使二离合并于南，二坎合并于北，兑移至正西，震移至正东，乾移至西北，巽移至东南，以中宫艮、坤代替被合并的坎、离而分居于东北、西南、可得一后天图：
中坎离震兑为四正卦，又称四时卦，与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相应；艮巽坤乾为四隅卦，与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相应。此图为八卦九宫结合成的八卦九宫图，其中八卦与八节相应。从上述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其一，由于八卦、九宫都与五行有潜在的联系，那么明堂九室与五行的关系也再一次得到说明。其二，明堂五室与九室的区别在于，一以四方配四时为主，如《月令》所述为是；一以八方配八节为主，此八卦九宫图可证。但二者都要设置中宫，于是明堂五室与明堂九室都被纳入五行的体系之内。前引以五位与九宫划归一个系统的说法，由此可得解释。这一切说到底，还是因为阴阳家理论中的四时、八节都与五行相应，因此决定了以四时、八节为构拟基础的明堂五室与九室同属五行的范畴。其三，在上述图位变化关系中，河图及九宫八卦图等都是以五位图为基础变换得出，而如前文所言，五位之重要是因为它与五行相应。再从配数关系上讲，河图十数备具五行生数成数的全体，九宫九数似缺十而实隐含于中宫五之中，后天八卦则二、七和一、六分别相兼。按五与十乃土的生成之数，故可相含；二与七乃火的生成之数，一与六乃水的生成之数，故可分别相兼。所以天地生成之数乃河图及九宫八卦的配数根据。五行生成之数不仅见于《尚书大传·洪范五行传》，《月令》以七八九六五与四时五行相配已见其端倪。如胡渭曾有曰：“按《月令》吕不韦作也，而东木之数八，南火之数七、中土之数五，西金之数九，北水之数六，则似战国时已有以天地之数附会于《洪范》而为五行生成之说者矣”[19](P235)。总之，天地生成之数亦即五行之数及其与时间、空间的对应配合关系，乃是阴阳五行说构设世界秩序及万物关系的基本理论模式之一。上文的分析不难看出，明堂五室及九室说显然是从这个理论模式中推出的产物。此外，四分、八分、十二分的系统与此五分、九分系统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未与五行相结合，因而纯乎是原始的阴阳说体系。至于五位、九宫皆与五行相关，因而是阴阳五行说体系形成后的说法。我曾指出，阴阳说与五行说的结合经历了一个过程，最初在春秋以来是阴阳说的影响明显大于五行，后来阴阳家出于更完满解释事物变化的需要，乃采纳五行于阴阳说之内，并在战国中后期发展起阴阳五行说体系[25](P200)。按此观点，虽然明堂五室与九室二说表面有异，但由于二者与五行有共同的联系，故应同为阴阳五行体系形成后的产物，可断无疑。它反映了战国后期阴阳五行观念对明堂制度的渗透。而且由于明堂五室或九室在结构上与五行观念相通，因此成为王者居中发布五行之政的外在宫室制度象征。古人往往把思想观念的内核外化为形式上的具象，这由其时的思维习惯所决定。如明堂制度又被描述为上圆下方，就是为效法天圆地方，与此是一个道理。
总之，明堂制度出现可能很早，但根据对五室或九室的明堂结构的分析，可以发现阴阳五行说对它的渗透影响之大，因而明堂月令说的产生时间不会早于战国后期。它主要利用明堂本为布政之宫的性质，提出一套天人感应以及法天施治、顺天行政的阴阳五行化政教合一理想。由于明堂月令说用阴阳五行化的理想模式重塑了明堂概念，故今日在研究古代明堂制度时，在以之为借鉴的同时，如何成功地剥离其概念上的阴阳五行化包装，就是十分关键的问题。
收稿日期：2002-07-23